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祠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记忆

作者:王楠   陈蕴茜     摘自:民国档案

导读祠堂具有“崇宗祀祖”的祭祀功能，同时也是家族商议内部事务的重要场所。它最早出现于汉代，原本的性质是墓祠，即在墓边建祠作祭祖之用。此后历经演变，渐成为维系宗族制度的家庙，后来还发展出了神祠、先贤祠和忠烈祠。祠堂可以分为家族祠堂、个人祠堂和国家祠堂，在中国大量存在的是家族祠堂，但朝廷为了鼓励臣民效忠于国家，对有功于国家的个人或朝廷大臣给予建祠的荣耀，而对一些战死沙场的士兵则在当地或家乡建立集体的忠烈祠。因为契合中国人传统信仰习惯，祠堂的祭祀与其他纪念仪式有着极大的差别，当民国时期将先贤祠或清代的昭忠祠改为烈士专祠或忠烈祠后，祠堂成为辛亥革命纪念空间中神圣性最为突出的空间形式。作为国家祭祀革命先烈的场所，烈士祠或忠烈祠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纪念空间中占据重要地位，且逐步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具有神圣的定位。但是，烈士祠的建立与功能发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传统纪念空间向现代纪念空间的转换过程。

祠堂改建与记忆转换

中国传统王朝一向重视通过先贤祠来灌输传统价值，构筑符合自己需要的社会记忆，这在岳飞庙的变迁历程中就十分突出。清政府建立众多昭忠祠，目的在于借祭祀为国牺牲者，以“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虽然中华民国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毕竟它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原有的传统祭祀文化依然具有影响，祠堂在民众心中仍然是纪念先人的神圣场所。民国建立后，由于要尽快安抚民心，宣传共和，纪念革命先烈成为当务之急。而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政府无论在经费还是在人力、物力上都存在着困难，于是，将传统祠堂改建为现代国家的纪念空间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民国新政权建立后，陆军部即下令将前清忠义各祠改为大汉忠烈祠。新政权直接将清朝昭忠祠改建为大汉忠烈祠，改变了原有祠堂的空间意义。原来的祠堂被定性为“滥祠”、“淫祠”，有关原入祀者的忠义记忆也被完全否定。新入祀的忠烈则代表了新的价值取向，为革命而亡才是真正的忠烈，才有被祭祀的资格。被祭祀者神圣与否常常是由当权政府决定，新政权的建立总伴随着前朝忠烈神圣性的被剥夺和对新政权先烈的神圣性的构建。此外，不少烈士已经尸骨难寻，建墓不易，使其灵位入祠也是种弥补的方式。陆军部还建议设立统一纪念日进行祭奠，把烈士祠堂的空间意义与武昌首义、全国统一日的时间意义结合起来，意在更有效地弘扬新政府的“褒诛之义”，加深社会对革命烈士的记忆。

最著名的改建祠是安庆熊成基、范传甲二烈士专祠。1912年，安徽省政府将安庆原来光绪年间祭祀安徽巡抚英翰之祠改建为熊成基、范传甲二烈士专祠。专祠建成后，政府还每年举行祭祀活动。该专祠原有四进三殿，如此规模的专祠，民初政府确难筹措充裕的资金直接修建，改建成为最便捷的方式。政府希望民众对烈士的崇拜就像崇拜佛祖一样，即像信奉宗教那样信奉革命，这与传统祠堂的性质是相近的，都具有神圣性，只不过信奉的对象从忠君变成了革命，让进入祠堂的人们形成新的记忆，实现了由效忠君主的传统记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记忆的转换。

祠堂改建成为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初忠烈祠建设的基本情形。这既节省了财力与物力，同时它又是对传统忠于清朝的纪念空间最直接与最有效的颠覆。但是，这也会存在一些产权问题。有的前清忠烈后人曾请求发还先人祠堂，如西湖的秋瑾专祠由刘典专祠改建而来，结果因刘氏后人所请，一度被指令发还。但总体而言，传统祠堂变成民国的忠烈祠，实现了由传统忠君纪念空间向现代革命纪念空间的转换。

