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始，中国进入“运河中心”时代？

作者: 张秉政

提起大运河，人们总是会首先想到至今部分河道还在通航的京杭大运河，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条湮没在历史与黄土之中的隋唐大运河。今日人们说起隋炀帝杨广的功过是非，也总是会提到他所下令修建的那条大运河，但许多人并不清楚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运河，且经常误认为那是京杭大运河。

其实，这两条运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时间不同，地理不同，修建的目的也不同。隋唐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朝始兴，唐宋鼎盛，南宋以后逐渐衰败。而京杭大运河在元朝修建，明清时清理疏通，至今仍在部分通航。前者以洛阳为中心，整体呈一个“人”字。后者以北京为重心，裁弯取直，不再经过洛阳，大体呈一条直线。虽然都是自北京起，至杭州终，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甚至有些航段重叠，但是它们确确实实是不同的。

我们如今谈到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三个系统。

有学者认为，宋代以前的社会形态是内陆中心时代，宋代开始成为“运河中心”时代。而这个转变是由隋唐大运河完成的。和京杭大运河相比，隋唐大运河对中国人文地理等诸多面貌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初始意义，至今，在隋唐大运河沿岸的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着“运河时代”的重要物质和精神遗存。

鉴于隋唐大运河在现代逐渐模糊不明的状况，以及它对挖掘中原文化的独特意义，张秉政和他的考察团队花了3年时间，从2013年9月到2016年10月，走访了运河沿岸的30多个地县市，以古运河时的通济渠、永济渠为中心，记述了两渠的渊源和演变，考察了沿岸古代风貌（如水流、变迁、设施和漕运管理等）和沿岸风物（如民风民俗、古代陶瓷等），以及两渠沿岸各个城市的特殊风貌，最终整理成了一本近千页的文集。在这本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书中，集中了大量考古研究成果、历史资料，以及沿岸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作者研究的心得体会，既有考镜源流、条分缕析的考证文章，又有不同风格的散文札记、采访实录，以及大量鲜明丰富的图片。

在日前举办的座谈会上，杨庆祥谈到：这本书不仅仅属于淮北，属于大运河，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中国，在更开阔的意义上属于世界。它不是一部冰冷的知识的编纂，而是带有切身的生命温度的、身体力行的书。这很重要，特别是在当下学术八股盛行和教育畸形发展的状况下。尤其是，它有着特殊的文化地理意义。以西方为例，西方史学最重要的开山之作是色诺芬的《远征记》（《长征记》），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行走”很关键，它呈现的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文化面向。而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长征才深刻地认知了中国。对隋唐大运河的考察也可以说是一次“远征”。

今年也是五四百年，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一个最核心的命题就是如何在西方的精神力中找到中国的自主性，一百年来我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学者酒井直树在1930年考察中国长江流域时，得出一个偏见性的结论：长江中下游的地域非常单调、非常贫瘠，这说明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单调的、没有生机的、面目模糊的，是要被现代淘汰的人。他认为中国的元气在秦汉，而继承这一元气的是日本大和民族，由此，他建立起了侵略中国的理论根基。而另外一位法国学者谢阁兰却持不同的看法，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考察西安，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中国著述，他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要在人文地理学的层面上去寻找中国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我们应该从一草一木、一地一城、一山一河中去建构现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不过，随着张秉政一行人漫长的考察，他们也见到了许多令人失望的灰败场景，发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围绕古建筑过度开发，一方面存在轻文物管理保护，重旅游开发，把运河当作摇钱树，大造豪华仿古建筑，打造假民俗文化一条街的问题；另一方面存在重申遗轻管理的问题。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官方承诺给予最好保护。但如今，许多文物遗址都面临着几近破坏的现状。所以张秉政特别提了一笔：“有人提出要让‘运河活得有尊严’，但至今尚未有一部法规和条例保护运河，谈何活得有尊严。”在这个意义上，此书对于反省当下的现实，也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其实早在1984年，也曾有团队考察过隋唐大运河的沿岸状况，并有相关成书出版，但那时主要是从政治经济考量着手，对文化方面的考察寥寥，反响也并不大。如今张秉政的《运河·中国》在文化考察上发力，突破了不少前人的意识观念窠臼，尤其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意义。经时代华文书局授权，我们选摘了《运河·中国》一书的部分内容。

《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作者：张秉政，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1月

1

沿岸风物考

沿岸的许多风俗可上溯到人类初期，有的虽被后世改造，但依然有原始风俗的影子。

如祭祀民俗，《诗经·豳风·七月》就记载了西周此类活动。人们到了十月，便结束了田野农活，从临时居住在田野中的“庐舍”回到家中，用火烘暖房，用烟熏走老鼠，用泥巴把阴面北向窗户堵住以避风寒，一家男女老幼围在一起准备过新年。新年之际，取出用枣、稷谷酿造的美酒，抬上宰杀的羔羊，围着火炉聚坐一起，高举牛角杯，一边感谢祖宗和神灵的保佑，一边祈愿来年有好收成，在热烈和欢乐的气氛中度过年节。农业的丰收与气候、土地有关，人们为了风调雨顺祈求神灵，遂产生祭社神、稷神、风神、雨神的习俗，千年相沿。至今一些地方在祭祀时还供上整猪、整羊，以及鸡、酒。

