苏联解体–红色帝国的最后记忆

距离莫斯科两千五百里的地中海上，两艘船在马尔他附近的海域，碰上了猛烈的冬季风暴。

“很好笑，当时刮起大风暴，两艘船一直没办法碰头。”

这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第一次会面。

“老布什晕船，戈尔巴乔夫晕船，所有人都晕船了。”

在惊涛骇浪中，艰难靠近彼此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领袖。

此时的老布什刚刚上任不到一年，他的前任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并将美、苏之间的核武对峙，推到了最高峰。老布什会延续前人的政策吗？

另一边的戈尔巴乔夫，自上任起，便推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他能挽救被冷战拖累的疲惫不堪的苏联吗？

世界上两个最富权力的人，即将在马尔他见面；这次峰会，将改变历史前行的速度；因为，此行二人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结束“冷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号，被漫长的冬日黑夜笼罩着的莫斯科，当克林姆林宫的钟声敲响七下之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全苏联民众发表了他的辞职文告；苏联这个有着二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两洲的红色帝国，在没有任何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

在这个帝国最后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巨人的倒塌？故事要从戈尔巴乔夫说起。

在二十世纪的政坛，很少有人的评价能像他这般两极化：有的人把他看作结束“冷战”对峙局面的伟人；而有的人则称他是葬送苏联的罪人、共产主义的叛徒。

不过，在一九八五年，这个集体农庄管理员之子却是苏共高层元老们眼中唯一的“救星”。

三月的莫斯科依旧寒风刺骨；红场上又一次站满了人；这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的葬礼。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苏联已经有三位国家领导人、几位核心政治局委员相继去世；葬礼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人们轻车熟路的完成各项仪式；看上去并不过分悲伤。然而，这次的葬礼却有些不同：看台上方和一众苏共元老并排站立的，有一个陌生的身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两天前，他刚刚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举为新一任总书记；这一年，他才五十四岁。

“到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全面的危机；前后有三个领导人，任期大概一年左右就都病逝了；就要换一个新的领导人；当时被称为是病夫治国；当时苏共这些领导人，就是政治局委员们，这些老人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帝国快要完蛋了，必须要有一个年轻的领导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三月十一号，这个中央经济会议的记录，现在，这个记录解密了；解密上面就是反映的东西：大家都承认，现在苏联已经到了一个死胡同；那么，当时，在会上首先推荐他的是元首葛罗米柯，他当时也说到了戈尔巴乔夫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这个人精力充沛的；第二点，这个人才华横溢；第三点，他人事关系好。”

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年轻总书记，在葬礼上的演讲，让苏联人从料峭的春寒中，嗅到了一丝改革的味道；他雄心壮志地提出了未来的前景，指出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办法；不过，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却是一个犹如凝滞的血液般失去活力的老大帝国。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苏联经历了整整十年的经济发展停滞；冷战思维，争夺霸权，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九到二十长期被用于扩充军备；国内财政储备紧缩，维系民生尚且困难，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他的施政方针始终是放在强国家、强军队这个上面–先强国后富民；就是要求老百姓勒紧裤袋，说：今年勒紧裤袋，五年以后我可以让你过社会主义的生活。斯大林许诺过；赫鲁晓夫许诺过；许诺最厉害的就是勃列日涅夫，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发达社会主义了，然后过几年我们就是共产主义了。这种许诺，光有许诺，而没有实现。所以，严格讲七十四年来，底层的最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重大的像许诺那样的改善；而上层的执政者改善了很多，可以说有些上层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或者说已经到了超共产主义水平；就是这样，形成了大量的阶级分化和贫富的悬殊。”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在民间，思潮也越来越活跃；党内的高层也觉得开始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才能改革？那么，改革它突然就来到了。”

戈尔巴乔夫首先提出了“加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总路线；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这条改革路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严重下跌的国际油价，导致苏联的外汇储备大幅减少了三分之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亚美尼亚大地震，额外增加了预算开支。

“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死点在哪？在那个旧的体制下、在旧的秩序下、在旧的管理人员的治理下，而这些管理人员有着旧的思维，和旧的管理方法，培养出来的人员，那是改不动的。”

