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帝国：大清与奥斯曼

作者:  昝涛   来源：上海书评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是近代历史的两个重要主题。对于前者而言，它主要是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它的扩散带来的是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并直接导致传统帝国的纷纷崩溃与解体。然而，一族一国这样的民族主义逻辑并没有随着传统帝国的消失而失声。内在地看，它的逻辑就是要不断地细化分裂下去，世界上只有两百个左右的主权国家，而能够被称为民族或族群的人民团体又何止以千万计！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暂时淹没了民族主义这个“病毒”的扩散，但在过去二十余年里，以民族-宗教为载体的认同政治又在世界各地崛起了。从之前传说中的美国某州闹独立，到不久前的苏格兰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持续的独立冲动，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现实，我们都能够看出，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动荡与失序。也说明，既有的民族国家体系消化民族问题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困境。

当下的“库尔德斯坦”

当前国际局势中，围绕打击伊斯兰国（ISIS）出现了很多政治派系的缠斗。其中土耳其的角色，尤其是它的库尔德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暂且不提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单就这几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阿拉伯之冬”，是“库尔德之春”。

最近在打击ISIS（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土耳其表态很暧昧，让一些人琢磨不透，土耳其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毕竟它是个北约成员国，按理好像应该紧密配合西方的行动。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土耳其对ISIS的态度主要是跟它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有关。PKK早已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作为分布在四个相邻国家中的跨境民族，库尔德人口有三千多万，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得益于当年美国打击萨达姆的地区形势，逐渐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力和地方实力。最近几年它跟土耳其政府关系不错，在打击它同族的PKK的问题上也能够给予理解和配合。

土耳其埃尔多安的正发党（AKP）政府这几年正着力于解决库尔德问题，甚至准备与PKK实现和解。但这个所谓的和解进程遭到了多方压力，久拖不决，双方都失去了耐心。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变化，PKK的重要部分转移到了叙利亚。库尔德人一向在地区冲突中是被不同方面所利用的对象。随着土耳其政府与阿萨德政权交恶，双方的库尔德问题又变得更加敏感了。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ISIS的“逆袭”。ISIS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个是久拖未决的反阿萨德行动中，叙利亚自由军（FSA）的削弱；二是之前什叶派的伊拉克马利基政府对逊尼派的糟糕政策，引起了逊尼派穆斯林的不满，逊尼派的极端组织ISIS利用了这个形势。

最近ISIS正在攻打一个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聚居地——Kobani。在Kobani的情况是，叙利亚当地的库尔德人组织民主联合党（PYD）与来到这里的PKK关系密切，让土耳其政府非常不满。这也是土耳其政府最初不愿意来援助Kobani的原因。这让土耳其政府面临着国内库尔德人的指责压力。而来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自由战士”想通过土耳其来援助Kobani。几方正在磋商，但各有打算。对于PYD来说，它希望能够尽量拒绝来自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区（背后是土耳其的支持）的帮助，因为它害怕失去对当地的控制力，土耳其是希望借助与自己关系良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介入削弱PKK在Kobani的势力。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蒙受了很多西方媒体的指责，说它“抗战不力”。除了前述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对ISIS的威胁也有自己的评估，一方面它主要是在威胁伊拉克和叙利亚；另一方面它也害怕恐怖主义报复自己。实际上，土耳其在Kobani做了很多人道主义的工作，尤其是在ISIS的攻击之前，使当地避免了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说土耳其政府漠视或冷眼旁观，也是不够客观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土耳其需要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战术选择，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西方跑。

库尔德问题之源

库尔德问题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至少要追溯到土耳其的独立革命。库尔德人本身在“一战”以后确实是在《色佛尔条约》里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但后来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打败了协约国，所以条约就要重新签，《色佛尔条约》被废除，新签的是《洛桑条约》。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就被牺牲掉了。

库尔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主要是分散在四个国家里面，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口是最多的。库尔德人在凯末尔时代，连他们的存在都没有得到官方肯定，他们的identity是被抹杀和压制的。但这个问题并不能永远地搁置下去，土耳其也没有能力同化库尔德人。土耳其在民主化之后必然要面对库尔德问题，因为民主意味着多元，意味着以往被淹没的要浮出来，被打压的要站起来，被忽视的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库尔德人在土耳其不是绝对意义的少数民族，它占了土耳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有一千四五百万人。

