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陈圣荣

两年前我读该书时曾写过一篇《读<东晋门阀政治>》。最近重读，感触颇多，在书上做了较多批注。现结合批注，对原文进行大量修改，增补一万余字。——题记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经典力作。该书共八章二十八万字。全书通过对东晋时期影响政坛的五大门阀士族：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及以郗鉴、孙恩、刘裕为代表的三大武力集团的兴衰作周密详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①]它的产生及维持与皇权、士族及流民三股势力相关，当“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②]而当任何一股势力壮大到足以压倒其他势力时，门阀政治将被皇权政治替代。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③]早于东晋的孙吴不是，晚于东晋的南朝也不是；中国北方也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

历史学的研究大体上分三大区块，分别是政治军事史、社会经济史与思想文化史。欧美早期学者擅长社会经济史，当代学者侧重社会文化史；日本学者在三方面俱佳；中国则一直以政治军事史为主流。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都侧重于此。《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也是以政治军事史为主，它不仅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且能够更上一层，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有人说此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部史学名著，有人说此书部分章节的研究水平已超过陈寅恪，还有人说有些老一代历史学家对它爱不释手，看不完晚上睡不着觉。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深夜阅读此书的时候，晚上也失眠了。不是因为爱不释手，而是因为书中精准的考证、严密的逻辑、力透纸背的分析刺激着大脑神经，给人很大的精神负担。古代知识分子有以读《通鉴》为日课的传统，像《东晋门阀政治》这么好的书，如果放在案头经常翻翻，想必收获很大。

一、该书特点：

（一）、史料的纤细考证与史识的宏观把握相结合。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往往在史料考证及理论概括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考证可以体现著者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只有在十分熟悉史料的情况下，著者才能发现看似无误的史料中的差错，做出精准考证，挖掘出前人尚未看到的新问题；理论概括可以体现著者对宏观历史的把握，只有透彻理解了相关的所有史料，才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宏观上做出理论概括。此书既有沉潜的考索之功，又有高明的独断之学，是两者结合的典范之作。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历史纷繁复杂。如果以“东晋政治史”命名此书，可涵盖的范围会更广，可写的历史也更多。但是，作者却以“东晋门阀政治”命名此书。由此可见作者治史特点，即具有宏观的理论概括能力。田余庆透过纷繁杂乱的东晋历史，挖掘出门阀政治这条历史主线。在它贯穿下，大量零散的史料被整合成一个完整系统，使东晋一朝历史得以清晰展现，这不能不说作者独具慧眼。假如田余庆用“东晋政治史”来写作，也许能写出更多的内容，但肯定会使全书显得饾饤、繁琐。所以宏观的理论概括对优秀的历史著作来说十分重要，否则内容再丰富，也难以理清头绪，无法给人一个整体印象。

田余庆的宏观历史认识还表现在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评价上。如对桓温的评价，田余庆从南宋政权和少数民族对峙，与东晋情况类似的历史出发进行比较，引用王应麟“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④]观点，认为和或战并不是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桓温“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⑤]其实就是小人。田余庆进而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及汉化的大背景出发，认为即使北伐成功，战果也无法得到巩固，北伐于国家统一意义不大。由于田余庆能将历史人物及事件放在十分长远及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因而作出的评价更深刻、更合理。周一良先生看完田文后指出：田余庆的研究“是在对个别问题细密考证的基础上，放眼纵观东晋南朝两百几十年或汉代到唐代八百年历史，从而收到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效果。”[⑥]这是见道之语。

田余庆对于史料考证十分精准，像《资治通鉴》和《廿二史考异》等十分受学界推崇的著作，田余庆也能考证出错误，其他史书更不用说。历史学的考证，处理不好往往出现为考证而考证的现象，弄得文章支离破碎，读起来索然无味。这种考证，讲得确切些只能算是校勘，不能算考证。真正的考证应该能通过考证发现重要问题，实现为全文服务的目的。史学泰斗陈寅恪的考证达到了这种境界，田余庆的考证也达到这种境界。如书中《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一节，涉及到的各种水利工程的修筑年代跨度近千年，史料相当零散，考证难度很大。田余庆迎难而上，对各条水道交通线的地理位置、修筑年代和社会功能作周密考证，这并非因为他有考据癖，其目的在于说明东土诸郡交通线对建康漕运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于说明当上游荆州集团和下游扬州集团发生冲突时，它们在维系门阀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至此，可知所有的考证都是为门阀政治这个主题服务。繁琐的考证背后隐藏着作者宏观的历史认识。此书虽然考证过多过细，但我们读后不仅觉得这些考证多余，反而给人一种印象：只有考证准确，结论才能让人信服。

（二）、个案的深入研究与整体的内在贯通相结合。中国近代史家如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张荫麟和白寿彝等人都曾试图写一部《中国通史》，由于时代及个人原因，最终很少写成。钱穆的《国史大纲》篇幅有限，得国史梗概而无法写出全貌。中国史毕竟年代长，地域广，民族多，内容杂。单人写通史，不仅时间精力不济，也不可能精通每个领域，写好每一部分。最终的成果往往是描述历史轮廓，缺乏深入分析。

东晋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以往史家对此作过持久深入的研究，一些重要领域更是深耕熟耘，难出新见。编撰一部通史，如果面面俱到，难免重复，并易将重点亮点淹没；作个案研究，难免杂乱无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系统性。较好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个案将历史贯穿起来。这种研究方法哲学史界做的较多，外国史著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中国史著如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等都是典型代表。历史学界这样的写法也有，但成功的不多。做这种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大势的把握，丰厚知识的积累，也需要悟性与灵感，能抓住要点。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虽散见于《金明馆丛稿初编》与《二编》中，看似只做了几个专题研究，但若我们对照其《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来读，会发现这是一本魏晋南北朝通史，而它的主要观点都蕴藏在上述两编中。陈寅恪通过几篇文章，将一部通史巧妙地植入其中。