经济改革并没有出现预想的效果；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发起了两个革命性的口号：“公开性”和“新思维”。前者的意思是言论自由；而后者指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组。

“他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公开性；但是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什么才是公开性？他想到了，然后他就开始做；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就给当时的苏联社会，可以说带来了一定的混乱。”

“戈尔巴乔夫一说出‘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了’，一切就已成定局；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法停下来，或者回头；太迟了，所有的东西都随之而来。”

一九八九年，改革的成绩并不让人满意；尽管苏联社会开始呼吸、新闻审查已被废除、个人自由得到更大的尊重、任意拘留的情况也已经消失，俄罗斯人的生活质量却在不断下降。

马尔他峰会，就在这个时候举行了。

“戈尔巴乔夫以极度弱势的姿态，抵达了马尔他。”

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说服美国停止核武竞赛；这么做，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也是基于经济理由；大幅削减国家军费，有助推行他的新思维改革，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

“不止欧洲国家，全世界都因为冷战陷入了困境；你要了解，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吞没两个国家好几百亿了，想想看，这笔钱可以做多少事？！”

“老布什说出那句名言：苏联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也说了同样的话语；我们握手；这句话象征着‘冷战’的终结；这是重大的决定；它开拓了新的合作的可能；但是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里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冷战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期待着能在新环境下，为老态龙钟的苏联摸索出一条改革之路；然而，经济与政局的不稳，却让一个更大的潜在危机，浮出水面：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已经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沙俄帝国从十四世纪开始，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对异族的压迫和奴役非常残酷；列宁曾经说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十月革命推翻沙俄统治之后，苏联在其成立宣言和条约里规定：每个民族都享有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但是，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一政策发生了变化，各个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先后并入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被打碎的俄国框架，又重新恢复了起来。

民族问题的紧张情势，一直以来，都是困扰苏共中央的隐忧；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让民族斗争愈发激烈；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率先一试，撕开了苏维埃联盟的第一道裂痕；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脱离苏联；这三个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虽是小国，却处在东西方交通的战略要地，成为历代发达国家争夺的对象；一九三九年，他们因为斯大林与纳粹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划入了苏联版图。受制于联邦的政治经济体制，三个加盟共和国发展缓慢，认为自己成了大国强权下的牺牲品。

“他们在苏联史书上都写的是，这些人是自愿申请、自愿加入苏联的；但是他们自己得出来：这不是我们自愿加入的，我们是被并入的；一个加入，一个并入，就反映了苏联和各个加盟国之间的两种不同的立场；所以他们一直不是很心甘；所以有机会总会出现问题。”

苏德条约签订五十年之际，三国的百万民众手拉手，组成了长达六百五十公里的人链，以争取主权独立。

“戈尔巴乔夫不是倡导民主、倡导公开吗？！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由于又做了平反工作：给历史上被镇压的各种‘大难’做了平反工作；其实，这个事情，民族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在苏联被广大民众看到了。”

有别于前任苏联领导人的强硬政策，在新的政治形态下，戈尔巴乔夫跟夫人赖莎，一起到访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试图评估那里日益严峻的形势。

“戈尔巴乔夫到访的时候，我一直陪着他；穿过街道走向广场，跟知识分子见面；他每次都问同样的问题：你们真的想脱离苏联吗？每次他都得到一样的回答：对。除了‘对’以外，还会有别的答案吗？”

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却跟他党内的同事们说了另外一番话；从维尔纽斯回来以后，戈尔巴乔夫兴奋的跟政治局说：“一切都好；他们希望继续跟俄罗斯人一起都属于苏联；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两个月之后，立陶宛就单方面的宣布独立了。”

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加盟国分裂出去，此事非同小可；因为这种趋势很可能会蔓延开来；不过戈尔巴乔夫还是决定，以静制动，并没有用武力制止分裂。

“戈尔巴乔夫在我看来，具有卓越能力的一点是，他非常依赖一些道德原则，反对使用强力；身为一位受过训练的律师，他非常尊重法律的最高权力。”