1960、1970年代左翼运动的发展对库尔德人有很强的影响，那时成立的库尔德工人党，今天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实际上这个党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左翼政党。1999年，它的领导人奥贾兰被抓以后，库尔德人的反抗运动转入了低谷。后来，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袭击，尤其是针对土耳其官方、军方。现在AKP特别想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是今天土耳其的头等大事。

历史地看，土耳其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先是强硬的，后来是走民主和发展的路线。它在国内针对库尔德地区的东南大开发，就像我们的西部大开发，投了很多钱，搞基础建设，改善当地境况。AKP尤其强调用民主的手段，口号是用更多的民主解决民族问题。现在看起来还是挺难的，一方面要涉及权力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还要触动主体民族不能接受的问题，这些都不是一步两步能解决的。

目前来看，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也存在走向自治的可能。这让人想起土耳其南部近邻伊拉克，2003年以后伊拉克实现了向民主的大跨越。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区的高度自治得到了认可，当地人还控制了大量石油资源，但它并没有谋求独立。这个情况对很多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是一种刺激。

就历史的经验来看，民族问题一旦出现了，就很难解决。在近代以来的欧洲也是这个样子。民族问题是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的产物，至今我们还在这个历史过程里面，所以很难说会有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处理，只要民族国家还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民族问题就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而存在。民族主义是一种与identity有关的激情，是一种冲动，它需要制度的安置，也需要情感的释放，这是一个理性与激情同在的问题。首先需要一个大环境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要有一个民主的、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体制，这一点中外皆然。比如现在的土耳其，大环境已经有了，少数民族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库尔德人也经过那么多年的斗争，已经得到了很多自己的权利。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特殊性

土耳其这个国家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做了一些很特殊的原则性规定。凯末尔政府自建国之初即蛮横地自我界定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不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

凯末尔党人能够把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长期抹杀，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在土耳其所有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库尔德人本身就是逊尼派穆斯林，由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就被抹杀了。这个抹杀还体现为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对库尔德人进行系统的同化，坚决限制库尔德语的使用，不许出现库尔德字样，不许辩论民族政策，等等。在过去，公开场合说库尔德语要被罚款，如果是政治家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土耳其国内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上台，土耳其开始逐渐地放松对库尔德问题的政治限制。尤其是在厄扎尔做总统的时代（1989-1993），库尔德问题和土耳其的民族认同问题开始获得更大的自由讨论空间。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开启了对土耳其民族身份的一种公开辩论。土耳其的国名是Turkiye，国民必须自称Turk。这一点对于库尔德人来说难以接受。因为Turk就是突厥，就是一个特定的族群，库尔德人不是Turk。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小学生，每天上课前都要喊“Turkum, Dogruyum, Caliskanim”，意思是我是土耳其人，我正直，我勤奋。但我的库尔德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小的时候已经可以在心里说“Kurdum”（我是库尔德人）。在厄扎尔时代，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国民身份的方向，即不再将国民称为Turk，而是Turkiyeli，就是说，在国名的基础上，把土耳其的公民和国民身份定为“来自土耳其的人”。这才是真正公民或国民意义上的土耳其人（还一种意见是干脆把土耳其国名改为“安纳托利亚”）。当然，这种界定仍然只是处于论辩之中，受到了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挑战，说这是要分裂土耳其国家。

土耳其建立的时候本身就是土耳其民族运动的产物，土耳其民族运动跟泛突厥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国家取名叫土耳其，既符合当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诉求，也符合西方人在历史上的叫法，因为西方人一直叫奥斯曼就叫土耳其，这几乎就等于是说穆斯林，而它不怎么区分阿拉伯、突厥或土耳其。

新国民身份和新民族政策的论辩持续到今天。在2005年11月初，土耳其总理艾尔多安在土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塞姆丁立（semdinli）发表了一篇演说，从而在土耳其引发了一场土媒介所谓的“关于认同的战争”（“war over identity”）。2006年是土耳其的选举年，因此，这场有关认同问题的大辩论就显得火药味实足。在演讲中，艾尔多安说：“在土耳其共和国，公民身份是基本的和最高的认同。”艾尔多安向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保证，在他所谓的“土耳其共和国公民身份”之下，库尔德人可以自由地界定其作为不同族群的认同，他说：“在那个最高的认同下，我们都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除了这个身份，我们也都有亚身份……没有人应该因此而被冒犯。一个库尔德人可以说‘我是库尔德人’……我们不应该根据人们的身份来区别对待他们。”

