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

作者:  涂利  袁崇勇

[摘要]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它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势力站在不同的立场做出了不同的态度。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对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事件的最终结局。

八十年前，古城西安进发出的平地惊雷，骤然震撼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政局。它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揆度这一事件对远东局势的影响，也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政党及各派政治力量都推上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关头。围绕这一事变，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从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力图以种种形式或影响或控制这一事变的进程。当时，国内要求严惩蒋介石的呼声甚高；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策动讨伐张、杨，企图趁机取代蒋介石；亲英美派主张营救蒋介石。国外英美主张缓和局势，以打击日本；日本则指望以此挑起内战，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介入了这一事件。西安事变后几天内，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播发了事变的消息报导和社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副委员长斯托莫尼亚科夫及回国的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连日接见了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延黻。16日，共产国际又致电中共中央，敦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日苏联驻中国的代办司皮礼瓦尼克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了正式的声明。蒋介石获释后，27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又发了一个社论。所有这些，都足见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敏感和重视。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政策，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影响极大。

一、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主要是通过两方面表露出来的：一是通过电台广播、报刊舆论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进行谴责；二是通过向中共发出指示，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给共产国际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汇报了事变的情况、性质以及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步骤，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张、杨的行动，这是中共提出和平解决的初步设想。随后，在14日，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胡服（即刘少奇），指出：“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应推动抗日派和中间派走向抗日”。据此精神，人民通讯社在当天发表的《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中指出：“我们尤其反对为蒋委员长一人的安危问题而发动内战，并绝对反对一切内战”。可是，苏联《真理报》14日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变》对西安事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社论说张学良部队叛变是中国亲日派分子的一个阴谋，“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外侵略强盗的牺牲品”。同一天，苏联《消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完全歪曲事实真相，维护蒋介石国民党，说什么“去年就已形成了中国各派社会力量围绕南京政府的形势，南京政府尽管以前它动摇、退却……它犹豫和反对统一战线运动，可是现在它已经愿意和领导抗日”。15日《消息报》又发表社论，说张学良之举动是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此次显然有害于中国利益之事变，吾人固切盼望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国际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在我党通知了共产国际，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出于促成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纯正动机的正确行动后，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仍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当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等去西安与张、杨商讨事变的解决办法时，17日苏联《真理报》又发表国际评论，声称“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总之，在共产国际的眼中，张、杨完全是破坏团结抗日的十恶不赦罪人，以武力讨伐、镇压，自然是罪有应得，理所当然。所以，当何应钦举起“讨逆”旗号，命令中央军赶赴潼关，派飞机狂轰滥炸渭南、赤水东站时，《国际通讯》却称赞南京“讨逆”是值得称赞的形势变化，并因讨伐被制止而批评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直到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时，《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西安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12月27日的《消息报》社论说：“最后而重要的教训，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于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苏联报纸和共产国际刊物对西安事变是倍加责难，虽然也提出和平解决的意见，但并未将这一意见通知中共，直到16日共产国际才来电敦促“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这封电报发出后，因电码差错，完全译不出，中共中央于18日又请共产国际“检查重发”，直到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

由此可见，自始至终，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持谴责态度的，歪曲了张、杨抗日的初衷，污蔑张、杨要求抗日的行动是亲日分子的阴谋，“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这显然是有悖于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這有张、杨的大量文稿、电报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证明，张、杨两位将军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同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而且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因此，对西安事变的任何指责，是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历史意义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苏联的指责持批评态度，斯诺在《红色中国记》中就说：这种谣言同事变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提出这一招，因为怕国人嘲笑。虽然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对西安事变的责难却是错误的。

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原因

为什么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如此歪曲西安事变的真相？究其原因，是因为苏联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危机所体现的战略出发点有关。

