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Christian Amalvi)
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历史学教授
本文选自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
面对过去这无耻的强盗，人民在这一天怒吼；巴黎在这一天掀翻邪恶的巴士底。
这一天，一条法令驱散了法国的黑暗，而希望那段无垠显出光辉。维克多·雨果
1859年7月14日
这是一位流亡中的共和派诗人对1789年7月14日的孤寂颂歌，在它发表二十一年之后，整个法国都回荡着国庆日的欢声笑语，这个国家已经成为“共和国的长女”，它的国庆日纪念的就是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的那一天。这一天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象，它承载着共和国的奠基者们虔心遗赠下来的众多符号、日期和象征标记；在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还剩下什么呢？在历时一个世纪的仪式化过后，它们当初的必要性、它们的历史意义、附着在它们之上的情感经常是我们不能体味的，要回想1880年法国人正式采用的国庆日的奠基作用、要理解这个日子所引发的政治见解的多元性、要想象庆祝一个对我们来说早已没有政治含义且已成为民俗的日子所引发的激烈论战——尤其是在1880年到1914年之间——现在看来是有几分困难的。这种淡忘有好几个原因：对我们而言，7月14日已不再是每年一度的国民生活的核心枢纽，而当初它标志着学年的终结；对世俗人士来说，它的意义就好像是天主教徒的复活节一样：在整个宗教年份中，复活节是礼仪日历中确定方向的最强节拍。当时的国庆节还没有出现11月11日、5月1日和5月8日等竞争者，因而它特殊的时间标志地位就更加强固了。最后，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大体上说，从维希政权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变体溃败以来，“革命已经结束了 ”；在政治竞技场上，大革命曾长期被各政治派别视为思想斗争的关键，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但在1880年，共和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意识：他们的斗争可直接回溯到1789年的那场大战役，这场新的“百年战争”催生了许多重大的史学论战，它们都围绕大革命的主要阶段展开相互矛盾的党派性解说，而攻占巴士底就具有象征意义。因此，就“此时此地”的状况而言，法国大革命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记忆，我们今天经历的国庆节已经没有了历史和政治内涵。7月14日曾与于勒·费里的学校一起成为共和派理念钟爱的宣传载体，并不可逆转地征服了全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共和国时期围绕“革命的狂欢”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在第四和第五共和国已经见不到了，很可能是因为没有了战士。不过，最近《快报》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70%的法国人认为，“大革命是民族意识的奠基神话”，历史学家于勒·科拉尔蒂（Jules Claretie）有个简练的说法：“法国大革命史中结束的只有大革命本身 ”，这个说法在1884年很中肯，但一百年后看来过时了。
关于国庆日的集体记忆是如何变化的呢？七月十四日庆典中原有的历史、象征和社会属性最初只有左派共和主义者认可，它们是如何逐步为全体法国人接受、成为整个民族的属性的呢？在右派那里，七月十四日原本是“狂暴之日”，它是如何丧失这一身份、被全体法国人视作所有法国人的“庆典之日”的呢 ？
七月十四日的亮点时刻
国庆日在20世纪的重大时刻（1906—1914年，1935—1936年，1939和1945年）远不是具有相同的性质，而是七月十四日原初记忆的各种独特变体，这些变体每次都因为当时的政治、社会和国际背景而再次获得现实意义，这就决定了这一特别的官方仪式和民众行为无法等同于传统的节日庆典（尤其是在人民阵线时期）。
