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历史——介绍一本书《勘破狐狸窗》

作者: 梅赞

——介绍一本书《勘破狐狸窗》

吴真女士关于中日文化人民国往事的散文集《勘破狐狸窗》（生活读书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第一版）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单就书名就可说道一番。但凭心而论，这个书名在读者面前，是不怎么讨巧的。除非对日本文化谙熟或特别好奇者，否则，在线上购书时，一般是不会下单的。我就是那个好奇者之一，看到这个书名时，就非常想知道，这个“狐狸窗”到底是扇什么窗？于是，网购了这本书。

拿到书后，好在作者在自序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作了交代：“狐狸窗，是日本民间流传至今的一种手诀。当人类遭遇狐狸嫁女、妖怪作魅等怪异现象时，赶紧用八根手指头搭成一个菱形的狐狸窗，置于眼前。透过狐狸窗你就能看见，那些粼粼点点的鬼火……”，“狐狸窗，不仅是勘破妖怪‘正体’（原形）的透视镜，也是一部时光倒读机。搭上狐狸窗回望过去，据说可以看到历史场景、记忆场面的一幕幕重现。”该书分为人事与书事上下两辑，“钩沉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种种细节，特别是爬梳深藏于日本的陈年档案、回忆录、日记，借助一个‘祛魅’（disenchanted）的视角，试图勘破百余年来发生在两国之间的人事与书事。”看完这些，应该清楚了狐狸窗的喻意吧。

中日之间的交流真的是源远流长，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甚巨，但近代以还的仇雠之深又没有哪两个国家能比。因而，人们了解中日之间过往的历史时总有一些隔膜，总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本能的认知。那就让我们撇开迷雾，搭起狐狸窗，走进《勘破狐狸窗》所述的一页页被遮蔽的历史吧。

藤野严九郎因鲁迅先生的千古名篇《藤野先生》而声名远播，成为中国人中最熟悉的日本人。但同样在仙台医专教书的敷波重次郎先生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或有意或是无意，鲁迅先生都把这尊大神给忽略了（《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个中原由，恐怕是“弱者的共感”。藤野先生在仙台医专，由于学历不够硬（爱知医学校毕业），而始终处于教师队伍的边缘，拿的收入也比和他同样出身，却在德国拿了个在职学位的田代讲师都少400元。相反，敷波先生不仅课教得好，人也长得帅，在学生中口碑甚好，收入也比藤野多得多。后来，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而被解聘，日后并一直在寻找工作的困顿中；而敷波则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开创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可见，藤野和敷波两个人在人生境遇方面有着强烈的反差。而当时的鲁迅来自羸弱的清国，在一干日本学生中，显得茕茕孑立。而且“在第二学年开学的时候，部分留级生为了发泄对藤野的不满，把怒火烧向清国留学生周树人身上，诬蔑藤野先生向周树人泄题。”后证实，完全是一派流言。“但是这件事加深了周树人心中‘弱国子民’的屈辱感”。正因为这种“弱者的共感”，鲁迅先生才“把所有的敬意都献给了一个善良的失意者（藤野先生）”。于是，历史如此吊诡，“失意于本国的师者，却因异国留学生的千古文章而青史垂名。得意于学界的教授，虽然生前获得学生热爱，却在异国学生的记忆中消失了。”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但也能理解。我们每个人不也或多或少的有这种体验么？尤其是在困顿时，对同样处于困厄中的人和事，自然会多一点亲切感和弱者的通感，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吧。

敷波重次郎

这样的爬梳历史，算是给你打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能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情绪和兴趣。《“甘党”夏目漱石与周作人的羊羹》写大作家夏目嗜甜如命，自称“甘党”，尤其喜爱一种称作“藤村羊羹”的甜点。据其妻回忆，“因为夏目的胃病，她必须趁夏目不留意中把家中甜食，尤其是羊羹藏起来，可是，每次夏目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翻箱倒柜搜甜食，小女儿实在看不过眼了，往往指点一二，于是，‘藏——搜——吃’便成为经常上演的家庭喜剧。”多么生动，把那种场景写活了。而且，夏目在1906年写作的小说《草枕》，干脆就植入了一则有关“羊羹”的广告（是不是广告植入开先河者？）：“在所有的糕点中，我最爱羊羹。即使并不想吃，光是那表面的光滑、致密，且呈半透明受光的模样，怎么看都称得上是一件美术品。……盛在青瓷皿中的蓝色羊羹，宛如方从青瓷皿中出生一般的光滑匀润，教人不禁想伸手抚摸。”读这种文字，你是不是不仅会会心莞尔一笑，还一定想试试这种美味的甜点吧？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那想尝试美味的“追星”者。周氏兄弟在东京时，就租住在夏目曾经住过的房子“伍舍”。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在《夏目漱石与鲁迅》一书中，就特地说到鲁迅“一有零钱就去买藤村家的羊羹”。当然，鲁迅自己是没有这样的记载的。相反，周作人却不厌烦的写文章回忆这段东京寻找美食的旧事：“在本乡一处小店里买到寄售的大垣名产柿羊羹，装在对劈开的毛竹内，上贴竹箬作盖，倒真是价廉物美。”记忆多难忘啊。“本乡三丁目的藤村制的栗馒头与羊羹是比较名贵的，虽是豆米的成品，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各色的羊羹大有特殊的风味。”读这般细致的描写，是不是也涌起了食欲？要知道，知堂先生写此文时已经是1957年，在大陆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下，还有闲情回忆起东京的羊羹来，可想而知，那味道一定是很特别的。

