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空之功与逢君之恶——张骞功过评说与《史记·大宛列传》的若隐不发
作者: 李佳（新加坡）
摘要：自汉迄今对于张骞的功过评价，多以正面褒扬为主，他坚韧不拔、舍生忘死的精神，忠于国家、宽厚诚信的品行，令其成为使臣的杰出楷模；而他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首功，更是为后人所颂扬。但其实张骞也曾招致不少人的批评，指责其逢君之恶、生事劳人。文中梳理了西汉以后史籍和诗文中对于张骞功过两极化的评论，继而上溯到《史记·大宛列传》，分析司马迁对于张骞的看法，以及在书中的表达。
本文认为在对于张骞的评价上，展现出司马迁冷静的理性精神与饱满的感性情感间的纠葛。司马迁嘉奖张骞作为使节的品行，肯定其“凿空”西域的划时代意义；但却不赞成或者说无法理解武帝对西域和匈奴战争的重要性。故而司马迁在微言中寄寓“大义”，在客观记史之中，委婉表达对于张骞其人和开通西域诸事的主观感受，讽刺其才具不多，任意妄言；批评张骞为谋个人私利，挑动武帝通大夏、攻大宛，导致国家虚耗、民怨沸腾。司马迁在若隐不发的文字中，意欲“补弊起废”，而其看法亦造成了后人对于张骞的褒贬评价。
张骞是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被视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张骞的生平最早见于《史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将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章中都有一些简短的记载，而其开通西域的事迹则见于《大宛列传》。
张骞的形象在西汉以后的评价和接受，主要有三个传统：首先，是作为大汉使节，长途跋涉、远赴异域、舍生忘死的人臣典范形象，与之相联系的还包含找寻黄河源头的探险者和引进西域物种的先驱者形象。其次，是视张骞为阿谀君意，挑起边境兵戈，虚耗国力的生事之臣。第三，是乘槎出世的仙人形象，这一文学上的接受，源自《荆楚岁时记》对《博物志》记载的“变异”，对此邓绍基先生已辨之甚详[①]，本文不加讨论。下文主要梳理后世史官文人中对于张骞功过的评价，进而上溯司马迁在写作张骞事迹时的情理纠葛，以及其所使用的若隐不发，实寓褒贬的书法。
一、凿空之功与生事之罪
（一）博望凿空、立功异域
自汉迄今对张骞的功过评价，都以正面褒扬为主，张骞舍生忘死、开拓进取的积极态度，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坚定意志，忠于国家、临危不惧的爱国精神，宽厚诚信、勇敢机智的个性品质，都使其成为外交使节的杰出楷模；而他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首功，更是为后人所称扬。很多史书、诗文都对张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汉书·西域传》云：“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②]班固承继司马迁的观点，明确肯定张骞出使西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汉书·郑吉传》也写道：“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③]，这种看法被后世很多史家所接受，如《梁书·诸夷传》就写道：“西北诸戎，汉世张骞始发西域之迹，甘英遂临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贡献，于时虽穷兵极武，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远矣。”[④]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末历数西汉的杰出政治人才，以张骞为持节出使的典范，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⑤]张骞因功被封博望侯，成为从一介郎官拜将封侯的模范。班固在《叙传》中议论道：“博望杖节，收功大夏；贰师秉钺，身衅胡社”[⑥]，将置之死地而后生、孤身奉使的张骞所取得的功勋与出兵大宛、兵败降敌而被杀的将军李广利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此后，对张骞出使功劳的颂扬屡见不鲜。