20世纪的头几年，共和国受到政治生活中两个极端的最为猛烈的指控；这种激烈指控主要通过对共和国各种最富象征意义的表象、尤其是对国庆日的谴责和嘲弄而展开：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仇外主义等极右势力愤怒地指出，攻占巴士底是……德国人的功绩（！），而极左的革命派则对这个资产阶级节日怒不可遏。1890年到1905年间，极左派还处于恢复阶段，他们对七月十四日的批判和抵制、以五一节来对抗的行动完全是零星的、地方性质的。1906-1914年间，他们的斥责变得更加系统化，也更为尖锐。这种情况自然与革命工团主义的兴起关系密切，革命工团主义的组织核心（C.G.T.）是法国总工会和劳工联合会，它对议会民主及其象征物（国旗、节日和国歌等）和制度、尤其是对被视为镇压工人斗争的主要工具的军队，都表达出发自肺腑的蔑视和极端的敌意。另外，在乔治·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威权主义内阁（1906-1909年）期间，警察和军队曾介入德拉维耶和维尔纽夫-圣乔治的罢工和示威活动，并发生流血事件，此举激怒了工团主义者，他们拒绝工人参加任何国庆活动 。极左革命派之所以谴责国庆日，并不仅仅是因为反军国主义情绪，他们还对国庆日提出了另外两个重要责难：七月十四日是资产阶级虚伪做派的顶点，它回荡着煽动家们空洞的牛皮声，众多工人非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每天都在揭穿这些人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矫情言辞；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天被视为酗酒之日，资本家和政府试图让工人忘记自己的悲惨命运，让他们把人的尊严丢扔到下水道中：七月十四日是人民的鸦片，《人民之声》在1910年嘱咐说：“愿五一节不要成为无产阶级的七月十四日，后者除了浮夸言论和官方宴会就是纵酒和呕吐。”阿里斯蒂德·德拉诺埃（Aristide Delannoy）是20世纪初最杰出、最辛辣的讽刺漫画家之一，1907年，《黄油盘》杂志的一期专号上曾刊登过他的作品，没有比这更能反映“美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极左派的怨愤情绪了。所有荣誉都归于老爷们：化装成“警察”的克雷孟梭推开舞厅的门，向肥胖丑陋的玛丽亚娜进献用肉店包装纸裹着的花朵……共和国国庆日的虚伪鲜明地体现在一个官方讲坛上：讲坛上的法官十足像只毛发浓密的猫，资本家手臂上戴着黄金，顶着骷髅头的士兵手执血淋淋的剑，三人就坐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箴言下面，而在讲坛的脚下，一个工人正挥舞着十字镐，口中喃喃道：“——这些话……就是罪孽。”
另一幅漫画讽刺的是七月十四日散播的那些一本正经的蠢话：当一个官员满嘴浮夸“祖先……巴士底……政府……共和国”时，一个工人问他旁边的人：“他向我们宣扬什么？——总是那一套……不过今天叫得特别欢。”有几幅素描揭露的是让人民堕落和屈辱的酗酒恶习，其中一幅强调说，如果说七月十四日对当局而言是“光荣的日子”，“对选民而言则是喝酒的日子”。
第二幅素描表现两个勾肩搭背的醉鬼，素描的说明文字大概是德拉诺埃对民众“酗酒日”的明确评判：
七月十四日——自由，平等，博爱，喝酒吧，尿一泡！万岁共和国！哦！膀胱！耶！废话！
法利埃（Fallieères）的话一语道破了粗俗的木偶游戏的本质，这个胖得像猪一样的政客指着阳台下跳舞的人群厚颜无耻地说：“他们跳舞，我们就安宁了 ！”极左派的严厉语气同样出现在极右派那里，后者很乐意附和左派的腔调，以放大共和派阵营的分裂、服务于君主派的利益：《人民的希望》甚至把法国总工会在1907年散发的布告纳入自己的文稿中 。但是，当共和派陷入手足相残的争斗时，极右派并不甘于做个旁观者，从1906年起，他们再次开始发动已经冷却十几年——西部除外——的古老论战。政治气候的恶化首先与政教分离后天主教徒掀起的紧张气氛相关，这种紧张体现在1906年对清查运动 的抵制上，1909年后则表现为反对世俗化的伦理课本和历史课本的斗争，这些课本被控违反了学校的中立原则。另外应该指出的是，1909年9月，主教团之所以将历史课本列为危险品，一项主要不满正是它们“歪曲”了整个大革命的历史、尤其是七月十四日的历史，这种歪曲明显有利于共和派；例如，发行量很大的天主教小册子《民众插图传单》揭露说，攻占巴士底“象征着两个法国：一个是失败的、民族的法国，另一个是与外国结成联盟的、胜利的、耀武扬威的法国……七月十四日的人们疯狂杀戮和抢劫，它们代表被外来邪恶教义腐蚀了的法国，这些外来因素包括：犹太人，新教徒，启蒙哲人，共济会成员，这些人是由德国和英国豢养、用以败坏这个国家的；他们的任务是要摧毁构成法国力量之根基的天主教信仰，从而为瓦解法国作准备” 。因此，对右派来说，抗议也表现在反革命史学的复兴上。例如，1909年，古斯塔夫·博尔（Gustave Bord）发表了一部煽动性的著作，其标题就很能说明问题：“1789年的革命阴谋，帮凶和受害者”，《人民的希望》立刻对它大肆吹捧，并从中汲取了很多抨击“谋杀者之节”的新论据 。
