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聚与消耗：苏联工业化、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

作者: 张生    来源: 经济观察报书评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1949年完成的《被诅咒的部分：普遍经济学》（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的第一卷《消耗》（Consumption）中，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概而言之，就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有机体都会在成长中获得多余的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在此一过程中，它会尽可能的将过剩的能量用于个体的增长，但是，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在个体的增长触及到这个限制，也即极限后，它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的能量消耗掉，而且这种消耗必须是不求回报的，非生产性的花费（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否则，这个有机体就会崩溃或解体。其中，巴塔耶认为，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其增长的直接限制，是由另一个体或者别的群体所给予的，不过，最根本的限制，还是它所处的空间的限制，“但是，地球的范围（准确地说，生物圈）—它与生命的可用空间是相符的—才是真正的限制。个体或者群体可以被另一个体或者群体限制，可是，生物界的总量是不会改变的，简而言之，地球的空间是限制所有的增长的尺度。”

以此为理论的基本模型，巴塔耶将小至一头牛，大到由无数有机体组成的一个国家，进而整个世界（地球），都作为这样一种自足的系统来看待。这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中的系统。如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和十九世纪以来长期的和平与工业化的发展有关，因为这一百多年来的和平与工业化所积累的巨大能量无法及时消耗，同时，可能的增长也遇到了极限，于是系统便采用了战争这种最为奢华，最为便捷，同时也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消耗过剩能量的形式来谋求系统的平衡。但是，对于任何个体和群体来说，增长总是一种本能的和必然的趋势，面对总是会到来的限制，也必然会发生能量的消耗的问题，而由此带来的系统失衡总是会经常性的发生，所以，系统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互运动之中。

从这一观点出发，巴塔耶在《消耗》一书中以自己独到的眼光对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为了实现工业化，所采用的社会形态以及措施，从积聚（accumulation）的观点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同时，作为一种对比，他又依据自己的普遍经济学理论，从消耗（consumption）的角度探讨了二战后由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意义。表面上看，巴塔耶对这苏联的工业化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分析都只触及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方面，但它们却共同构成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的两极，也更能体现他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的特点，所以，从他对苏联和美国的分析中进行分析，可以更好的把握他的这一重要的思想。而且，这既可以让我们对1949年后的中国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及某些相似的措施加深认识，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某种新的理解的可能。

苏联的建立及其产生的问题

巴塔耶首先指出，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具有很大的新颖性。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再到1949年，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个幻影，“它是一个国家和军队（到现在为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由一种有组织的运动所补充，通过一种对个人利益的各种形式的否定，它在一种坚如磐石的凝聚中被维持。”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当时在欧美已经有相当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它所具有的独创性和可能的发展前景，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其影响所及不仅在源发地的欧洲，即使是在文明发展史，以及文化和种族殊异的亚洲，也为之震撼和动摇。

但是，尽管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和新颖的，它的学说和实践也的确有很多支持者，但它的建立却有一定的突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和论述。巴塔耶指出，这也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建立所持的批评立场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建立，在两个方面是“出人意料的”，首先就是苏联的建立是单独建立的，其次，又是在一个沙皇俄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不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建立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单独发生的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产生的观点相冲突。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共产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就明确表述这是不可能的，“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而巴塔耶本人也认为，相对1917年的俄国来说，二战后的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才更适合建立社会主义。但是，历史的产生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抓住了机会，在俄国单独引发了共产主义的革命，之后斯大林又坚决反对托洛茨基（Trotsky）主义，不再把世界革命的成功作为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而社会主义才得以在各方面均比较落后的俄国建立。

由此可见，苏联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共产主义学说的一种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或者突破，并不能在现实中同时产生同样的超越，那就是苏联的建立者所必须面对，同时也是必须解决的落后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困难的问题，而这正是苏联的建立者乃至苏联别无选择的和无法逃避的命运，也是他们所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所以，巴塔耶特别指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不能被漠视的，“（社会主义）被限制于一个国家的事实可能改变革命，给予它一种难以解释的和在外表上具有欺骗性的复合的形式，更不用说，没有与一个全球的社会主义的联系，会遭遇到的那些物质困难”换句话说，巴塔耶并不认同上述那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批评，这是因为，苏联的空间是给定的，它只能在这种已经被限定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自行解决自己的生产力问题。从这个关键点出发，巴塔耶认为，苏联所采取的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为了完成这一最根本的任务。而意识到这个急切的问题并以强力执行此一使命的就是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也就很自然的与反共产主义的批评结为一体。