如《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时曰，“班超字仲升，……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⑦]，肯定了张骞的才能及其对班超的巨大影响。《后汉书·西域传》末则评论道：“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⑧]，勾画出了张骞、班超在两汉经营西域过程中的历史性贡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亦称赞张骞的对于开拓西域的先导之功，“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⑨]，《华阳国志》载：“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琳碧、罽宝、明珠、玳瑁、虎魄、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笻竹、蒟酱，殊方奇玩，盈于市朝。”[⑩]将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最终沟通中亚内陆交通，以及由此为中原带来的物质、生活变化有机联系起来，颂扬其对人们生活的贡献。西晋潘岳的《西征赋》中有“衔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11]，将苏武与张骞并称，歌咏他们作为使节的杰出表现，以及在扩大了西汉王朝声威方面的功劳。此后，南北朝时期，多有歌颂张骞的诗篇。如梁吴均的《入关》写道：
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
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12]
战火燃起、边庭告急，为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抗匈奴，张骞临危受命出使西域，诗歌热情歌颂张骞奋不顾命、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何逊《学古诗》云：
昔随张博望，辞帝长杨宫。独好西山勇，思为北地雄。
十年事河外，雪鬓别关中。季月边秋重，岩野散寒蓬。
日隐龙城雾，尘起玉关风。全狐君已复，半菽我犹空。
欲因上林雁，一见平陵桐。[13]
诗歌同样赞美张骞出使十多年，艰苦备尝的忠臣形象。陈江总的《陇头水》一诗中也写到张骞，诗云：
陇头万里外，天崖四面绝。人将蓬共转，水与啼俱咽。
惊湍自涌沸，古树多摧折。传闻博望侯，苦辛提汉节。[14]
诗中以西域的蛮荒和自然环境的艰险为背景，突显张骞出使西域的劳苦艰辛。南北朝时期，世乱纷扰，诗人往往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衬托之下，突显张骞的对国家的坚贞和忠勇。这种写法至唐时，有了一些改变。初唐虞世南作有《结客少年场行》：
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名利。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
结友一言重，相思千里至。绿沈明月弦，金络浮云辔。
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
少年重一顾，长驱背陇头。焰焰霜戈动，耿耿剑虹浮。
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
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15]
诗歌称许少年游侠效法张骞，慷慨赴边，努力建功立勋的奋发精神，一扫此前诗中悲凉孤寂的气氛，展现出昂扬的情绪。被誉为“燕许大手笔”的燕国公张说所作的《将赴朔方军应制》也非常推崇张骞“许国不谋身”的精神：
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恭凭神武策，远御鬼方人。
供帐荣恩饯，山川喜诏巡。天文日月丽，朝赋管弦新。
幼志传三略，衰材谢六钧。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
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
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16]