夏目漱石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一条脱亚入欧的发展快速路，给一衣带水的邻邦清国的惊醒不啻是一道闪电和沉雷。清朝纷纷派员到东瀛蕞尔小国日本考察学习。《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就是清陆军郎中杨芾106天东京之旅的一段记录（《扶桑十旬记》）。那杨芾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作者写了四个片断：一是上野新开博览会。日本明治政府自1877年以世博会为模板举办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至1904年共五届（皆由政府出资），主要展示和销售国产的机械、农业等产品，举凡新产品均先在劝业博览会上展出，然后再向市场推广。1907年，杨芾看到的是第六届劝业博览会，这次博览会首由政府出资改为民间资本独立承办。时间从3月20日至8月25日，5个多月；地点上野公园，在17万平方米的范围之内，设立3个分会场，19个分馆；参观人数680多万人次。杨芾就出入13次。二是霓虹灯。杨芾参观了上野的名胜不忍池，这是次夜游，看到的不是摇曳的烛影，而是震撼无比的霓虹灯。1907年的劝业博览会，三菱会社“独立建造一座西洋建筑三菱馆，甚至拿出35000盏霓虹灯，把不忍池边一字排开的台湾馆、外国馆、三菱馆、瓦斯馆都连上电线，悬饰以霓虹灯。一连四个月，不忍池变成灯火通明的不夜天。”，这些景状，给“刚刚从1907年入夜便一片漆黑的北京城出来”的杨芾内心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三是遍逛劝业场。杨芾13次入场，最多的是第二会场机械馆，他“细细观察制碱机、抽丝机、砻米机、切面机、制衣机、印刷机各种新型机器的工作原理，感叹‘均较人工捷逾百倍’”。杨芾在日记中记载他几乎遍逛劝业场，认为“劝业场把全国著名商号集合于一处，商品一一明码标价，并且陈列出来，晚上继续营业”除了“方便极了外”，还“可以鼓舞商业，比较工艺”。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现武大附近）创办两湖劝业场；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劝工陈列所附设劝业场（前门劝业场）；1907年，袁世凯在天津中山公园设劝业场；1909年成都也有了劝业场。可谓是遍地开花。但国人只学了些皮毛，而实质收效甚微，后屡遭挨打就是明证。四是摩天轮。在不忍池的入口处，日本国产的摩天轮，高20米，名副其实东京第一高度，18个座舱，只比美国晚了14年，这可是当时机械文明的象征，足见日本追赶世界先进潮流之迅忽。从中也可看到近代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

国人仇恨日本人是事实，但对日本的研究却远不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能有人说，是因为日本人早就觊觎泱泱中华，才潜心研究，我们又不占他们的土地，研究他们干嘛？文革期间有句“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就是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既早又细，其认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书中的两篇文章《日本最早的中国道观实地调查》和《1928年常盘大定的广东佛寺调查》虽说是对道观、寺庙等文化方面的田野调查，不涉及军事，但日本人的调查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仅常盘大定1920年5月至1929年1月这10年间就踏遍中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名寺）、研究之细确实是我们应该深思的。文中披露一细节，尤引人喟叹。经历“文革”的人，都以为破“四旧”是那时的一时疯狂，想不到，这种疯狂竟在清朝、民国都曾有过，还真是薪火相传。“自1898年以来，清政府执行‘庙产兴学’政策，各地官坤占寺夺产、毁寺逐僧，愈演愈烈。1922年以后，国民政府更是竭力推行打倒迷信的反宗教运动，在经济手段上采取‘没收庙产、收归公有’，在文化政策上则积极提倡‘改革风俗、破除迷信’。在这一浪接一浪的风波之中，中国许多寺庙往往还来不及留下记录与照片，便被霸占没收 ，甚至夷于平地。广州光孝寺、六榕寺、南海学宫、五仙观的1928年，就这样定格于异国学者的笔下、镜头下。”以致连常盘大定都感伤地说“光孝寺的由来如斯古远，今日却在‘废除宗教’的革命漩涡中沉浮，吾人对此只能空空追怀而溅泪。”看看，这是不是打了某些追捧民国范的“公知”们的脸啊？