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特点

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或者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所呈现的特点，也就很自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而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也成为当时解剖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首先，是苏联对个人的处理上的特点。巴塔耶认为，斯大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因为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革命就非常轻视个人的利益，思想，以及习惯和权利，他所显示的只是列宁的思想的特点。这种对个人的压制和否定是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后者以个人为终极目标，其“价值和真理都只涉及一种私人生活的孤独，而对与此无关的东西置若罔闻”。[6]但是，巴塔耶指出，它所追求的这种与个人紧密联系的“价值和真理”其实只是一种表象，而它真正的追求是个人的经济的独立，所以，建基于此上的所谓个人的民主理念，或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欺骗和对人的命运因素的否定而已。可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养成了一种虚假的“人性”，并习惯了他的生命的孤立和平庸，进而对与之不同的生活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严厉（rigor）”就是要否定这种生命的惰性，以激发一种生命的紧张。

其次，是苏联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巴塔耶驳斥了那种简单的把苏联看成与希特勒式社会主义（Hitlerite socialism）相同的简单看法。虽然这两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很相似，国家都是由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所控制，军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样也有一个青年组织，此外，还有对个人的思想的否定，以及镇压等，可是这两个国家的“目标和经济结构是根本不同的，它们把这两个系统置于彼此你死我活的反对中”，在巴塔耶看来，它们的“目标和经济结构”的情况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行为的最为根本的因素，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苏联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是不一样的。不过，巴塔耶也承认，虽然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但是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却是相似的。

巴塔耶继而指出，苏联的国家形式其实不是一种“民族的（national）”帝国主义而是一种“帝国的社会主义（imperial socialism）”，但这里的“帝国（imperial）”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一个民族（nation）的帝国主义，这个词指的是“帝国（empire）的必要性”，即所谓的“普遍国家（universal state）”的必要性，而其意义即在于可以终结“现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和军事的无政府状态。”显然，巴塔耶的这个观点与他的老师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所倡导的“普遍同质国家”有相通之处，科耶夫就是从他的这个理论来解释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差异以及后者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希特勒还充当了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这样一个政治运动的急先锋，从而将自己政治思想的本质和动机表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运动有意识地将自己与苏联式的‘帝国社会主义（imperial-socialism）’和英美式的‘帝国资本主义（imperial-capitalism）’相提并论。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第三帝国无疑是一个民族性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特定和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一方面想努力实现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有意识地确立德意志作为国家（种族）界限，而想只运用德意志一个民族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正是这个“理想的”民族国家输掉了它关键性的政治战争。”这就是为何苏联要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原因。

但是，科耶夫的这一解释所强调的是国家在政治意义上的生存，他直言，“在我们的时代里，普遍和等质的国家也成为一个政治的目标。”而巴塔耶所着眼的是经济上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帝国体制的建立是源于国家经济上的需求，也就是说，苏联的这种新颖的“帝国社会主义”的出现，其目的并非是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是为了建立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帝国，而是为了对那种散乱的经济和军事形式进行革新，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服务于它的经济的发展，其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巴塔耶指出，相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封闭性，苏联（Soviet Union）是一种开放的框架式结构，它可以把任何国家嵌入自己的框架中，因为它对应的不是一种传统的帝国思想，而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