这是张说在被贬朔方时所作的应制诗，诗歌通过歌颂张骞赤胆忠心、报效国家的事迹，坦露自己的心迹，并以之自期，用典相当恰切。诗圣杜甫诗中也多次出现张骞的典故，如《哭李尚书（之芳）》：
漳滨与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剑，犹回忆戴船。
相知成白首，此别间黄泉。风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
修文将管辂，奉使失张骞。史阁行人在，诗家秀句传。
客亭鞍马绝，旅榇网虫悬。复魄昭丘远，归魂素浐偏。
樵苏封葬地，喉舌罢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孙若个边。[17]
李之芳曾奉命出使吐蕃，被扣两年始回，杜甫以张骞来比拟李之芳的才干和忠诚，相当妥帖。此外，他在《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长诗中也写到“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18]，无疑杜甫是将张骞视作使臣的崇高典范而加以歌颂。中唐白居易在《酬别微之（临都驿醉后作）》：
沣头峡口钱唐岸，三别都经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须鬓各皤然。
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博望自来非弃置，承明重入莫拘牵。
醉收杯杓停灯语，寒展衾裯对枕眠。犹被分司官系绊，送君不得过甘泉。[19]
诗句以张骞贬而复起的仕途经历劝慰好友，坚信有才能的人终能获得重任，鼓励元稹振作精神、蓄势待时，显示出对元稹的深厚友情。韩翃的《送监军李判官》和《送李侍御赴徐州行营》两首也都表达了对张骞的敬仰和崇拜之情。
上客佩双剑，东城喜再游。旧从张博望，新事郑长秋。
踏水回金勒，看风试锦裘。知君不久住，汉将扫旄头。[20]
少年兼柱史，东至旧徐州。远属平津阁，前驱博望侯。
向营淮水满，吹角楚天秋。客梦依依处，寒山对白楼。[21]
此外，耿湋作有《奉送崔侍御和蕃》：
万里华戎隔，风沙道路秋。新恩明主启，旧好使臣修。
旌节随边草，关山见戍楼。俗殊人左衽，地远水西流。
日暮冰先合，春深雪未休。无论善长对，博望自封侯。[22]
诗歌以张骞出使封侯的功绩，勉励即将远赴吐蕃的友人崔汉衡。又如武元衡的《酬太常从兄留别》：
乡路日兹始，征轩行复留。张骞随汉节，王濬守刀州。
泽国烟花度，铜梁雾雨愁。别离无可奈，万恨锦江流。[23]
以张骞之典代指使臣的身份，并借以称扬其对国家的忠诚。
大唐国力强盛与周边的民族、国家往来密切频繁，常有臣子奉命出使，《旧唐书·西戎传》史臣评论云：“西方之国，绵亘山川，自张骞奉使已来，介子立功之后，通于中国者多矣。”故而诗人们多借张骞忠心耿耿的使臣形象、艰苦备尝不辱使命的非凡事迹，鼓励、称颂那些身负出使重任的臣子。[24]北宋初西昆体诗人杨亿有《郑工部陕西随军转运》一诗：
西鄙欃枪未扫除，营中慷慨请行初。三军粒食资心计，一月星邮待捷书。
宣室喜闻延贾谊，茂陵久欢滞相如。谤言盈箧亲曾见，反间千金计岂疏。
遗爱道傍喧竹马，先声塞外慑穷庐。冯唐莫叹淹郎署，博望还忻拥使车。
陇右行收万里地，关中坐致九年储。牙筹羽檄皆吾事，才刃飘飘两有馀。[25]
诗中以久滞郎官、年岁渐老郁郁寡欢的冯唐，衬托为能够出使西域诸国而欢欣鼓舞的张骞，热情鼓励自己的朋友此行有所成就。王安石《飞雁》一诗写道：
雁飞冥冥时下泊，稻粱虽少江湖乐。人生何必慕轻肥，辛苦将身到沙漠。
汉时苏武与张骞，万里生还值偶然。丈夫许国当如此，男子辞亲亦可怜。[26]
追求富贵荣华就少了江湖之乐，肯定苏武张骞以身许国的行为，哀矜他们辞亲远行的艰辛。南宋蔡戡《筇竹杖歌》诗有：“我有一枝筇，夭矫如游龙。由来博望使西域，万里持寄衰病翁。自蜀历楚入吴越，名山胜地多留踪”[27]的诗句，赞扬张骞通西域的功劳。明代曾棨曾作《陈员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别长句》：
汉家郎官头未白，扈从初为两京客。忽逢天边五色书，万里翩翩向西域。
腰间宝剑七星文，连旌大旆何缤纷。解鞍夜卧营中月，揽辔朝看陇上云。
黄沙断碛千回转，玉关渐近长安远。轮台霜重角声寒，蒲海风高弓力软。
兹行骑从历诸蕃，毡帐依微绝漠间。残烟古树羌夷聚，远火荒原猎骑还。
蕃酋出迎通汉语，穹庐蒲萄酒如乳。舞女争呈于阗妆，歌辞尽协龟兹谱。
当筵半醉看吴钩，上马便著金貂裘。山川遥认月支窟，部落能知博望侯。
草上风沙乱骚屑，边头日暮悲笳咽。行穷天尽始回辕，坐对雪深还仗节。
归来杂遝宛马群，立谈可以收奇勋。却笑古来征战苦，边人空说李将军。[28]
