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忘记的历史——大师吴宓矛盾的一生

吴宓真是个好人！纵观其一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都是接济同事和学生，经常被骗财。吴宓有个记录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吴宓记录了自己真实的感受，让人感到一颗赤子之心。也正是由于吴宓的日记，为学者研究民国及建国后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尤其难能可贵。

吴宓的赤子之心在于他不知道“人言可畏”，苦恋毛彦文，在课堂上口无遮掩，在报纸上发表爱情诗，授人以笑柄。明知自己陷入爱恋情河、影响了学术研究，但是就是不能自拔。抗战胜利后自己选择去四川教书，以为能躲避纷扰，结果还是不能度身世外，建国后渡过了自己凄凉的晚年。

一、吴宓的辉煌二十年

大师称号，吴宓当之无愧，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自小聪慧的吴宓，有过目不忘之功。举个例子，陈寅恪自己和朋友酬唱时写的诗从不保留，多亏了吴宓记录在脑子里，回到家再记录到日记中，才使得很多诗能够保留下来。其过目不忘之功确实了得。

吴宓1916年清华留美预备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求学，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吴宓就是在此时结识陈寅恪，被陈的学识所震撼，从此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1921年吴宓回国，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1922年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创办主编《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主张继承国学传统，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分庭抗争。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开启国学研究之顶峰。能够将四位大师聘请到清华，吴宓起了关键作用。

吴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主要集中在抗战胜利之前，也留下了很多美谈。1940年到1942年身处昆明的西南联大掀起了红楼热潮。吴宓张罗着学生陈铨最早做了《叔本华与红楼梦》讲座，引起轰动。随后吴宓联合欧美派教授成立了“石社”，做了各种精彩的红楼讲座。此热潮在昆明很是轰动，吴宓也受邀在电台做了《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在此风潮中，刘文典按捺不住自己骚动的心，也开始办红楼讲座。与吴宓他们西装革履不同，刘文典一副乡村私塾先生打扮，不同于吴宓派的“比较文学”，他是沿用传统的“索引派”，与吴宓派打擂台。学生教室里坐不下，就在广场上开讲座。在月光朦胧的广场上，两派纵横捭阖、大显神通，受益的是广大学生，很多学生后来回忆起往事依然神驰向往。

吴宓于1942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每科仅设一个，吴宓属于英国文学科。

二、吴宓的感情生活

吴宓一生走不出情感的羁绊，也耽误了其学术发展。吴宓一生追了很多女人，越是得不到，他越是深陷其中。毛彦文是吴宓一生追求的女人。但是毛彦文对吴宓不感冒，1935年2月9日嫁给了66岁的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两人在南京举行了豪华的婚礼。可惜只有三年不到时间，熊希龄突患中风，1937年12月25日病逝于香港。欲望死灰复燃的吴宓，开始继续追求毛彦文，但是毛均把信件原封不动地退回，不管吴宓如何单相思，毛彦文再也和吴宓无瓜葛。最为可笑的是，吴宓不断向周围人倾吐心中郁闷，在课堂上对着学生也讲，也将情诗发表出来，授人以笑柄。

毛彦文与熊希龄

这里还有桩轶事，朋友们让金岳霖去劝劝吴宓，金岳霖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个比喻让吴宓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只好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金岳霖因为这件事也得罪了吴宓。

正是由于吴宓不断在追求女性，又深陷其中，他自己也甚为懊丧。他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新旧因缘》，酝酿了20多年，数度做出计划，但均未付诸行动。

毛彦文后居住在台湾，享年高寿。1999年6月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在台湾采访毛彦文，想从中打捞点与吴宓相关的密事，毛彦文闭口不提与吴宓的往事。可见，毛彦文确实对吴宓不敢兴趣。

吴宓第一任妻子是陈心一，1921年8月吴宓留美归来后与陈心一见面，13天后就结婚，可谓闪婚，婚后生有三个女儿。为了追求毛彦文，1929年9月两人离婚。吴宓一直接济陈心一母女，不惜到处借钱，也算是好人。只不过这好人做得很冤枉。陈心一未尝不是个好妻子，只是和吴宓不在一个“调”上，不能不说离婚对两人都是悲剧。

吴宓与陈心一

吴宓1953年在西南师范学院，与重庆大学法律系20岁的学生邹兰芳结婚，可惜两年后邹不幸病逝。

1961年8月30日吴宓到达广州，与陈寅恪一家相聚，提到过想与陈心一复婚，陈寅恪和唐筼极力赞成。离开广州，吴宓去了北京，见到了前妻陈心一，看着前妻有点动情，可惜又犯了优柔寡断的老毛病，终于未能说出复婚的要求，离开北京后两人再未能见面，从此永别。

三、与陈寅恪毕生的深厚友谊

同为“哈佛三杰”，吴宓对陈寅恪佩服得是五体投地，两人也结下了毕生的深厚友谊。两人之间的书信和唱和是最多的。

在全国政治运动中，吴宓和陈寅恪虽然都不在北京，但是依然受到了批判和巨大压力。偏隅西南的吴宓对陈寅恪甚为挂念，尽管自己处境也很不好，但是吴宓主动写信，利用暑假去广州探望陈氏夫妇。吴宓在广州待了四天，两人交流甚多，从学术、政治环境到家庭琐事，互喝多首诗。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能有知己之间的交流是难能可贵的；最为可贵的是吴宓千里之行，只为挂念陈寅恪。9月4日清晨，吴宓离开广州，从此天各一别。临行前，陈寅恪作诗“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已经意识到此结局。