众所周知，自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到1936年前后，这种形势尤为严峻。在欧洲，希特勒正疯狂扩军备战，妄图消滅苏联，称霸全球；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不但排挤英美势力，而且对苏联造成直接威胁。1936年9月18日苏联《真理报》刊载文章说：“从荒木万寿夫（日本陆军大臣）及其同伙的挑衅性言论中，从关东军一系列挑衅行动中，以及日军加紧扩建在满洲和北朝鲜的战略基地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日本在大陆的第二步就是攻击苏联的远东地区。”而当时英美也切盼把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祸水引向苏联，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更使得苏联腹背受敌。因此，共产国际和苏联强调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产国际积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是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阻止日本侵华的祸水流向苏联。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困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虽然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通过了广泛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指出了中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但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薄弱……帝国主义大国未必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英美的援助，毛泽东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大国支持的，因而只有蒋介石国民党是抵抗日本的有效力量”。所以，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应屈居在国民党政府的周围，拥戴蒋介石，组成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阻滞日本的侵苏野心。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频频进行秘密的外交活动。1936年陈立夫与苏联驻南京大使鲍戈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正在全力注视西方，无力与日本在远东周旋。苏联深知如若西安事变被日本趁机诱导，挑起内战，形成中国政府联日的局面，则将在远东构成对苏联的最大威胁。正是从这一战略出发点考虑，苏联和共产国际力主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是必然采取的方针，想以此依靠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来同帝国主义保持平衡，防止反苏战争的爆发，这与中共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逼蒋抗日的方针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口号及其革命实践，过分强调了苏联一国的利益，甚至有损于各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和各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德、意、日的法西斯侵略，这对被侵略国家团结起来反对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保卫苏联”对苏维埃俄国的存在和发展，发挥了积极而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共产国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如果全盘否定“保卫苏联”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最终结局的影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连续十年的内战由此而基本宣告结束，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胜利。而苏联、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莫斯科的电视、广播，《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社论，还是苏联外交人员的谈话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其对西安事变的立场，有两点是相同的：“始终如一和非常坚定的，这就是要尽快地和平解决事变，并释放蒋介石回南京。这一立场，无疑是正确的”。它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首先，共产国际的正式指示虽然是在20日收到，但苏联处置事变的立场，早在13日晚就通过莫斯科的电视、广播为中共所知，在莫斯科的新闻、社论虽不同于共产国际的正式指示，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绝不会对此等闲视之，必然要仔细研究，以此来度量自己的政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立场，坚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使中共中央思想更加统一，不产生任何动摇，不去寻求其他解决事变的方针。其次，在当时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逐步形成，战争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任何内战的爆发都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立场，促进了我党迅速和平解决事变，这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使好战分子无可乘之机，避免了内战引起世界大战。再次，事变一开始，我党是主张“审蒋”、“罢蒋”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共从其策略出发，提出了“保蒋安全”的问题，指出如果南京政府进攻西安，则蒋介石的安全无望，并提出与南京政府讨论蒋先生的处置问题。到12月19日，中共才放弃了“审蒋”、“罢蒋”，但并未放弃要对蒋处置。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才以电报指示周恩来与蒋介石、陈诚进行谈判。当我党提出的要求有相当的满足时，就恢复蒋的自由，并赞成蒋对中国的统一而一致抗日。自此，中共放弃了处置蒋的考虑，于21日致电共产国际“我们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个方针”。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在释放蒋的问题上，对我党有指导意义，这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应在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或回避事实，但如一些人认为苏联、共产国际在事变中的唯一正确态度则毫无根据。

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苏联、共产国际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大加指责，在事变后非但予以支持，反而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者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使得张学良、杨虎城在最初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张学良在万分失望中，丧失了与中共配合的信心，做出了送蒋回宁的举动，以此表明自己确实是为抗日才发动事变的，最终造成被蒋扣押的千古憾事。同时，也使中共与东北军、十九路军经过努力建立起来的西北抗日联合体破裂，造成抗日民族战线中的一个极大损失，这是无法弥补的。

总之，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应该本着历史事实进行认真评价，既要看到它对西安事变的错误指责，又要看到苏联与共产国际在事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味夸大苏联、共产国际在事变中的作用，说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是事变中唯一提出正确解决方法的，是不对的。同时，对于苏联从其本身利益出发，片面地强求中共一味服从国民党，以建立统一战线来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也不能完全地指责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应该看到苏联在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危机，为保卫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求各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不希望在中国造成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所以才对西安事变做出了违而不彰的选择，这一切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能笼统地一概加以否定。我相信，一切正视历史的人，都应对这个问题做出一分为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