诗歌以汉代故事勉励朋友出使西域，其中“部落能知博望侯”称赞张骞作为大汉使节的诚信和才干，以及在西域所留下的威名。清费锡璜的《出塞》：
一度卢龙塞，伤心景物殊。秋风嘶老马，落日聚饥乌。
岭上寒云合，闺中明月孤。还闻遣博望，雨雪在长途。[29]
诗中描绘了出塞后所见到的孤寂凄凉景象，并以张骞国效命、饱经风霜的形象自比。一直到民国时梁启超所作《爱国歌四章》中仍有：“汉唐凿孔县西域，欧亚抟陆地天通。每谈黄祸詟且栗，百年噩梦骇西戎。君不见，博望定远芳踪已千古，时哉后起我英雄”[30]，都是在热情歌颂张骞开拓西域的伟大功绩。
《史记》载汉武帝曾命张骞探寻黄河的源头，故而后世文人墨客还常歌咏张骞寻找河源的努力，以及引入西域物产的功勋。如陈徐陵在《与王吴郡僧智书》中写道“博望侯极迹于黄河，栘中监流滞于沧海”[31]，唐代诗人李瀚的《蒙求》中有“伏波标柱，博望寻河”[32]，薛能的《黄河》“九曲终柔胜，常流可暗吞。人间无博望，谁复到穷源”[33]，张祜的《献太原裴相公三十韵》“黄河归博望，青冢破凶奴”[34]，明代黄哲的《河浑浑》中有“河浑浑，发昆仑。度沙碛，经中原，喷薄砥柱排龙门，环嵩绝华熊虎奔。君不闻汉家博望初寻源，扬旌远涉西塞垣”[35]，都肯定张骞万里跋涉，远至黄河源头的事迹。而在《齐民要术》和《太平御览》所引汉王逸语，《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博物志》都记载了张骞从西域归来带回各种域外物产。[36]宋代的诗人也往往就这个方面写诗颂扬。如欧阳修的《千叶红梨花》有“从来奇物产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犹胜张骞为汉使，辛勤西域徙榴花”[37]，另一首《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来时，厥价与此侔”[38]，原本稀罕的葡萄、石榴在张骞通西域后，得以在中原大量种植。苏轼的《元修菜》诗云：“张骞移苜蓿，适用如葵菘。马援载薏苡，罗生等蒿蓬。悬知东坡下，塉卤化千钟。长使齐安人，指此说两翁。”[39]感激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引进苜蓿等植物，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种类。又如岳珂的《蒲萄》：
当年博望奏边功，异种曾携苜蓿同。摘乳那烦挏马令，引须聊惬好龙公。
颇怜汉地离宫在，未许凉州酒瓮空。回纥只今重餧肉，清阴弥望满关中。[40]
宋末的王义山的《王母祝语·石榴花诗》：
待阙南风欲上场，阴阴稚绿绕丹墙。石榴已着乾红蕾，无尽春光尽更强。
不因博望来西域，安得名花出安石。朝元阁上旧风光，犹是太真亲手植。[41]
这些诗作都是感念张骞通西域后，对人们日常饮食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许多新鲜物种如葡萄、石榴、苜蓿等自此得以进入中土。
总的说来，自汉魏以降，人们普遍肯定张骞的个人品格及出使西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褒奖他不畏险难为国效命的忠心，称赞他身为汉使被匈奴扣留十年而持节不悔的操守，以及联通西域各国后为后世所带来的恩惠，其形象颇为正面，评论亦多褒扬。
（二）生事劳人、疲弊中国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和接受，从来都难免众说纷纭、各执一端，张骞也未能例外，他也曾招致不少批评，有些还相当严厉。这部分意见虽非主流，却不应被忽视。《隋书·西域传》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42]直接将张骞、班超皆列为逢迎霸主的好事之臣，批评他们为追求功名趋承主上。承此唐邵谒在《览张骞传》一诗中写道：
桑田未闻改，日月曾几昏。仙骨若求得，垄头无新坟。
不见杜陵草，至今空自繁。[43]
一方面批评汉武帝信惑神怪、四处寻仙访道、意图长寿不死的荒唐做法；另一方面则是批评张骞误判河源所在，白首无得、空负君恩，从而对君昏臣愚大加嘲讽。宋代蔡襄在《观天马图》中写道：“楚主嫁异国配异人，岂独楚王之不才？汉之丑无时可灭，又启后世和亲外夷之端，张骞之罪也”[44]，指责张骞向汉武帝进言以公主和亲乌孙的做法，强烈批评使用这种带有屈辱性质的政策，谋求两国之好的做法，并将之归为张骞的罪孽。而文同的《张骞冢祠》则批判张骞尤为激烈：
中梁山麓汉水滨，路侧有墓高嶙峋。丛祠蓊蔚蔽野雾，榜曰博望侯之神。
当年宝币走绝域，此日鸡豚邀小民。
君不见武帝甘心事远略，靡坏财力由斯人。[45]
将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过都归在张骞身上。张俞的《博望侯墓》写道：