积聚与苏联的积聚

在此背景下，苏联的积聚应运而生，这一方面是其社会经济现实的急切的需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为其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并对其坚决予以保障，因而，使得惊人的积聚在苏联成为现实。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积聚无非意指财富，力量等东西的积累与聚集，但巴塔耶的积聚除了有这种意思外，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巴塔耶指出，“被称作‘积聚（accumulation）’的东西意味着，个人拒绝把大量的财富用于一种炫耀性的生活方式的非生产性的花费（unproductive expenditures），而把他们的可用的资金用于生产资料的购买。由此出现了一种加速发展的可能性，甚至，当这种发展发生时，一部分增加的资源还会分配给非生产性的花费。”在本质上，积聚是对非生产性的花费，即消耗（consumption）的一种否定，其目标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而更大的发展又会招致更大的积聚，所以，积聚就成为它自身的目标。因此，工人阶级的运动，如要求增加工资缩减劳动时间的罢工，它减少的不仅是老板用于奢侈生活的份额，而且还有用于积聚的份额，所以，只有让工人工作的多，挣得少，才可以把更多的资本的利益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积聚上。

苏联积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为了工业化的实现，而工业化对生产资料有巨大的需求，所要求的积聚也是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因此，一个国家如要实现工业化，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积聚，同时，“工业的发展需要一种对消耗的限制：设备获得了第一位的优先权，而眼前利益也被迫屈服于它。”但必须说明的是，在巴塔耶看来，因为工业化而引发的积聚其实是一个通则，并非特例。这是他在探讨苏联的积聚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把苏联的积聚作为特例来讨论，而是将其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下，也即他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来考虑。以同样的视角，他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正是大革命的爆发，才使法国的宫廷和贵族的巨大的非生产性的花费缩减，从而有利于工业的积聚，因此弥补了其时法国资产阶级相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局面。

同理，在巴塔耶眼中，1917年的沙皇俄国的情况和大革命前的法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被一个和法国相同的不仅没有能力积聚反而大肆消耗的贵族阶层控制，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规模不大的工业在发展。这种情形自然让人焦虑，即使在苏联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积聚的1934年，也只有53%的资金被投入到工业发展上，相较于同期的德国和法国，在各方面都相当落后，所以列宁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正越来越落后”。而1917年苏联建立后，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了工业化而必须进行的积聚问题，并且，相比1789年就已经开始积聚，并已经积聚了将近一百多年的法国等国家，苏联要在短短的的二三十年中完成这一过程，其强度自然可想而知。“但是它的经济法则提前决定了它将要采取的方向：它只可能终结非生产性的花费，为装备这个国家保留资源。它一定要有个目标，以反对，在工业化国家，很自然的由工作的大众和支持他们的党派所瞄准的目标。缩减那些非生产性的花费以用于积聚的利益是必须的。无疑，缩减会影响有财产的阶级，但是这样被征用的份额不可能，或者不会首先，被用于改善大部分工人（的生活）；它不得不首先被献给工业装备。”[14]除了这种经济法则的内在的决定性外，巴塔耶又强调，一般来说，与领先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主要由其内部决定相反，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主要由外部决定，但是，在1917年的俄国，外国资本主义对俄国的资源的分配和增长是很迟缓的，俄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异常弱小，同时也缺乏那种“使它成功的上升性格”，所以，苏联建立后，无产阶级只有把这种积聚的意愿施加于自身。