田余庆该书也成功地将个案研究与通史写作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东晋门阀政治”这个主题的贯穿下，作者只研究了七个个案，便将东晋建国，王敦之乱，祖狄、桓温北伐，前秦建国，北府兵创建，淝水之战，孙恩、卢循起义和刘裕造宋等东晋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对东晋各世家大族力量的升降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做出周密详细的研究，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现了东晋一朝历史，揭示了纷纭复杂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历史意义。这种写法既有个案的深入，又有历史的贯通，既突出了重点，又避免了重复。谋篇布局十分巧妙。

这种写法需要很强的逻辑与条理性。很多历史学家由于自身专业限制，在学术训练中比较注重文献收集，却忽视了思维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们的著作往往围绕文献打转，写得不够系统严谨，很多书给人的感觉是材料的堆砌。田余庆先生的逻辑思维很强，所以在二十多万字的著作中能将各个章节安排得有条不紊，前后贯通。不仅如此，甚至该书与《秦汉魏晋史探微》也紧密地连为一体。如《北府兵始末》一文将该书关于北府兵的研究串联成一个专题，增添了两晋之际的北府情况、南齐北府的罢省和北府兵在南朝的逐渐消失内容，使得这个在六朝时期影响巨大的军团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刘氏》一文不仅追溯了《刘裕与孙恩》一章中徐州刺史刘该的世系，作者进一步研究，认为刘氏既是地处南北界河淮地区的士族，又是将家，他们未曾举家南迁，在南北对立的政治形势下，为保存家族实力，时而南迁，时而北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王马的士族的发展情况。

（三）、形势之全面分析与事件之合理推测相结合。近代史学的一个特点是文史独立，史学书写注重史料挖掘。为占有更多的史料，傅斯年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陈垣主张“竭泽而渔”，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田余庆治史也注重史料，但对史料处理有他有独到之处，就是从形势出发逼出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进行仔细排列、反复比勘，从片面零散史料里发现历史形势，以此为契机，对史料重新进行阅读，逼出习见史料所隐藏信息，直到榨干为止。再从所获信息中推出历史事件整个发展过程，将用过的史料放在事件恰当位置，使得极其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获得生命，化腐朽为神奇。书中《庾、王江州之争》一节就是经典案例。历史上很多权力的明争暗斗很少留下具体史料，庾、王江州之争便是很隐晦很微妙额历史事件，相关史料极少，假如直接根据史料，无法看出这个藏得极深的问题。只有通读东晋一朝历史，掌握当时历史形势，才能发现这段历史。从形势出发研究历史是田余庆在治史过程中碰到史料不足时常用的办法，书中《郗鉴的密谋》一节所述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一事、《秦汉魏晋史探微》（以后简称《秦汉史》）里《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文中曹丕借伐吴解除青徐豪霸兵权事件都运用这种治史方法。

（四）、心志之超脱俗谛与观点之孤明先发相结合。田余庆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这一代史家将研究重点集中到以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资本主义萌芽等领域。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大部分史家不敢解放思想，言必称马列，他们不顾中国史的特性，生硬地将史料往马列理论框架里塞，所写论文即科林伍德所谓鸽子笼式论文，学术价值不高。

田余庆先生40年代在西南联大攻读政治学时就已经意识到理论与实际存在偏差，因而在此后的历史研究中反对套用现成的理论来研究复杂的历史，他更注重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入手，逐步推敲，把握历史本质。当田余庆在1979年发表该书开篇之作《释“王与马共天下”》时，唯物史观已在大陆史学界统治了三十年，但该文史料充实，分析明快，洞幽烛微，即使从后来出版的整本书看，也很少发现意识形态的干扰，可见田先生治学很有定力。由于该书是田先生个人读书的创获，而非某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作品，因而思想自由，新见较多。

该书最独到的见解是提出门阀政治仅存在东晋一朝这个观点。对六朝政权的性质，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中国史学界一般笼统地称之为士族政治；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在1922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把六朝政治定义为贵族政治，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在所著《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则认为六朝政治是寡头政治。田余庆的观点与这些看法都不同，他以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为基础，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关系，认为门阀政治只存于东晋一朝，六朝其他时期为皇权政治。

对政权性质做出独特判断，本身未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学术著作的价值往往在于论证过程而非最终结论。田书的价值即在于将这个判断贯穿始终，以二十八万字的篇幅进行充分论证。由于对政权性质的看法不同，作者的论证角度也发生变化。田余庆摆脱了传统以婚宦论门阀政治的窠臼，更注重从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门阀政治，并通过引入流民帅这股势力，找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的出口。

在具体问题上田余庆也形成与以往史家不同的看法。如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里指出：“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⑦]他还认为东晋政权与孙吴政权都是外来势力与地方实力派的结合。田余庆则认为孙吴政权虽与江东士族协力，但皇权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是典型的皇权政治。东晋政权皇帝与贵族共治，才是门阀政治。这个观点于陈有继承有突破，更挖掘出东晋一朝历史发展主线。

在《释“王与马共天下”》一章的《“不与刘、石通商”》一节中，前人王应麟、袁燮和钱大昕等人多从民族气节角度进行解释，田余庆则认为单从民族气节来解释还不够，他对史料仔细分析后得出结论：八王之乱时，由于刘渊、石勒投靠司马颖，鲜卑、乌桓投靠司马越，造成此后的敌对关系。由司马越派生出来的东晋不与刘、石少数民族通商，与两者党派分野不同相关，有历史上的根源。这也给五胡十六国时期混乱的少数民族关系找出了一条划分线索。他进而指出，由于司马颖在八王之乱中引进匈奴刘渊，致使后来匈奴刘曜攻破洛阳，抢掠京邑，焚毁宫殿、挖掘陵墓、俘虏怀帝及滥杀皇室，导致永嘉之乱，由此打通内乱与外患关系，实现两晋历史的自然过渡。田余庆这篇论文发表后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周一良先生击节赞赏，认为他的魏晋史研究水平有些部分已超过陈寅恪。

