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不过的巨流河——读《巨流河》所思

来源: 去往他乡

《巨流河》是齐邦媛的回忆录，也涉及了大量家族和历史事件的回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上世纪翻云覆雨的历史再次浮现，从一个弱女子的笔下铺展开来。

一、郭松龄兵变

齐邦媛的父亲是齐世英，祖父齐鹏大是张作霖的忠实手下，官至旅长。齐世英18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22岁去德国，德国海德堡大学毕业。26岁，由于一起留学的堂兄病逝，他只好捧着堂兄骨灰回国，之后家中坚决不许他再出去。丧事结束后到了沈阳，受邀住到了祖父好友郭松龄的家中，随后到郭松龄与张学良办的同泽中学担任校长。郭松龄与夫人韩淑秀均是新思想，与齐世英很是投缘。历史的机缘，齐世英参加了“郭松龄兵变”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郭松龄将军此时在新创办的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张学良对郭松龄极为佩服，邀郭松龄加入奉军，改革军队成立新军，两次直奉大战均立下战功。但在郭松龄心里，进关参战有何意义？东北沃野千里，农耕缺人，年轻官兵却命丧异乡，加上日俄对东北虎视眈眈，实在是应该停止征战、教育生息。

1925年11月，郭松龄奉张作霖的命令出关与孙传芳作战。此时的郭松龄不愿意再与军阀混战，22日郭将军挥师前往河北滦州，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政权交给张学良。电文内容是：进关参战官兵伤亡惨重。遗族无依，民生困苦。日俄对东北侵略日亟，必须休养生息，储备实力以御外侮，永远不再参加内战。振兴教育，全力建设资源富甲全国的家乡。

张作霖不做正面答复，不提停战下野的事，只邀请郭松龄去沈阳面谈。郭松龄先锋部队在沈阳西侧新民市的巨流河西岸和东岸的张作霖军队形成对峙，但最终功败垂成。《巨流河》中归结的原因如下：

1）长途行军，风雪严寒，冬衣补给不够。

2）到锦州休养数日，给了张作霖调兵时间。此一延迟也给了对方许多渗透分化的机会，困难增加，军心复杂，骁勇善战的郭军，在对方喊话“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时士气动摇。

3）郭军右翼先头部队已率部强渡巨流河，接近了奉军总指挥部，但关键时候炮弹被人卸了引信、成为哑弹。

4）郭军参谋长等三人成为奉军内应，逼郭松龄投降。

5）郭松龄本可以骑马突出重围，另求东山再起。但是妻子和部分人不会骑马，郭松龄不忍独自逃生，同坐马车往南撤退，终被奉军追上，就地处决。

临刑前，郭松龄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此时郭松龄42岁，韩淑秀36岁。尸首运回沈阳市，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

这就是“郭松龄兵变”的经过。

之后张作霖“宽宏大量”，参加郭松龄兵变的军人大部分官复原职。但张作霖和张学良通缉齐世英，认为他是煽动郭松龄的罪魁祸首。同时，他们认为齐鹏大忠于自己，和他儿子没有干系，也显示了张作霖的智慧。

齐世英和另外五个人躲到日本领事馆，奉军不敢强入。直到1926年8月，在吉田茂（二战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帮助下，混出领事馆，辗转朝鲜、日本，回到天津。

1923年的齐世英

在困于领事馆的日日夜夜，齐世英一直在谴责自己，如果那天自己在郭松龄边上，一定会先将不会骑马的诸人送到新民日本领事馆，其他人骑马完全可以突破重围，只要到锦州，都是郭松龄的军队，东山再起，未尝不可实现。当时张作霖的元帅府已经乱成一片，忙着转运家产，准备了木材和油桶，准备逃离时烧毁元帅府，张作霖其实是很怕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历史是没有假定的，“渡不过的巨流河”一直是齐世英一生的痛。郭松龄兵变也许能改变东北的历史，但是只是“也许”……

张作霖雄霸东北，视东北为自己的家产。他不是不知道日俄的野心，但是他其实也不做对策。如果张作霖能早点有所作为，也不至于日本一夜之间、不费力气地占领东北，当然他也不会命丧皇姑屯。至于张学良，齐世英评价“政治智慧不足，时有孩子气的行为。”

晚年的齐世英住院手术，八十多岁的张学良来探望，这是他们自1936年汉口晤谈后首次见面。齐世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反思道，“假若当时政治智慧纯熟，开诚畅谈，也许能有另一局面”。历史上充满了无数的“假如”和“也许”，一切缺憾也只有还诸天地了。

二、流亡的大家庭

1924年出生的齐邦媛，母亲怀孕期间生病，导致先天不足。周岁时差点夭折，幸得母亲的坚持和一名村医的救治，她的名字“邦媛”也是村医所起。生在乱世，和中国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注定颠沛流离。

齐世英一直漂泊在外，也有“流言蜚语”传到家乡。1930年，齐邦媛外公不放心，来到齐家，说带母子三人去南京找齐世英，如果他不收留，就再回东北，以后就住娘家了。所幸，“流言蜚语”只是误传，齐世英并没有抛弃妻子的打算，一家人总算初次团聚。晚年时，齐邦媛问母亲“来世是否还愿意嫁给父亲”，她母亲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然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齐世英1926年（从东北逃出那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后与陈立夫熟悉、关系密切。九一八后秘密潜入东北，联络抗日地下力量，之后上海成立东北协会，被蒋介石委任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