黄河入海口一带（今渤海沿岸），渔民下海前，除敬龙王和海神外，还有许多禁忌，出海日期讲究“三九”，渔民忌讳“翻、停、破、漏”字眼，初一、十五，家属要到海边为亲人祈福。煤矿要祭窑神，窑工抬着整猪整羊，一路放鞭炮，来到窑神庙祈福。至今下井时还用到祭窑神的字语，如推车下料称“搡”下去，塌方叫“冒顶”。

2

出土陶瓷考

运河自开通后，从隋至元初，六百多年的通航，曾经几度兴衰，浚而塞、塞而疏，大量的陶瓷经过这条黄金水道运输，从北方的海河到黄河、准河、长江、钱塘江直到出海口，沿途多少州县、郡府、城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期间因各种变故而散落、遗弃在河道里的瓷器包括完整的、残破的，数量相当惊人，淮北和宿州的运河考古已证实，运河就像一条大展示带，它把六百多年间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大小窑口的各个时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

1999年，在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埋没千年的隋唐古运河码头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沉船和石构建筑等文物。从这些出土的陶瓷器看，多为日用品，但也有相当部分属于高档次的贡品级别，造型之精美十分罕见，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一段辉煌。它们不仅是隋唐大运河文明史的见证，也为人们研究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

柳孜遗址石构建筑

在隋唐大运河出土的众多精美的隋唐至金元时期的瓷器与残片中，有一种被誉为“饶玉”的白中略微泛青、酷似中国古代白玉质地的青白瓷，特别值得关注，它就是宋代著名窑口——景德镇窑的青白瓷。景德镇窑最迟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到北宋时始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中略带青色，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首创，其色调符合文人士大夫高洁淡雅的审美情趣，给人以青莲素爽之感。

到了五代时期，中原动乱，南唐偏安，部分北方白瓷窑的工匠逃往南方，与南方青瓷工艺相结合，开发出了“青白瓷”这一创新品种。靖康之变后，随着宋室南迁，河北定窑的许多窑主和制瓷工匠也随着南下。北方工匠又带来了定窑瓷品新的制作技术。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原以光素者居多，其间亦有刻花，受定窑工艺影响，景德镇窑所烧的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代替。青白瓷作品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其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薄胎的花纹在对光看时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在两宋即成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同时还大量出口外销。

大运河柳孜遗址考古发掘的青白瓷的纹饰，多以淡雅、高贵之图案为主。胎体薄的青白瓷作品，能通过光照和纹饰深浅，映射出阴阳明暗、若隐若现的艺术效果。它灵活巧妙地利用了胎釉的各自优势互补，使纹饰在釉色的衬托下，既增加纹饰的立体感，又使其外表依然平滑洁润。

景德镇窑青白瓷

柳孜遗址文化层深约七米，由于堆积不同，河道可分七至十个地层。七至九层为唐代河床堆积。从第五、第七代表唐宋两个时期的探方地层和宿州市的运河遗址发掘情况看，河道沉积的沙土层，沙细如粉，遇水即湿，过水即透，见风就干，土壤的透气性非常好，经酸碱度测定为碱性，运河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了千年。这是形成运河出土瓷器表面呈现亮、新特征的根本原因。

大运河出土瓷经历了前七百年的水环境，后七百年的土环境，中间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流沙环境，特殊的环境造成了特殊的品相，这是与其他环境不同的，是介于“出土瓷”与“出水瓷”之间的一个门类。

瓷器对水路运输具有较大的依赖性，没有隋唐大运河的沟通，西部和北部窑业的外销将受到制约，同样可能因销路而影响规模，因规模而影响效益，因效益而影响技术发展，对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

3

纪行诗文考

唐代的运河治理基本上是沿用前代体系而只做了局部变更调整，因此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唐代前期，统治者吸取隋代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创造了大唐盛世。文人侠客经常依水陆往返各地，以实现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愿望。自然，运河这一意象在唐诗中大多与此有关，而以安史之乱为界运河在唐诗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味。

北宋皇朝定都开封，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载，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庚辰，御札曰：“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由于历史与地理原因，宋朝在经济上更加仰仗东南，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河道，把江浙、两准、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王朝都杭州，偏安东南一隅，可以说运河即是其生命线，自然是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保证运输安全。因此，宋代才是运河的真正繁荣期，大量描写运河的诗词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延续隋唐开拓的领域同时，宋代诗词深入细致地刻画了运河百态。

隋唐大运河原貌，通济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元代，运河一变而为京杭大运河，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运河，或改道，或废弃不用，隋唐大运河名存实亡。这是由于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宋金以淮河为界，在政治上互相对立，运河遂被切为两段，不复是连络黄河与长江的水道。因此，运河在淮河以北的水道，因为水流断绝完全堙塞，永济、通济二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而江南河此时却成为南宋行都临安（杭州）与全国各地联系的重要交通线。尤其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王朝人为决河，使黄河“自泗入淮”。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重修大运河，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永济渠改为通惠河，通济渠亦日益落寞，仅成为一些文人骚客吟诗填词寄托哀苦的荒草废堤。