在《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一章的《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一节中，田余庆对桓温北伐成败表达了与一般史家不同的看法。田余庆从桓温逐步夺取东晋各州，控制中央朝廷的角度出发考察桓温北伐。永和元年（345），桓温接替庾氏长期经营的荆州，实力开始壮大。他第一次北伐，力挫前秦苻氏，军至灞上；第二次北伐，打败羌帅姚襄，收复洛阳。两次北伐使他声望日增，但田余庆认为此时的桓温“对内既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又未能获得豫州、徐州”[⑧]实力还不够强大。桓温第三次北伐，败于枋头，望实俱损。但田余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三次北伐以后，桓温才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⑨]由于田余庆关注的是门阀政治的发展，所以得出的结论与常人不同。

对于桓温的个人性格，田余庆也与我们熟悉的看法有异。桓温是将门之子，从小任侠放荡，其父桓彝遭奸细杀害时，桓温才十五岁。为报父仇，桓温枕戈泣血，三年后终于手刃仇敌，并一夜成名。晋成帝见他器宇轩昂，将南康公主嫁给他。桓温居分陕之任后又取得灭成汉、挫前秦和败姚襄的辉煌战绩，他与当时那些不拘礼法，肤脆骨柔、体羸气弱的清谈名士完全不同，时人多以英雄月旦之。如庾翼认为他“有英雄之才”；何充赞扬他“英略过人”；孙绰评价他“高爽迈出”；三百年后参与《晋书》编纂的史臣也认为他有“雄豪之逸气”。但是，自古英雄多为正邪两赋之人，桓温也有邪气。他不甘当一辈子臣子，随着权力的提高，他的野心开始膨胀，在完全掌控中枢的情况下，他擅自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海西公），改立简文帝，又逼迫简文帝传位于己。桓温临死前还说出：“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这样离经叛道的非常可怪之论，并要求加九锡，作代晋的图谋。一个枭雄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是我们熟悉的桓温，田余庆从桓温逐步壮大实力，试图打破门阀政治代晋自立的角度出发，却发现一个行事颇为持重的政治家。田余庆写道：“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⑩]

在《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章中，田余庆探讨了东晋后期历史。这一时期，谢安已死，刘裕未兴，君昏臣乱，士族腐朽，政局琐碎，史家多不屑置喙。然而，田余庆却在具有末代特征的历史中看到了皇权振兴的转折点。孝武帝振兴皇权虽然失败，次等士族如刘牢之等也没能夺取政权，但是帝王之兴，必有驱除，他们都为刘裕造宋提供了借鉴。田余庆在此再次引入流民势力，并找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的出口，为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找到过硬证据。田氏弟子李开元曾问他平生写过哪些佳作，田余庆答以《说张楚》、《论轮台诏》、《释“王与马共天下”》《<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及该篇。前几篇都是公认的经典力作，而最后一篇田余庆之所以认为是得意之作，或许与上述原因有关。

二、该书不足之处

（一）、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间问题。皇权政治的变态类型除门阀政治外，还有宗室政治、外戚政治、宦官政治和朋党政治等，这些与皇权政治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明确区分其与皇权政治在时间上的界限十分困难，所以以往史学界并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该书虽试图明确区分两者界限，但对门阀政治的存在时间有不同表述：其一认为孝武帝执政初期“东晋朝廷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11]；其二认为门阀政治结束于孝武帝的暴死；其三认为门阀政治存在于东晋一朝近百年历史中；从这些表述中可见田余庆先生的用心：他试图将整个东晋历史纳入门阀政治框架，但框架本身又容纳不了复杂的历史，于是他在不同章节作不同表述。但门阀政治到底存在于哪一历史时段，我们通读全书做如下梳理。

田余庆先生认为：“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12]其存在标准即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13]按此标准，永和时期（345–356）基本不属于门阀政治时期，当时庾氏势力已衰，桓温实力尚处于发展阶段，无力抗衡皇权，此时并无哪家士族势力平行或超越皇权。如果此时算门阀政治时期，那么我们就江左五朝、六朝、甚至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而笼统地谈门阀政治也就不为过了。

田余庆先生又指出：“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14]说明门阀政治存在是有条件，具有偶然性。从东晋历史来看，假如王敦、庾亮、桓温等权臣不是在实力达到足以取司马氏而代之时突然死去，门阀政治早已结束。事实上，到桓冲于384年逝世、谢安于385年逝世后，门阀士族失去兵权，也再没出现当轴处政的人物。此后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斗争，门阀士族在两大政治集团斗争中只是处于次要地位，无法与皇帝共治。此时门阀士族已成傀儡，门阀政治已转化为皇权政治。再往后北府将刘裕消灭桓玄，把持朝政，就连皇帝都成点缀。东晋初期皇帝、士族、流民三足鼎立的局面已被流民一足独大所代，门阀政治无从谈起。所以谢安死后，门阀政治就已结束。在东晋后期，门阀政治已回归为皇权政治。祝总斌虽然没有对东晋门阀政治的存在时间做过探讨，但他在《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一文的开篇注释中以淝水之战为界，将东晋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期，并解释道：“在这以前，王、庾、桓、谢迭掌大权，至淝水之战，高级士族权力、勋业发展到顶峰。在这以后，高级士族衰落，大权逐步转入皇帝、皇族手中。”[15]或可提供一种参考。