九译使车通，君王悦战锋。争残四夷国，只在一枝筇。[46]
一方面抨击汉武帝不断寻衅发动边境战争，同时也讽刺张骞，认为战争的导火索是由于张骞向武帝进言“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引起的，谴责张骞为了迎合君王私好而导致生灵涂炭。刘子翚在《汉书杂论》里说：“至如严助、张骞之徒，皆启唱边事，以资进取。在尧舜三代之时，不免乎流放窜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47]批评严助、张骞挑唆武帝边事，以为自己进身之阶。认为此等行径如发生在三代圣王之时，不仅无功而且是要受到极刑严惩的。而陈普的《咏史上·张骞》写道：
风沙霜雪十三年，城郭山川万二千。汉马死亡宛马到，万人怨怒一人怜。[48]
同样严厉批评张骞是造成汉武帝时期，边境旷日持久战争的罪魁祸首。方回的《题东坡先生惠州定惠院海棠诗后赵子昂画像并书》云：“忆昔蒟酱筇竹枝，适与张骞遇西域。彼徒生事劳远人，此感与国同休戚”[49]，亦指张骞为“生事”之臣。何麟瑞《天马歌》中也有“昆仑高哉二千五百余里，日月相隐避。黄河发源下有渥洼水，大宛群马饮其澨。天马下与群马戏，产驹一日可千里。滴汗化作燕支水，国人缚藁为人置水际。久与马习不经意，一朝却被人馽击。张骞使还报天子，天子不惜金珠与重币，期以此马可上致。大宛使人欺汉使，致烦浞野楼兰七百骑，攻虏其王马始至……”[50]，同样是将张骞视作诱惑武帝为获取汗血马，而大伤国力的逢迎君意的小人。李弥逊提出“汉武好大喜功，外事西夷，张骞凿空以开西南之役，自是遣诛求之使，兴问罪之师，殆无虚岁，中国殊方并受其弊，辟草莱、任土地，罪不至是也。”[51]批评张骞迎合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想法，开通西域，遂致西南边境战争不断，四方皆受其害。明王九思《画葡萄引》诗云：“汉武唯知贵异物，博望常劳使西域。大夏康居产富饶，胡桐柽柳非奇特。独取葡萄入汉宫，遂遣天王亲外国。”[52]批评汉武帝的同时，也否定了张骞的功劳。
这类对张骞批评的意见，突出表现在明代凌稚隆的《史记评林》一书中，其论曰：“自骞言大宛多善马，而汉家之财赋皆消耗于敦煌往复间矣，及积数岁之劳，所得马仅数千匹，奚贵其善且多哉。”[53]认为正是由于张骞以大宛马蛊惑武帝，遂导致海内虚耗、劳民伤财，连年战争也仅是换回几千匹马而已，可谓得不偿失。书中又引黄震言曰：“小人逢君之恶者，不可晓也”[54]，将张骞视作迎合霸主、助纣为虐的邪佞小人。
上述批评实际上多针对的是汉武帝穷兵黩武、开边不已，而造成的国家疲弊；但由于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向武帝汇报西域各国虚实，并提出与乌孙国结盟的建议，间接促发了贰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大宛的战争，因此便被视作迎合君上的谀臣，或者是挑唆战争的首恶而备受指责，这样的看法实则偏颇的。正如许多学者研究指出的，汉武帝其实早有“图制匈奴”之志，在与匈奴的对决中，汉武帝“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55]，这是汉武帝的边疆战略[56]，而张骞只是奉命出使并提供相关信息与建议而已。因此更为客观的说法当是，张骞凿空西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的配合了武帝对匈奴合围和隔绝战略的施行。
二、《史记·大宛列传》的若隐不发
前文梳理了自汉以降，在史籍和诗文中对张骞功过的褒贬评价。事实上，历来文人学士对于他的接受大体都源自《史记》中的记载。那么，司马迁如何看待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张骞，又如何评价张骞通西域的价值呢？下文将主要透过对《史记·大宛列传》的文本细读，加以深入探讨。
（一） 凿空之功
司马迁学习《春秋》在记史时寓褒贬，别善恶，在微言中彰显大义的笔法，从而达到了“实录”的写作目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赞美《史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7]细读《大宛列传》，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在字面之后对张骞的评价。
