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回望-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悲剧人生

来源: 华夏趣史    作者: 刘尚钞

一

宋朝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公元1021年，中国历史上一位因变法而青史留名的伟大人物诞生，此人就是王安石。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的第六位皇帝，也是一位因变法而闻名的皇帝，而他实施变法的得力干将正是一代名相王安石。王安石是变法派的灵魂和领军人物，可以说，他为变法而生，也因变法而死。他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以及“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有变法派就有保守派，历来如此。保守派也有一位灵魂和领军人物，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比王安石早出生两年，即公元1019年出生。司马光同样是中华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他的心血之作。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治国理念截然相反，一个人支持的，另一个人就坚决反对。一个崇“法”，一个尊“儒”，可谓棋逢对手。关键是他们二人在能力水平上还旗鼓相当、难分伯仲，都是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生。

巧的是，这两个冤家对手共同去世于1086年，王安石活了65岁，司马光活了67岁，司马光比王安石早出生两年、晚去世4个月。估计他们二人即使到了阴曹地府，还会接着斗，为斗而生，也为斗而死。

千年已过，回望历史，今年恰逢一代名相王安石的千年诞辰，重读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著名历史人物之间恩恩怨怨的人生故事，仍不免让人唏嘘不已。

二

北宋走到宋神宗时期，帝国积累的矛盾与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国库入不敷出，如何为国库增收成为当务之急，改革势在必行。再加上神宗赵顼继位时年方二十，血气方刚，他心中有着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让大宋王朝在他手里摆脱“逢战必败”的耻辱，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失地，恢复开国时的恢弘气象，而自己也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代明君。

宋神宗赵顼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的父亲赵宗实，并不是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因为仁宗无子，才在30岁的时候被正式立为皇子，第二年登上皇帝宝座，即宋英宗。每个人的人生履历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出身的影响，这是必然的。

幼年的赵顼成长经历比较特殊，并没有在皇宫里长大，更没有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实际上是没有资格。他是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长成了一个不带迂腐之气、性格独立的青年。由于不在皇宫中长大，比起其他的皇子，他更了解民间疾苦，更希望造福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很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是来自民间。实践证明，深宫之内、妇人之手是很难培养出有作为有血性的皇帝的。

正当宋神宗决心改革，为寻找不到合适人才所困扰的时候，一个人却从遥远的江南而来，帮助宋神宗完成心中的远大理想。这真是瞌睡来了刚好有人递枕头。

这个人正是王安石，而且王安石仿佛就是为变法而生的。

三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论文学成就，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善于用典，长于修辞，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于公元1021年，今年恰好是他的千年诞辰之年。他晚年封荆国公，因此被世人称为“王荆公”。另外由于他性格固执，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又被人称作“拗相公”，他的变法一直饱受争议。

王安石从小热爱读书，天赋极高，读过的书过目不忘，再加上出生于官僚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王益是宋朝的中下级官员，一生都在大江南北辗转为官，因此王安石从小就跟随父亲遍游天下，既读了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由于他四海漂泊的成长经历，王安石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再加上父亲早亡，也养成了他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性格。

公元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神宗皇帝曾经读过王安石所作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十分赞赏他的才华。一个求贤若渴急于变法，一个满腹才华只等舞台，两人一拍即合，一场变法运动在他们君臣二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展开。

王安石主张“变风俗，立法度”，与司马光等保守派倡导的用“儒家”仁义道德治国理念不同，王安石认为法家的“经术”才是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力主以“法”治国，与当今中国所倡导的“依法治国”方略可谓不谋而合。王安石认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说法只不过是变相抢夺民财，根本不值一提。二人的治国理念，从一开始就是针尖对麦芒，火药味十足，可以说是天然的政治敌人。

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募役法”等诸多法令，可以说每一个改革法令的推出，都会遭受到强烈的质疑和反对。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调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是必然的，中国古代青史留名的几大变法运动，没有一个不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公元1074年，熙宁变法运动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已经过去了5年，尽管反对声浪不断，但还是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王安石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这个时期，王安石达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的巅峰，位居宰相，全面主持变法工作，宫廷内外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四

变法派的得势就意味着保守派的失势。这是必然的。

宋神宗为了支持新法，在这期间，宰相曾公亮被贬，大文豪苏东坡也因反对新法被贬官杭州。识时务者为俊杰。公元1070年，司马光坚决请辞，后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去了洛阳，开始潜心编撰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前后长达15年。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司马光的官场失意，才有了这部伟大著作的诞生。

司马光编史的这一段时间，王安石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为什么呢？由于变法运动深刻触动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阻挠和反对。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等都是反对变法的大臣。连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母亲高太后都流泪向他哭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王安石这么做是在败坏朝政，贻乱天下，要求将他罢免出京。宋神宗和祖母的感情非常深厚，连自己身边至亲至敬的人都如此反对变法，这对宋神宗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最终变法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神宗皇帝为了与保守派达成妥协，这期间王安石先后两次罢相。“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创作于1075年，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虽然再次被起用，但他这次离开江南去首都开封赴任的心情并不轻松，推动变法困难重重，变法派内部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也产生了分裂，他对政治已经失去了信心。