这样看来，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是断断续续地存在于东晋一朝，并非贯穿始终。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东晋一朝的历史就失去了独特性，因为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类型之一，而这种类型的政治在其它朝代也曾断断续续地存在过。那么，全书最核心的观点，最大的亮点即“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或许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二）、全书结构存在的问题。整体来说，全书结构安排合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血脉贯通，但没有任何一本著作是尽善尽美的，该书在极少数地方或略显不足。

1、论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先生侧重于皇权、侨姓士族与流民三股势力，但是对江南豪族却着墨不多。其实江南豪族在两晋之际势力颇大。早在孙吴时期，由于孙权推行江东化政策，纵容南方豪族，使得其实力迅速提升，孙权死时已形成“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16]这样一种局面。孙吴末期，局面依旧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17] 303年，义兴豪族周玘纠合武装攻灭石冰； 305年，周玘又和顾荣等消灭陈敏；310年，周玘再次平定钱璯之乱。三定江南，南方豪族的实力可见一斑。

司马睿渡江之初，不过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所能节制者唯扬州而已。司马越任命他过江是为了利用他和反对自己的周馥争夺扬州。此时的司马睿只是一个边将，由郭逸和宋典组成的军队相当于亲卫队，能自保而不能用于作战。当时江州、豫州和荆州都不在司马睿势力范围内，即使是扬州，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吴人的不支持和冷漠使他无奈地发出“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的感叹。

江南豪族后来之所以拥戴司马睿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希望通过司马睿建立一个由自己支配的政府，因而在后来的一系列战争中英勇作战，功劳卓著。310年甘卓和郭逸等人打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周馥；311年甘卓和周玘打败江州刺史华轶，赶走豫州刺史裴宪；312年，纪瞻率军打退了石勒的入侵；315年，陶侃平定荆州杜弢叛乱；318年周访大破荆州杜曾。至此，江南豪族通过一系列战争奠定了东晋的版图，司马睿政权终于在江南站稳脚跟。

随着流人的不断南下及司马睿个人威望的提高，司马睿政权逐渐开始排挤南方豪族。“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三定江南的周氏最终被司马政权分裂瓦解，沈氏也在王敦之乱中被消灭。周访病死，甘卓被害，但是南方的势力并没全部被消灭。陶侃的军队后来参与王敦之乱的平定，战后陶侃重任荆州刺史。在苏峻之乱中陶侃被推为盟主，指挥打赢了整场战争。战后陶侃因功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他与在扬州当轴处政的司空王导、坐镇徐州的司徒郗鉴鼎足而三，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重要人物。

田余庆治史很注重地方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关系，关于东吴历史，他写的文章都与东吴的江东化相关，研究蜀国历史，他也注重新旧两股势力的冲突调和。唯独对于两晋之际的江南地方势力，田余庆却没有关注，这是一个缺憾。田余庆认为结束东晋门阀政治的是次等士族，从以上论述可知，奠定东晋门阀政治基础的是江南豪族。该书在研究对象上最大的特点是引入次等士族，找到门阀政治终结的出口，如果把两晋之际江南豪族在建国时的活动考虑进去，或许能找到门阀政治的入口。

此外，在《释“王与马共天下”》一章《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一节的结尾处，田余庆先生指出：“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18]但是从全章内容来看，主要讲王导如何辅佐元帝，在江南艰苦经营，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这或许受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的影响。对于王敦，作者则侧重写他的两次叛乱，给人的印象是王敦对“共天下”主要起副作用。如果考虑到南方豪族在建国之际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王敦的身影。他在多次讨伐战争中，作为司马睿政权的代表，指挥各场战争，对于东晋国家版图的奠定做出贡献。“王与马共天下”精确的说，可理解为王导与司马睿结合，奠定东晋政治基础；王敦与司马睿结合，奠定东晋军事基础。

2、东晋门阀政治的存在与士族割据一方，握有地方实权密不可分。东晋一朝，影响中枢的政区是位于江淮和汉水一带的扬州、荆州、徐州、江州和豫州。扬州京邑所在，实力雄厚，自不待言。荆、徐、江、豫四州要在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士族对其的经营及其特殊地位尚需进一步研究。对于荆州，田余庆写有《襄阳的经略》一节，讲述庾氏对襄阳的经营，认为襄阳地处荆州北部，有流民可用，既可藩屏荆州，又可顺势而下，威胁武昌；对于徐州，作者曾花较大篇幅写了《郗鉴与京口的经营》一节，认为由郗鉴经营起来的京口有控制三吴、抵御海寇、拱卫京师三大作用；对于江州，田先生在2012年该书第五版的《改版题记》中，试图增补《温峤与江州》一章，探究温峤对江州的经营，认为江州流民颇多，有货值之利；土地开发显著，可供长江沿线尤其荆、雍军需；水运发达，是荆、江沟通交、广的主要路线。田余庆唯独没有将目光投向豫州。其实豫州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颇大。以下试做三点论述：一、谢尚刺豫十二年，使得豫州成为“谢氏家族地盘，是谢氏家族得以兴旺发达的实力基础。”[19]二、豫州密迩扬州，与扬州连为一体，在荆扬之争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三、西府和北府同气连枝，部分北府将领与西府关系密切，如刘牢之。写出谢氏对豫州的经营，那么陈郡谢氏的崛起、荆扬两州的斗争和淝水之战的战况等内容都将更加充实。遗憾的是，五大政区中田先生只写出三个，江州因其年老体弱最终没有写成，豫州则未被关注。填补这两州内容，东晋门阀政治的发展脉络将更加清楚，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将更为明晰。

3、该书对东晋最后二十年，即刘裕造宋之事也着墨不多。按作者的观点，刘裕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从刘裕开始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刘裕掌权后，通过平定内乱、北伐西征，逐渐向最高权位靠拢，最后创建新王朝。刘裕结束了门阀政治，但门阀政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出现皇权政治，只有将刘裕造宋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研究，才能实现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过渡的无缝连接。在这方面，田余庆的同事祝总斌在《刘裕门第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两文中，详尽论证了以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凭借武力夺取政权，完成造宋事业，这可说是对该书的一点补充。