联盟面临解体威胁，戈尔巴乔夫决定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并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出了更为大胆的一步；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行政职务：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在人民代表大会当选苏联总统；他也是苏联历史上唯一的一任。

这次的会议同时修改了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多党制”的大门就此敞开。

“一切都需要彻底改革，我意识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这么认为；但他比较赞成逐步改善和修正；他常常跟我说：小心，亚历山大，这个党是只猛兽，随时都可能失控。”

“这个制度已经式微、已经过时了，显然是因为其独裁的政治方针；共产党和行政机关把握大权，大家都可以观察到，我所有的创新措施，都遭到权贵阶层的反对，每一回都一样；共产党不是做好管制工作和执行改革政策，而是拖慢了整个程序。”

“有些人认为，要瓦解共产制度，就必须解散苏联；我不理解这个想法，也不能接受；我真心诚意的认为，建立一个像欧盟一样的联盟，才是上策；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了一套为期五百天的经济改革方案。”

这个计划，要求苏联经济，在五百天内，进行激进的改革：建立自由市场，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鼓励外国投资，并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国会辩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站出来，严词批评亚夫林斯基和戈尔巴乔夫，我对他们说：我们连一套自由市场的理论也还没想好，怎么可能在五百天之内转型为市场经济呢？！你们怎么可能在五百天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呢？！简直荒谬！”

旧的体制被打破，而新的制度却还没建立起来；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一个两难：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并存吗？

在价格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引入竞争机制，和开放贸易的措施，难以奏效。才刚脱离计划体制的生产者，再没兴趣做亏本生意；结果是供应量下降，商店内的货架空空如也，所有商品都短缺。

当选总统后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谈到把必需品的价格自由化的需要；但越接近他要下决心，要负责任的时刻，他就越举棋不定。

戈尔巴乔夫一再拖延，最终把计划搁置，但为时已晚。

黑市交易的美元成为参照货币，卢布崩盘、通胀飙升、工资和退休金不再定期发放，莫斯科街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乞丐。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首，戈尔巴乔夫对这个夭折的闪电式经济转型计划报以了严厉的批评：

“事实上，那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你不可能在五百天之内，把一个经济系统转变成另外一个；我们失败了，真的失败了。”

“我想，这个人并不像有人说的，是隐藏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敌人，或者是潜伏在…，准备有一天来搞垮社会主义阵营，我想他不属于这种人；他是想改…，他接受了老一辈的..，我们只能说,他的改革的失败,说明他这个人，无论从政治上来说、无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或者个人能力上说，他没有能够拯救苏联不败亡的这样一种能力；在那时候，他这个能力失败了；当然，可能他受到时代的掣肘。”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激起了民怨；在一九九零年的劳动节，苏联历史上首次有国家领袖被民众的嘘声逼下了红场的讲台。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已经失势好几年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一样，也是地方上出来的；都不是这种像首都或者是像列宁格勒这样的大城市政治和文化中心出来的，这也是当时苏联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他也不是典型的那种官僚，三十岁才加入苏共，当时他显然很聪明。”

一九八五年八月，刚上任的戈尔巴乔夫力荐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理由是，此人改革意识强。

叶利钦上任三把火：反特权、反腐败、反官僚体制；实行干部大换血；由此形象大振，成了人们赞誉的改革闯将。

“戈尔巴乔夫做第一书记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冲突，在这个时代，就是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后期，八五年到八七年期间，就越来越激烈了；戈尔巴乔夫也并不傻，他已经敏锐的察觉到了，叶利钦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有可能对苏共中央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后来把他革职了，让他做了苏共中央的一个建筑部的副部长，没有实权了。”

“戈尔巴乔夫还是宽容他了；到现在有人采访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就说当年苏联怎么能不失败：当年我把叶利钦可以放到外国去做大使，那就好一些。”

“我得承认，委任叶利钦是党内的共同错误；我们很仔细的讨论过，到底要不要接纳他，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有人跟我说：戈尔巴乔夫，他值得信任，我们应该招揽他；他做事果断，从不犹豫；于是，我们便启用了他。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也知道。”

