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对当代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

1914 年夏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于 1918 年结束，但它对中东地区的影响、特别是所引起的地区纷争，因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强的活动而愈演愈烈，伴随欧美强权的权力转移、美苏冷战时期的尖锐对峙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中东而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一战后的中东格局及列强对中东事务的肆意卷入与干涉，是百年来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有关国家内部政局跌宕起伏、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每一次列强的干预，必然伴随更加剧烈的地区动荡，中东政治何时才能真正由本地人民做主，仍是个严重的问题。

一、 一战使东方问题演变为中东问题

近代欧洲对中东地区的关注源自东方问题，即如何应对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统治。马克思说过，“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因成功地使欧洲摆脱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的危险而自鸣得意之时，这个永恒的题目，这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又来了：对土耳其怎么办？”因此，所谓东方问题，就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所引起的外交问题，焦点是争夺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控制权。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不仅涉及列强如何填补其在欧洲的政治真空，而且还涉及如何瓜分马格里布和新月地带等大片土地。伴随中东政治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东方问题中“欧洲部分”的阶段性解决，前者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中东问题了。可以说，没有东方问题，就没有今天的中东问题，中东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或许也不会那么困难和曲折。当代中东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渐瓦解的奥斯曼帝国的掠夺和瓜分，以及战后对中东土地、资源和人民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

由于在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上欧洲列强各怀鬼胎，长久以来他们未达成任何接近一致的政策。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欧洲列强关心的是如何在帝国瓦解后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案：（1）维持土耳其的存在。英国和奥地利曾经试图通过劝说素丹实施有效的改革，从而成为抵抗沙皇俄国南下扩张的堡垒。但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陆续放弃了这一政策。（2）肢解土耳其。沙皇俄国、法国、英国和奥地利先后采取此一政策。沙皇俄国放弃了其在 1833～1897 年期间短暂支持过的维持现状政策后，转而积极实施肢解土耳其的政策。1840 年之前和 1871 年之后，法国也开始谋夺素丹在北非的领地。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奥地利开始着手实施积极的扩张政策，在逐渐失去对德意志的控制之后转向与俄国争夺巴尔干。英国也不甘人后，主张巴尔干国家脱离奥斯曼，实现独立。

然而，上述四大国尽管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目标雷同，但背后的国家私利不仅各异，而且相互矛盾和冲突。

沙俄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出发，热切渴望获得黑海乃至地中海的出海口，以打破冬季由于波罗的海和北冰洋结冰而导致海港被冻、国境被封锁的不利局面。在宗教层面上，自 1774 年后，沙皇就自认为是希腊正教的保护者，巴尔干地区的宗教事务当然也要由沙皇而不是作为异教徒的土耳其素丹来管辖。在民族和种族层面上，沙皇更将自己看做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天然保护者。基于这些考虑，沙俄必欲置奥斯曼帝国于死地而后快。

法国的目标亦很明确，主要有两个：在政治经济方面，自从拿破仑时代，法国就开始扩展其在北非和近东的利益，因此，它支持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属地反抗素丹的统治；在宗教方面，法国自恃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罗马天主教徒拥有保护权利，因而主张更积极地干涉帝国事务。

英国与沙俄和法国的心思不同，基于其在东地中海的商业和战略利益，它不愿意看到通往印度的海上生命线被这两个竞争对手所控制，因而宁愿维持一个脆弱的奥斯曼土耳其政权，而不愿意让俄法在小亚细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势力坐大。

实力较弱的奥地利，一方面担心某个强国会控制多瑙河流域而对其产生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奥匈帝国的臣民包括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构成有很大的亲缘性，任何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治要求，往往导致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的同样要求。因此，直到 1870 年以前，奥地利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相对保守。

正是由于列强各怀鬼胎，相互牵制，在时间上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瓦解的进程，但也在空间上进一步累积了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以及日后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毫无疑问，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个渐变的过程，能够长期保持国土的完整而不被北方的强国所肢解，其实是由于欧洲大国彼此矛盾、冲突的结果。但基于上面提到的理由，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又难以避免。

于是，东方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中得以“解决”，垂死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崩溃，新的列强争夺在帝国废墟上迅速上演。中东问题开始取代东方问题而走上地区政治舞台的中心，新的角色纷纷上场，中东社会拉开了百年冲突的帷幕，变得愈加混乱和无序。