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但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此前的俄国不仅没有任何相应的财政手段以回应工业化的需要，而且就是它的人员也没有相应的心计来应付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整个俄国其实是个反对工业化的农业国家，如今它虽然突然跳跃到共产主义，但是与其配套的各种条件却并未成熟，特别是在经济上，它的从资源到设备的分配就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所以，为了与这种跳跃配套，新生的苏联只能自己依靠自己进行积聚。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社会主义的初衷不得不发生转移，原来由马克思的理念出发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让位于围绕工业化展开的积聚工作，同时，为了与这种积聚配套并且为了保持积聚的顺利进行，所有的社会的制度以及对人的要求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一点出发，巴塔耶指出了苏联工人的必然的命运，“一个苏联工人为了将来的利益，放弃与即刻的利益的联系，需要他把信仰被安置在第三者中。不仅如此：他同样必须屈服于强制。必须的努力不得不回应强烈的即刻的刺激：最初，这些刺激是以危险，贫穷和广大的土地的形式给出的；他们将保持与那种广大和贫穷相当。”不过，巴塔耶并没有因此肆意贬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因为他们的命运在这个积聚的大背景下是一样的，他们尽管和帝俄时代的经营者相似，“属于恐惧和激情的世界。但是，像第一个阶段的资本家一样，他反对浪费性的开销。更有甚者，他与每个俄国工人分享这些特性，只在某种轻微的程度上，与工人有区别，就如在好战的部落中，一个首领跟他的部下的区别一样。在这点上，在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和工人阶级的道德认同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种积聚的要求下，工人所完成的劳动价值和分发给他们的工资价值之间的差距变大了，或者，尽可能的被拉大了。如1938年，苏联的生产总值被设定为1840亿卢布，其中，1145亿卢布被用作生产资料的生产，只有640亿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工人的工资报酬就在这一部分里面，由此可见在工人的劳动价值和国家付给他们的工资价值之间的差距之大。甚至，即使在二战期间，重工业的发展也保持着其优越地位。而这一模式从1929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开始实施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所有的过剩资源都用于生产资料的分配。“苏联共产主义坚定的把自己向非生产性花费的原则关闭了。无论如何，它不是废除后者，但是它所带来的社会的变化消除了这样的开销的最昂贵的形式，它的不断的行动倾向于向每个个体，以人力的极限，索取最大的生产力。以前的经济形式从来没有能够为了生产力的增长，也就是说，为了系统的发展，保留这样巨大的份额的可用的过剩资源。在每个社会组织中，就像在每个生物体中，过剩（the surplus）在系统的发展和纯粹的花费之间被分配，它既不被用于生命的维持，也不被用于发展的维持。但是，这个已经几乎毁坏的国家，从它的为了发展而无力保留一个巨大的足够的份额，通过它的平衡的一种突然的倒置，把用于沉缅于奢侈和惯性的份额缩减到最小：今天，它只是为了它的生产力的无限的增长而生。”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镇压和流放就成了苏联常见的现象，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展开了一种似乎是不真实的生活，一个人除了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外，其唯一的选择就是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巴塔耶认为，正是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日复一日的辛勤的甚至残酷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积聚了无数的财富，建造了苏联这座让人眩目的大厦。

