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帮助中国建立核战争指挥系统？

文: 董大亮   来源: 军事历史研究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起，美国便把中国列为其核打击的主要国家之一。在中美短兵相接的朝鲜战场以及隔海对峙的两次台海危机中，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考虑过对中国本土实施核打击。在美国的全面核战争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中，中国也占有重要的篇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也曾计划帮助中国建立完善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以提升中国的核战争生存能力，增强中国对抗苏联核威胁的砝码，并最终扩展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内部分歧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曲折发展，美国这一破天荒的援助计划才最终流产。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计划虽有论述，但尚不全面。本文试图利用美国解密档案，对这一计划的形成、发展和最终搁置的过程作出初步探析。

一、尼克松政府：计划的初步提出与搁置

1969年3月尼克松入主白宫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并在对苏冷战中暂落下风。为扭转颓势，重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均衡，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决定缓和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来制衡苏联，实现基辛格所推崇的中美苏“三角平衡”。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1969年，中苏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相继爆发多次武装冲突，苏联甚至在多个场合公开讨论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打击的可能性。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以及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咄咄逼人的态势，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思考与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以图“摆脱目前两面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历史的机缘巧合，使具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中美两国在应对苏联威胁的问题上形成了潜在的共同利益。中美双方经过一系列秘密接触，以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相继访华为标志，拉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如何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与中国建立某种合作？基辛格在与中国方面的会谈中选择以中美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作为突破口，刻意强调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并指出两国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问题上的合作前景，以此吸引中方注意力。为表明诚意，基辛格主动向中国提供苏联远东军事部署情报。同时，由于中国始终笼罩在苏联的核威胁阴影中，为增强中国的核战争生存能力、帮助中国应对苏联的核讹诈，基辛格更进一步表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针对苏联导弹的早期预警信息以及一套连通北京与各处核基地之间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

这项事关中美在核战争领域内战略合作的建议最早在1973年11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之旅中提出。11月13日下午，基辛格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提出要求讨论一项特别的事务，即如何应对中国面临的苏联导弹威胁问题。基辛格指出要防御苏联导弹威胁就必须获得及时的预警，美国有优良的导弹预警卫星系统，可以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信息。为了使中国能够获得预警信息，基辛格提议建立一条中美热线，用于向北京传送美国导弹预警卫星的数据。同时基辛格还提出帮助中国建立一套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使北京对各处核基地保持良好的控制。基辛格认为，提供早期预警信息与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有助于中国在苏联导弹来袭前转移核基地的导弹和轰炸机部队，从而保存用于核反击的有生力量。

至于如何建立中美热线、传递导弹预警信息，并且不刺激苏联业已紧绷的神经，基辛格进一步提出两种可能的操作途径：一是公开宣布建立中美热线，该热线表面上与美苏、美日热线一般无二，但实际上却用来传送导弹预警信息，确保中国及时转移核反击力量；另一种方式是宣布中美两国签署一项“防止意外核战争协定”，互相通报导弹发射信息，并以此为理由建立一条专用热线。前一种方式属于瞒天过海，蒙骗苏联，而后一种则公开表明中美将在核战争领域达成某种安排。

基辛格之所以会提出一项能够帮助中国有效应对苏联的核威胁、提升中国的核战争指挥控制能力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其推崇的“均势”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世界蓝图中，中国是制衡苏联影响、实现三角均势的重要砝码。如果美国坐视苏联进攻中国，将会“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苏联正在实现它的统治”。另一方面，基辛格也认为增强中国核战争能力，不会妨害美国的自身安全。美国一直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保持密切跟踪，在1971年10月发布的针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国家情报评估中，尼克松政府认为中国正在研发的战略导弹最大射程很难覆盖美国本土，因此对美国的威胁有限。而基辛格在此次访问中国前接到的美国军控与裁军署报告认为，中美之间建立用于传递苏军情报的热线，也不会加强中国的核力量“以反对我们”。