二、 列强制造阿以冲突及当代中东政治分裂

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主要有三块：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北非的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近东的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各行省。帝国主义列强尔虞我诈和鲸吞蚕食的结果是：1829 年，希腊独立；1878 年，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获得主权独立；1882 年，埃及被英国占领，成为后者的保护国；1870 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1 年法军占领突尼斯，确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1911 年，意大利以武力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利比亚。实际上到 1918 年一战结束时，东南欧和北非已无一块土地属于这个“欧亚病夫”。而近东的新月地带，也早在一战正酣之际，被英、法、意、俄等国私相授受。

1915 年 4 月，上述四国在伦敦签署秘密协定，承认意大利在土耳其沿地中海地区拥有特殊的权益。1916 年 9 月，经过一年的谋划，英法达成了分割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各省的秘密协定，即《赛克斯－皮科协定》。同年 11 月，英国还强迫卡塔尔接受奴役性的条约，把后者变为其保护国。为换取沙皇俄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英法允诺战后沙俄可兼并奥斯曼帝国的黑海海峡地区，并可占领伊斯坦布尔；作为交换，沙俄则须将波斯的“中立地带”让给英国，并切实保障英法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

除了欧洲列强间的私下交易外，英国还打着支持阿拉伯人独立的旗号，公开与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人领袖达成共同对土耳其作战的协议，同意战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些政治允诺见诸 1915～1916 年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身在麦加的汉志阿拉伯教长谢里夫·侯赛因之间的五次通信，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书简。侯赛因在第一封信中“明确要求大英帝国承认阿拉伯各国的独立，”麦克马洪也肯定地表示：“英国愿意承认和支持区域内各处的阿拉伯人在麦加酋长所要求的界限范围内独立自主。”于是，阿拉伯人在 1916 年 6 月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英法等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作战中，对英国从西奈半岛经耶路撒冷向大马士革的进攻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加速了帝国的瓦解。

然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方面要赢得世界犹太人、特别是构成德国和奥匈帝国人口很大一部分的犹太人对协约国的支持，另一方面英国看中了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由于战后阿拉伯人的独立自主不符合英国利益，因此时任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贝尔福于 1917 年 11 月 2 日，不顾先前“英国已经答应为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做出准备”的承诺，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此即为《贝尔福宣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著名宣言，它也被看作是导向建立以色列国之进程的最初起源。世界犹太人为之深受鼓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英国对阿拉伯人的出尔反尔和对犹太人的利诱，加剧了阿拉伯和犹太民族间的隔阂和仇恨，当代中东地区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矛盾由此发轫，它也为日后更为尖锐的民族对抗和大规模冲突埋下祸根，并最终导致了二战后的阿以冲突。一个世纪以来的中东为此付出了惊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引发长久战争和暴力冲突，和平迟迟不能实现，至今恶果难消。

不仅如此，欧洲列强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惯用伎俩在战时及战后初期屡屡得到运用。随着一战结束、土耳其战败投降，英、法、意等战胜国早已将战时对阿拉伯人民的政治承诺抛诸脑后，乘势将奥斯曼帝国的西亚属地几乎全部瓜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甚至对法国总理克莱蒙梭说：“我们与法国的友谊，十个叙利亚也抵不上。”1920 年国际联盟的圣雷莫会议更是做出决议，使得英国获得对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等地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获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五年后，英国又宣布塞浦路斯为其直辖殖民地。此时海湾地区的科威特和阿拉伯各酋长国也已先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局面并非偶然发展所致，它与英国等外部列强对战后阿拉伯世界分而治之的图谋一脉相承。战时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于 1916 年 1 月在给英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表示：“（阿拉伯人）起义对我们有益，因为它符合我们的直接目标，即伊斯兰‘集团’的崩溃、奥斯曼帝国的战败与瓦解，而且谢里夫·侯赛因即将建立的那些用以继承土耳其人的国家对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伤害。……阿拉伯人甚至比土耳其人还不稳定，如果操作得当，他们将会保持某种政治马赛克状态，即一群彼此充满猜忌又无力整合的小公国。”接下来中东地缘政治分裂的事实，给了劳伦斯的分析以最详实的注解。

毋庸置疑，百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分裂以及困扰中东数十年的阿以冲突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不断被固化成形的。

