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殇——谈司马光与王安石

作者: 去往他乡

一、内忧外患

•      重文轻武：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背叛了后周，夺了后周的天下。所以他很担心手下人造反，之后“杯酒释兵权”，手下石守信等大将均被剥夺兵权。虽然此举加强了对军队的中央集权，但是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对武将的不信任、猜疑等，采用以文人治军的政策，均造成了北宋军队实力的下降。这也是北宋与西夏、辽国、金国作战时屡败的原因之一。
•      财政困难：1）北宋实施“收缴兵权、中央养兵”，同时建立了复杂的官僚机构，机构臃肿，看似军队和官员互相制衡，但是耗费了大量财力。宋真宗期间，在册官员9785人，宋英宗在位时达到24000人。宋太祖时期全国总兵力20人，宋英宗时期兵力达到116万。2）北宋的“恩荫制度”，使得享受禄位的人群数量不断膨胀。北宋对于官员的赏赐也是惊人的，各种祭祀活动也是铺张浪费。3）宋真宗后期财政已经出现危机，到了宋仁宗、宋英宗时期，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入不敷出的危机日益严重。4）仁宗的陵园建设和葬礼，以及英宗的过度铺张和赏赐，更是将财政状况推向绝境。
•      庆历新政失败：宋仁宗在位的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新政改革，新政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由于触动了大多数官员的利益及皇室利益，加上宋仁宗的优柔寡断，新政只推行了三年就失败了。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是“朋党”，击中了宋仁宗的敏感神经，说到底宋朝皇帝都怕“朋党”，所以宋仁宗废除了新法。这种改革（其它也包括官员任命、政令发布等事情）的反覆，在北宋历史上不断出现，造成社会、政治的混乱，也加速了皇朝的衰败。

•      神交岁月

司马光与王安石

•       蛰居江南

•       初露锋芒

宋神宗为什么要改革？最根本的原因是宋神宗想有一番作为，想开疆拓土，改变与西夏、辽国作战的被动局面，但是国库空虚、财政亏空，是不能实现他的理想的，所以他必须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生儿子，宋仁宗一直到临死都舍不得传位给宋英宗，希望自己能生个儿子来继承江山。所以宋英宗一直耿耿于怀，也只在位了四年。宋神宗想证明自己父亲一脉是“天降大任”，能振兴宋氏王朝。

•      争锋相对

自从王安石进入政治核心圈后，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分歧就开始蔓延了。当王安石刚入开封时，司马光还是对王安石寄予厚望的，毕竟曾经的“嘉祐四友”也是很和谐地谈古论今，而且司马光一直认为王安石是堪当大任、造福苍生的人才。可惜司马光并不了解王安石，他了解的王安石是才高八斗、不贪图富贵，但是他不了解对方的政见和改革方向。

1068年8月在延和殿上司马光和王安石爆发了第一次冲突，讨论的事情是“是否要南郊赏赐”，事情虽小，但是冲突很大。王安石说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最终神宗支持了王安石，因为神宗是需要国库有钱的，如果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必须搜刮民间财富国库才能充裕，这显然违反儒家道德。

紧接着，在对“山东杀夫案”的重审中，王安石又别出新样，对已有的司法重新进行了解读，在司马光看来，这完全站不住脚的解读，神宗再次给予了支持。

其实，王安石这样针对小事情较真，不惜与司马光对着干，就是为自己的改革进行铺垫：他知道，自己的改革必须得到神宗的完全支持，必须将官僚队伍变成自己的工具，必须要消除异己，尤其是身在高位的反对派。所以，这些小事件都是铺垫，真正的“血雨腥风”马上就要来了。

•       新政争议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逐步发布了改革新政，涉及经济、军事、科举选才。王安石吸取了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聪明”地避开了对官僚体制的变革。主要内容如下：