一九八九年三月，叶利钦以百分之八十九点四的得票率，当选苏联国会议员，重返政坛；在国会上，他不放弃任何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敌意的机会。

尽管党内已经分化，地位越来越不稳，戈尔巴乔夫还是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连任。

保守派党员沦为小众；但突然间，就在大会之上，叶利钦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宣布退党。

“只有我看到他当时的状态，他铁青的脸，非常不悦；作为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孩子，他的一生都是共产主义给他的，现在，他却要抛开这一切。”

“我记得那次在克林姆林宫，大家看他的背影，沿大厅中间的走道远去；不久前还是至高无上、势强力大的权力中心，现在，已变得不堪一击；其实，他这一走，是迈向了新势力的可能。”

“一九九零年秋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民主派背弃了戈尔巴乔夫，因为他终止了五百天计划；而共产党人也离他而去，想想你这样对我们，我们还留着你干什么；因此他变得孤立无援。”

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必须要做出选择，不论基于政治，还是个人理由，他都无法与叶利钦合作。

于是，他决定转而投向责怪其瓦解专政的共产党保守派；这年秋天，他启用保守派，重新组织了一个强硬班底；他任命普戈为内务部长、亚佐夫为国防部长、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主席，更进一步向强硬派作出妥协。委任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帕夫洛夫为内阁总理；然而这一转向的代价巨大，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改革人士的支持：曾经最忠诚的战友–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决定辞职。

“我说完以后，轮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他说：这不是真的，没有这个威胁；如果真的有这个威胁，为何谢瓦尔德纳泽会知道，而我却不知道；但是，我有可靠的消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同龄的外交部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外交官在克格勃工作，他们知道一切；很自然地，他们也会告诉我：戈尔巴乔夫不愿意相信我。”

一九九零年岁末，莫斯科政局的主动权，掌握在两股势力手中：一方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他们希望苏联能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另一方是苏共内部的保守派，他们把苏联国内的混乱局面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夹在两股势力之间的戈尔巴乔夫，此时还不清楚，一场政变已经在不远之处等着他了。

一九八五年，五十四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书记；他期待着能通过一系列改革让生锈老化的苏联体系恢复生机；不料却把这个老大帝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到了一九九零年岁末，莫斯科的政局划分为两股力量：一方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另一方是苏共内部的保守派。

戈尔巴乔夫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与分离主义的夹攻之下，不得不投向了后者；他重新组织了一个强硬派班底；但是这个举动却换来了流血的代价。

莫斯科的政权强硬起来，促使波罗的海三国的共产党保守派主动出击；维尔纽斯和里加的党众，走上街头，争取把自己的国家，留在苏联之内，他们与支持独立的民众，爆发了冲突；时局日益紧张。

“街上聚集了十到十五万人，一眼望不到边，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莫斯科的高官召见我，跟我说：我们提供给你们所有镇压动乱的必要手段；我告诉他们：我不想要那些手段，我不会那么做；然后他们就没再说要帮忙。”

莫斯科强硬派直接采取了实际行动；苏联部队进驻到了维尔纽斯，只等一声令下。

“戈尔巴乔夫就在我面前给国防部长亚佐夫打电话；他问：还要持续多久？你为什么不能摆平这帮民族主义者？亚佐夫回答说：戈尔巴乔夫，您才是总司令，您给我发出书面命令，明天不止那栋电视大楼可以消失，任何东西都不会留下；然后戈尔巴乔夫就说：有我的话还不够吗？!”

事实上，没有人愿意承担流血的责任。

国家最高领导层优柔寡断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苏联阿尔法特种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多座公共设施，击败了守在广播电视台的民族主义者；事件总共造成十四人死亡，七百人受伤。

拉脱维亚的里加也发生了同类事件，造成四人伤亡。

流血事件震动了苏联，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那件事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非常担心；他们怕这件事不仅会动摇刚独立的东欧国家，甚至会影响到苏联本身的稳定；我还记得老布什、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当时的讲话，他们怕这件事会妨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程；他们很喜欢戈尔巴乔夫，期盼着他能为他们达成苏联的民主化。”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七日，苏联举行了一次攸关联盟命运的全民公决；这是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全苏联登记的一点八五亿选民当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投票；他们被问到：是否应该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结果是，百分之七十六的人都认为：应该。

