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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录自罗伯特·希格斯《反利维坦：政府权力与自由社会》（汪凯 译）
大萧条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赫伯特·胡佛于1929年就任总统后不久，经济开始下滑，1930年和1933年间悲惨的经济形势举世罕见。人们对胡佛总统应对危机的无能深感失望，1932年，他们选举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任总统，国会也成了民主党人的天下。由此美国开始了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剧烈转变，这被称之为“新政”。
历史学家对新政大多持肯定态度，他们对许多措施青睐有加，如大规模缓解失业的计划，联邦政府规范农业、工业、金融和劳工等行业，确立最低工资标准，针对老年人、失业者的社会保险，为穷人、残疾人以及有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发放收入补助。力度之大，无人能出其右。
由于上述成就，加之其在战时的领导，历史学家和公众无一例外地视罗斯福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人们不厌其烦地谈到，在无休止的大萧条中，罗斯福给予美国人民以希望，他的政策通过缓解固有的残忍和不平等而“拯救了资本主义”。《牛津美国史》中有一章“恐惧中的自由”涉及罗斯福时代，它既从通俗也从学术的角度引发了人们对新政成就的探讨。该章的作者斯坦福大学的戴维·M·肯尼迪总结道，“新政一切措施的出发点是得到安全感……其主要目的并非摧毁资本主义，而是使其稳定，同时更均衡地分配财富。”
这些对罗斯福和新政的观点形成了一个神话，它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先入为主，也带有历史性的误解。霍华德·E·柯什那在1936年出版《罗斯福及其政策的威胁》一书，书中写道：“罗斯福在我们的政府相对简单、权责有限的时候上台掌权，他将其转变为极其复杂且臃肿的机构来控制商业，使自由人的生活陷入混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府在他上台时还较弱，但很快便被他改造得强大无比。”
如上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追捧罗斯福，尽管一些历史学家把反对者称为自私自利的反动分子，但实际上这些“厌恶罗斯福者”对新政的经济后果洞若观火。就算是在1936年罗斯福如日中天时，仍有1700万人投票支持阿尔弗雷德·兰登，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富人。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即使罗斯福在大萧条的深渊中史无前例地提振了美国人的信心，但其成就只是让公众在幻想之下劳作，毕竟人们普遍担忧大萧条会永无止境。如果大众知道新政只会延长萧条，他们就会抛弃新政及其自吹自擂的领导者。
事实上，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新政确实延长了萧条。如果罗斯福信守1932年竞选时的温和诺言——承诺削减联邦开支、平衡预算、维持健全的货币政策、控制华盛顿的官僚化等，那么萧条在其1936年的第二次竞选之前就会结束。然而，罗斯福和国会在1933年和1935年间更广泛地实行了经济干涉政策，于是出现了大量莫名其妙的新开支、税收、补贴、制度和政府参与的生产活动，新政在商人和投资者中造成了困惑、恐慌、担忧和敌意，私人投资和所有私人经济活动再也不会恢复到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
面对经济干涉主义者的冲击，1930和1940年之间的美国经济乏善可陈：11年间的私人净投资总共减少了31亿美元，没有持续的资金积累，经济增长便无从谈起。1929和1939年间美国经济丧失了正常的增长，原本可达30%~40%的国民收入增长也成了泡影。
不断扩大的政府经济行为并没有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不足，除了导致资金不足的后果以外，现在的批评家注意到，政府的开支劳而无功。平民诗人伯顿·布拉利写道：
在强烈的批评声中，罗斯福最终宣称他“不愿意看到美国人民的活力被发放赈灾品，每周在公园花费数小时从事割草、耙落叶或清理废纸等琐碎的事情削弱”。然而，失业救济活动仍然在持续。
在一片狂热中，新政另有所图。尽管经济手段混乱无逻辑，新政在获取选票上却大获成功。当时的美国，贫穷蔓延、失业奇高、商业凋敝，罗斯福上台后发现总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盟友可以支配相当数量的金钱，将其分发到受助者手中，作为回报，救助的接受者会给予他们的恩人以政治上的支持。正如翰·T·弗林谈到罗斯福时说道，“他总是对有些计划感兴趣，这些计划将特殊的利益给予某些特定的阶层，以换取选票的支持，最终，在分配资金和工作岗位之上，美国还没设有哪个政治大佬能与之抗衡。”