一方面司马迁肯定张骞作为大汉使臣的个人品行，评价其“宽大信人”，并在《大宛列传》中写道“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突显张骞的人格魅力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国家威信，而正好对比了贰师将军李广利恃勇好杀，只知一味炫耀武力的做法，很显然司马迁对两人的评价是有优劣之别的。另一方面，与李广利列于同一“合传”的张骞，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总体来说却并不高。
司马迁赞扬张骞通使西域的开创之功。整个《大宛列传》以一句“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开篇，开门见山的点出大宛与张骞的密切关系，亦即汉朝人对于西域的了解，皆始自张骞的见闻。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朝对于大宛及其周围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茫然无知，如果没有张骞十几年的艰苦跋涉，汉人对于这些地方的了解时间还会推迟。作为第一人，张骞出使的道路注定坎坷，在途经匈奴地界时被俘。单于并未杀张骞，而是“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对于寻常人来说，可能十多年的时间早已将志气消磨殆尽，选择向命运妥协，“然骞持汉节不失”，司马迁在这里高度肯定张骞的忠心爱国的精神。张骞始终不忘使命，找到机会逃到大宛，继而又到月氏，但无法说服月氏王协同大汉抗击匈奴，只得东归，不想再次被匈奴所俘，直到匈奴内乱，才得以侥幸逃回汉朝。张骞两次为匈奴抓获而大难不死的原因，司马迁认为是由于“其为人彊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称赞其坚韧有毅力，同时又宽厚、诚信，故而能为匈奴所敬不为所害，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言：“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张骞回到汉朝后，将自己耳闻目见一一向武帝禀告，汉朝由此得知大宛、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康居等国之事。其后张骞随卫青出兵匈奴，因其熟悉地形，使得汉军不至困乏，而被封为博望侯，[58]由郎官而封侯。这是张骞功业的顶点，司马迁均一一如实记载。
此后因随李广出击匈奴，后期当斩，赎为庶人，遂从巅峰坠入谷底。霍去病大败匈奴之后，武帝因张骞之言，又想经略西南，所以复起张骞为中郎将出使乌孙国，尽管与乌孙结盟，共御匈奴的计划并未实现，但是张骞却带回乌孙的使者，加强了彼此的了解；同时张骞派副使，陆续抵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穼及诸旁国，这些国家的使节也相继来到汉朝，司马迁在此写道“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这是张骞出使的功绩，并称赞为“张骞凿空”。《史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史记索隐》注：“谓西域险阸，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59]汉朝与西域的联系从塞到通，中原与西部诸国的道路从无到有，“凿空”二字高度褒奖了张骞的首创之功，是对其通使西域的功绩的极高定位。同时司马迁写道“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60]，也称扬了张骞作为大汉使节在西域各国所建立起的崇高威信。正是这些评判，铸就了后世使臣人品、节操的典范。
（二） 逢君之恶
司马迁虽肯定张骞出使的功劳，但又通过微言对张骞进行了委婉的批判。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次不得“要领”。《史记》叙述张骞第一次费尽千辛万苦出使大月氏，然“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第二次出使乌孙国，“骞不得其要领”，前后两次出使的初衷都未能达到。“不辱使命”是外交使节最重要的职责，然而张骞却屡屡不能“得要领”，未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司马迁的言辞间对于张骞的个人才能不无讽刺的意味。