1964年吴宓还想去广州看望陈氏夫妇，并打算住半年，为陈寅恪遍述一生的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但由于政治形式始终未能如愿。

由于长期没有陈寅恪的音讯，不断梦到陈兄，放心不下的吴宓1971年9月8日写信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的近况，可是始终未能收到回信。他哪里知道，此时陈寅恪已经去世一年零三个月了。

四、人生的十字路口

从吴宓日记看，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地位堪忧，也有同事间的倾轧，吴宓萌生去意。1940年吴宓收到西北大学的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又收到浙江大学邀请，颇为踌躇，后经叶企孙劝说，没有应聘。1943年8月，吴宓接到陈寅恪书信，陈要去成都燕京大学任教，遂萌生去成都。由于种种原因，吴宓直到1944年9月才出发去成都。出发前，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嘱咐他“只可讲学，不可授课”。1945年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去讲学并治疗眼疾，9月离开成都。此时吴宓假期已满，梅贻琦力促其回昆明，可惜临行前摔伤，吴宓就离不开了，可能吴宓的犹豫毛病也起了一定作用。

1946年秋清华在北平复校，吴宓8月就向梅贻琦提出了辞呈，并到武汉大学出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职。在梅贻琦反复劝说下，吴宓又决定回清华任教。可是吴宓再次犹豫并违约，停在武汉大学迟迟未动。吴宓犹豫的原因是因为胡适，一向与胡适不合的吴宓听说胡适要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又听说教育部拟扩充北京大学，恐以后清华受胡适领导，故不愿去北平。就这样吴宓待在武汉大学一直到1948年初，此时梅贻琦依然没有放弃吴宓，只要他回去，清华大门还是对他敞开的。但是吴宓依然犹豫不决，导致回清华终成泡影。

除了武大的拉拢、清华同事的排挤、对胡适派的厌恶、国共内战、北平生活窘迫等因素，吴宓根据形式判断以后的中国可能形成南北朝局面，他想待在长江以南。

吴宓在武汉大学也待得不安稳，几欲离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吴宓慌乱中离开武汉去了重庆。吴宓最初打算是去成都四川大学任教并在王恩洋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讲学，但是阻隔在重庆，只好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漱溟主办的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0年4月吴宓任重庆沙坪坝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北碚湘辉学院、勉仁学院教授。同年10月，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吴宓成为七人校务委员会之一。就此，吴宓后半生就没有再离开了。

西南大学的吴宓纪念馆

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上，吴宓太优柔寡断了，既然不愿意去北平，不愿意去共产党的天下，就应该远离是非之地，像钱穆一样到香港去也未尝不可。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他居然选择了去四川，这是吴宓人生选择的最大失败，从此虎落平阳，晚年凄凄惨惨。

五、凄凉的晚年

建国初期，身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精神亢奋地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添砖加瓦。1955年外语系取消了英文专业，改设俄语，尽管吴宓精通英、法、德、拉丁语等欧美语系，但是不懂俄语，顿时被边缘化，被调到历史系讲授世界历史。此时期的吴宓仍然热情高涨，见图书馆藏书不多，就将北京的一千多册藏书无偿捐给学校，其中含括很多罕见的善本、孤本，都是吴宓平生收集的。1956年学校评定工资级别，吴宓再三推辞、只要三级，后经劝说，拿了二级。此时期的吴宓过于热情高涨，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大会发言说“国民党是我亲妈，共产党是我后妈”之类毫无头脑的话。

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中，西南师院甚为热闹，“收网”后右派分子达612人，居全国高校之首。吴宓虽然公开反对汉字简体化、主张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但是据说听从某高人指点、鸣放中途退避，躲过了右派一劫。其后的“拔白旗”和“开展教育革命运动”，吴宓还是没躲过，学校领导将其当“白旗”拔掉，不再讲课，只让他偶尔辅导一下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三个立场坚定的青年老师。

1966年文革爆发，吴宓被打成“牛鬼神蛇”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不仅要站在“斗鬼台”上，还要戴着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众人的打骂和侮辱。据日记记载，1969年4月27日，吴宓等七人被押到学院梁平县分院接受改造，被批斗殴打，关在黑屋里，几乎被病痛和饥饿送去阴曹地府，被打导致腿残。1971年西南师院整体迁到梁平县，吴宓提出自己多病、想留校劳动，未被批准。直到1972年吴宓才被允许返回重庆，之前右眼全盲、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几乎失明。

从1970年开始，吴宓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30元。返回重庆后住在原校舍一间只有9平米的黑屋里。“革命群众”纷纷出手，欺骗、威胁地从吴宓那里榨取钱财。学校通知吴宓女儿来校照顾腿残眼瞎的老父亲，但是女儿说父母离婚了，没义务照顾。之后在陕西泾县的妹妹吴须曼来到重庆，看到了哥哥凄惨的境地，钱财又被骗，遂劝哥哥回老家居住。当时“革命群众”听说学校将给吴宓补发工资，就吓唬吴宓，说回老家、带着这么多钱，会被劫财打死的，吓得吴宓不敢回老家。如果吴宓回老家，他们就不能再从吴宓那里骗钱了。

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但是吴宓也被折磨得不行了。吴须曼接到消息，再次回到重庆，劝说哥哥回老家。这一次吴宓终于同意了，而此时吴宓的钱财只有枕头下的七分钱硬币。1977年1月8日雨雪弥漫，吴宓离开了西南师院。

回到老家的吴宓，感到了亲人的温暖，再也不用“饭前请示”了。1978年1月17日凌晨，一代大师陨灭，享年84岁。

陕西泾县吴宓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