就购买选票而言，失业救济计划显得最突出，尤其是联邦紧急救助总署、保护平民协会、公共事业振兴署等，其他计划也与此类似。农产品补贴、价格补贴、信贷计划以及相关措施赢得了乡村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劳工条款，首先是全国产业复兴法，然后国家劳资关系法，最后是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换取了彼时蓬勃兴起的工会组织的支持。自购住房的人对政府出资帮助偿还抵押贷款，以及提供贷款担保等措施感恩戴德。即使是自内战以来一直忠于共和党的黑人也改弦更张，以图获得联邦失业救济中少得可怜的补助和剩余的就业岗位。综上所述，你就能看到政治学家们称为的“新政联盟”——一种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新闻记者吸引公众兴趣的话题是罗斯福的“智囊团”，这是罗斯福在1932年当选后倚仗的政治顾问，其中最知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如雷蒙德·莫利、雷克斯福德·盖伊·图格威尔和安道芬·A·伯里等。现在看来，很明显这些人关于萧条的起因和解决之道的看法既固执又不切实际。
许多早期的新政提倡者认为物价崩溃是大萧条的起因，所以他们认为以各种方式提高物价，尤其是工业企业联盟和其他限制市场供应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他们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提高工资率，提高黄金的价格等。只有一种价格，也就是称之为购买力的货币价格应当下降。因此，他们青睐通胀，为此他们放弃了原本对通胀多少有遏制作用的金本位。
后来这些顾同，这“快乐的热狗们”（他们的导师和教父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如此称呼），如汤姆·科克兰，本科恩和詹姆斯·兰迪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他们没有真正的经济专业知识，但当罗斯福摒弃商业利益，将投资者斥为“经济保皇党”，是经济萧条和社会罪恶的根源时，他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直以来，总统的顾问们在一个主要的观点上看法一致：联邦政府应该深入和广泛地干预经济生活。或者换句话说，政府的开支、运作和管理都应由他们这样的“专家”来指导，这样才能修正市场体系的缺陷，在实现更大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恢复市场繁荣。正如盖瑞特·加内特早在1933年8月就看到，总统的顾问们寻求的不仅仅是应对紧急情况，他们有一个“复杂的意图，既不是恢复经济，也不是像以前那样繁荣，而是一整套经过科学规划和管理的新秩序，在这一体系中，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被政府驯服，人类的幸福才是首要目标”。即使在当时，这些能力平庸的顾问们颐指气使的做派，让许多有思想的旁观者侧目。詹姆斯·伯恩汉姆在1941年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写道，“他们有时蔑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自己就能管理一切，而且他们也喜欢这样做。”最近，甚至富有同情心的“左倾”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也写到，新政的拥趸以“一种近乎宗教的崇拜”来拥护政府的计划。
许多新政提倡者，包括罗斯福本人（当时的海军部长助理），一直活跃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战时政府中。在思考如何应对大萧条时，他们作了一个类比：战争是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我们通过创建政府机构控制和调动私营经济来加以应对，大萧条也是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类似机构来应对。从这种推理出发，一系列模仿战时的政府组织便应运而生。农业调整署对应食品管理局；全国复兴总署对应战争工业局；复兴银行公司（由胡佛创立但在罗斯福时期极大扩展）对应战时金融公司；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对应战时劳工委员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对应肖尔斯项目；平民保护公司对应军队自身……不胜枚举。
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宣称：“我们必须组建一支训练有素且忠心耿耿的军队，愿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作出牺牲。”他警告说，如果国会不遂他所愿，他会寻求“广泛的行政权力发动一场应对紧急状况的斗争，这种权力之大，就如同我们真正遭受外敌入侵时赋予我的权力一样。”尽管言辞激动人心，但其应对大萧条的方法却是基于误解应对战争的成功之道与应对经济萧条的办法几乎毫无关联。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们大大高估了战时措施的有效性——因为在这些措施的弊端广为人知之前，二战业已结束。