（三）、部分观点推论过度。田余庆先生的写作风格与一般史家不同，除了探索历史真相外，还注重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评论，因而在写作过程中谈到很多高明的见解，当然也有如他《自序》所述存在“论断不当”之处。

在《释“王与马共天下”》一章《司马越与王衍》一节中，田余庆对“王与马共天下”一词进行溯源，认为“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20]其实西晋时期，王衍以清谈为世所宗，其作用在于利用名士身份帮助司马越招揽人才、出谋划策，跟司马越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不可能“共天下”。过江后形势发生变化，王导与司马睿的结合才产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局。

在《论郗鉴》的《小引》一节中，田余庆指出“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前于此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21]事实未必如此。自东汉以来，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世家大族的军事实力也在增强，他们以宗族、宾客为部曲，拥有私人武装力量。此类现象文献记载颇多，如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耿纯“会王郎反,世祖自蓟东南驰,纯与从昆弟欣、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22]投奔刘秀。东吴时期，存在世袭领兵制，士族如周瑜等也拥有私人武装。田先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也指出孙吴时期，江东宾旅寄寓之士的出仕“得不到乡论和九品官人法的凭借，只能指靠任子或特殊征拜为官，或者代父兄领兵。”[23]在此就存在士族专兵的现象。唐长孺先生在《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和山越》一文中，对东吴世袭领兵制的内容和特征作了周密详细的研究。东晋士族专兵，其实是此前历史的延续，并非特有现象。

在《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一章的《桓温先世的推测》一节中，田余庆将桓氏庙制问题与孙吴进行对比，推测桓氏有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但在接下来的考证中又认为其家族原为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六世祖桓范在曹魏时期因嘉平陵政变被诛，致桓氏成刑家。这两个观点矛盾，假如田余庆考证不错，那么他的推测就有问题。

在《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一章的《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一节中，田余庆先生指出苻坚发动淝水之战，是因为“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24]纵览史乘，古往今来的大政治家及军事家都有一统天下的冲动，只要实力够强，往往发动战争，侵人国土。这是人性使然，并非历史传统起强制作用。田余庆又认为“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25]其实，早于东晋的楚汉之战，作战双方刘邦与项羽都是楚人，西汉是由南方人建立的王朝。元末的朱元璋在统一南方后，北伐灭元，建立大一统的明皇朝。

在《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章的《“齇王”世家》一节中，田余庆认为由于两晋之际刘渊、石勒党于司马越敌手司马颍，因此“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26]其实，两国之间关系跟现实的国家利益关系更大，历史原因不占主要地位。事隔多年后，两国是否为几十年前的历史问题而耿耿于怀十分难说。石勒在临死之前主动与东晋修好，这说明历史问题并不太重要。

在《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章的《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一节中，论及东晋皇帝婚姻行辈错乱时，田余庆在注释中指出“六朝婚姻行辈错乱特多，我想士族通婚范围过于狭窄，可供选择的余地甚少，所以再不能拘泥于行辈了。”[27]事实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婚嫁不论行辈是个普遍现象，前于六朝的汉代，后于此的唐代都不乏先例。如汉代宣帝娶霍后，以叔祖母之姨母为妇；灵帝娶宋后，以表姑母为妇；惠帝娶张傲女，以甥女为妇；赵王恢娶吕产女，以表侄女为妇。唐代太宗、高宗以父子娶徐贤妃姊妹；杨师道、杨思敬以叔侄娶长广公主、安平公主姊妹；中宗娶赵妃，德宗娶韦妃，以表侄娶表姑。田先生自己在《拓跋史探》一书中，涉及北魏皇室不甚在意行辈时，也曾指出“从汉至唐，上层汉人婚配不论行辈，甚至于近亲乱伦之事，亦数数见于史籍，当时亦不通通被人指责。”[28]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在所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一书中发现，南北朝时期存在一些不同行辈结婚的现象，但崔氏和李氏之间的婚姻行辈始终没出现错乱，合乎礼法，她认为这是崔氏家族文明程度较高的表现。可见，影响婚姻行辈错乱的因素较多。婚嫁注重行辈主要受南宋程朱理学的影响。所以东晋这类现象的产生，仅从士族通婚范围过于狭窄来解释似有未谛。

此外，如果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的话，还有部分观点也值得推敲。如在《论郗鉴》一章的《郗、王家族的结合》一目中，王献之与郗道茂离婚，另娶简文帝女余姚公主，田余庆认为这是“王氏弃旧图新，攀援帝室，道义上有损，难逃内咎。”[29]事实上王献之另娶并非为了攀援帝室，而是因为皇命难违。他本人和郗氏感情甚好，所以临死前上章首过，说“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30]

在《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一章的《桓温先世的隐情》一目中，涉及孙钟与孙坚辈分时，讲到杨守敬认为《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冢”中的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如果是权父，直接称孙坚就行。田余庆于是指出杨守敬赞同孙钟、孙坚为父子的说法。其实田余庆的这个论证还有问题，因为杨守敬在此只是指出孙坚有父冢在富春亭山，要说明两者辈分关系，还得指出父冢所记名字。查杨守敬《水经注疏》，原文在说明权字为坚字之误后，又引用《一统志》写道：“后汉孙钟种瓜其（亭山）上，卒葬此。”[31]加上这句话，杨守敬所谓的两人是父子关系一说就明确了。