别说皇帝身边的人反对变法，他自己身边的亲人呢，连自己的两个亲弟弟也都是强烈地质疑和反对变法，认为哥哥这么做，必将给王家带来灾难。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改变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太难了，还不如回到江南养老呢。

就在他这次复出后不久，也就是第二年，公元1076年，眼看着新法推行已经难以为继，再加上他的儿子也死了，王安石顿觉得心灰意冷，再次坚决请辞宰相之位，开始度过他隐退江宁、郁郁寡欢的人生最后10年。

公元1085年4月，38岁的宋神宗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痛苦离开了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一代名相王安石在江宁听闻神宗的死讯，泪流不止，提笔写下了“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的著名悼诗。

王安石回想过去，这位壮志未酬的皇帝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多年，与他一起共同对抗守旧派的攻击。虽然他在变法途中有过几次动摇，对王安石也曾有所怀疑，但这位年轻的皇帝对新法的支持，那种心怀苍生、至君尧舜的理想抱负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王安石。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是致命的，也必然带来变法的彻底失败。

果然不出王安石所料，神宗皇帝一死，新法就被全面废除。因为高太后垂帘听政，开始掌握朝政大权，而高太后又是个特别痛恨变法的人。变法派自此遭到彻底的“滑铁卢”。

公元1086年5月，一代名相王安石带着深深的伤痛和怨恨离开人世，追随神宗皇帝而去了。王安石死后，谥号“文”，后来哲宗皇帝追赠他为太傅，并命大文豪苏东坡为他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五

风水轮流转。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十年河东河西。

神宗皇帝死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司马光深得高太后器重，是高太后的股肱之臣，高太后对其信任有加，委以重任，司马光也开始迎来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司马光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范纯仁等保守派人物全部得以晋升，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把支持变法的人物全部赶出朝堂。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废除新法。

保甲法被废除了，均输法被废除了，募役法也不应该继续了……就这样，王安石苦心经营十年的富国强兵的八项改革政策，被司马光彻底给摧毁了，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可以说，为了反对而反对，王安石赞成的，司马光就要坚决反对，而不管这项政策到底是好是坏。

王安石远在江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的心在滴血。然而，此时的他对朝政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治对手司马光的精彩表演。如果说，上一局他对阵司马光是1:0惨胜的话，那这一局，他却以0:1彻底输给了对手，而且输的很彻底，从此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机会。因为他们二人都将不久于人世。

客观地讲，王安石的新法有脱离实际的地方，理想主义浓厚，有的政策过于激进，民众一时接受不了，但大多数的新政还是有益于老百姓的，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司马光不管这些，统统一概推翻，全盘否定。

司马光这么做，连“真文人”苏东坡都看不下去了。当初变法派得势时，苏东坡反对激进的变法主张遭到朝廷排挤而被贬官，让人误以为他是保守派一伙的。而今天保守派得势，把新法全部推倒重来，他同样反对，他认为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有用的新法政策应该保留下来，而不应该全部废除。他又被认为是变法派一伙的，再次遭到朝廷排挤和流放。

如果大宋帝国只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恐怕非苏东坡莫属了，此乃真性情中人也，不愧是世人传唱不衰的千古风流人物！

司马光十分珍惜人生最后的这次复出机会。最后这18个月的时间，他鞠躬尽瘁，不眠不休，日夜操劳，连高太后都深为感动。把要废的新法全部废除了，军政大权也从变法派手中全部夺了回来。司马光的过度操劳换来了政治上的胜利，但同时也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这位老人同样是灯枯油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公元1086年9月，在政治对手王安石离世4个月后，司马光也紧跟着走了，去阴曹地府找王安石接着斗去了。所不同的是，王安石是带着恨走的，而司马光是含着笑走的。因为司马光在人生最后的一年多里把自己想办的事全都给办了。

事实证明，司马光在权术应用上，略胜王安石一筹。在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对手的时候，聪明地选择了退出，潜心编自己的书去了。而王安石就没有那么聪明了，在自己得势的时候，致力于变法，无形之中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却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以至于最后惨遭打压，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六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走了，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党争”还在继续。表面上看，司马光是笑到了最后，实际上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王安石与司马光分别作为变法派和保守派的灯塔与标杆，二人的身后都不得安宁。

宋神宗去世以后，由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继位，又是一个儿皇帝，即宋哲宗。他的祖母，政治手腕强硬且权力欲极强的高太后开始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死硬守旧派，与司马光一拍即合，新法被全面废除。

但小皇帝总归是要长大的。高太后掌权8年，却一直迟迟不肯放权归政，把自己的孙子管得死死的。宋哲宗长期过的是一种压抑、甚至仇恨的生活。与宋神宗敬重自己的祖母曹氏不同，宋哲宗对自己的祖母高氏充满了仇恨。