但是让基辛格意外的是，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他阐述的计划后，并未作深入讨论，表示需要研究一下，而在此后的会谈里中方未再对此事作出明确答复，这项建议被搁置起来。美国国防部后来对此进行检讨时，猜测这是由于中方“不认为我们会在其与俄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向其提供重大帮助”，并且担心刺激到苏联，因此不予回应。事实上，这种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未触及问题本质。中方之所以没有积极响应基辛格的建议，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所决定的。

毛泽东虽然同意联美抗苏，但又不愿使中国沦为美国制衡苏联的工具，对美国渲染的苏联威胁以及中美军事合作抱有充分警惕。所以，毛泽东对基辛格在11月12日与其会谈时提出的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持否定态度，反而强调美国在欧洲、中东面临的威胁更大，将“苏联威胁”这一皮球踢还给美国，以避免被美国拉上对抗苏联的战车。而当毛泽东得知基辛格在13日向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内容，并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对基辛格的建议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后，更是作出激烈反应，认定周恩来犯了错误，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中美会谈中的错误”。随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当下中美关系的看法，即，“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由此，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更不可能开展如基辛格所言的那种战略合作。

虽然基辛格的建议未得到中方回应，但在随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方面却一直在探索与中国在战略领域实现合作的可能。两年后，接替尼克松上台的福特政府重启向中国提供更加完整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并详细讨论了具体的技术细节。

二、福特政府：计划的重启、完善与终止

1974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接替其主政。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福特虽然多次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希望共同努力克服分歧，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然而，由于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福特政府又不愿在中美最主要的分歧——台湾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停滞状态。这种情形下，福特政府开始考虑打开中美在军事及其他敏感领域合作的大门，通过扩大安全合作与共识来保持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发展。这就为重启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

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在对外武器销售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国防部就有向中国提供与防务有关的技术和设备的意向。福特履新后，美国国防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与分析。1975年3月25日，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罗伯特·埃尔斯沃斯建议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考虑进一步放松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以此作为改善与北京关系的重要途径。10月14日，埃尔斯沃斯又进一步向施莱辛格阐述了对美国向中国提供与防务相关的技术和设备的看法。

埃尔斯沃斯首先全面评估了中国对西方先进武器的需求程度。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从美国或任何可能的其他西方国家获取致命性武器都有“极大的心理障碍”，而对苏联的可能反应的担忧也将会使中国人更倾向于获取不太敏感的军民两用设备。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五六十年代从苏联获得的技术的发展已经遭遇瓶颈，难以再有突破和进步，而现代武器装备技术的日新月异对中国的国防技术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若想提升其军事能力，就必须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基于这种判断，埃尔斯沃斯指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与防务相关的技术和设备。虽然这可能会因技术和设备的选择不当而刺激苏联、伤及美苏关系，以及引发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招致不必要的压力，但亦会对美国带来诸多有利之处，如在美苏对话中向苏联施加压力、帮助中国抵御苏联、推动中苏继续对立、巩固中美业已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等等。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提供何种设备，埃尔斯沃斯提出应当“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但也可以公开的用于民事经济用途的设备”，并认为基辛格曾提议的“改进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战略部队的指挥控制能力”(即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是可以继续策划实施的。

1975年12月4日，根据埃尔斯沃斯的要求，美国国防部电子通讯及指挥控制系统主任托马斯·里德向其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阐述了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具体细节。里德建议美国向中国提供与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有关的一揽子援助，包括提供核打击评估系统、超低频(VLF)通讯设备、核战争执行控制程序。此外，里德还提议帮助中国构建类似美国“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的“全国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建立一条连通中美两国高层的热线。在这其中，核打击评估系统和超低频通讯设备是最主要内容。