在《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一章的《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一目中，田余庆引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认为他“赞扬‘僭伪诸君’个人文化素养之高，都是言之有据的。”[32]事实上，史书对十六国胡人君主文化修养的描述，多有雷同之处，颇多溢美之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关于他们的著作则几乎没有。唐长孺先生已在相关研究中指出这个问题。在这一目的结尾，田余庆先生写到：“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33]按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个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就整体历史来说，不管是什么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靠的是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阶级斗争有时候破坏生产力，造成历史倒退，也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当然，任何一位大师都无法脱离他生存的时代，其想法总带有时代的烙印。田余庆1959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历史的前进，总是由人民群众付出沉重的代价，忍受程度不同的痛苦换来的。”[34]而这句话或源自恩格斯的如下观点——“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5]

（四）、史料考证分析方面不够严谨之处。如关于《语林》一书，作者裴启属河东裴氏，在西晋时号称“八王八裴”，与琅琊王氏比肩，为第一流士族。晋室南渡之际，裴家重要人物罕有过江者，因此裴启在东晋被排斥于一流士族之外，谢安曾指责它记载不实，此书因此受冷落，不可为信史。《史通》认为“《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36]但田余庆在书中五次引用此书内容以补充史料之不足，也许有些内容未必可信，如在《释“王与马共天下”》一章的《司马睿与王导》一节中，关于王旷倡南渡大计，田余庆所引的《语林》史料，其所述内容与其他三条史料相比颇具戏剧效果，可疑。

此外，在《论郗鉴》一章的《小引》一节中的注释里，田余庆先生谈到传国玺：“传国玺，玉玺，永嘉末没胡后，永和八年始归东晋，见《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东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37]东晋建国为317年，至永和八年（352）相差应该是36年而不是42年。如果确是42年，那应该是311年丢失传国玺，此时正是永嘉末年。那么原文应该说“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而非“东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不知作者是怎么算出来的，存疑。

在《刘裕与孙恩》一章的《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一节中，田氏认为益智粽为粽子，“续命汤”为“续命缕”之讹，这个解释也有问题。慧远《答卢循书》说：“益智乃是一方异味，”[38]这里指出卢循只是送他益智果，而非益智粽，并指出益智果是地方特产。益智果产于广东。据顾微《交州记》介绍：“益智叶如蘘荷，茎如竹箭。子从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蜜煮为粽，味辛。”[39]可知做益智粽即将其“蜜煮”，“蜜煮”即《通鉴》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八月癸酉条胡注所说：“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盖蜜渍益智也。”[40]中的“蜜渍益智”。因此，益智粽为用蜂蜜浸泡过的益智果，是蜜饯而非粽子。现在广东省还生产益智蜜饯。既然“粽”不指粽子，“续命汤”为“续命缕（百索）”之讹的解释也有问题。虽然田氏引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研究成果，以臧荣绪《晋书》亦述及“续命缕”做旁证，但《通鉴》里明确记载为“续命汤”。“汤”、“缕”二字繁体差别大，不易发生鲁鱼亥豕的错误，且“续命缕”是个习惯用语，不大可能被写成“续命汤”。刘裕给卢循回送“续命汤”，目的在于暗示兵机。“续命汤”的重点在“续命”两字，后面的字是什么不大重要，未必就是“续命缕”之讹。《通鉴》将卢、刘互赠礼物事件系于义熙元年（405）四月二十一日晋廷授卢循广州刺史之后，五月之前，时间靠近五月五日端午节，田氏或许将这段史料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因而产生误差。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八月癸酉“帝自帅羽林兵讨义恭，杀之，并其四子。断绝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41]下面是胡注：“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即蜜渍益智也。”田余庆在注释中将时间写成七月，有误。八月两字放在文章段中而非段首，田先生漏看说错。查《宋书》，记载也是八月，原文如下：“永光元年（即泰始元年）八月，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时年五十三。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42]

（五）、编辑出版问题。这点与作者无关，因为该书原本就是专业著作，但是如果稍加改善，对读者理解全书会有帮助。陈寅恪先生治史最注重时、地、人三者。理清三者关系，很多历史就清楚了。读史也一样。该书让人遗憾的是缺乏地图。全书涉及许多地理考证及地缘政治内容，如果不清楚这些地名的具体位置，很多历史事件就无法清楚理解。如《论郗鉴》一章中，作者曾花了较大篇幅考证建康至会稽间的交通线。作者本人由于亲自考察过浙东古运河，又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所以不画地图也能做研究，但是对读者而言，如果不将考证中点到的古地名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出，那么这段内容就无异于天书，读者也就无法理解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事实上，这部分内容写得相当出彩，错过比较可惜。1984年7月，田先生随唐宋运河考察队实地考察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江淮运河和唐宋汴河故道。他在《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一文中，对建康和会稽间的交通线做过研究，这篇文章发表时间早于该节。比较两文可见这节内容更充实、更有条理而成系统，说明作者写该节是有积累而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在该书相关部分附上东晋全图、浙东古运河水系图、桓温三次北伐图、淝水之战形势图、晋末农民起义图等方面地图，那么有图在手，很多由历史地理引起的难题都将引刃而解。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把这些图画出来。

时间方面，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般使用皇帝年号。这种传统的表述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东晋一朝共有二十个年号，即使说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年号，如《兰亭集序》开篇第一句点到的永和九年，或许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公元多少年，所以在书末画出皇帝庙号、谥号、名字、年号、公元纪年对照表，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时间定位。

人物方面，全书对皇帝及大臣的称呼并无统一标准，对他们的世系也没有做系统梳理。这原本无作者无关，但我们如果搞清人物名字及其世系，对全书的理解也有帮助。如在《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一节中，田余庆写道：“孝武帝近亲中，父辈皆死。”[43]历代帝王一般都多子多孙，孝武帝却近亲父辈皆死，这是奇怪的现象，田先生在此并未作解释。如果我们画一个东晋皇帝世系表，就会发现孝武帝之父简文帝为东晋开国皇帝元帝的少子，他本人是上一个皇帝海西公的祖辈。在此背景下，才能知其所以然。而孝武帝一朝，正因为父辈皆死，其本人登基又只有11岁，致使中枢缺乏富有政治经验的皇帝或宗室，因而无法在桓冲、谢安等士族相继死后，士族实力衰微之时成功伸张皇权，将门阀政治转为皇权政治。