三、 殖民分割阻碍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

根据 1920 年 8 月 10 日协约国与土耳其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划为法国委任统治地，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意大利和希腊瓜分，黑海海峡由国际共管等。面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击败英国支持的希腊干涉军，迫使协约国重新讨论对土和约。1922 年 11 月 20 日，以英、法、意等协约国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瑞士洛桑召开和会。1923 年 7 月 24 日，有关各方签署了《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即《洛桑条约》以代替《色佛尔条约》。新条约使土耳其收回其在欧洲的东色雷斯，保留对土属亚美尼亚和部分库尔德人聚居地区的统治权，同时，塞浦路斯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根据新条约，原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库尔德斯坦被再次分割，分别归属凯末尔革命后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和英国托管的伊拉克以及法国托管的叙利亚，加上十六世纪被分割给伊朗的地区，以及生活在前苏联的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被一分为五。库尔德人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没有自己国家的跨界民族，严重制约了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政治进程。当代困扰中东多国的库尔德问题由此产生。

一战还使英国对伊朗和阿富汗的控制得到加强。早在一战爆发前，为了对付主要敌人德国，英国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同法国接近。1904年英法两国签订协约，确认了各自在奥斯曼帝国北非领地的势力范围，即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英国则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英法在上述两国的殖民统治进入新阶段。此外，为了确保英国通往印度通道的安全，在面临德奥进攻和双方互有所求的情况下，1907 年 8 月 31 日，英俄也签订协约，调整了两国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协约规定：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中立地带，成为英俄扩张的缓冲区；同时，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就这样，阿富汗、伊朗的边界也基本确立。

中东各国进入现代的政治边界并非沿自然山脉、河流或道路等划分，一方面造成属于同一民族的各地阿拉伯人被划入不同的宗主国统治，逐渐形成带有地方色彩的政治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也造成许多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文化民族被人为地分割到不同的国家境内，形成不少国家边境地区众多民族混杂而居的现象，成为后来的边界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

一战不仅确认了战胜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也使得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开始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得到列强的相互承认，成为既成事实。

1914 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德国则指示土耳其军队进攻埃及以夺取运河，但没有成功。战后（1922 年）英国承认埃及独立，但仍保留在运河区的驻兵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英国借口保卫埃及的安全和稳定，于 1936 年迫使埃及签订为期 20 年的《英埃同盟条约》，规定英军继续驻扎运河区，亚历山大港仍为英国的军港等，进一步强化了对埃及的实际控制。

法国早在 1903 年就对摩洛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受英国支持的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引起德国的反应，虽然 1905 年到 1906 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得到解决，但法国的“特殊地位”也得到了正式承认，而摩洛哥的治安托管权则给予了法国和西班牙。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由德国引起，加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紧张，但 1912 年 3 月 30 日签订的《非斯条约》则把摩洛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根据《非斯条约》，同年 11 月 27 日西班牙得到了今天摩洛哥北部和南部地区（伊夫尼地区）保护者的地位。阿尔及利亚也在十九世纪初被法国入侵，1871 年成为法国的三个省，1905年全部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中，阿尔及尔曾为北非盟军指挥部所在地，一度是法国的临时首都。1934 年，的黎波里及昔兰尼加殖民地被合并为“利比亚”殖民地，使得意大利在欧洲列强瓜分中东的进程中稳占一席之地。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中东地区的政治边界，就这样在一战的硝烟和战后余波中大体尘埃落定。

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如前所述，受到英国“保护”的还有海湾地区的 10 个酋长国。由于英国的所谓保护，伊拉克对科威特、伊朗对巴林的主权诉求都没能实现，这些保护国后来都独立或联合成新的国家，成为今日中东政治版图中的一分子。

英、法、意、西等国主导下的殖民分割，人为划定了现代中东的政治版图，为日后有关国家间的领土争议和边界战争（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叙利亚长期出兵黎巴嫩、西撒哈拉冲突、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等）埋下了祸根，严重阻碍了本地区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地区稳定。可以说，当代中东许多国家间存在的领土问题、边界冲突，大多数都和一战后的殖民分割密切相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东的分割统治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四、 催生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兴起