空间与仪式：革命记忆的塑造

忠烈祠或烈士祠是一种特殊的纪念空间，它与墓地不同，不是原质化的空间，而是后人营造的纪念空间，因此，它更依赖空间设置的安排与仪式操演的建构，使这一空间具有神圣性。

利用祠堂作为塑造革命记忆空间的典型是徐锡麟家乡绍兴的徐公祠。一般祠堂都设有栗主，而恭送栗主则是祠堂最重要的仪式，它是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延续，但同时又有所改变，如警察和军队参与仪式，政治人物代表国家发表演讲等。1912年6月10日，绍兴举行了隆重的徐、陈、马三烈士入祠仪式。恭送栗主的队伍声势尤为浩荡。开路的警察和军队代表了政治权力对徐公祠的崇敬，队伍中的亭子展示了地球仪、手枪、血衣等徐锡麟的遗物，既显示了徐锡麟在教育上的贡献，又彰显了其遇难的壮烈。

作为现代革命纪念空间的祠堂，一般具有纪念与展览的双重功能。1918年，梁启超在上海购得徐家汇姚主教路转角处的“余村园”，更名为松社，建松坡图书馆，馆中建蔡锷铸像，并附设蔡公祠，供奉蔡锷牌位，收藏蔡锷的遗物作纪念。1923年，松社迁往北京，在北海的快雪堂重建蔡公祠。祠堂内悬挂蔡锷将军和云南起义死难烈士遗像，神龛内供奉着他们的神主。另有两个玻璃橱陈列烈士遗物，有军服、军刀、勋章等。这是传统祭祀空间与现代展览空间的有机结合。

仪式具有强化空间纪念特质的功能，一般祠堂都要举行入祠仪式，之后则规定每年举行祭祀仪式。烈士祠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性，在仪式中也得到全面呈现，从而强化了烈士祠塑造革命记忆的功能。蔡公祠就规定在每年的12月25日即云南起义纪念日举行大祭一次，并在该祠奉祀诸公的忌日设奠致祭。云南起义之于护国运动，正如武昌起义之于辛亥革命，都引发了当时革命的高潮，而实质上它们都是为建共和而起。松社选在云南起义纪念日举行大祭，即是希望将起义之意义加以传播，让人们对起义诸公形成尊崇之心。同时，这也表明，虽蔡锷在辛亥革命时于光复云南有功，任地方都督时也勤力治民，但这些都比不上他在护国运动中的功劳，这是对蔡锷记忆中的焦点。

为烈士建立专祠或附设于地方忠烈祠，这是对烈士最高的褒奖，而入祠仪式则是向世人昭示烈士地位的最佳方式。镇江烈士陶骏保因派别之见等原因成为革命内部的冤杀者，并且被陈英士扣上了“扣留子弹，贻误戎机”的罪名。陶骏保被平反后，即有王立廷等为之请求抚恤和建立专祠。北京政府肯定了陶骏保的功绩，允许建立专祠即是为之平反的象征，1913年10月23日下达的大总统令中明确肯定“应准此照陆军中将阵亡例给恤，并于有功地方，建立专祠，用昭崇报”。这一发生在革命军队内部的争端，最终竟由袁世凯领导的北京政府平反，无疑是对革命势力的一大讽刺。北京政府以对陶骏保的优恤证明自己的崇德报功之义。

送灵队伍中夹杂着传统的殡葬礼仪和现代的哀悼形式，既在用非同一般的排位和铜像显示礼仪的规格之大，又用整队参加的军人和警察来表明祠主的地位。学生的积极参与更为队伍添彩。民众多被此排场震撼，通往陶公祠的路上被挤得水泄不通，陶公祠因此尽人皆知，人们对陶骏保的了解和记忆无形中加深了。

有些地方的忠烈祠入祀仪式更为复杂，且更具传统色彩。1916年5月，云南忠烈祠为护国运动阵亡将士举行追悼仪式，昆明城几条大街都扯满白布，遮住天空（“瞒天过海”之意），街上则扎有一座座松柏牌坊，晚上忠烈祠连演3晚的戏，让市民随兴观剧，这是中国传统“出殡演戏”的习俗。护国运动烈士赵又新的入祀仪式则为中西合璧的。首先由吹“洋号”、打“洋鼓”的军乐队开路，之后跟着古色古香的鸣道锣和旗帜、“銮驾”仪仗（古代刀斧、金爪等兵器）、吹奏“细乐”的香亭，两座花亭后跟乐鼓班、八仙亭、葡萄亭等。一路放鞭炮进入忠烈祠，在正以殿安放好灵柩后，迎灵的人集合到灵前，在唐继尧的带领下向灵柩行三鞠躬礼。之后，唐继尧宣读祭文，读毕亲自绕棺走了一圈。迎灵礼成。云南忠烈祠的入祠仪式融合了传统丧仪与革命纪念仪式。虽然有的习俗在民国时期已经被视作陋习，如清朝入关后屡禁不止的“出殡演戏”，但却出现在烈士纪念仪式之中，这表明忠烈祠作为一种传统纪念空间形式，会将其附载的传统丧仪一起吸收过来，这对于革命纪念可能会有所削弱。但是，将传统空间安排及丧葬仪式吸纳进烈士纪念之中，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它能让中国的民众更容易接受，也有利于他们对烈士形成崇拜、敬畏、景仰之情，从而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虽然这种革命记忆也许不那么纯粹。