三、田余庆与陈寅恪

（一）、陈寅恪对田余庆的影响。1946年，刚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转入史学系的田余庆经郑天挺先生介绍，去清华园拜访陈寅恪先生。他曾向陈寅恪请益学问，陈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书指给他看，并耐心地接待了他一个下午。田余庆自认有生之年得见大师，终生感念。这是两位大师的唯一一次见面。从学问的师承来看，田余庆并不像周一良、王永兴和汪篯等陈氏嫡传弟子亲炙先生教诲。他的治学经历更像唐长孺先生，属于教外别传型，是通过研读陈先生作品汲取治学经验。

田余庆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受陈寅恪影响，两者著作皆在，影响斑斑可考。如此书“门阀政治只存在东晋一朝”观点，我已指出脱胎于陈寅恪的《讲演录》；“皇权、士族、流民三大集团兴衰主宰东晋一朝”观点则完全承袭自《讲演录》。《秦汉史》里《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两文观点即承自陈寅恪对“孙吴政权是外来势力与地方实力派结合”的论断；《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及《袁曹之争与世家大族》两文是对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指出的“曹操是阉宦势力的代表”、“魏晋嬗递是儒家大族对阉宦集团的胜利”等观点的修正；《北府兵始末》一文则是对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指出的“长江下游以京口为基地和长江上游以襄阳为基地的两个南来北人武力集团”之京口集团发展始末的具体展开。

（二）、陈寅恪与田余庆的治史风格。很多人认为陈寅恪治史注重史料收集，以考证精审见长，这不免皮相之见。陈氏治史确实注重考证，但由于他具备透过只言片语发现重大问题的悟性，运用习见史料推出新颖结论的巧思以及分析复杂现象找出内在联系的洞见，使得他的亮点更主要地体现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具体来说，史料不足时，他往往能将零散的史料放在总体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此解决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对于习见的史料，他往往能凭借极为深厚的文史修养，通过精微思辨，从全新角度进行诠释，得出发人深醒的结论。涉及到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复杂历史时，他能从家族、地域、文化和民族等角度切入，划分不同集团，找出历史深处的重大线索，揭橥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和规律。但，他虽善于提出新见解，宏观把握历史，却不喜小心求证，相对于历史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他的很多观点便有处理简单、推论过度的嫌疑。涉及到的人物越多、跨越时间越长，简单处理、过度推论就越明显，错误也越多。

田余庆治史，虽也注重宏观考察，但视野不如陈寅恪开阔，他最宏观的论点往往并非原创。他的特点在于考证史料则广聚异同，发覆旧史；分析现象则抽丝剥茧，层层推进；评论事件则旁征博引，推陈出新。总的来说以具体分析见长。从《秦汉史》来看，《说“张楚”》和《论轮台诏》两文论述的是汉随秦制和武帝末年基本国策由武治转向文功的老问题，但田余庆却能具体分析，独辟蹊径地进行全新诠释，化腐朽为神奇，让人耳目一新。田余庆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观点虽启发自陈寅恪，但对陈氏观点都有所修正与拓展，分析同样精彩耐读，发人深省。在东晋历史领域，陈寅恪只提出几个观点，粗线条地勾勒出历史轮廓。田余庆却能将它们上串下联，前后贯通，拓展成一本二十八万字的专著，展现出东晋历史全貌。关于拓跋早期史，前人的研究以拓跋早期政权性质为主，关注它何时从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到底转变成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精力集中在为拓跋部的历史贴标签上，而非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田余庆却没有纠缠于这类问题，他以子贵母死与部落离散为突破口，周密详细地分析拓跋部封建化的具体过程，从而开辟了拓跋史研究新领域。

综上可知，陈寅恪治史优点在于高屋建瓴，见解独到，缺点在于论证稍显不足，结论不够严谨；田余庆治史优点在于分析细致，结论扎实，缺点在于视野稍显狭隘，宏观把握稍显不足。陈寅恪犹如禅宗大师，见道弘深，一语道破天机；田余庆则似相宗大师，析相绵密，渐次证入实相。两者治史风格迥异，但都淋漓地展现了自身的魅力，都在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从这点来看，陈寅恪是成功的，田余庆也是成功的。

（三）、陈寅恪与田余庆的治史规模。陈寅恪的历史研究，从秦汉到明清，在每个朝代几乎都发表过论文。先秦史虽没研究，但是他对《十三经》不仅熟背，甚至注疏都是每字必求正解，研究中运用到先秦史料时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田余庆的历史研究规模则远不如陈寅恪，即使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领域，田余庆的研究也仅限于秦汉魏晋时期及北朝前期，南朝与北朝后期历史田余庆没有发表研究论文。这是从纵的方面来看。从横向看，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旁涉语言、文学、民族、佛教、道教、玄学等方面，且每一领域都有十分专业论文发表。田余庆则只限于政治史与民族史。玄学方面，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涉及到清议与清谈演变关系，与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里《读<人物志>》一文观点暗合，其对支遁义探源则说明他很熟悉佛教文献。田余庆关于《东晋》一书涉及玄学时，往往侧重于门阀士族由儒入玄时间，认为这是他们地位提高的标志。这是从政治史上来研究，对玄学本身没有创见。佛学方面，陈寅恪写《支愍度学说考》研究格义佛教，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竺法雅之格义》要参考陈寅恪的研究。田余庆只写过《彭城刘氏与佛学成实论的传播》一文。这篇短短四页纸的论文，观点和材料主要来自于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中第十八章《〈成实论〉之传译》与《成实论师》两节，主要目的是为就纪念汤用彤先生，学术价值谈不上。在民族史方面，陈寅恪往往能结合语言学、民族学研究魏晋南北朝胡族历史及蒙古源流，田余庆的《拓跋史探》则完全是用乾嘉考据的方法，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做研究，虽然考证很精准，针头线脑式的史料经他处理后都能大放异彩，但毕竟方法与工具不够，其成就只能说“考据如积薪，后来居上”。而陈寅恪的研究则可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不赘。