按照伊斯兰教自身的说法，十九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黑暗时期”。英、德、俄、奥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频繁的军事打击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强有力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盛极一时、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坠入屈辱潦倒的深渊，成为欧亚病夫而不能自拔。伊斯兰世界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了广大穆斯林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试图借助于真主的力量和依靠《古兰经》的教导回到基本教义，来解决伊斯兰世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出现的背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现象，以及在西方入侵后所形成的众多社会和政治问题，成为当时中东各地的主流思想。在当时那种“救亡图存”的形势下，所有抵制欧洲列强扩张的思潮和运动无一不笼而统之地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而当时最为流行的一个口号则是“伊斯兰处于危险之中”。其中，十八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和十九世纪末期苏丹的马赫迪起义，是早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代表。尽管他们最终也并没能挽救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和占领的命运，但广大穆斯林渴望当家做主和复兴伊斯兰教的愿望却更加强烈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当时伊斯兰神权统治中心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们不顾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反对和抗议，坚决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教长的职位，撤销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庭，废止了学校的宗教课程，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共和国。而名义上独立的埃及法鲁克王朝则满足于偏安一隅，选择与英国合作，承认英法对新月地带的实际占领，继续听任英国对海湾酋长国的“保护”，传统的伊斯兰法遭约束，世俗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大行其道。

随着英、法、意等国在中东的步步进逼，中东各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也不断加强，中东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政治及武装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西方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入侵面前，传统的伊斯兰世界显得束手无策。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如何确保伊斯兰价值观不受侵蚀？如何使穆斯林传统社会得以延续？伊斯兰教怎样才能复兴？等等，都成为摆在伊斯兰世界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在伊斯兰教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同时，试图复兴伊斯兰教的传统主义者也在积累能量，寻找时机。哈桑·班纳在埃及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走上中东政治舞台的，成立不久就传播到中东其他地区，对后来中东各地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到 1948 年时，其分支组织已遍布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地，成员有 500 万之众。仅在埃及国内，就有 2000 个分部，成员 50 万。

班纳呼吁革新伊斯兰教以振兴宗教、民族和国家精神，重申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普适性，反对西方文化的侵略与渗透，捍卫伊斯兰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法，呼吁伊斯兰民族和祖国大团结等等。穆斯林兄弟会的信条高度概括了班纳的思想：“真主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真主光荣献身是我们最高的渴望。”班纳重申，伊斯兰教是人类全部生活的终极之道，是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是“国家和祖国、政府和民族，是创造和力量、仁慈和公正，是文化和法律、科学和天命，是物质和财富、赢利和富裕，是圣战和宣教、军队和思想，也是忠诚的信仰和正确的崇拜。”班纳积极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和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他崇尚暴力，笃信圣战，反对民族主义，鼓吹伊斯兰世界大团结。他的思想为后来形形色色的政治伊斯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兄弟会组织体系也为中东其他地区穆斯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母体与样板，对二十世纪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和社会紧密相连，因而政治伊斯兰运动的鼓吹者和领导者们试图以宗教指导世俗政治的主张，在广大伊斯兰世界中有着先天的优势。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整套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穆斯林的宗教观是其价值观念的基础，影响着他们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待历史和西方的态度。”

所谓政治伊斯兰运动，也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为“伊斯兰教政治化的直接产物, 即‘伊斯兰教中的政治’或‘政治中的伊斯兰教’”。刚被一战催生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群体意识加上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信仰，使得基于阿拉伯民族意识和伊斯兰宗教价值基础上的穆斯林民众与西方列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集体对峙和冲突，获得了持久而强大的支持力量，特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目标与相对单纯的宗教信仰合二为一，已有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对抗因宗教信仰的差异而进一步扩大。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源头，肇始于一战后外来势力对中东各国的恣意干涉与政治高压，应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正是由于西方列强的疯狂争夺、挑拨离间，一战后的中东地区才会陷入动乱、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此起彼伏，持续的和平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然而，列强并没有汲取一战的教训。相反，在战后变本加厉地干涉中东事务，使得有关问题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愈演愈烈。毫无疑问，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成为连续战火的地区，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之不懈努力试图推动和实现和平的地区。

一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二战带来的灾难性恶果、冷战在中东的蔓延、四次阿以战争、两次海湾战争、苏美分别发动的两次阿富汗战争、苏丹黎巴嫩也门和阿尔及利亚各自的内战、两伊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激战正酣的叙利亚内战，层层叠加起来，成为延迟、拖垮现代中东政治发展的沉重历史包袱，而它们都来自共同的源头——一战及之后外部列强制造的地区政治动荡。

今天，外部势力、特别是西方列强应从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真正为中东地区各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积极协助中东问题有关各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非继续延续以往的干涉政策，从而为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或许这才是国际社会竞相反思一战对当今中东地区影响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