不过，极右派对国庆日的强硬语气和顽固态度可能主要是因为极右派自身的转变，因为1905年以后，法兰西行动联盟的喧嚣登场让极右派倍感振奋鼓舞：这个派别从前是个畏首畏尾的王党卫士，其成员大多是正统派小地主贵族，他们已经行动不便，老是纠结于忠诚和哀怨之间；但如今，接替他们的是一批强健有力、精力充沛的青年“王党宣传队”，他们只想和“侮辱贞德的人”和89年的谄媚者打架，他们既长于挥舞大棒，也善于运用宗教言论，既像莱昂·都德（Léon Daudet）一样精通拉伯雷式的辱骂，做起祈祷来又能滔滔不绝。因此，对七月十四日最恶毒的抨击出现在1907-1908年绝非巧合；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法兰西行动的报纸于1908年3月变成了日报，于是这个组织成了王党运动的尖刀部队，虽然一些年迈的老贵族时有怨言，但它在教士中间赢得了狂热的支持。随着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君主制研究》的问世，极右派拥有了一个对抗共和制原则的系统学说。
然而，莫拉斯的“纯正民族主义”内在的仇外性也波及到当时王党报刊散布的有关攻占巴士底的漫画形象上。除了“谋杀者之节”和“砍头之节”这一永恒的主题，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历史因素，这个因素将巴吕埃尔（Barruel）神甫提出的共济会阴谋这一古老论调的复兴，与富有进攻色彩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于是，人们十分严肃地解释说，圣安托万街上的那座堡垒之所以会陷落，是源于在外国（首先是德国）策划的、由普鲁士人有计划地实施的可怕的共济会密谋，这个密谋还得到巴黎暴民的支持，目的在于推翻天主教法国，后者是抵御共济会、新教徒和启蒙哲人的三重颠覆野心的最后堡垒。这种谵妄的论调让人想起反德雷福斯派的反犹主义滥调，这种论调认为，攻占巴士底不是巴黎人民的事业、也不是法兰西卫队的事业，而是由一小撮叛徒支持的外国佬干的，这些叛徒来自社会最底层，完全是“反法国”的象征。这些论调声称有不可辨驳的文献为支撑，在阿加迪尔事件 （1911年）后的1911-1914年，它们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当时的民族主义和反德狂热进入高潮。兹举一例来说明这一误入歧途的批判浪潮：
法国大革命不是由法国人进行的。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一场“战斗”。它由外国人决策，军事入侵的主要方针计划都由外国人确定，它的执行者是一伙为此而进入法国的外国盗匪。大革命的计划【是】在德国的共济会支部中拟定……
德国共济会支部的作战计划不仅是让法国陷入长久的动荡，网罗众多心怀不满、嫉妒、毫无廉耻和信义之徒：一句话，它们要借法国人之手推翻君主制。
但这些法国人心里有数，知道这不可能。所以还要借助外国人，一支外国侵略军。
因此，为了发起举行暴动、施行暴力的信号，共济会把一支名副其实的盗匪军队引入法国。1789年初，这支军队进入巴黎……
这些人由他们的首领精心组织，所有人都背下了暗号，口袋里装满印着特殊标记的盾形纹章，和被罗织起来的法国国内的盗匪汇合……
德国人才是巴士底的胜利者。是他们攻占了巴士底。
在这个政治紧张的时代，法兰西行动不满足于在媒体上散布有关自己信仰的漂亮言论，它还组织公开的讨论会、散发传单以驳斥关于那座监狱的黑色传说。例如，在1911年和1912年的几次会议上，贝尔热拉克（Bergerac）的王党集团把这座城堡描绘成“智障者的隐蔽避难所，因为当时有人希望他们不要在疯人院里受罪”，出于医疗和社会理由，应该恢复这座监狱的声誉 。另外，在1912年七月十四日前夕，南特的法兰西行动支部在城里张贴了一份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色彩的布告：
