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经验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

作者：邹仲苏   来源：上海书评

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就任韩国第十八任总统，时隔三十四年，她再次回到从小长大的青瓦台。而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的安倍晋三看到这一幕，或许也会激起颇多思绪——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与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有多年的交往，两人都有满洲经历，这不但积淀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影响了战后东亚历史的进程。

“汉江奇迹”的起源？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战后日本和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对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倍加关注。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即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

“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东亚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二战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高效率技术官僚所起到的作用。然而相关研究却较少谈及其历史脉络，尤其是二战时期的战时体制对战后东亚经济起飞的影响。《大日本·满洲帝国的遗产》一书（以下简称“本书”）便是从过往历史出发，对东亚新兴经济体“发展型国家”理论进行探讨的著作。

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三条脉络。第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批判视角，在此不复赘述。第二条脉络试图摆脱纯粹的分析模式，逐渐转向探寻非政治、非传统的历史脉络，强调跨境、跨国乃至跨文明的解释。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的“东亚式现代”（East Asian Modern），希望厘清伪满洲国的多样性面向，虽然创建颇多，却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详见Prasenjit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而第三条研究脉络，则是有关处理“日本帝国的遗产”与二战后东亚局势之间错综复杂的变动关系。虽然伪满于1945年8月17日宣告结束，但其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停，反而隐藏进了历史的长河中（林志宏：《满洲国——潜入时间的长河，再现历史的讽刺》）。

近代日本历史被1945年8月15日的终战分为两段：此前的帝国时代与此后的国族国家时代。帝国时代的日本试图将自己建构为近代亚洲帝国的核心，乃至超越以西方为核心的现代，也就是所谓的“近代的超克”。然而，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帝国成了附属于美国的现代国族国家。而曾经参与帝国时代建设的人们与帝国时代的联结，却并未因帝国时代的终结而结束。他们的建设经验，也在某些机缘巧合下重新爆发出来，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书便是从这一角度，对后帝国时代的日本与韩国做了一番探讨。

本书作者姜尚中、玄武岩都是著名的韩裔日本人学者，出生于日本，在日本完成高等教育并在高校里从事学术研究，用日语写作。从学术经历上看，他们与日本学者并无差别，但其韩裔身份似乎也是某种意义上“帝国遗产”的延续，他们对日韩这段历史的思考也更耐人寻味。尤其是姜尚中——他还有个日本名字“永野铁男”，他一直积极投身于韩裔日本人在日本的社会活动。也因此，本书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日本视角出发，两位作者理解的“满洲”也与人们的一般理解不同——他们选择以“满洲人脉”为主要切入点。虽然在日文学界，早已有小林英夫等人对此进行过大量讨论（如《満州と自民党》，新潮图书，2005年），然而，对伪满洲国在战后东亚世界的延续却较少有人关注——相关遗产正是依靠“满洲人脉”在战后东亚世界维系了下来，而朴正熙与岸信介则是最好的诠释。

“独裁者”与“妖怪”：朴正熙与岸信介

众所周知，朴正熙与岸信介在战后的韩国与日本政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朴正熙作为一个独裁者，执政韩国十八年（1963-1979），直至被金载圭刺杀身亡。岸信介虽然在战后仅担任了三年的日本首相，但在去世之前，他的影响力始终见于日本政坛。

1936年，岸信介就任伪满洲国的总务厅次长，后转为实业部次长。岸信介深信统制经济在战时体制中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参与并推动《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甚至从日本邀请著名企业家鲇川义介前来投资，并创建了可以与满铁匹敌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故而岸信介也被称为“统制先生”。

岸信介在伪满期间，建成了以军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体系，并在此体系下，开展了与之相关的创新活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在当时被认作“远东第一快车”的“亚细亚”号超特急列车的正式运营。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岸信介于1939年奉调回国，后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负责日本帝国体系内的军需生产，并确立了“经济新体制”。这不但作用于战时日本，也影响到战后日本的复兴，甚至可以说，岸信介的“满洲经验”酝酿了“昭和奇迹”。

与岸信介不同，朴正熙在朝鲜接受师范教育后，选择了北上，于1940年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并为自己取了“高木正雄”和“冈本实”两个日本名字。毕业后，朴正熙加入伪满军队，并跟随“铁石部队”进入华北同八路军作战。这一段经历让朴正熙认为，伪满模式才是自己心目中现代国家的建设样板。1961年，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夺取韩国最高权力后，逐渐创立了“维新体制”。他以五年计划的方式发展韩国经济，并大力发展重工业，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而在农村地区，则开展以“勤勉”、“自助”、“协同”为主要精神的“新村”运动。朴正熙时代奉行“兵营国家”的思想来积累国力，构筑了以全民国防为主的“韩国式民主主义”。这一切，都与朴正熙的“满洲经验”相关。而伪满这一系列体制的塑造者，正是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