其次，三次“莫得通”。武帝听闻大宛、大夏之事，“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灭越之后，汉武再次发兵，“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汉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后，屡次发兵却无法打通道路，可见张骞对于形势的判断有误，司马迁有意多次使用“莫得通”，表达了对张骞深深的怀疑。《史记评林》在此就评论道：“骞之欺妄，帝之愚陋，可概见矣。”[61]
再次，对张骞“逢君之欲”的讽刺。张骞因为配合李广对抗匈奴，后期当斩，而赎为庶人，“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国。骞既失侯，因言曰……”太史公一个“既”字，一个“因”字显示出对张骞向武帝进言动机的揣测与厌恶，同时又与前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天子欣然，以骞为然”的文字暗相呼应，含蓄点出张骞的建议包含私心，是为了谋取进身之阶，有意挑动武帝的贪念。宋代的楼钥就分析说：“若骞者，往来匈奴十余年，谓其勤劳则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领，犹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国奇物，失侯之后益言所闻于他国者，以荡上心，帝之黩武，以至虚耗，骞实启之殆汉之罪人也。”[62]就是指出了司马迁微言背后的大义。此外，《史记评林》亦云：“张骞失位怏怏，遂致逢君之欲，而拜将中郎，君臣病根总来只一贪字为累，便贻国家无穷之戚，如是太史公若隐不发，其意了然。”[63]黄震更直接批判“甚矣小人逢君之恶，何甚也！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尝罢之矣。张骞言可通大夏，天子复欣然为之，是穷民西南之祸，不在汉武，而在张骞”[64]，均直指张骞是挑动边境战争的罪魁祸首。
第四，补叙张骞身后之事，批评始作俑者，贻害无穷。《史记》中写到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争先效仿者不绝如缕。“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这段补叙，突显了张骞出使西域加官封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茅坤就评论曰：“大宛事以张骞身没后九十余年而始举，迁特恶骞始倡，故通篇精神归骞一人”[65]，司马迁有意叙述张骞死后，各色人等争相出使西域的乱象，看似平实，却深含褒贬。张骞出使西域遂得封侯，启后来无数贪念。求使者往往品行卑劣，只为求名求利，不仅无益国家，反而败坏汉朝声誉。司马迁写到这里深责武帝急功近利、用人不明，同时也是对张骞的含蓄批评。元代张养浩在《甘肃行省创建来远楼记》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他写道：“迨汉兴，武帝尤勤远略，臣下既弗克正，又吹波扬澜以侈厥欲。若唐䝉、张骞、司马相如辈植功一时而蔓祸千载，下魏晋隋唐为尤甚。”[66]
（三） 不足立传
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简短的张骞生平介绍，文字如下：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67]
文字相当精炼，没有任何铺陈。而张骞一生的主要功业即出使西域之事，则详细记于《大宛列传》中，且与李广利合传。《汉书》正是看到这一点，遂以之为据，立《张骞李广利传》。《史记》的安排，显示出司马迁对张骞的评价。
首先，张骞传记的位置。依照《史记》的体例，大致是“本纪”叙帝王，“世家”叙诸侯，以“列传”记重要人物。司马迁没有单独为张骞立传，而采取旁出互见的写作方式，这本身就透露出司马迁对于张骞的态度。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68]，如果以此为根据，司马迁当是认为张骞事迹不足以传于后世。明人董份就评论道：“张骞凿空通道，其事有奇者。本欲立传而以骞不足立也”[69]。