“建立在巴士底废墟之上的共和国，以断头台、溺水、枪决等手段谋害了两百多万法国人……
一句话，攻占巴士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压迫我们的无名的集体暴政。共和派自身在撕裂，也撕裂着法国。
那些有头有脸的犹太人，那些手段高明的骗子以重金收买议员们的保护，而共和派的巴士底押满了工团主义者和国王的信徒 。”
另外，我们还需指出“巴士底”一词在第三共和国语汇中的丰富涵义、它的党派性意义的演变，以及它在20世纪初论战中从左派的用语向极右派用语的转向。在1880年，共和派曾在集体记忆中将旧制度和关于巴士底的逮捕密札这一糟糕回忆联系起来，从而让旧制度信誉扫地，因为逮捕密札是王权专制和“朕的意志”的鲜明表征。但是，25年以后，极右派以其人之道奉还左派，它将共和国描绘成新的巴士底，共济会的成员把守着它的城墙：1902—1914年，一份名为《巴士底，反共济会报》的插图周刊极力号召“正派的法国人”推翻这座监狱；刚刚被列为真福者的圣女贞德也被罗织到这支反共和派巴士底的十字军中 ：
议会难道不就是首要的共济会巴士底吗？那个邪恶的宗派难道不就像埋伏在堡垒里一样，秘密打造奴役人民的沉重镣铐么？他们炮制的法律对一个天主教民族而言难道不是最具杀伤力的炮弹么？世俗学校难道不也是共济会的巴士底么？人民的孩子去那里就读难道不就是被交给了灵魂的刽子手吗！……那些目无神明的教师难道不就是在剥夺孩子对神的信仰、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期待吗？那些阴暗的巢穴不也是共济会的巴士底么！不贞洁的妇女每天早上都从那种地方出动，她们就像锋利的匕首一样刺伤我们孩子的纯真、我们祖先的名誉、我们军队的光荣和旗帜、我们祖国最可敬最神圣的传统 ！
虽然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施展了这么多宣传技巧来诋毁国庆日，但它们的革命论调或修正主义见解看来只涉及一个很有限的信徒圈子：法国总工会对七月十四日的资产阶级记忆的咒骂、法兰西行动关于普鲁士共济会阴谋的抨击，都没有感染老实的城市居民，对他们来说，国庆日是个假日，是难得的庆典。1911年7月，《卢瓦尔灯塔报》可以庆幸两翼“抗议者”的失败和军事游行的成功，后者已成为国庆日的“亮点”，虽然“人们回到家中已经疲惫不堪，满身尘土，但人们并不因疲惫而抱怨：大家都觉得法国还依然存在”。“这种检阅真正是国庆日的一大景观。人们很高兴去看发射气球，去参加学校的露天游艺会，去观看焰火。这种情况别有意义 。”实际上，在表决通过雷蒙•普恩加莱三年任期法案（Raymond Poincaré regnante）后，极左革命派、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者扰乱1913年7月14日隆尚阅兵的企图失败了……但是，当时在法国泛滥的民族主义洪流不仅特别看重阅兵，它同样注意援引历史，抹黑关于七月十四日的记忆：1914年7月，莫里斯·施沃布（Maurice Schwob）在《卢瓦尔灯塔报》发表题为“复活的巴士底”的文章，在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和仇德气氛下，文章在提到德国法庭审判汉希（Hansi）时，把德意志帝国比作一个庞大的巴士底，终有一日要攻占这座监狱，解救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不幸的囚徒：“德国打开它的巴士底之日，就是我们庆祝我们摧毁我们自己的巴士底之时。“压迫与自由势不两立 。”
那么是不是说，到了1914年，即使是在西部，国庆日也已经完全融入民间习俗中，以致把攻占巴士底视为建国神话、对1789年7月14日“英雄聚会”的怀恋已经淹没在普通的集会游行中了呢？在这个问题上，肯定的回答可能将大城市的集体生活和乡村的社交混为一谈，与某个不知名的城市相比，乡村更能将政治对抗融入日常生活和家庭与友情联系网中。再如，虽然南特的《卢瓦尔灯塔报》报道说，国庆日并不需要追溯其历史根据，它的政治和象征意义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在这份报纸的内页中，原文刊登了几篇演讲稿，演讲是在下卢瓦尔省的几个小地方发表的，在这些地方，七月十四日似乎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1880年的那种解放意义；如在1908年的古埃隆，共和派还依据地方政治变迁再次强调这一自由节日的解放性质：