核打击评估系统主要是利用美国部署在东半球(也可能是西半球)的配备红外传感器的导弹预警卫星向中国提供导弹预警信息，确定射向中国的导弹的发射地点、数量、预计弹着点，以及核打击毁伤效果的紧急评估。至于如何向中国传递这些信息，里德提出了两个选项。一是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负责向北京传送东半球导弹预警信息。这需要利用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连接通道，在太平洋司令部总部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简单的通讯线路。二是在北京设立一个完整的小型卫星数据接收站，使中国直接获取东半球导弹预警信息。这两个选项各有优劣，选项一通过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传递预警信息，能确保美国对这套核打击评估系统的完全控制，只有当美国同意时，这套系统才会正常运转，必要时美国还可以单方面关闭系统。选项二的优点在于使得北京获取预警信息的途径更加直接，但缺点亦很突出，即，在北京的卫星数据接收站脱离了美国的控制范围，无法被美国单方面关闭，而且涉及在计算机、密码、卫星数据能力等敏感领域的技术转让，并能使中国接触到美国卫星的运作机制等机密信息。此外，由于小型卫星数据接收站不能过滤掉虚假信息，北京获取的导弹卫星预警信息很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在预算上，选项一只涉及到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线路租用费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设备费用，而选项二为建立卫星数据接收站则须花费1500万美元。综合上述考虑，里德建议由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传送导弹预警信息。

此外，里德还提出要考虑到另一种特殊情形，即让中国共享某些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的信息。理论上，苏联的德尔塔级潜艇也有可能从西半球的美国海岸向中国发射导弹，冒充美国发动袭击。而对于中国的地基早期预警雷达来说，无法分辨这些导弹究竟是来自美国还是苏联潜艇，因此有必要通过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提供确切的预警信息。由于无法在中国设置地面接收站接收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数据，里德同样建议由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传送可能来自于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的信息。

里德提议向中国提供超低频(VLF)通讯设备是为了“确保核战争来临时中国国家指挥机关对战略部队实施有效的指挥控制”。美国考虑提供的超低频通讯设备包括三大类：第一类设备是类似于美国战略空军“窥镜”系统(Looking Glass)的空基紧急指挥通讯设备，由3架配备有ARC-96超低频通讯器、超高频(UHF)通讯器、综合操控台等设备的EC-135飞机组成，以此提供空基紧急指挥控制。这些设备的费用为每架飞机5000万美元，总价1.5亿美元。第二类超低频通讯设备主要用于中国的战略导弹系统，该型设备与美国“民兵”导弹系统使用的固化配置的超低频通讯装置类似，计划提供100套，总价值1亿美元。第三类的超低频通讯设备主要用于核弹头解锁及导弹发射与开火系统，以保证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核力量的切实控制。这些系统除了有利于保证指令传输安全的616A型超低频调制解调器外，还包括“民兵”导弹的全套发射控制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由两人同时操作、激活钥匙横向排开、手动控制，安全系数较高)、允许行动联络装置(PAL)等。

核战争执行控制程序，也就是美国总统随身携带的“核密码箱”，同样旨在确保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核力量的有效控制。具体内容是帮助中国制定合理的核力量控制程序、规范的核力量授权以及安全的编码系统。提供这些程序的费用最多不超过1000万美元。

为了将上述系统、程序与中国的军事指挥系统有效整合为一个整体，里德还建议帮助中国建立一套“全国军事指挥控制系统”。该系统以IBM公司为美国建造的“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为蓝本，由美国军工企业人员负责提供技术指导。这一系统应用最新式的自动化指挥设备，实施高度集中的指挥控制，将美国提供的上述指挥系统、程序纳入其中，能够大幅提高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核力量、常规力量的指挥控制效率。里德估计构建这一系统大约需要1000万美元。

至于中美热线，基辛格曾提议以此作为向中国提供导弹预警信息的隐蔽途径。而在里德的建议中，导弹预警信息有专门的线路进行传送，中美热线仅仅是条普通线路。但里德认为这条线路将能确保中美领导层在战时状态下的有效联系，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操作价值。

综上所述，里德所列出的对中国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援助计划，不仅将基辛格在1973年11月提出的建议明确完善到每一个技术细节和每一笔经费开销，还大大超越了基辛格的提高中国应对苏联核威胁能力的初衷，近乎于全面提升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运用能力以及军队总体指挥控制能力。毫无疑问，如果里德的计划能够得到落实，虽然会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有深入的了解，但同时也会使中国的核战争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军队指挥控制水平也将向世界先进水准看齐，后续的军工开发、自主科研也会从中获益良多。然而，里德向埃尔斯沃斯提交的这份计划未能得到美国政府决策机构的批准，最终没能付诸实施。