同一天，苏联最大的加盟国–俄罗斯–单独进行了另一项公决，百分之七十的投票人宣称，自己赞成设立俄罗斯总统一职，由普选的方法产生；并且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境内的权力将大于苏联总统；

六月十六日，叶利钦宣誓就职，他被选为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

现在莫斯科成为了两个对立方的阵地：一方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另一方则是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而后者背负着万千俄罗斯人的希望。

戈尔巴乔夫对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与实验，引发了远超出他想象的大雪崩一般的效果；而他在外交政策上所遭受的批评，也绝不亚于他的改革政策。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放弃了军备竞赛，减少了派遣“支持东欧卫星国”的部队，以裁减庞大的军费支出；苏联的政策渐渐明朗化；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决定冒险测试他们主人的决心；“天鹅绒革命”蔓延开去，苏联的卫星国，在几乎没有发一颗子弹的情况之下，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个个垮台了。

一九八九年，将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割了半个世纪的“铁幕”，出现了第一个缺口；在戈尔巴乔夫的“不干涉”政策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

“他就放松了莫斯科这种‘老大哥’这种地位；他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就等于说你们自己过吧，我也不再管；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再管。”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我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想对美国宣布结束冷战；我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如果冷战结束了，那么东德怎么办呢？！戈尔巴乔夫看着我，好像没有理解问题一样；我又问他一遍，他说：上帝啊，两德统一并不在计划之中。”

然而，几天之后，柏林墙倒塌了；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的这抹痕迹被就此逝去。

失去了重要的战略阵地，戈尔巴乔夫被指责向西方力量屈服，除了没有就苏联撤兵东德的事讨价还价，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老布什的政府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都同意德国必须统一，这问题已不能再拖，一定要这么做，这是历史公道；但是怎么处理统一之后的德国呢？拿它怎么办？把它放在哪儿？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德国纳入北约，好让其受控；但是戈尔巴乔夫不喜欢这个主意，这个妥协太大、让步太大了；后来有人跟戈尔巴乔夫说：总之，要把德国纳入北约的话，北约就得答应以后不会再向东扩；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这个许诺；但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信了美国人的话。”

此后的事实证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明显会尽一切努力，加入北约；北约的势力范围，逼到了苏联的边界；尽管如此，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还是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投向西方国家，以挽救被认为是他一手造成的经济困境；为了取得大规模的财政援助，他主动飞到伦敦出席了七大工业国的峰会；不过，这一行，并没能让他如愿以偿。

“戈尔巴乔夫的话说的很重，他说，我做了你们要求的一切事：你们要派遣专家，我接受了美国专家；你们要求开放价格、开放市场，这些我都做了；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如果你们再不帮助我，就会变成一场灾难；让人吃惊的是，主持会议的是英国首相梅杰，他赞扬了戈尔巴乔夫，送他离开；又把我们单独召集到一起讨论；梅杰说：我们应该帮助戈尔巴乔夫的，但是未来难以预料，我们不能被绑死，我们应该为他的接班人保留一些余地；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当时大家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倒台。”

“他们宁可选择叶利钦，叶利钦是严厉强悍的领袖，非常有悖于民主精神；他们认为，他管得住俄罗斯；戈尔巴乔夫试图带领俄罗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独立，这条路是西方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宁愿要一个严厉强势，又听他们话的独裁者。”

“如果七大工业国给了戈尔巴乔夫一大套经济、财政和信贷的援助，就不会有人想要发动政变；如果戈尔巴乔夫手握两百亿的财政援助计划，他们根本没胆量反抗，他们绝不敢这么做。”

从伦敦空手而归，戈尔巴乔夫知道，他的政治地位已经悬于一线；暑假快要到了，有关叛乱的谣言四起，一场政变正在酝酿之中；事实上，这个计划筹备已久，并且资金充裕；而策划的人，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起来的亲信和政府要员。