公民们！今年我们还有另一个庆祝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推翻了自己的小巴士底。的确，我们过去的反动市政府也像个小堡垒……像1789年7月14日一样，这个崩溃中的巴士底的瓦砾下也掩藏着各种特权和弊端，各种性质的偏见，以及最明目张胆的社会不公，前几次市政选举把暴君拉下了台，让受奴役的人民成为主权者，从而终结了古埃隆的政治反动 。
在西部，“蓝”与“白”之间的世纪争斗到处都在延续，这里的共和派居于少数，或只占微弱多数，面对反对派的敌视和压力，他们需要用仪式和咒语唤起伟大的原则和伟大的记忆，他们要想维持内部团结就必须这样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新局面，不过这一次它在整个法国都是如此，这就是人民阵线那非同寻常的岁月……
1935-1936:“重现的时光”：重新拾起的记忆
1918年大战胜利以后，工会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左翼势力继续鄙视国庆日，总是把它谴责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不过，1935年，在1934年2月6日的震动和极右组织给共和国造成的“法西斯主义”危机之下，人们看到七月十四日所具有的民主、解放和群众性意义的陡然复活。1934年2月6日之后，此前一直分裂的左派终于实现了和解，在政治层面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和解，在工会层面是法国总工会和联合劳工总联盟（C.G.T.U.）的和解，1935年7月14日，左派共同庆祝这次伟大的联合：当拉罗克（La Rocque）上校的火十字团密密匝匝地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帝国轴心线上列队游行时，约五十万群众在重新找回的团结的喜悦中、在对更美好的明天的憧憬中，穿过巴黎东部的平民区，从巴士底广场游行到共和国广场，此举使得七月十四日完全找回了革命解放的性质：在这样的壮观场面之前，历经政治斗争的老兵和工团主义者满心赞叹地意识到，从德雷弗斯案件的斗争以来，他们还从未见识过如此重大的群众运动 。另外，这类现象不仅限于巴黎：外省也对人民阵线的盛大之日贡献颇多。1935年7月14日“精神”特质在于对抵制“法西斯主义”，因而这一天的巨大影响远非国庆日所能囊括：它为1936年春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动力和支持，从而为人民阵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选择只能有一个：2月6日或7月14日！”激进派报纸《创造》曾以这样言简意赅的话语描述这次大选的要害所在 ，而两轮立法选举就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巴黎和外省数以百万计的热情男女见证了1936年7月14日的胜利节日，他们不仅把这一天视为群众对2月6日和煽动性极右组织的回应，而且把它当作向政府表达人民的感激之情的机会，因为政府刚刚授予劳动者从未有过的带薪休假等权益。1936年7月14日的成功具有感染效应：1937年五一节仿佛就是第二个七月十四日，对于这种局面，像乔治·迪穆兰（Georges Dumoulin）这样纯真的工团主义老战士是难以认可的：“不应该这样歪曲和贬低五一节的行动，P414 以致要去效颦资产阶级的节庆和11月11日的欢声笑语 。”但是，1936年夏天的“热烈幻觉”没有经受住事态的考验，应该尽快从幻觉中警醒：七月十四日催生的“宏大期望”很快就被西班牙的悲剧和经济困难一扫而空。1937年以后，人民阵线瓦解了，左派再次陷于分裂状态，因此1939年纪念攻占巴士底150周年的庆典气氛萧索：在慕尼黑阴谋的沉重背景下，1939年7月14日不可能像1935年和1936年的7月14日一样，成为民族记忆的亮点。人民阵线虽然为时短暂，但它对七月十四日而言是个重大转折：人们见证并欢呼“左派人民”有意识地“重新获取”、和平地“重拾起”共和主义记忆和革命的象征物，如三色旗，如马赛曲，如攻占巴士底，等等，而右派曾以歌颂1918年的胜利来驱散这些象征物，来歪曲它们本来的涵义：于是，1935年，人权联盟主席维克托·巴什（Victor Basch）曾充分“认识到今天的日子……与1789年7月14日和1790年7月14日这样的光荣日子相仿。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一块块地拆毁了国王的城堡的塔楼，同样，1935年7月14日，人民决心向残留的巴士底发起进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巴士底，邪恶法律的巴士底，苦难的巴士底，经济和金融寡头的巴士底，战争的巴士底——150年的激烈斗争和四场革命从没有失败过 ！”