在极具“满洲国”特色的 “维新体制”下，朴正熙所仰赖的主要是一批有着相同经历的军人与官僚。朴正熙发动“五·一六”政变，建立“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并任议长，副议长李周一是朴正熙在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另外还有两位委员金东河和金润根也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朴正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同学，如尹泰日、朴林恒、崔昌彦等人，均在新政府中身居要职。而曾经在军事法庭上救了朴正熙一命的同学白善烨与丁一权也凭借在朝鲜战争中的战功身居高位，成为朴正熙重要的政治盟友。

1961年11月，朴正熙与岸信介终于在东京相见。一个是独裁者，一个是“妖怪”，彼此因为共同的经历与人脉牵扯在一起，并在后来保持了多年的友谊，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两国关系，乃至冷战时期的东亚局势。

1965年6月，经过了十三年的谈判，日韩邦交宣告正常化。其实早在1951年，日韩双方就已经开始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展开接触，然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朴正熙上台执政后，以侄女婿金钟泌为密使同日本方面联络，最终实现了日韩邦交的正常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满洲人脉”起到了重要作用。日韩邦交正常化后，朴正熙在“维新体制”下，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并试图建立浦项制铁。浦项制铁项目开始之初，朴正熙试图向美国求助，但被美国以规模超出韩国所需为由拒绝。朴正熙转而向日本方面寻求紧急援助。此时，岸信介虽已卸任首相，但时为日韩协力委员会会长的他还是凭借自己在政坛的影响力，为浦项制铁项目拉到了大量援助，最终使得项目成行。

“满洲人脉”的特殊性，使日韩两国邦交异常巩固。1973年，韩国中央情报本部将流亡日本的金大中绑架回国，日本因此对韩国提出严重抗议，并中断了日韩内阁成员的定期接触。而此时的朴正熙政权还需要来自日本的经济技术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修复日韩关系的重任便落在了岸信介身上。在他的斡旋下，日韩之间的外交危机被顺利解除。两国关系之稳固，甚至连“文世光事件”都未曾对此造成影响，而这种超稳固邦交关系的背后，仍旧是“满洲人脉”在起着作用。

事实上，“满洲经验”并不仅限于朴正熙与岸信介二人。在韩国，朴正熙遇刺后继任韩国总统的崔圭夏，是“满洲国”大同学院的毕业生；卢泰愚时代的首任韩国总理姜英勋，曾就读于建国大学——都是殖民地的学校。而在日本，曾身居殖民地要职的星野直树、椎名悦三郎等人均在战后日本政坛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作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的高埼达之助，更是“满业”的末代总裁。此外，还有指挥家小泽征尔、著名导演内田吐梦等民间人士，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满洲经验”——或许这种经验称之为“满洲摩登”更为恰当。

帝国与殖民：现代化经验的流动

在以往对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思考中，人们往往将殖民地看作帝国获取资源的掠夺地，帝国为殖民地带来的是无尽的苦难。然而，就日本帝国体系而言，资源的掠夺与民众的苦难自然不可回避，但也需要看到，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中，仍然存在着另一种面相，即殖民地作为帝国现代化经验的“试验场”。这也是本书所要呈现的重要内容。

就日本帝国体系而言，帝国境内的现代化经验存在着流动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经验的流动则以多次的逐级试验为标志。日本本土的知识人与技术官僚会提出相关的构想；当这种构想需要付诸试验时，则会被接连几轮作用于各殖民地，最终经过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试验后，相关的试验经验会被作用回日本本土。作用于日本本土的经验又回流向各殖民地，从而造成新的经验升级。在不断的经验升级过程中，现代化的过程也由此展开，并不断被深化。日本帝国各个殖民地，与日本本土一道，都在这个不断试验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过程的代表，便是日本在战后利用满铁试验成功“亚细亚”号超特急列车的技术，研制成功了“新干线”，并将其出口到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从而带动了亚高速铁路技术的升级换代。本书虽然揭示了这一试验过程，但对帝国体系中这种试验的复杂性却论述不足。当然，这一点与两位作者的韩裔日本人的身份，以及论证主题集中在日本与韩国有关，或许并不能称之为缺陷。但对这种试验复杂性的关注，则是学界可以深入研究的地方。

在战前日本帝国的体系之中，满洲地区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并非由日本政府直接统治，但却在帝国体系中地位举足轻重；它虽为帝国重要的殖民地，但又与传统的殖民地并不一样。其特殊之处在于，该地区的特殊场域融合了日本帝国体系中的各个角色，这也决定了“满洲经验”势必会对战时日本帝国，以及战后东亚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随着战后东亚民族主义浪潮的风起云涌，使得这种战争时代的经验被人们刻意淡忘。当垂垂老矣的亲历者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们或是在回忆录中一笔带过，或是干脆闭口不谈，把这段经历带到坟墓当中。因此，本书重新发掘了在当事人记忆中刻意被淡忘的这一经历。东亚也正是在这种“遗产”笼罩之下，迎来了“汉江奇迹”与“昭和奇迹”。

2013年2月25日的首尔与东京，殖民地的幽灵，一直游荡在东亚上空，不论是在日本，还是韩国，抑或是其他地方，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