1069年9月青苗法率先实施，其做法看似合理：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农民自愿借贷，到收货季节还款，这样农民不必忍受民间高利贷的盘剥，而国家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这就是王安石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贷款，所有农户都必须借贷，贷款利息是30%，根本不是低息贷款。1070年初前任宰相韩琦向神宗告了一状，揭露了他在河北看到的青苗法实际执行情况。

神宗不能不重视此报告，毕竟韩琦是前任宰相，在前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围绕着报告，两派展开斗争，王安石此时告病请辞，他其实是在向神宗传达这样的意思“要么推行青苗法，要么我走人，没有中间道路”。

在神宗犹豫的时候，司马光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但司马光坚辞不就。他上书神宗，强调必须取消王安石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司马光是拿个人前途进行赌博。前任宰相韩琦特地派专使劝说司马光接受任命，留在皇帝身边，就可以继续影响朝廷的政策，还可以保留对变法的纠偏。司马光认为，要么皇帝按我的意见行事，否则我接受官职，就意味着对原则和理想的背叛。他回信给韩琦道“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迷信古人的道德水准，韩琦只叹司马光太书生气了。

•       西去洛阳

1070年11月司马光先去西安，后申请在洛阳任闲职。从1071年到1085年，司马光在洛阳专心致志地完成了《资治通鉴》，当然费用是神宗支持的。1073年司马光建造了独乐园，与失意的“官场老翁们”一起“娱乐”，民间称之为“耆老会”，一共有12人：领头的是洛阳留守、前任宰相文彦博，77岁；年纪最大的是前任宰相富弼，79岁。这些失意的前朝高官，也是苦中作乐呀。1082年正月，司马光写了《洛阳耆英会序》，记录聚会的盛况。

洛阳是反对派的聚集地，而开封则是王安石的天下，统治了宋朝15年。前6年是王安石在前台、神宗在后台支持；后9年是王安石退居在金陵，神宗独揽大权，直接把宰相当成了高级秘书，皇权走向专制、官僚沦为工具。理财富国基本实现了，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开疆拓土却失败得较多。

王安石培植了自己的亲信，吕惠卿、蔡确、章惇、韩缜等，凡是阻碍变法或持异议的人，均被贬到外地或被迫退休，包括韩琦、文彦博、富弼、范镇、苏轼、李常、吕公著、程颢等等。

•      复仇

司马光最终也未能与神宗再见一面，1085年3月5日神宗驾崩，皇帝年幼，高太皇太后掌政。变法造成了底层民众的疾苦，实际上农民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变法得不到民众支持。高太皇太后是反对变法的，所以她一上台，就开始启用闲置的司马光。反对派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王安石一派很快被赶出权利中心，变法全部废除。

司马光并未保留变法中合理的部分，一刀切地废除，他只想回到仁宗时代的制度，本质上司马光确实是“保守派”。司马光本质上还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从儒家传统出发，希望进行官僚机构的内部改革，节约国家财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至于提高农业技术、发展商业，这还真超越了他的理解范畴。

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病逝于南京，朝廷和司马光给予王安石极高的哀荣。高太皇太后宣布停止朝会活动两天，赠给王安石正一品的太傅官阶，给予其7名后人入官资格，等等。

但是复仇还在继续，所有王安石提拔的官员，都得到贬谪。尽管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不愿意进行“复仇”，但他们已经无法左右“复仇的进行”。

•      朋党之争、翻云覆雨

尽管无论是宋仁宗还是宋神宗，都竭力避免朋党之争，但是事实上还是形成了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改革派”与“保守派”实际上就是两大集团，王安石不会对保守派手软，保守派一旦掌权也绝不放过对改革派的复仇。

1093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继位，王安石一派重新掌权，司马光被剥夺了谥号，“保守派”被赶下政坛。之后的宋徽宗，启用了王安石的学生蔡京为宰相，蔡京搞出了“元祐奸党碑”、“元祐党籍碑”，凡属于“元祐”范畴的均被打入底层。在宋徽宗和蔡京的统治下，北宋很快就灭亡了。

