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把“三苏”和王安石拉扯成了仇人

一、 “三苏”和王安石的交往

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苏洵生于1009年， 王安石生于1021年，苏洵大王安石十二岁，基本属于两代人，他们之间有代沟很正常。据说，两人都是有脾气的人，性格孤傲执拗，两人见了面，互不理睬，谁也不买谁的账。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无凭无据。查遍两人文集，无论书信，诗文，还是官场应酬，除了这篇苏洵写的针对王安石的《辨奸论》，真还找不出其他证据，显示两人之间有什么激烈矛盾。

王安石与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的交往较多，可以说王安石影响了苏轼、苏辙的一生。他们是官场中的上下级，是曾经相互攻击、倾轧的政敌，是切磋诗文的文坛伙伴，更是畅谈交心的朋友。政治立场的不同，并未影响他们的君子之交。我们不禁奇怪，苏轼、苏辙还不至于忤逆不孝，糊涂到去结交父亲的仇人，认敌为友吧？从苏轼、苏辙的角度看，要说作为二人父亲的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甚于仇雠”，这从何说起？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说不过去嘛！

按理，苏洵死于“熙宁变法”之前，他和王安石的变法新政，连边都沾不上，但苏洵与王安石之间矛盾深沉却似乎成了公认的事实。这一共识是不是依据《辨奸论》才达成的，就不得而知了。

苏洵与王安石初次相识当在嘉祐元年（1056）， 王安石受欧阳修推荐，归朝任群牧判官。同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欧阳修极力向朝廷推荐苏洵，父子三人由此名震京师。王安石当时任职的群牧司是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官位卑微；而苏洵不过是一介布衣书生，两人谈不上有什么厉害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都受知于欧阳修，有共同的朋友圈，他们多次参加欧阳修组织的文人雅集，相互诗歌唱和，例如两人文集中都留存有以欧阳修宠爱的白兔为吟咏主题的“白兔唱和诗”。据传说，苏洵初见王安石就不喜欢，而且当面质问欧阳修：宴会席座上这位年青人是谁？欧阳修介绍王安石后，他不以为然，对欧阳修说：王安石“囚首丧面”、“异日必乱天下”。（见方勺《泊宅编》）这些笔记的腔调明显与《辨奸论》一致，荒谬无稽，实在不足为凭。

这一次，苏洵与王安石在京城逗留时间不长，先后各自离开。二人再次相会是在嘉祐五年（1060），其时王安石已名满天下，是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嘉祐三年(1058) 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期间苏洵也曾向朝廷献言，意见与王安石多有不合。但苏洵毕竟是布衣平民，谈不上与王安石在治国从政方面由此产生多大矛盾。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级别考试“制科考试”。王安石当时正任职集贤院，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考试结果，苏轼成绩优异，入第三等（一二等具为虚设）被誉为“百年第一”。而苏辙因为在试卷中批评皇帝而受到非议，有考官主张不予录用。直到仁宗亲自表态免除他的冒犯过失，才准予他入第四等。

王安石认为苏辙“右宰相专攻人主”，即讨好宰相而攻击皇帝，故意哗众取宠，不应该被录取。他迟迟不肯草制任命书，就连皇帝点头同意也不行。他一再推脱，拖了近一年时间，直到朝廷拿他实在没办法，才改命知制诰沈遘为苏辙起草了任命制词。哪知苏辙年轻气盛，脾气更大，他拒绝任命，请求留京侍父，这请求竟然也得到了朝廷的准许。

有人认为王安石是在借机公报私仇，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苏洵与王安石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又是在胡乱猜测，因为王安石已经为同样是苏洵儿子的苏轼起草了任命制词，他写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王安石《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如此高的评价，说明王安石十分赏识比自己年龄小十六岁的苏轼，内心并没有隐藏什么与苏家不可告人的私人恩怨。不过，从王安石拒绝为苏辙任命制词这件事，也的确可以看出王安石性格的迂阔、执拗，要说他与苏洵之间因为这事而产生尖锐矛盾倒是完全可能的。

世事难料，愤然辞官的苏辙绝不会想到，他后来会于熙宁二年（1069）被选拔进入王安石领导的三司条例司，积极投身参与“王安石变法”，成为王安石实行改革的得力助手。王安石非常信任苏辙，每有重大决策都让苏辙参与商议，并告诫苏辙“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苏辙《龙川略志·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结果，苏辙因王安石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就直接上书宋神宗《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示反对。当时即气得王安石欲加罪于他。很快，苏辙就被贬官，不得不离开了朝廷。

此时，出任陈州知州的张方平收留了苏辙，苏辙来到陈州任学官，成为张方平的幕僚。到了熙宁十年（1077） 苏辙又随张方平赴南京（今河南商丘）任职，为签书应天府判官。据一些宋人笔记推断记载，在跟随张方平任职期间，苏轼、苏辙兄弟请求张方平为父亲苏洵撰写了《文安先生墓表》，而《辨奸论》正是首先见之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

张方平在墓表中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苏洵）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表明《辨奸论》作于这一年，三年后，苏洵就去世了。既然苏辙也知道父亲苏洵的这篇惊世宏文《辨奸论》，哪他的《栾城集》及笔记文章中为什么只字未提这《辨奸论》？而且后来他和王安石同样私交甚笃，是相互交流诗文的好友，他怎么可能对《辨奸论》的存在只字不提、装聋作哑呢？