“是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开始，我们不会全部人一起见面，都是以小组的形式开会；国家几近没落，得用非常手段，阻止这种事发生。”

这群人由苏共党内的保守派组成；他们反对的是戈尔巴乔夫正在拟定的“新联盟条约”；这个条约将把苏联，变成一个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联盟，各个加盟国将享有极大程度的自主权。

“组织新联盟的条约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在七月底的时候，就发表了；主要的问题几乎都已经处理完毕；政变者心里想：该动手的时候到了；之后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八月十八号，戈尔巴乔夫跟夫人赖莎，和家人一起，正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总统别墅度假；一件麻烦事发生了。

“国防部把总统别墅的电力和通讯都截断；军队告诉我：他们是奉命行事；就是这样，然后，他们离开了别墅。”

与此同时，苏联海军的巡洋舰，高调地在沿岸水域巡逻，目的是要给别墅内的人施压，制造紧张气氛。

不久之后，一群不速之客，闯进了戈尔巴乔夫的别墅；他们宣称，已经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直接要求戈尔巴乔夫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

“很简单，我跟那群政变分子说，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当着人民的面，发表你们的意见；然后我也发表我的；之后我们再做出合适的决定；他们跟我说：这样的话，你得先签下辞职书；我拒绝了；政变分子遭到我的反抗，没有得到我的支持；他们希望我跟他们合作；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按照一名当时在场的政变者的说法：八月十八日，在福罗斯别墅内，当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表现与平常大不相同。

“我当时在场，戈尔巴乔夫的表现是这样：他拿了一张纸，然后说，我写信给议会主席，让他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他拿着笔拿着纸，乱晃了几下；然后说，不过其实干嘛要我动笔，你们都在，你们去让主席召开大会就好了。”

在没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正式授权之下，政变者回到莫斯科，决定加快事件的步伐。

五百辆坦克车，开进莫斯科,下命令的人是国防部长亚佐夫；坦克占据了政府部门、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战略性位置；还包围了俄罗斯的白宫，也就是国会大楼；政变者在克里姆林宫设立了检查岗哨，示威活动被禁止，并且，开始实施宵禁。

这个时候，事件的另一方，叶利钦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加紧对这突如其来的政变做出判断。

“在叶利钦的官邸里，我们拟好了一封给人民的公开信；我们用绝对清晰、精确有力的措辞来说明：以合法途径当选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如今被剥夺了的权力，政变者显然是国家罪犯。”

“这封公开信，对那三天里发生的事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一句表态，是讲给苏联人民听的，也是讲给全世界人听的。”

越来越多的莫斯科人，聚集在被坦克包围的白宫之外；叶利钦决定主动出击，他要到那里，对坦克部队发表讲话。

“我跟他说：你想也别想，叶利钦，根本不可能这么做；我们不知道他们想干嘛，说不定谁就会在楼顶或者阳台上伏击你；你不能去；他转过身来跟我说：给我声明稿；我还在试着说服他改变主意；但五六分钟之后，叶利钦已经爬到坦克上边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跟着他。”

“他非常果断地走出来，在坦克上面，发表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而且是经过当时，比方像CNN这样的电视台，向全世界转播的；俄罗斯人民也看到了；结果是，俄罗斯人民看到的是一个英雄；这是一个能够带领我们摆脱危机的英雄。”

叶利钦的振臂一呼，对群龙无首的示威者，立即起了作用；而在坦克上的年轻士兵则是一片迷茫，不知该倒向何方。

“我们的行动开始出岔子；叶利钦，和他的人–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叛国贼，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是再适合不过的，他们带了差不多十万人，来到白宫门前，完全坏掉了我们的好事。”

八月十九号下午五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首次公开露面；副总统亚纳耶夫，在五个人的陪同下，召开了记者会；这些人全都是戈尔巴乔夫亲手委任的苏共高层官员。

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别墅内，被软禁的戈尔巴乔夫等人，通过别墅管理员的电视，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终于意识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企图，赖莎被记者会吓坏了，尤其是看见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抖。

“戈尔巴乔夫说，政变分子现在肯定想把他生病的谎言变成事实，他们会想办法给他下毒；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拒绝吃任何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食物。”