在解释了苏联对工人的积聚后，巴塔耶在“土地的集体化”一节中，又解释了苏联对农民的积聚，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两者都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的发展并不受重视，当然，这也是不得以为之，那么压缩农民的消费并对其进行管制就成为必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均的减少农民的可消费的物品的份额，进行可能的积聚。另外一方面，工业化总是需要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以满足对工人的需求。正常情况下，循序渐进的工业化会以农业的机械化补偿农村人口的减少，但是，苏联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突然的跳跃，使城市对人力的需求陡然增大，故只能实施土地的集体化，同时以机械化弥补农村的人力的缺失，才能维持工业的扩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的土地集体化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对苏联的积聚的评价

巴塔耶从普遍经济学的角度对苏联的积聚的解释和评价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即他是赞成或者拥护苏联的做法的。不过，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在谈论苏联对农村的积聚时就直言，他并不认为当时富农所受到的残酷的对待是正当的。但他在书中的目的不是为了谴责苏联的积聚所造成的恐怖，也不是为了批评斯大林从工人和农民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对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害，对此，他坦陈，“我不是想要去裁判它，而是要去理解它。”

从这一点出发，巴塔耶对那些针对苏联的工业化的严厉的积聚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对一个不被认可的国家的事务是负责的。”首先，对那些指责由于这种积聚导致苏联1941年和1942年在战场上的失败的观点，巴塔耶指出，正是因为这种严厉的积聚使苏联能在随后的战争中幸免于被毁灭，那些批评斯大林的人都忘了，苏联所继承的是农业化的沙皇俄国的遗产，如若不能把它的资源尽可能的整合并尽可能的分配到工业装备上，苏联是无法在其后更为残酷的战争中幸存的。而实际上，当初在斯大林格勒，苏联正是依靠它自己的手段拯救它自己的。其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那就是如果沙皇制延续下去，资本主义将会自然到来并以一种似乎不那么残忍的方式积聚与发展。对此，巴塔耶也并不认同，因为这一说法本质上并无什么新意，较少的无情或残忍同样真实存在，并且无法避免。无论如何，为了生存，苏联这台社会机器必须有人来操作，斯大林既是被选中或被推上这台机器的操作者，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顺应现实的需要，来完成现实赋予他的使命。巴塔耶承认，固然，事实上，我们会去反抗一种非人的艰难，我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建立一个恐怖统治，“但是，一个单个的人可以去死，一个巨大的人口所面对的除了活着，没有别的可能性。俄罗斯世界必须补偿沙皇社会的落后，如此痛苦是必要的，它需要一种伟大的努力，在各种意义上，这条艰苦的道路—在各种意义上，也是最昂贵的道路—成为它唯一的解决方法。”因为，苏联当时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拥有更多的选择，谁也不愿为未来放弃自己的欲望，并且放弃一种更加符合理性的积聚方法，但这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种强烈的刺激，才能让俄国恢复。“事实是，斯大林的政策是严厉的—非常严厉—以回应一种有组织的经济的必要性，它实际上要求一种极端的严厉。”即使如此，苏联已经离开了它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在对其进行“道德”批评的同时，同样也应该考虑的是，这种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偏移是和苏联建立前俄国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的。当然，巴塔耶再次强调，苏联的这种专横的道路是没必要一定去追求的。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与科耶夫也是很接近的，因为科耶夫也反对以道德说教来评价斯大林，他曾在和施米特的通信中说，“在我讲课的那段时间里（即，在战争之前），我私底下一直在念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但同时我又在解说《精神现象学》（用您的术语来说：斯大林=‘我们这个世界的亚历山大’=‘工业化的拿破仑’=世界（=国家）帝国）。”实际上，巴塔耶也是把斯大林看成新的世界的亚历山大和骑在苏联工业化马背上的拿破仑的。

消耗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尽管鉴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苏联正在积聚的道路上痛苦和残酷的前行，但对于在经济上支配世界的美国来说，它所面临的却不是如何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来进行积聚的问题，而它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是如何把因为自身发达和强大的工业化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不求回报的消耗掉的问题。否则，按照巴塔耶的理论，随着美国的能量的持续积累，现有的维持美国乃至世界的那个系统将会随时崩溃。

而崩溃的最直接的也是可能的方式就是战争。当然，战争的威胁不仅来自美国，苏联的无限的积聚也迟早要达到自己的限度，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它同样随时也有可能发动战争。可对美国来说，这个威胁更大，也更迫切，因为它已经处在能量积累的限度的边缘，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是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大的聚集。巴塔耶指出，“从一种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战争的危险来自于繁荣的生产的那边：如果输出（exportation）是困难的，如果没有别的出口（outlet）被打开，只有战争可能成为一个过多的工业的客户。”所以，美国所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与苏联的正好相反，尽管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被“放电（discharged）”，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其日渐增长的过剩的能量的聚集，这两次战争只是暂时的使其系统平衡，免于早就面临的崩溃的危险而已，换句话说，若非二战，让美国可以以战争的方式消耗其过剩能量，可能它早就不存在了。而今二战虽然结束，但它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的切近。

不过，巴塔耶认为，美国并不愿意发动战争，它习惯于看见别人发动战争，并在火中取栗，以获得巨大利益，而两次世界大战又强化了它的这种经验，所以，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因过剩的能量而崩溃，美国尽可能的去寻找新的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摒弃战争所不得不坚持的传统形式。为此，巴塔耶深刻的指出，与我们日常所想象不同，其实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竞赛所消耗的东西与战争的消耗相差无几。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既不是起反作用的政治思潮（在宣传的意义上），也不是一种起反作用的思想运动，而是回应苏联压力的一种具体的决定。”马歇尔计划就是回应苏联的日益增长的积聚的压力的“具体的决定”，与此同时，这一计划对美国来说，也起到了“放电”的作用，可以将自己过剩的能量平稳的消耗掉而不引发大的震动。对美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措施。