我们可以给司马光和王安石贴各种标签，从本质上来说，两人都是北宋时代的杰出人物，论道德节操、文化修养都是顶级的，两人也曾惺惺相惜。两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政见不同、信仰不同。

司马光是儒家道德的维护者，希望君王能勤政爱民，官员能恪尽职守，农民能安居乐业。在对西夏、辽国的策略上，主张维持边界的平衡，不主张主动出击。宋神宗如能完全信任司马光，按司马光的主张来施政，也未尝不可。但是宋神宗是想开疆拓土的、需要国库充盈的，司马光的主张是满足不了宋神宗的理想的。而宋神宗也不是李世民，他没有唐太宗的雄韬武略。

王安石故居半山园

王安石相比司马光，绝对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提出的改革制度，从制度本身来讲，确实是富国强兵的好方法，极富有超前性。比如“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这绝对是好政策。再比如“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已经有很超前的商业意识了。就是被人诟病最多的“青苗法”、“募役法”，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那为什么变法会遭到“保守派”官员的抵制，底层民众也不欢迎呢？

•      变法走样了：王安石的改革制度，没有细则，没有对官员的约束，官员只管向底层收钱，变法走样了。尽管变法16年，国库是充盈了，但是就像司马光所说，社会财富并没有增加，是盘剥底层民众而获得的。王安石只重视官员每年向朝廷交了多少钱，根本不管钱从何而来。这就造成奸佞之人投其所好，粉饰太平，到最后整个朝廷都是“收钱机器”。王安石是标准的“唯结果论者”，他可能就没有动过“纠偏”的念头。
•      唯我独尊：王安石掌权后，凡是反对改革的，都被驱逐出政治中心。他对科举、选才的改革，更是独断专行。王安石编写《三经新义》，宋神宗颁布全国，作为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王安石还把儒家“六经”之一《春秋》仍在一边，这就是垄断思想、排除不同观点，那么下面人要当官，就必须迎合王安石对经典的解读。北宋建立以来，一向对文人是宽容的，允许不同思想并存，出现了很多大儒，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传统。经王安石这一“唯我独尊”，好的风气荡然无存。

我查了一下网上资料，很多人对王安石推崇倍加，例如蒋介石等。很多人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许多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很有商品经济的味道，如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得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我自己认为，王安石确实是个大政治家，但其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没有考虑底层民众的疾苦，这些制度的“超前性”只是现代人的“臆想”，不管放到任何时代，不管民众疾苦的改革一定会失败。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是“水火不相容”，倘若两人都能兼容并蓄，王安石能不“唯我独尊、排除异己”，司马光能不“死抱传统”，王安石推出变法、司马光负责纠偏，也许可以发挥变法的优势。

不管怎样变法，北宋迟早要被女真族所灭，南宋要被蒙古族所灭。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相差太大了。想当初，蒙古铁马踏遍欧亚大陆，无人能敌。崇尚文人的宋朝，是无法与游牧民族抗衡的。

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商业经济没有在中国古代发展起来，一直到19世纪中国一直是纯粹的农业国家。同样，尽管有“四大发明”，可是科技却一直停留在初期阶段，即使是农业生产上，也没有明显的科技发展。从王安石变法是否可以获得一些启示：整个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称之为“封建社会”）和其根底的儒家思想，限制了商业和科技的发展。整个社会的选才是依据对儒家经典的解读。王安石带有“商业管理”思路的改革，必定遭到儒家思想武装的士大夫的反对。王安石试图改变以解读儒家经典来取士选才的标准，也必定遭到士大夫的反对。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古代朝代周而复始轮回，鲜有发展。尽管王安石“只追求结果、不管过程”的改革思路有缺陷，但即使没缺陷，他的很多改革措施也推行不下去。中国就是这样奇怪的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必须等到受列强瓜分、被逼到绝境，才爆发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颠覆了整个农耕社会的根底，中国才开始走向复苏和自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