其次，《大宛列传》以大宛为中心，旁及周围一些国家、地区，将张骞与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之相关的事迹叙于其中，张骞与李广利都与西域的开发与战事有关，而张骞以通使的和平手段连通大汉与西域各国的方式，则与李广利一味恃强好战形成对比。这有类于《史记》中因彼此关系紧密或者事迹性质相似，而将两人或多人记于一处的“合传”。司马迁对于李广利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其晚年所写的《报任安书》里面还有“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70]的内容，很显然在司马迁看来，正是由于武帝以为自己是要打击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才导致下狱，并最终遭受宫刑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忍辱受刑后的司马迁发愤著书，《史记》对李广、李陵的遭际充满同情和悲悯，而对汉武帝及其所重用的外戚则怀着深深的怨恨。[71]对于直接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罪魁”李广利，司马迁不可能无怨，《史记》中同样没有给他专门立传，而且还屡屡透露出对李广利的不满和轻蔑。《大宛列传》多有嘲讽李广利之语，如“天子……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又如“（李广利）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原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写尽李广利的平庸无能。甚至有学者认为“李广利在历史上的庸将形象，是《史》《汉》选择性叙事的结果，与史实并不相合。”[72]司马迁对于李广利的态度如此，其对于张骞的态度，也颇有相近之处。“不足立传”可能也正好解释了为何司马迁没有给二人单独立传，将他们合记于《大宛列传》之中。
总结
自汉及今，学者文人对于张骞的评价以肯定和褒奖为主流，称颂其诚信宽厚的个性品质，忠心耿耿、顽强不屈的爱国精神，开拓西域、探索河源以及引进各种域外物产的功绩，他本人则成为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代表，引后世之人效仿。然则不应被忽视的是，对张骞持异议者亦复不少。作为一代雄主汉武帝尽心竭力的臣子，张骞也因此背负了不少批评乃至是骂名，批评者往往站在各自历史情境之下借古讽今，斥责他为追求个人功名而趋承主上，以殊方异物挑动君王好大喜功之心，以致边事不断、祸国殃民。博望封侯与逢君之恶，细加考索其实均导源自《史记》之中，正是司马迁的看法深深影响了人们对张骞的接受。
《史记》是一部内涵丰富，余味悠长的史书，司马迁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始终保持着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理性和客观；但同时他对于汉武帝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己政，对于外戚贵胄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也深感愤慨。司马迁冷静的理性精神与饱满的感性情感间的纠葛，集中展现在对张骞的评价上。司马迁嘉奖张骞作为使节的品行，肯定其“凿空”西域的划时代意义；但却不能赞成或者说理解武帝对西域和匈奴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不便明言，故而运用《春秋》笔法，在微言中寄寓“大义”，若隐若现，在客观的记史文字中表达自己对于张骞和通西域诸事的主观感受。如以两次不得“要领”，讽刺张骞才具不多，以三次“莫得通”斥责其任意妄言；批评张骞为谋个人私利，诱导武帝通大夏、攻大宛，导致民怨沸腾、国家虚耗，并补叙张骞死后，各色人等效仿者甚众，批评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后世学者文人对张骞或赞其“凿空之功”，或责其“生事之罪”，这两种判若云泥的看法，皆是远绍自司马迁。司马迁站在维护西汉王朝统治的立场上，关心国计民生，痛恨君王任人唯亲以及穷兵黩武的行为。虽然他不可能跳出自己以及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却始终辨正而批判性的直面历史、思考历史，看似若隐不发，实则意欲“补弊起废”，也正因此才能铸就了《史记》的史家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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