因此，巴塔耶称其为一个伟大的计划，并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之口指出，“它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是补救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的支付赤字。巴塔耶提醒到，其实，这个赤字在二战前就已经存在，战后欧洲对美国的产品的巨大需求又进一步增加了赤字，它已经偿付不起美国。但美国自身却并不缺乏这些有待偿还的赤字，相反，这些偿还的赤字将使其本来就过剩的能量更加过剩，其热度自然又会增高，系统崩溃的危险性也会再次加大。马歇尔计划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好的方法，比如，美国给予欧洲的五十亿美元的捐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金额少于1947年美国的酒精消耗的花费的，并且，大约与三个星期的战争花费相等，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但是，这样一个数目对战后贫穷的欧洲来说，却是巨大的支援。若无马歇尔计划，这2%可能又会有不少被用于美国财富的增长。这自然是不利于美国的系统的平衡的。

而且，这种因苏联的积聚的威胁所产生的马歇尔计划和计划的实施，即把美国过剩的财富自由的，不求回报的分发给世界，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包括苏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为了捍卫自由企业，也增加了国家的重要性，即朝向一种与苏联相似的国家控制的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在此，巴塔耶也顺便谈论了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他认为正是战争的威胁促使美国采取这样似乎大公无私的政策，“我们不能否定战争经常促进社会的发展：除了苏联自己，我们最小严厉的社会关系，我们国家的工业和服务，都是动摇欧洲的两次战争的结果。甚至，我们就是和一批增加的人口随着最后一次战争产生的。生活水平自身也在全面的改变中。”所以，战争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我们应考虑的是在战争总是倾向于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的为过剩的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出口，而不是选择战争，“人类才将和平的走向它的问题的一种普遍的解决。”

疯子的“经济学”

显然，如果不清楚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或者对他的整体的思想构成有所了解，很可能会把对他对苏联工业化的阐发视为异端，同时，也把他对马歇尔计划的理解视为无稽之谈，但若能够从他的理论出发，再对他的解释进行评析，则会改变这种很容易就会产生的简单的看法。而对于这种可能产生的偏见，巴塔耶自己早有预感，也早有准备，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坦言，他或许会被当成一个疯子，因为只有一个疯子才能察觉到“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计划中的这样的东西”，而且，作为这本关于经济学的书的作者，他会“被（他的著作的一部分）安置在有史以来的神秘主义者的行列中（但是，他仍然被从各种神秘主义的所有的预想中远远的去除，他所反对的只是自我意识的明晰）。”对于这一点，深受尼采影响的他不仅没有为之感到痛苦，反而颇为自得的承认，“我就是那个疯子”。

但是，如果能够认真对巴塔耶看似宏观甚至多少有些天马行空的思考进行思考，就会发现他的思考是相当认真，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尤其是对我们认识我们的历史乃至今天的现实，当不无启发意义。如他对苏联工业化的阐述，就多少能够让我们在今天反思和重新认识1949年后新中国的历史时，多一个理解的维度。彼时刚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1917年刚由俄转苏的苏联并无二致，因人口众多，资源的贫乏，自身的条件之差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跳跃”，其积聚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为了工业化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其“严厉”程度自然只能“变本加厉”，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也非当时的苏联可比，可无论怎样，生活在现在的我们均在承担，如果我们能够从巴塔耶对苏联的工业化的解释中加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而不求全责备，当不无裨益。

同样，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按照巴塔耶的理论，它仍然需要不时“放电”，以消耗自己过剩的能量，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可能出乎早在1962年就已经过世的巴塔耶的预料，“冷战”结束，苏联重新还原为俄罗斯后，它并没有像当初实施马歇尔计划那样，慷慨地不求回报的把自己的货物分发给世界，而是以各种名义，多次卷入或者发动局部的战争，以直接“放电”。这当然并不是巴塔耶所希望看到的。在我看来，如果巴塔耶健在，他当会从当下美国巨大的经济危机中看到世人所看不到的另一面：这其实并不是美国的衰退，而是它的庞大的过剩的能量的又一次巧妙的“放电”，因为惟有如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系统的平衡，并从中获得更多财富，以及更为强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