次年，人民阵线的胜利自然强化了1789年和1936年两场人民运动的平行关系：
“ 令人难忘的1936年7月14日唤醒的是永葆青春的法国大革命精神，是89年精神。一切都展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攻占巴士底的景象、弗里吉亚帽、重新成为人民圣歌的马赛曲，还有被法西斯分子夺走、但再次成为自由象征的三色旗！
我们不太想说……但我们能感觉到：1936年7月14日的业绩就像1789年7月14日一样伟大 ……”
最后，人民阵线还以大量艺术品来进行自我表现，它还有一种别出心裁的尝试：以大革命记忆为核心创建一种高规格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我们举两个最有名的例子：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让·布吕阿（Jean Bruhat）对马赛曲作了改编；罗曼·罗兰的剧作《七月十四日》在阿朗布拉的再次上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7月14日夜，从巴士底回来的人们纷纷涌向阿朗布拉……在赋予7月14日意义之后，人们晚上想听听它最初的歌声，想寻找它的源头。人们来这里与“去歌剧院”是不同的……人们来这里是为了占领巴士底，为了认识它们最早的首领，为了争取自由。真是太奇妙了。一阵持续的强风从观众大厅吹向舞台，仿佛故事的虚构和几个世纪的隔阂都不存在。这不是演员在扮演角色，而是实实在在的马拉（Marat）、德穆兰（Desmoulins）、奥什（Hoche）……在讲话，在向89年的人民演说，向观众厅里的人演说……巴士底狱“真正”被攻占了，就在1936年的这个夜晚。演出快结束时，演员、群众角色、观众一起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这时没有人在听，在看，也没有沉浸在角色中的演员 。
法国共产党非常善于利用89年神话的复活和共和主义记忆的复兴来打破自身的政治孤立，以重新融入民族共同体之中：该党因为思想上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因为无条件向苏联看齐而经历了十五年的内部流亡。1939年，为了纪念攻占巴士底狱150周年，《人道报》在它日历的封皮上（以摄影合成的手法）附加了巴黎无套裤汉的形象，以及在红旗丛中的七月纪念柱下的敬礼场面：法共的主要领导人多列士（Thorez）、杜克罗（Duclos）、马蒂（Marty）、卡尚（Cachin）向法国大革命敬礼。93年巴黎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人的政治行动之间的这种历史亲缘关系在这样一句著名的套话中得以强化：“我们延续着法兰西”，这句话把法国共产党视作革命人民的唯一继承者，并让它充任共和主义记忆、乃至民族记忆的特选的守护者 ！
1945年7月14日，巴黎经历了一次新的凯旋日，这一天至少乍看起来让人想起了1919年的盛大游行：和1919年声望卓著的军事领袖福熙（Foch）和霞飞（Joffre）一样，德拉特尔·德·塔希尼（De Lattre de Tassigny）不也是率领部队走在热情的群众的前头吗？但他们走过的路线很不一样：1919年是从凯旋门到协和广场，1945年是从巴士底到星形广场。尽管有些表面的相似，但1945年的法国和1919年的法国天差地别，我们只要回想两对民族记忆的极点及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就能衡量两次胜利之间法国国际地位的衰落。1919年7月，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轴心线上，霞飞和盟军总司令福熙率领的法军走在所有战胜国队列的前面，虽然凡尔赛和约令人失望，但胜利的幻觉还是让法国相信他们的民族找回了昔日的世界性优势地位。而在1945年7月14日上午，参加检阅的只有一支法国军队，而且它在“三巨头”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已经没有发言权。