烈士祠通常建立在烈士的家乡，个别建于外地者也常会有意凸显烈士原有的籍贯，因此，烈士祠带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往往成为地方记忆的载体，其中不乏地方记忆与国家记忆的矛盾。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政府对有的烈士纪念空间并未予以高度重视。南京的浙江烈士祠建成后，曾规定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公祭，以慰忠魂。但之后却因各种原因未能按期举行，而且该祠长期缺乏管理，甚而被人占用。祠内原有纪念塔上的铜牌也被窃走。浙江旅京同乡会见此萧条之状，便将房屋设法收回，加以修葺，并函请政府予以保护，藉资旌表。1935年3月24日，该同乡会发出通知，邀请旅京同乡参加公祭。公祭当日，还来了浙江省政府、宁波同乡会、旅京商人代表，均敬献花圈，由同乡会负责招待。可见，主要是浙江同乡会的人在保护、管理祠堂。这一方面表明政府尤其是南京市政府对该祠重视程度不高，另一方面说明该祠局限的地方性革命记忆在其他地方不容易得到认同。

许多向政府呈请将烈士崇祀忠烈祠的个人都是烈士的同乡，他们深知烈士事迹，而不愿其湮没无闻，希望能借祠堂纪念本地烈士。如四川黄复生、李肇甫等多人呈请抚恤邹容、谢奉琦、喻培伦、彭家珍四位川籍烈士。辛亥革命的记忆是有地域差异的，对于四川人来说，川省的保路运动是革命的重要导火索。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四川人的贡献更不可小觑，对川籍烈士的表彰意味着对川人贡献的肯定。现在如吴樾等他省烈士皆得以表彰，所以照例表彰邹容等是应该的。后大总统批示，认可并公示这几位川籍烈士的功绩，这有助于向全社会宣扬川人在革命中的贡献。就川人而言，得到总统认可的荣耀有助于加深他们对革命的认同，这几位烈士作为首批被表彰的川人，在川人中留下了更深刻的记忆。

彭家珍是滦州起义的策动者之一，在起义失败后他因刺杀良弼而牺牲，声名震动全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祭祀死难诸烈士文中，亲赞“而我老彭，收功弹丸”，并封彭家珍为大将军，准其入祀昭忠祠。不过，鉴于烈士功勋突出，各界一直有为其建专祠的设想。1912年，四川省教育会会长等请求川督拨给前清丁公祠或凤公祠基址，建立彭家珍专祠。1917年，四川国会议员李肇夫等人，再次呈请为彭家珍建祠。呈文中提到多位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如徐锡麟、黄兴、蔡锷等，他们已经受到隆重纪念，而彭家珍功不在其下，“至建祠一事，反视徐、吴、秋瑾之不如”。由此来看，“烈士报国之功虽大，而国家酬庸之典转觉甚微。非政府畛域攸分，亦由近年蜀乱频仍不暇顾及此所致耳”。各地方人士都希望本地烈士能得到国家的重视，所以川人对彭家珍纪念情况的不满，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忽视四川人革命功劳的不满，当然也与四川本地的内乱频仍也有一定关系。所以，值此共和再建之际，他们呈请在彭家珍立功地方和原籍建立专祠。

尽管屡有建议，但彭家珍的祠堂一直未能建成。于是，1938年3月，彭家珍家属再次上呈四川省政府，指出抗战爆发，新近病故与牺牲的名人均蒙优恤，而为光复民国牺牲的彭家珍的祠、碑均无着落，“事隔多年，势将湮没”。在新的抗日烈士记忆生成的时候，辛亥革命烈士倘仍无纪念，的确有被遗忘的危险，烈士家属遂选定了金堂县常平仓旧址为祠基。金堂县政府也为此事向四川省政府请求，并认为该常平仓地址接近公园，“人人易见，对于激扬民气实较适宜”。