1930年时的齐世英负责黄埔军校东北的招生，齐家的南京住宅成了东北人的聚集地，一直到抗战爆发。“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温暖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

1934年齐世英在北京成立“国立中山中学”，接纳东北流亡的青年，1936年学校由北京迁至南京，抗站爆发后迁至西南后方。

抗战之前齐世英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很多东北青年受惠。无怪乎，很多东北黄埔学生，一生都记得齐世英夫妻的好处，怀念在南京的短暂岁月。从南京撤向西南后方，一路上黄埔学生一直照顾中山中学的学生以及齐家老小。

抗战爆发后，齐家开始了大迁移，从南京到汉口、湘乡、桂林、怀远，最后1939年到了重庆。齐家是还算幸运，毕竟齐世英有同僚可以帮忙，但是逃难过程也是相当艰难。齐邦媛母亲差点死在汉口，最小的妹妹因急性肠炎夭折。对于普通老百姓，更加艰难。

抗战胜利后的齐家全家福

孙元良将军，黄埔一期毕业生，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有大场面的描写和检讨：

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即使到了大西南，日军天天轰炸，日子相当艰难。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呀！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内战又起。1948年辽沈战役之后，齐世英劝说东北原抗日部下尽早南迁，但是很多人故土难离、不愿意再次漂流，另一方面出来也不容易。1949年齐世英飞到台湾，有人写信给他：“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么？”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从此两岸隔离，拆散了多少家庭！

过了70年了，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之前的战争。不是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坠落腐败，有很多也是怀抱救国救民的大理想，只是路线选择不同、政见不同而已。两岸对立，对两边的老百姓都没有好处。逃到台湾的人，一生魂牵梦绕回家乡，终难实现；而留在大陆的人，刚开始迎接新生活，就被轮番的政治运动和破坏压垮；台湾也有政治迫害、文化禁言阶段，两边都没有赢家。所以战争能不打尽量不要打，伤害的都是底层老百姓。

三、心灵的后裔

齐邦媛从小体弱多病，十岁那年得了肺结核，被父亲送到北京西山疗养院，总算“养”了过来。一生体弱多病，生第一个孩子时也差点死掉。她能活过来并且至今健在，也是奇迹。齐邦媛一直淡薄政治，不介入政治，我想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她在沙坪坝南开中学毕业，后进入乐山的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大学期间朱光潜和吴宓是指导老师，后在台湾遇到钱穆，都是淡薄政治的学术大师，一生受用。

武汉大学求学时期的齐邦媛

1947年毕业后的齐邦媛尚无明确生活方向，一个偶遇，让她提前去了台湾。在上海无事可做时，遇到了地质学家马廷英，也是其父的好友。抗战胜利后，马廷英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大，就是以后的台大。这次来大陆是为台大找理学院教授，极力劝说齐邦媛去台大担任外文系助教。就此来到了台湾，并且很快结了婚，丈夫是校友，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1948年两人回上海结婚，后返台。以后齐家全家都到了台湾。

到台湾之后，从事教书、编译等文学工作，1988年由台大外文系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

《巨流河》回忆中有一段往事，是和张大飞的交往。张大飞的父亲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和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烧油漆烧死。张大飞流落到北京。齐世英可能得到消息，让儿子齐振一留意周边的流浪学生，是否有这个人。结果还真在自己办的国立中山中学找到了张大飞。从北京到南京，齐家一直很照顾张大飞，齐邦媛母亲一直把他当儿子看待。张大飞也终于有了家的温暖，和齐邦媛感情最好。

1937年张大飞参军，考入航空院，毕业后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由于表现优异被送到美国进行训练，归国后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张大飞与齐邦媛一直保持着密度极高的书信往来，其实张大飞对齐邦媛有了不同于兄妹的感情。1943年4月，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因为要赶往机场、校门口的车不熄火等着他。张大飞拥抱了齐邦媛，罩在宽大的雨衣里，只有那么一会，从此两人天各一方。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驾机自陕西安康迎击河南信阳的敌人，与敌机遭遇，为掩护战友不幸阵亡。

张大飞

齐邦媛收到了军队转过来的张大飞遗物，包括与齐邦媛通的每封信，另外有一份事先写好的“遗书”。读这份遗书，让我想到了《牛虻》中亚瑟留给琼玛的遗书，同样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摘录如下：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战后齐邦媛短暂去南京，在新街口附近意外撞到了“张大飞追悼会”，冥冥中自有天意。再一次祭拜张大飞，是1999年齐邦媛来南京的时候，到紫金山的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在石碑群中找到了刻有张大飞名字和生卒日期的纪念碑。

四、从巨流河到垭口海

齐世英在大陆时，除了是国民党官员外，还创建了国立中山中学，1938年在汉口创办了《时与潮》杂志，此杂志影响深远。

1954年年底，齐世英在立法院公开发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提高电价，引起蒋介石大怒，将齐世英开除党籍。齐世英与雷震、李万居等组织中国民主党未果。1960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入狱，立法院革新俱乐部数十位资深委员力保齐世英不受牵连。

“父亲的晚年，言语更少，近乎沉默，正似从汹涌的巨流河冲进了垭口海”。齐世英生前完成了口述回忆，199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

上世纪的很多历史，随着时间的久远，会被渐渐淡忘，新一代也很少去关心曾经的“兵戈铁马”。所幸还有很多回忆录，给了我们很多“正史”之外的别样记录。用唐代诗人曹松的组诗《己亥岁二首》做个收尾吧。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传闻一战百神愁，两岸强兵过未休。

谁道沧江总无事，近来长共血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