1919年，法国表达的是竭尽全力赢得胜利与和平之后的喜悦；而1945年7月的法国之所以庆祝自己的解脱，是为了向它自己、向投以怀疑目光的世界证明，它还活着，它熬过了历史上最惨痛的灾难。在前一次庆典中，国庆日赋予冲突以光辉的亮色，而后一次的国庆日在重现战前节庆传统的同时，试图向人们证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一切都进入了各种可能世界中的最佳状态。总之，如果说1919年7月14日旨在为法国过分高估的强大提供证据的话，1945年7月14则仅仅表明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它始终存在，但是，尽管戴高乐将军作出了各种努力，法国已不再是一流大国了。当然，人们始终可以像《世界报》那样认为，“六年来的第一个法国人的七月十四日比1919年7月14日还要伟大；1919年时人们庆祝的只是胜利。但今天，庆典有双重含义：胜利和自由 ”。但是，这个说法不也暗含着这样一种意思：1945年的胜利不仅是法国军队对德军的胜利，而且也是法国人对另一些有通敌之罪的法国人的胜利么？不过，在民族记忆的层次上，《世界报》的评论还是很中肯地指出了1919年7月14日与1945年7月14日的差别之处：在1919年，胜利的喜悦是如此强烈，以致爱国主义和军事庆典完全淹没了对攻占巴士底的纪念。而在1945年，要把眼下的重获自由与过去巴士底的陷落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这种联系的实现伴随着政治上的盘算，P417 这些盘算十分明显，这就使得国庆日被歪曲成当时各派势力运用的压力工具，以便增强各自在新的宪政规划以及必不可少的制度改革中的地位。的确，1919年胜利的共和国在经历战火考验后显得稳固而强大，但1945年，在一个遭受战争和占领蹂躏的国家，应当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设施，当第三共和国在1940年毁灭后，还要重建政治制度；因此，解放以来的第一个国庆日是在围绕法国的政治未来的各种深刻分歧的背景下展开的，也是戴高乐将军和共产党之间新一轮较量的关键。戴高乐主张强有力的行政权，并在7月12日的广播演讲中为他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共产党很善于利用抵抗运动之后的有利局面，从7月10日起，它不失时机地在巴黎召集“复兴法国三级会议”，要求选举一个最高制宪议会（它很想控制该议会），但戴高乐将军强烈反对这个计划；共产党还号召人民于7月14日在全法国举行示威游行，“以恢复所有的民主自由”，这显然是针对戴高乐方案的行动。于是，7月14日出现了两个阵营、两场游行之间的对抗 。
7月14日的阅兵看起来像是戴高乐主义记忆和共产党记忆之间的妥协，前者试图把这次军事游行置于法国不朽这一神话中，而这种不朽曾先后体现在它的众多天定“救星”身上，如贞德、亨利四世、拿破仑、克雷孟梭、戴高乐；共产党的记忆则试图将这次阅兵与巴黎的起义传统联系起来，象征这一传统的是1789、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第一种记忆“与其说是共和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 ”，它希望与1919年的胜利日重建联系；第二种记忆是雅各宾主义的，为了掩盖共产党赞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造成的尴尬，它设法唤醒人民阵线的伟大时刻：虽然官方观礼台设在巴士底广场——这就赋予该仪式以某种民主及共和性质——但受阅步兵在万森大道上列队，他们在那里接受戴高乐的检阅，特别重要的是，机械化部队只行进到香榭丽舍大街：因此，由共产党表现的共和主义记忆被戴高乐与军队象征的民族主义记忆吸纳和平衡。至少纸面上是这样，因为巴黎人民也已经修改了游戏规则，他们赋予这个节日的革命意义更加符合关于这一著名事件的记忆。正如《世界报》指出的，“今天上午，巴黎再次为军队而欢呼。但人民已不是涌向贵族的林荫道，而是在巴士底广场的周围，在覆盖着联盟色的“光荣三天”纪念柱之下。士兵们就从当初为了自由而在街垒上慷慨赴死的街区走出来” 。
当天下午，当“复兴法国三级会议”正在进行时，法共和法国总工会及其下属组织的头面人物从相反的方向、即从协和广场向巴士底游行（在这一点上，地点仍具有强烈的政治和象征色彩），于是，雅各宾主义的记忆似乎强化了它的优势地位。在同一时刻，塞纳河上举办水上游艺以分散巴黎人的注意力（以及消遣娱乐），但人们的印象仍然是，法共才是节日的最终主宰者。戴高乐将军要等到1959年7月14日才能进行报复。