可见，库尔德人在土耳其争得民族身份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现象。现在开始提的Turkiyeli（土耳其国民）可能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淡化主体民族的强势，把Turk下降为族群认同，而不是继续把它同时作为一个公民认同。这就像咱们中国说中国人，汉族，我们是区分得很清楚，汉族是一个族群，我们的国家不叫汉国，我们的国民也不叫汉人，而是叫中国人，这就是一个公民和国民的身份。

回到帝国：大清与奥斯曼

中国和土耳其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好几次革命却没有崩溃，但是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转型到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当中崩溃了，丧失了绝大部分的领土，而中国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帝国和帝国当然是不一样的。奥斯曼帝国的主导民族是突厥人，但它并不是帝国里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而且这个帝国的多元性比较强，呈现碎片化，阿拉伯、突厥、东正教诸民族、亚美尼亚等等，这些都是分立的。可以说，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和边缘之间是一种很松散的联系。这一点跟中国比起来就很不一样。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王朝更替中的延续性，历代王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也都认同于中国。奥斯曼帝国没有这么一个“统”，它与之前的王朝并没有这样的承继关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单从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来说，它的中央集权化也要比奥斯曼帝国强，这是由它统治的核心区域所决定的。就算像新清史说的那样，清是一个征服帝国，强调它的满族特性，但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它的“中国化”才是主流，满清的结果就是最后同化于中华。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清的多元性，而且这个多元性对于清帝国的成功和维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仍需要看到主流。

突厥人从中亚来到小亚细亚，最后建立了奥斯曼这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突厥人占主体的地方，到最后还是小亚细亚，在帝国的其他广大领土上，则是各地原本的民族。比较来说，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比较小，向心力也比较弱。这是它内部的一个情况。

另外，帝国的崩溃实际上就是解体，相对来说奥斯曼被肢解得更彻底，而中国呢，最后还基本上维系了原有的规模。当然仔细查看，中国在近代失去的领土也不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尤其是东北和蒙古失去的面积也不算小，但跟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还不是一回事。

从奥斯曼的角度来说，它的崩溃或者说解体主要指的是它在欧洲，特别是东欧这些领土的失去，后来包括失去了阿拉伯（这就是围绕阿拉伯的劳伦斯发生的故事，拟另撰文详述）。奥斯曼的地缘位置是其解体的重要原因。它那些领土的失去，尤其是在欧洲，不能不说跟文明的断层有很大的关系，奥斯曼人为广大的基督教徒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与穆斯林帝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那些地区本身就在欧洲，属于另外一个文明圈，是异质的。近代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欧洲崛起，东方相对衰落。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崛起以后，就走向殖民化和海外开疆拓土。其实欧洲人开拓了新航路之后，奥斯曼帝国控制地中海的航线的意义就慢慢下降了。这也影响到帝国的财政收入。

在近代之前，甚至说在十八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是强国，长期保持着对欧洲的优势，也因此成为欧洲的梦魇，奥斯曼的存在是近代欧洲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外部力量。当欧洲崛起的时候，它一方面要搞殖民扩张，另一方面也是要解决这个历史的噩梦问题，其实就是历史上说的“东方问题”。欧洲列强包括俄国崛起后，东欧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也比较早地觉醒了。这样，在十九世纪，在列强的干预和支持下，东欧巴尔干很多小民族逐渐获得了独立地位，也就是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去了。相比较来说，中国离西方很远，我们是远东，奥斯曼是近东。当希腊人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去的时候，咱们这儿鸦片战争还没有发生呢。可以说，由于地理的原因，我们受西方冲击要比奥斯曼帝国晚很多。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离欧洲近，受到冲击更早也更大，它领土上的民族主义兴起得早，也受到列强的更多干预。

对欧洲人来讲，东方问题就是奥斯曼帝国问题。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极盛时期大概在十五、十六世纪。1453年土耳其人拿下了伊斯坦布尔，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极大震惊。有一部土耳其电影叫《征服者1453》，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对欧洲人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土耳其人最后一次攻打维也纳是1683年。所以，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人看来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而且它占据了大量的基督教人口的领地。奥斯曼帝国是被作为一个长期的敌人来看待的，一方面是实际的敌人，也是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敌人。

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巴尔干地区其实整个都独立出去了。不仅如此，当地大量的穆斯林也被杀戮、驱赶一空。这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灾难，至今这个灾难还在巴尔干地区延续着。一年后，一战开始，奥斯曼帝国错误地加入了德国阵营。作为战败国，奥斯曼帝国再也没有机会了。其实，与此同时，很多欧洲的古老帝国也都崩溃了，也是由于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一战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击。