田余庆与陈寅恪虽然治学规模有别，但是历史学的研究重在研究达到的深度而不在于跨越时间长短，懂得学科多少。从这点看，陈寅恪是成功的，田余庆也是成功的。

四、生平与学术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4]读了田余庆的书，再结合其生平，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

田余庆生于1924年。抗战时期，国家面临存亡问题，青年田余庆怀着救国理想，求学于西南联大。原本学政治，由于系里开的西洋政治课无法实现他了解现实的愿望，于是转学历史。毕业后，田余庆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与金毓黻合编过《太平天国史料》，并参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五十年代初期，北大魏晋南北朝史余逊教授（余嘉锡之子）突然过世，系里让他去填补。这个偶然事件，使田余庆走上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路。

六十年代初期，田余庆参与《中国史纲要》中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部分的编写，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从他写作的部分看，资料扎实，见解平实，虽无多少亮点，难能可贵的是少受意识形态干扰。从此直到1979年他发表《释“王与马共天下”》止，田余庆虽偶有文章发表，但多为应景之作。在这近二十年时间，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田余庆枯坐冷板度，刻苦读史书。因此一旦社会正常化，他的论文一发表便一鸣惊人，水平远远超过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在此姑举一例。

1959年田余庆曾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很犀利，带有明显的论辩色彩，不过涉及对象以历史现象为主，内容在纵深方面并没展开，作者自认是“应急的浅显之作”。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作者陆续发表《袁曹之争与世家大族》、《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孙吴的建国道路》和《暨艳案及相关问题》，这四篇文章都脱胎于曹操一文，但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已不再仅限于历史现象的描述，而是通过对历史现象做宏观考察，披其纷纭的外观探其实质，发前人所未发之覆。

从八十年代开始，田余庆与周一良、祝总斌形成北大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松散而亲密的联盟”[45]。他们常将待发表论文交盟友过目，对方在材料与观点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他们文章看得仔细，意见反馈得多，内容包括整体评估、史料裁减、考证精度等。这个过程，田余庆书里没见到，但周一良在《读〈邺中记〉》一文后附有田跟祝的意见，可略见一斑。同事的帮助对田余庆的研究影响颇大。文章修改的部分已无从考察，而观点的影响则依稀可见。如《秦汉史》里《秦汉魏晋南北朝人生依附关系的发展》一文“大地主与帝王争夺劳动力”的观点与周一良《从北魏几郡户口的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一文所见略同，周文早于田文发表，所以应受周文影响。他的《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两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除同事外，学生对他的影响也大。田余庆在《拓跋史探》序言里说到由于招收研究领域各不相同的博士生，为指导他们写作论文，只好加强相关领域的学习。而在跟学生的互相探讨过程中，产生一些新问题与看法，这又逼着他去看书做研究，解决问题，达到了教学相长效果。《拓跋史探》一书与其弟子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一书研究对象皆涉及子贵母死和部落离散等问题，重叠之处颇多，这便是学生影响他做研究的很好例子。

如此良好的学术环境使得田余庆写出了三部大作。令人遗憾的是，近三十年来田余庆只发表三部著作，出书的速度相当慢，连他自己也有“蜗行龟步”之感。这是为什么？以下我试作三点解释：从田余庆的治学风格来看，他写作追求高度浓缩，如《说“张楚”》一文篇幅不到两万字，他的弟子李开元教授则能拓展此文观点，写成二十二万字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他的弟子陈苏镇教授拓展《说“张楚”》及《论轮台诏》两文观点，完成《〈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前半部分近三十万字的写作。从他的治学态度来说，他采取的是一种“宁恨勿悔”的态度。他每写完一篇文章，总是要放上一年半载，仔细推敲，不断增改，如果发现问题，则继续藏在箧中，直到满意才拿去发表，有些论文因此永远无法与读者见面；从他自身来说，进入九十年代后，年逾古稀，身体每况愈下，病痛使得他不得不放慢研究节奏。周一良1998年4月20日日记写道：“看田文，苦思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田文指的是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可知田余庆至少患有心脏病。

每次读田余庆《北府兵始末》，总叹服于其东晋部分精密的考证与高超的见识，但是文章转入南朝后，则草草收场，给人虎头蛇尾之憾。这说明田余庆对南朝史研究不够。其实他有心研究南朝问题。九十年代初，田余庆打算开《颜氏家训》导读课，他开课风格是教研结合，这说明他已着手准备研究南北朝历史，可惜一场大病使他只能放弃研究。等他再开始探索拓跋史时，已是74岁高龄。到2008年发表《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时已是85岁高龄。2012年，该书第五版出版之前，年近九旬的田先生原想增补《温峤与江州》一章，约二三万字，思路和内容基本敲定，但因健康欠佳，无力完成。衰年治史，力不从心，鲜有创获。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他在南朝史上会有所收获；如果不是因为高龄，在北魏中后期历史方面也应该有研究成果。如此他的研究才真正算得上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他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也可改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可惜天不假年，他的才情很难得以展现。

虽然田余庆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是几乎每一篇论文都算得上经典。一个历史学家一辈子只要能写出一篇类似《说“张楚”》、《论轮台诏》的论文，便可无憾；一个稍具文史知识的大学生只要翻开《秦汉魏晋史探微》、《东晋门阀政治》两书，读完开篇第一章，就会领略到历史学的魅力；只要他仔细读完整本书，或许就能掌握历史学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