在七月十四日被确立为国庆日百年之后，那些在戏剧性局面下曾赋予该节日以独特光彩的持续争斗，在今天的法国已不再具有现实性了。这个仪式已经成为每年的例行公事，而且沉浸在旅游氛围中，这样的节日看来早已失去一切党派性和战斗性色彩；因此人们可以无所用心地将七月十四日推入著名的“死亡的神明沉睡的紫色裹尸布”中。然而，1983年7月，取消1989年世界博览会引发了激烈情绪，这似乎表明，关于大革命记忆的和解态度的形成为时尚早。的确，这场争论一开始只涉及财政问题，因为经济危机使得这次活动成了难题；但论战很快就转向了博览会本身，转向了对攻占巴士底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隆重纪念，这就再度点燃了人们一度认为已经熄灭的争论，而且人们通常很有兴趣再次看到一个世纪前国庆日（及共和国）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论争，当时的政治斗争——如关于社会党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争论、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讨论，等等——使得这些论争又一次具有现实意义。
右翼的攻势是由《费加罗报》组织的，它的语气比一个世纪前沉着和从容得多：右派知道自己势头很顺，它几乎不需要抬高声调来表述那些对它而言属于简单常识的真理。例如，梯耶里·摩尔尼埃（Thierry Maulnier）曾问道：“七月十四日那著名的攻占巴士底之日，它真的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是否配得上在我们的共和神话日历中的首要地位”，他随即回答说，“巴士底是个快被改用它途、守备松弛的监狱，那一天的骚乱跟巴黎历史上的很多其他骚乱相仿，骚乱之后，要塞司令的头颅竟被挑在枪尖上，这种攻占巴士底的日子是不值得纪念的 。”1983年7月14日，《费加罗报》象征性地再现了这颗血淋淋的头颅，它是一篇文章的插图，该文检举了“巴士底传说”和将一个次要事件捏造为建国神话的行径 。左派虽然掌握着政治权力，但在思想领域内处于防御地位，它希望夸大当时的局面，把自己打扮成受到威胁的共和主义记忆的守护人，并像在第三共和国那些最美好的日子一样，把他们的对手视为共和国的敌人。马克斯·加罗（Max Gallo）在《世界报》上这样抨击新右派对大革命遗产的文化攻击（或假想中的攻击）：“一些评论者在到处传播莫拉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调，对他们而言，89年是‘谋杀法兰西民族的典范’……从此之后，科尚（Cochin） 就给出了关于89年的一切‘严肃认真’的思考 。”而《人道报》则几乎不择辞令地驳斥了右派对世界博览会的批评，7月9日，它的首页上有这样的标题：
7月14日，安德烈•乌尔姆塞（André Wurmser）复职，这一次，他很严肃地将右派比作反革命的流亡贵族：
公民们！对这个耻辱提高警惕吧！巴黎不容许法国以世界博览会来庆祝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警钟第一次敲响了。我们需要雨果或阿拉贡来驳斥这些麻烦制造者。所有党派的民主分子们，你们至少知道自己在1983年面对的是资本外逃的时代，正如面对贵族流亡科布伦茨的时代，你们面对的是核威胁的时代，正如面对1789年以来欧洲联合反对大革命的时代……
不过，虽然作者将革命时代法国的局面与当代现实进行漫画式的比较，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关于整个大革命、特别是七月十四日的记忆已经完全成为民族记忆的组成部分，这些记忆超越了那些导致法国人分裂的政治分歧。1983年时，人们不是在法国王位的觊觎者巴黎伯爵 致法国人的《信件》中发现了最佳证据么？伯爵在信中说，他并无痛苦地承认，“以攻占巴士底为象征的事件有某种根本不应去谴责、甚至不应去惋惜之性质”，因而他泰然将这一我国现代史上的奠基行为置于民族的历史连续中 ；在两百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大革命似乎不像一百周年的“美好的古老时刻”那样让左派和右派势同水火，而仅仅是左派自己为难自己，难道不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