完全无法与外界联络，戈尔巴乔夫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威胁；他用一台家庭录影机拍下了一段声明。

第二天在重重保安之下，通宵留守白宫的叶利钦，得到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的支持；莫斯科民众筑起人墙，围堵坦克；一直没接到进攻命令的坦克部队渐入疲态，政变者束手无策，一个接一个想要退出。

“我们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不可能下命令，向自己的国民开火。”

奉命进城的官兵，并不确定自己的任务；他们不觉得保卫白宫的人群中，有哪个是敌人；更不想让自己的同胞流血；军队倒戈了。

最终没有爆发内战；只是在八月二十号的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

“有一条通道被清洁车、无轨电车和货车之类的挡住了；后面有几辆坦克车一直往前开，想要开过去；我先看见一个人，然后五个，然后十个、二十个，一起冲向那些坦克；他们后面还跟着一两百人；他们跑到坦克那边，把一块原本折好的放在车尾的罩布掀开了；然后把整个坦克罩住；坦克里面的人意识到出了事，于是在视线被罩布挡住的情况下开始倒车；就在倒车的时候，他们撞倒了两个年轻人；人群里传出尖叫声；当兵的走出坦克，没有人擅自动武；有人问当兵的：兄弟，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然后那些当兵的–他们都是被应招入伍的–很自然地，就站在了群众那一边。”

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听从集体的指令。

这场意外夺去了三个年轻平民的生命，并没有人因此被追究责任；莫斯科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这三个年轻人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这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有人被授予这个称号。

八月二十一号早上，“紧急状态令”解除了；坦克陆续撤离莫斯科；这场仅仅持续了三天的政变，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收场；到了该把戈尔巴乔夫接回莫斯科的时候了。

慌乱中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派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飞赴克里米亚，指望着跟戈尔巴乔夫打交情牌，可以让他们逃过政变的罪责。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叶利钦立刻派出了他的副手–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乘另一架班机，前往克里米亚，他要以救世主的姿态，把戈尔巴乔夫接回莫斯科。

叶利钦将这个动作告知了驻莫斯科的西方各国大使馆。

“我联络到驻莫斯科的法国大使馆，他们告诉我，飞机即将起飞；我对大使说，派个人跟他们一起上飞机。”

法国派出的是一名会讲流利俄语的外交官；两小时后，他和鲁茨科伊一行降落在克里米亚；一下飞机，便立即前往戈尔巴乔夫的别墅。

“戈尔巴乔夫的保安小分队，带我们去见他；还有夫人赖莎，和她的随从；可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已经先到了；我告诉戈尔巴乔夫的人，我们是向着你们的，我们是来接戈尔巴乔夫回去的；戈尔巴乔夫高兴坏了；但他夫人看上去憔悴极了；鲁茨科伊说：我们是来还你们自由的。”

此时克留奇科夫和其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仍然在场，他们也想用自己的飞机，把戈尔巴乔夫带回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跟我们说：谢谢你们！但他们已经来接我了，我坐他们的飞机走好了；我们叶利钦一方的人对他说，不行！你现在就跟我们走！”

戈尔巴乔夫最终坐着叶利钦的飞机，返回了莫斯科；他心中清楚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很痛苦；他神志不太清楚；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整个人都在发抖；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将要失去一切，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戈尔巴乔夫虽然保住了政权，但这场政变的真正赢家是叶利钦；他的大批支持者，组成代表团，到莫斯科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步下飞机的悬梯，脸上还带着笑容；但是夫人赖莎和小孙女看上去明显受了惊吓。

面对守候在机场的媒体镜头，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向他的解救者致以谢意。

短短几天之内，莫斯科的权力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实权现在掌握在了叶利钦的手中。

“819政变”流产之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共有三位成员自杀；他们是：内务部长普戈、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和苏共中央委员克鲁齐纳；这三名高官分别代表了党、政府和军队；而在八月二十号晚上的意外中丧生的年轻人，恰好也是三个，代表了俄罗斯新生的民主力量；六条生命的代价，将苏联推向了历史的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