三、计划最终流产的原因

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相比于尼克松时期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接近于付诸实施，然而却最终胎死腹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福特政府内部围绕对华军事合作存在着分歧，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出现了重大波折，从而使得该计划逐渐失去了落实的可能性。

首先，围绕是否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福特政府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最终反对的一派压倒了赞同的一派，导致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失去了主要支持者。在福特政府中，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为首的一批对苏强硬派主张联合中国对付苏联。他们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战争潜力，能够消耗苏联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和资源，因此极力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正是在这种意见的指引下，施莱辛格领导的国防部才重启了被搁置的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

然而，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对此表示反对。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为迅速拉拢中国制衡苏联而同意与中国展开军事合作，并亲自提出了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但是到了福特政府时期，基辛格在对苏政策上转而趋向“缓和”，担心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会刺激到苏联，以致苏联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最终影响到美苏关系大局。因此基辛格对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持谨慎态度。两派相争的结果，是以基辛格为首的对苏缓和派胜出，极力主张美中军事合作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于1975年底被迫辞职。

其次，福特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两国存在重大战略分歧，无法绕过这些战略分歧在具体事务层面展开合作。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主要分歧所在。在台湾院外集团的强大游说下，美国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向福特政府施以重压，要求其不得“破坏”美台关系。迫于国内政治压力，福特不敢冒险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肯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中美关系持续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下，中方对福特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对福特政府提出的绕过主要分歧、在具体事务层面开展合作的建议更难以接受。1975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拒绝了基辛格提出的关于航空、贸易、航运等方面的事务性协议，而在同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过程中，邓小平副总理也拒绝了福特提出的扩大贸易、文化和科技交流的建议，直言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双边关系不可能会继续深入发展。这就表明在中美根本分歧得到解决之前，中方对具体事务层面上的合作没有太大兴趣。

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现实下，福特政府意识到，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与其他已经被拒绝讨论的合作计划一样，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因此这一计划最终只能胎死腹中。

结论

回顾这段尘封于档案中的历史，也许会感到一丝讽刺：一直将中国作为核打击重要目标的美国，居然还会去思考如何提升中国抵御核打击的能力(尽管这种核打击更可能来自于苏联)。然而，如果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急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制衡苏联的迫切心态，那么对尼克松、福特政府所策划的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当时美国政府在很多敏感事务上都放开了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比如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1974年7月，尼克松同意基辛格的建议，批准与中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为美国企业向中国提供清水反应堆打开方便之门。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正如基辛格所说，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从西方获得核反应堆。

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的美国积极谋求改善中美关系，并计划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不仅受基辛格等人倡导“均势外交”的直接作用，更是受到美国外交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特性的影响。功利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根本特征，表现为“注重实际，讲求功利，骨子里渗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在外交事务上，功利主义的文化心态指引着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以务实态度审慎衡量外部世界，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作出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取舍。正是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尼克松与基辛格携手打破中美外交坚冰，迈出了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从而催生了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功利主义的左右下，当新的内外形势迫使美国转向其他利益诉求时，福特政府最终中止了该项计划。

因此可以认为，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和其他战略领域合作计划一样，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一旦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美国的功利主义外交政策有了新的利益考虑，那么这些计划就变得命运多舛了。由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在战略领域、敏感事务上的合作大多无疾而终或拖延下去。以和平利用核能为例，虽然尼克松早在1974年就批准与中国缔结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但是直到1985年两国政府才完成缔约。而基辛格在1973年提出的中美热线，更是迟至1998年才宣告启用。

当然，参考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在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推动所谓亚太“再平衡”，并宣称“密切监视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做好应对准备”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美国曾认真考虑过向中国提供导弹预警信息、空基紧急指挥系统、“民兵”导弹使用的超低频通讯设备和导弹发射控制系统、“核密码箱”等极端敏感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不过，最应该为此感到吃惊的当属1998年发布《考克斯报告》的美国众院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先生，在他和他的团队费尽心思地臆想中国如何窃取美国核武器技术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想到，早在1970年代美国政府就曾认真计划过将那些不肯轻易示人的国之重器打包送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