看中国这边，1911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以清帝逊位的方式完成的。近来有中国的学者尤其是一些法学领域的人在谈“立宪时刻”，强调了清帝逊位在中国主权延续性方面的意义。就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没有经历巨大的外部冲击与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就完成了共和革命。之前边疆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清王朝还一直是有力量去消化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左宗棠的历史功绩。清在没落中依然能够维系帝国的大致规模，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力量还在，更重要的是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也大致得到边疆地区的认同，其中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边疆长期存在的向心力，大一统的中国传统以及满清的帝国之术。

在走向共和的革命过程中虽然有各地宣布独立的情况，但这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臣民宣布独立走向分离是不一样的，各省的独立并不是在主权意义上，大家都还认同于“中国”。这与“中国本部”长期的大一统格局不无关系。另外，个别边疆地区的分裂势力也很弱，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还在，即使后来出现过军阀割据的局面，但各方势力仍然认同于中国，对中央的权威、对走向一统没有根本上的异议。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了共和，但从新旧交替的角度来说，清帝逊位是一个关键，因为这是个主权让渡的过程，对于“五族共和”，对于之后的国家统一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周边来看，虽然帝国主义势力向有觊觎之心，但一来离欧洲很远，二来，在一战、二战中，中国都是一个战胜国，最想吞并中国的日本也最终被打败。所以，一旦中央的权威重建起来，中国就能够保持统一的大局。

土耳其虽然在1908年有青年土耳其革命，但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不是改朝换代，这与前面讲到的辛亥革命是不同的。我们共和实现得早，而且是“大共和”，是“五族共和”。土耳其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是在帝国崩溃的废墟上，当时也就剩下土耳其人自己了，欧洲的领土已经失去，阿拉伯那边被托管，就是他们想要也没有统治的能力了。作为帝国战败这个悲催命运的承担者，土耳其人甚至连安纳托利亚都几乎没保住，列强分它的家的时候连小亚细亚也被切了。欧洲人就是要一劳永逸地处理掉土耳其。所以今天土耳其会有“色佛尔综合征”，《色佛尔条约》的签订被视为国耻。在当时，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里面有两条提到了给予奥斯曼帝国剩下的那部分突厥人“种族的权利”，也就是他们也可以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建国。可以说，这当时给了绝望的土耳其人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对美国特别有好感，甚至有很多人盼望美国赶紧把他们托管得了。毕竟，那个时候的土耳其人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亡国灭种之危。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土耳其人对凯末尔的评价或许有些争议，但绝大部分人还是感念他们这位国父，毕竟在当时如果没有凯末尔他们领导革命，也就不会有土耳其共和国。它的这种情况只能用我们的抗战胜利来对比。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今天只对比中华帝国或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它们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从北亚或中亚的游牧地区来的这么一帮人，最后建立了帝国，成为统治者，当然，土耳其帝国的游牧特性要比清帝国更明显。奥斯曼帝国到它衰弱的时候，没办法了才要专心搞中央集权，因为之前，它的中央和地方一直是个松散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遇到周围的挑战，也没有必要去加强一统。清帝国的大部分所继承的是西方人所谓的“中国本部”，这里有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传统。这是秦以来就延续下来的，在体制和文化上都已经到了骨子里。今天咱们也是特别强调大一统的国家，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所以满清和奥斯曼帝国的这一块很不一样。奥斯曼帝国在地方上是有较高自治权的。尤其是对基督教臣民，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实行你的一套“民法”，只要给我交特别税就行了。当然，这些地方潜在的是具有分离倾向的。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是个游牧征服帝国，当它的军事力量到达极限，当它的帝国实现定居化又走向衰落的时候，崛起的周边列强离得那么近，它面临颓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情势跟中国很不一样。

中国和土耳其当前都面临边疆民族问题的挑战。在帝国鼎盛的时代，边疆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对于传统帝国而言，处理边疆问题也是有弹性的。到了主权民族国家的时代，一方面是寸土必争的内敛的主权神圣性，另一方面是一族一国的弥散的民族原子化趋势。两者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张力。这使面临动荡和失序的社会不得不反思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给世界带来的破坏，与此同时，传统帝国在面临民族国家体系挑战而不得不强调集权前，长期运用并留在历史之中的“多元一体”的遗产，在今天也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了。当代土耳其是在走向多元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就有一个多元主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制度设计，它有沟通帝国的多元性与现代普世主义的能力，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土耳其政府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都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代，有些看似不证自明的原则，并不是不能重新被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