罗斯福不会深思熟虑，弗林将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称为“以自由轻松的方式应对知之甚少的问题”。他对此也毫不在意，他关注的只是问题的表面：“他基本上没有确定的政治经济哲学观，他不是一个有基本原则的人……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立场并非来自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只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说到底他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雷蒙德·莫利夸赞道：“就立法而言，总统在此事（1933）上给予国家的卓越保证……是前无古人的。”换句话说，罗斯福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但他仍决定千帆竞发，希望能抵达应许之地，也希望从这种盲目的激进主义中获得政治回报。
从一位少不更事的学生到英俊、富有且深受欢迎的社交高手，早期的罗斯福有着和蔼可亲和迷人的性格，他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也就是说，他处事圆滑，善于权谋，而且诡计多端。对于竞选活动他无疑是个中高手，也善于向民众发动宣传攻势。据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里奇所言，“他（罗斯福）的第一本能就是撒谎”，尽管“有时在言语中也会讲真话，但这只是因为他在那一特定场合下心存侥幸”。尽管数百万人对他恨之切切，但更多的人对他热爱万分，将他视为救世主“天赐的弄潮儿”，《纽约时报》1933年6月18日如是评论。如果通过煽动是创造繁荣的有力手段的话，那么罗斯福可能会立刻让国家摆脱大萧条。但是在1939年，大萧条之后的十年和新政开始的第六年，占劳动力17.2%的950万人仍处在失业之中（其中有超过300万人受雇于政府提供的紧急就业项目）。罗斯福的确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娴熟的政治家，但不幸的是，对于在他领导之下的美国民众而言，除了“尝试”以外，罗斯福根本不知道如何结束大萧条，更不用说倘若措施不奏效，又该如何等等。他的政治试验缺乏周全考虑，破坏了市场经济和资本积累，使原本可以全面恢复的经济成为泡影——尽管有些所谓的“滞涨主义者”危言耸听，但当时的资本主义机器并未形成不可弥补的损坏。罗斯福的追随者和许多人都尊崇其为伟大的领导者，但是除了决策制定者及其随从，错误的领导要比没有领导更可怕。
尽管罗斯福及其新政并没有结束大萧条，但却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政治经济和主流意识形态。直到今天，新政出台后的65年，其遗产依然存在，并继续妨碍市场经济的成功运行和侵害个人的自由。
我们只要看一看联邦政府的组织系统图便清楚了。如下机构：进出口银行、农场信贷管理局、农村住房和社区发展服务处（以前属于农民家园管理局）、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联邦住房管理局、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以前是农村电力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社会安全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它们都是新政的产物。每个机构都与自由市场体系背道而驰。它们通过资助、拨款、投保和管控，使资源从消费者最重视的区域流失，经济生产力也就大打折扣。
一旦新政在1933年和1938年间突破了限制的闸门，任何想要获得国会支持的政府项目都能找到充足的先例。受制于宪法的有限政府，尤其是在1937年最高法院改革后，对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只是存在于对往日的追忆中。
实际上，新政之后古典自由主义者数量急剧减少，几近濒危。新政的遗产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化，自此以后，美国人都开始向政府寻求寻求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无论这些问题大或小，现实的或是想象的，个人的抑或社会的。20世纪30年代后，联邦项目的反对者也许会对其构成、人事或者成本持有异议，但却很少有人认为本质上而言，联邦政府层面不能从事这些项目。
H·K·门肯写道，“大众很快适应了一切，甚至包括被欺骗，那时夸夸其谈的空话犹如金科玉律一般毋庸置疑，而一旦局面形成，要想摆脱其欺骗相当困难。”新政逐渐淡出的65年后，民众对新政倡导者确立的不断扩大且不劳而获的联邦政府已经习以为常，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均将罗斯福看作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然而尽管其遗产巨大，但罗斯福并不值得尊敬，他绝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异常狡黠的政治机会主义者，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出现，致力于个人和党派权力的扩大。他不择手段，通过扩大税收和开支，怒斥所谓的“经济贵族”，来将自己塑造为民众的盟友，并反复盘踞政坛。尽管其政治勇气非凡，但他实际上延长了经济大萧条，打造了一个人浮于事的强权政府，肆意践踏民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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