元代的遣兴咏叹侧重于怀念宋朝与慨叹历史变迁。如高明《题孟宗振惠麓小隐》：“汴水东边杨柳花，春风散入五侯家。繁华一去江南远，闲汲山泉自煮茶。”黄溍《凤凰山》：“沧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遗老叹荒凉。为言故国游麇鹿，漫指空山号凤凰。春尽绿莎迷辇道，雨多苍荠上宫墙。遥知汴水东流辟，更有平芜与夕阳。”

明代诗人更多的不是针对某一朝代的感慨，而是对自秦汉至所处时代的历史回顾。如高叔嗣《东壁偶题》：“皂帽辽东客，青门汉代瓜。宁知汴水上，更有野人家。巾服临秋换，壶够自远赊。闲身与逸兴，并向物情夸。”刘基《次韵和石末公红树诗》：“红树漫山驻岁华，玄冬惊见眼生花。井陉旗帜军容盛，汴水帆樯御气赊。春草凄迷金谷障，夕阳照灼赤城霞。靡萍丹木扶桑里，惆怅谁乘博望槎。”

清代诗人继续回顾反思历史教训。如纳兰性德《浣溪沙》：“无恙年年汴水流。一声水调短亭秋。旧时明月照扬州。曾是长堤牵锦缆，绿杨消瘦至今愁。玉钩斜路近迷楼。”费锡璜《汴城晚望》：“落木萧萧汴水清，云沙何处雁飞声？河蟠雍豫千支合，地拓中原万里平。累代废兴难屈指，百年禾黍独关情。《梦华》空有遗民记，不是宣和旧帝京。”多是借古喻今，感慨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抒发己之不遇之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4

沿线城市风貌考

十大考古新发现——淮北柳孜

大运河通济渠淮北段，现在被沿线百姓称为“隋堤”。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由黄河的水性决定，汴渠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河；通济渠湮塞后，自元以来近700年，只见堤，未见河。后人眼里，河便成了“隋堤”。沿汴百姓，辈辈相传：“自古黄水不过隋堤。”于是在黄水肆虐的隋至民国的1000多年间，隋堤就成了百姓祈求平安的“圣堤”，没人敢动它一锨一土。这便是珍藏于隋堤以内的大运河遗存被完好佑护至今的原因。

1999年淮北柳孜考古发掘，以不争的事实了断了通济渠（汴渠）南线、北线的千年之争，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柳孜运河遗址是隋唐大运河建筑遗址的首次发现，清理出石构建筑、木质沉船、瓷器、铜钱等一批重要的遗迹遗物，为了解、研究运河的形成、使用、淤塞、废弃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柳孜镇是隋、唐、宋代通济渠岸边的重镇，《宿州志》载：“柳孜为巨镇，有庙宇七十九座，井百眼。”此次发掘证明了柳孜镇不仅是一个运漕中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集散中心。发掘获得的大量唐宋以来8个朝代、20多个窑口的精美瓷器尤为珍贵。史载，唐咸通九年（868年），藩镇割据，庞勋叛乱，派部将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运，以断京师粮路。朝廷派康承训率兵马7万围困柳孜。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以供京师。柳孜虽为小镇，但地当要冲，控扼漕渠，商旅要会，百货转承，能屡见史载。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唐宋时期准北的版图上就仅标有临涣、柳孜两个地名。

柳孜遗址

“东方庞贝”——泗州

在今江苏省旴眙市，以盛产龙虾著称的泗州城焕发着生机与活力，曾经是历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与淮河交汇之处。它扼守淮河两岸及南北大运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战略、交通和经济位置。

谁也不曾想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黄河夺汴入淮，泗州城遭没顶之灾，至康煕三十五年（1696年）全城彻底被泥沙埋没。直到几百年后的2014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专家汇聚江苏淮安市盱眙，因洪水肆意而被深埋水下330多年的“东方庞贝”原盱胎县泗州城经过3年多考古发掘，已确定了古城遗址范围，一大批珍贵的文物“重见天日”。

泗州城始建于北周，隋朝时毁于战乱，唐代时重新兴建。由于泗州城地处淮河下游、汴河之口，为中原区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加之漕运事业日渐兴旺，泗州城所傍的汴河对岸又建设了一座新城，新城的发展更快，其规模逐渐超过老城区。

明代，两城之间的城墙被拆除，使两城合二为一，为防水害，将唐宋时建筑的土城撤去，更以砖石，成为现今国际上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原汁原味的的地下（水下）古城。宋代，泗州城已十分繁华，历史上称为“奔驰马骤无间时”，加之景色秀丽，朝廷政要、文人墨客无不慕名前来，王安石、苏东坡、米芾、白居易、韩愈等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明代，泗州城城中船舶如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更为繁盛，其鼎盛的原因除了经济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背景，即朱元璋的祖陵建其北侧，每年各类“祭祀”活动使泗州城成为朱明王朝的行宫，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古泗州城还曾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全国五大名刹之一的僧伽塔就建在泗州城内（《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形即“僧伽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