苏轼、苏辙兄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在他们的诗文中不难找出对变法政策、变法“新贵”的讽刺挖苦，批判抨击。他们也曾经痛骂过王安石的顽固奸诈，但象《辨奸论》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侮辱的文字是绝对没有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记载，苏轼在遭遇“乌台诗案”的危难时刻，已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的王安石，上书劝说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出手相助，神宗被成功劝说，挽救了苏轼。乌台诗案“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 （南宋周紫芝《诗谳跋》）苏轼得以从轻发落，贬官黄州。如此看来，王安石非但不是苏轼、苏辙兄弟的仇人，反而是他们的患难之交，是他们应当特别感激的恩人。

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病逝于江宁，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太傅。追赠诏书是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撰写的。所谓盖棺论定，苏轼在诏书中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功绩，并给予高度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苏轼《王安石赠太傅》）“王安石变法”的是非成败自有历史评说，但我们从苏轼、苏辙与王安石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出，他们惺惺相惜，都是时代英雄、都是品德高尚之人！

二、苏洵的“人情说”被用来辨奸

实话实说，《辨奸论》既然已经载入苏洵的《嘉祐集》，要说她是造假者为了攻击王安石，托苏洵之名而作，单从这篇文章的字面去证明是很难达到目的。所谓“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鱼目混珠，真假实在难辨。

《辨奸论》造假者善于模仿苏洵的习惯用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袭用苏洵的“人情说”，《辨奸论》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而苏洵的《管仲论》也有类似的话：“竖刁、易牙、开方非人情，不可近。”连人物的排名顺序都一模一样，看来造假者研究了苏洵的文章，还是废了一番功夫。

苏洵在论事议人上一贯注重“人情”， 苏轼、苏辙兄弟也对苏洵的“人情说”有所补充、发挥。所谓“人情”就是要有人性，人要象人，不能如衣冠禽兽，象“竖刁、易牙、开方”三人为功利而做出丧尽天良之事，这样的人表面忠诚，实为奸慝。近“人情”还要以人为本，有感情，重情义，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老苏的“人情说”主张恰恰是与道学家的理论是相反的，道学家讲究的就是“不近人情”，也难怪后来苏东坡会与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们斗得个天翻地覆、不可开交了。乍看《辨奸论》的思想、用语与苏洵其他著述之一致，似乎也说明《辨奸论》确系苏洵所作。但我们反过来再看这篇文章，讽刺王安石“穿的是奴仆的衣服，吃的是猪狗的饭食，蓬头似囚犯，垢面如家里死了人”。王安石据说以“邋遢”出名，但也不至于如此下作地损他吧？有这样不留情面的批评吗？这样言语恶毒是“近人情”的表现吗？

除了言辞尖酸刻薄，恶语中伤，有失儒雅风度这些令人生疑的毛病，在《辨奸论》中还出现了一次明显错误，文中说到，羊叔子（羊祜）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这句话实际上是山巨源见到王衍说的。羊祜见王衍说的原话是：“伤风败俗者，必此人也。”（《晋书·列传第十三》）王衍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美男子，从小就聪慧可爱，然而山巨源、羊祜都预测他必将祸害天下。后来王衍身居高位，奸狡巨猾，祸国殃民，预言果然应验了。魏晋时期文人名士好清谈，评品人物成为风气时尚。至于他们评品人物的依据，说白了就是靠瞎蒙，故弄玄虚，奇谈怪论。

《辨奸论》中列举的王衍、卢杞两位奸臣事迹虽为个案，但千百年来却被视为先知先觉、从细节识辨人的成功典型，人们至今都还对这类所谓的神奇预测深信不疑，悲乎！这也是《辨奸论》理直气壮，大言不惭，自认高明的群众理论基础。

对于《辨奸论》中这个用典错误，有人辩解说，这是苏洵的纵横家文风所致，苏洵、苏轼都有类似用典错误，属于瑕疵，不足为奇。看来，要通过对《辨奸论》进行文字解剖来证明她是伪作，这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三、到底是谁抛出了《文安先生墓表》？

迄今为止，从苏洵逝世到北宋末年这段时间，在北宋人的议论、笔记、文章当中还没发现有一处涉及《辨奸论》的内容。能够证明其身份的也就只有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及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其实，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及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身上，造假者正是在这两篇文章中露出了马脚。

依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的说法，苏洵写作《辨奸论》的时间是在嘉祐八年（1063），而当时苏洵认识王安石已经有八年时间。这样，那些所谓什么苏洵一见王安石就不喜欢啊，什么苏洵一见王安石就断定他“异日必乱天下”啊，都成了无稽之谈。这至少表明：《辨奸论》是苏洵通过长时间接触、观察王安石得出的结论，并非苏洵突发奇想、一时冲动的产物。

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早就断言《辨奸论》是邵伯温托名苏洵而进行的伪造，并认为首载《辨奸论》的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以及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同样出于邵伯温之手。

当然，无根据地否定一篇文章的真实性，未免轻率。而为了证明《辨奸论》的虚假，连张方平、苏轼的文章都一并被视为伪作，更令人一时难以信服。实际上，署名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百分百是一篇造假文章，他的作者正是《辨奸论》的作者。他撰写《文安先生墓表》的目的无非是借墓表抛出《辨奸论》而已。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是北宋名臣，也是名扬四海的文章大手笔。张方平反对重用王安石，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也许正是造假者选择利用他推出《辨奸论》的原因。张方平逝于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有《乐全集》。《乐全集》中载有《文安先生墓表》，墓表中又录有《辨奸论》全文。之后在哲宗朝和徽宗在位的最初二十年内，也仍然无人就此文发表过任何议论。

现存最早《乐全集》刊于南宋孝宗时期，也就是说《乐全集》仍有羼入伪文之可能。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把《辨奸论》全文单独发布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纷纷议论，而这篇《文安先生墓表》反倒无人谈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