高太后一死，18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正式打出了继承宋神宗变法事业的旗号，朝政的风向立刻就发生了变化。

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历史就是大人物的生和死。就这么简单！

变法派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很快掌权，守旧派在朝堂上的势力再度被清扫殆尽。前面有多风光，后面就有多凄凉。

北宋末期的历史，其实就是变法派和守旧派两派人物争斗的历史，而两派人物的灵魂和鼻祖，正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这时候，两位精神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均已过世。失去了灯塔和标杆，此时的变法派即使得势，也很难再有一番作为了。

但是，整人是没有问题的。

司马光虽然已死，仍旧在劫难逃。他被剥夺了死后所赠谥号“文正”，连墓碑都被人砸了。变法派代表人物章惇当权，对保守派残余势力展开疯狂报复，他甚至建议哲宗皇帝对死去的司马光进行开棺鞭尸，以泄心头之恨，后因众人反对，哲宗这才没有同意。

公元1103年，宋徽宗时期，蔡京为相，司马光被追贬为左光禄大夫，旋即被除名，将司马光等人称为“元祐党人”，禁止元祐学术，司马光被严重污名化。

直到北宋快要灭亡的宋钦宗时期，才得以恢复名誉，再赠太师和谥号。南宋宋高宗时期，配享哲宗庙廷；南宋宋理宗时期，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王安石呢，死后同样是纷争不断、不得安宁。宋哲宗掌权后，王安石得以配享宋神宗庙廷。宋徽宗时期，被追封为“舒王”，配享孔庙。然而，厄运很快降临，宋钦宗时期，靖康元年（1126年），被剥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

更过分的是，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君臣们竟然把靖康之耻、北宋灭亡的重大历史责任算在了王安石的头上，怪罪王安石，认为正是由于他败坏祖宗法度、祸乱朝政，从而才导致的北宋灭亡。就这样，王安石再次成为人人喊打的大奸臣。真是匪夷所思，然而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王安石死去的时候就很伤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马被清算，自己呕心沥血制定的政策被废除。而如果他知道在他死后，南宋的君臣们竟然把北宋灭亡的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他一定会更加伤心。他一定会说：这个人间，我再也不来了。因为人心太可怕了！

七

比起司马光，其实王安石被污名化的时间更长、更持久。

由于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为了开脱其父兄的历史罪责，把王安石判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后经宋元两代修史，这一定论逐渐成为中国皇权时代的官方结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一直都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些史书的思想不仅影响着士大夫阶层，更多的是老百姓，以至于民间对王安石变法也一直是否定的，使得一代名相王安石为国操劳一辈子，最后却落了个祸国殃民的历史骂名。

历朝历代，虽然有很多人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是对王安石的文章、人品、修养，都不约而同地大加赞扬。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修身行己，人所不及”。即使是政治死对头司马光，对其学问品行也高度认可，他评价王安石：“文辞闳富，当世大儒，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

自南宋至清末，这么长的时间里，官方主流评价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是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看法，如南宋的陆九渊，元朝的吴澄，明朝的陈汝錡，清朝的龚自珍等。不过这些人基本都是江西临川人，与王安石同乡，对王安石的称赞也有很多尊重“乡贤”的成分在里面。

改变发生在近代。

进入20世纪，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末一代大儒梁启超所作的《王荆公》成为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最为持久与深刻的著作。至此，梁启超为王安石彻底翻案，王安石被历史长期污名化的局面才得以改变。梁启超盛赞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从民间到官方，王安石终于以伟大改革家的身份盖棺论定。

王安石执着于改革的历史故事甚至传播到了海外，列宁曾称赞他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之广。

王安石变法已经过去了近千年，对其历史评价也一直是争论不休和曲折不已。尽管我们明白在王安石变法主张中，确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弊端和不足，但丝毫不能否认王安石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先行改革者、创新者，正像他的谥号“文”一样，他是一位刚直不阿、为国为民的封建时代优秀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伟大改革家！

八

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无论是在学问才识上还是个人品德修养上，都是中国历史的顶尖人物，神一般的存在。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曾当过宰相，都曾位高权重、红极一时。如果他们二人，能够联合起来齐心辅佐君主，大宋王朝肯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后来的“靖康之耻”也许就可以避免。

然而，历史不能、也无法假设。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生悲剧，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哀。直到他们二人死后多年，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斗仍未停止，朝堂之上还是吵吵嚷嚷、相互攻击，弟子们传承他们的衣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无休无止的“党争”也成为北宋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直到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无休无止的“党争”耗尽了帝国仅存的一点能量积蓄，不得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北宋推崇扬文抑武、士大夫治国，但士大夫阶层文人相轻，易于发生政治内讧则是这种体制的固有弊端。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文”字，恰如其分。北宋王朝，真的是“成也文人、败也文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应该求全责备。

而人性，只有人性，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