1940年，在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提案呼吁，将表彰川籍烈士事项逐一实行，以鼓舞民族抗战精神，并且特别指出，彭家珍在北平有墓地，可是北平已沦陷。而“其降生之地，较称完整，共认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如果对烈士无所表彰，“何以激劝后来”？可见，在战时，四川的地位变得特殊起来，成为抗日复兴的根据地。川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故对褒扬烈士一事更加重视：四川是仅存的能保留革命记忆的国土之一，而且也是能让革命记忆发挥巨大鼓舞作用的地方。

虽然抗战是支持纪念烈士的理由，但因四川省政府战时经费紧张，最后由四川省主席张群、秘书长李伯申私人捐助数千元，加上金堂县士绅的捐款，筹集万元，才在常平仓旧址因陋就简地建成“彭大将军祠”。专祠为川西民居传统建筑——木结构小青瓦房四合院平房，占地八亩，有房舍三：一为供奉烈士灵位和陈列遗物之所，一为烈士亲属的居室，另有土砖砌就的专祠大门一道。

因为战时所建专祠过于简陋，1946年四川省参议会议员再请政府拨款建筑彭大将军祠。提案称战前为先烈建设的纪念物就已很多，而在抗战期间为刘湘等也有建祠修墓，都是由政府拨款的，并未因财政困难而停顿。而且，现在抗战胜利也近一年，故恳请政府拨款建祠，“用昭大信而重国本”。是否拨款，已经上升到政府信用的高度。政府的拖延，不仅显得对烈士不够尊重，也显得自己言而无信和对巩固自身合法性的无力。尽管如此，政府的回复却是，在四川省忠烈祠及所属各县市忠烈祠内一体奉祀彭家珍牌位，即拒绝了建专祠的请求。在第五次大会上，参议员再上提案，不满之情更甚。“中央”的明文规定、蒋主席的赠言都成了难以兑现的承诺，烈士祠墓的凋零之象，使民众十分寒心，一方面它让人质疑政府是否能执行自己崇葬烈士的宗旨，一方面它让四川人感到本省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被忽视了，比起他省烈士，这显得既不公平也不应该。

事实上，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各地辛亥革命纪念空间的态度与建设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国民党重视黄花岗的建设，并将起义纪念日定为革命纪念日，后又成为“青年节”。而对非同盟会主流领导的起义的纪念则重视不够，因此，引起部分地方的不满，造成革命记忆的地域之差。加之国民党在抗战后统治益发腐败，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趋势不断加强。而国民党对有些地方革命烈士纪念空间建设的忽视，使民众在崇敬革命烈士时对比现实政权的腐败，自然滋生出国民党是对革命先烈的背叛这样的想法，结果地方革命记忆逐步转化为对中央政权的失望。

结 语

纪念空间建设既是政治工程，也是文化工程。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套独特的纪念空间体系，它附丽于传统的丧葬、祭祀文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后，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期，因此，其纪念空间体系也体现出这种过渡特性。正是这一背景之下，民国政府将传统的昭忠祠改为现代的忠烈祠，并大量修建新的烈士祠，供奉栗主，设置牌位，在纪念仪式中采用传统焚香、祭酒等仪式，借助祠堂空间的神圣性来弘扬辛亥革命精神，以重塑民族集体记忆。

但是，纯粹传统的忠烈祠形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塑造辛亥革命记忆的需要。民国时期的烈士祠虽然保留着传统祠堂的形式，但其纪念仪式、内部陈设既与旧式祠堂有相通之处，又存在差异性，它是集祭祀和展览功能于一体的兼容型空间形式，它已经从传统祭祀空间转化为承载现代国家记忆的神圣空间，使进入这类空间的人们能够对先烈产生景仰之情，由此也形成了深刻的革命记忆……

纪念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化或精神化的空间，而是一个场域。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 “场域”（field）概念，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可以将它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这样的空间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涵括多种关系，因而是一个“争夺的空间”，是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辛亥革命纪念空间就是这样的场域。在民国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烈士祠经历着社会各种力量对其进行的争夺，在国家与地方的角逐中存在着，发挥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影响着国家记忆与地方记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