人们都知道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和资助中国学生留美的事儿，却可能不太知道（恕我孤陋寡闻），日本也曾于1924年在外务省设立文化事业部专司中国留学生事务，利用庚子赔款每年资助320名清国学生留日。这一史实是在读《一份申请失败的日本民俗调查计划》才知悉的。此文详细描述了中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携夫人陈秋帆女士日本留学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对于钟先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决定了他未来的学术方向。正如他回忆所说“这是我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我在这个时期，坚定了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这方面的学术方向，充实了学术的知识结构，也取得一些基础性的成就。”这期间，钟先生还写出了他民俗学的代表作《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为了实现他留学“对中、日、韩三国民间故事进行类型比较，再从同类故事中寻找原发地及其传播途径”的目的，钟敬文先生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了日本研究项目申请，即《昭和十一年六月国立浙江大学嘱托钟敬文申请》。这是日本外务省对中国人的日本视察补助项目。申请时间是1936年6月22日。选择的目的地是日本东北部，这里“遍布妖怪风土传说”，盛产“蛇怪、天狗、河童、座敷童子、山男”等神话，日本民俗学的经典著作《远野物语》即是这一带民间传说的集大成。此时，日本正处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对日本国内的进步活动镇压得厉害，对中国进步留学生的监控自然而然也严格起来。于是，钟敬文先生的这次申请没有成功。但日本外务省却始终没有说出原因。作者在还原这段历史细节时，揣测了钟先生申请失败的三个原因：1.一般这个项目申请是中国本土的教授，而钟是在东京申请的，身份模糊；2.申请人需要单位出具“赴日本考察证明书”，而钟只有一个“国立浙江大学嘱托”的身份；3.钟的证明资料不全。但这仅仅只是作者的猜测，而无更多的证据支撑。于是，这份失败的申请就成了“无头公案”。钟敬文先生后来也一直没有提及此事，是真正遗忘还是选择性遗忘？不得而知。只能说弱国无尊严。吴真揭开的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像钟敬文先生那一代学人在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仍然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是值得后辈景仰和学习的，也反证了今天我们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原由。

晚年的钟敬文

如果说读此书的上部“人事”，于猎奇中还有些轻松或者愉悦的话，那么在读下部“书事”时，就不免沉重得多了。《三菱岩崎家的收藏事业与皕宋楼藏书》写的是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浙江湖洲陆心源皕宋楼藏书被三菱岩崎家的静嘉堂文库收购的事，而被后世称为“20世纪中国文献典籍被外人劫掠之重大惨祸”。但经作者还原的事实看，应与劫掠无涉。“陆心源的皕宋楼与十万卷楼，以富藏宋元善本而闻名。”1899年，陆心源过世五年后，长子陆书藩因生意失败，决定出售皕宋楼藏书，多方联系买家，拟出售和转赠，竟无单位愿意接收；后又希望整体折价完整出售给国内藏家，亦无果。最后，1907年，日本静嘉堂以12万元日元的价格全部买下陆氏藏书44000册。虽然不涉及劫掠，但于中国文化来说，“重大惨祸”却是事实。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及全面战争，陆书藩渐渐开始背负“不肖子孙”和“民族文化罪人”的骂名且越来越盛，洗也洗不掉。但吴真“平心静气地说，20世纪初陆氏藏书如果留在中土，大概难逃四处散佚的结局。”算是替陆家说了句公道话。但日本留给国人的伤痛，却不是一句公道话就能轻轻抚平的。这个话题太沉重，不说也罢。

《1940年，见郑振铎一面有多难》和《郑振铎与中日文献争夺战》两文，则是中国文化人与日本藏书家争夺中国文献的一个侧影。前文讲的是一位日本学者高仓正三，郑振铎的日本“粉丝”来华通过中间人屡屡求见而不得的故事。彼时，中日两国交战正酣，郑振铎又肩负着抢救中国典籍善本的重任，怎么可能与一个日本人（也可能是文化间谍）见面呢？也许正是郑振铎的避而不见，给自己抢救典籍善本于无意中赢得了时间。高仓正三终没见着郑振铎，他因病且带着与郑振铎缘悭一面的遗憾于1941年3月13日在苏州医院逝世，年仅27岁。而郑振铎这一天，“刚刚整理完嘉业堂藏书的待购书目。”想见郑振铎的又何止一个高仓正三？还有专程去中国书店，想“偶遇”郑振铎的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真正的文化间谍，对中国小说颇有研究，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的头目），也是与郑氏擦肩而过；而汪伪政府也企图拉郑氏“落水”，专门派一名熟悉郑氏长相的特务到上海的书店执行绑架。幸得郑振铎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易容术”和一双健步如飞的大长腿，不止一次逃过了这不怀好意的“邂逅”或“偶遇”。作者还穿插写了上海的书店老板与日本的书店老板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在中日两国学者的成长中所起到了一定作用。后文则描述了郑振铎和以他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孤岛”上海两年之内抢救珍稀文献50000余册的故事。尤以抢救嘉业堂藏书为最，吴真用了“惊险的虎口夺食”来描述。嘉业堂是浙江湖州南浔实业家刘承幹人私人藏书楼，藏有（号称）60万卷书，为民国之最。1937年11月，南浔沦陷，嘉业堂古籍流失，引起了号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长泽规矩的注意。随后，中日各方开始围猎这批古籍，郑振铎也加入其中，并认为“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文献保存同志会后以25万元秘密购下嘉业堂藏书之菁华——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6种。但仍然有许多珍稀善本落入敌国。如1942年，30000多册古籍文献，被近转运至香港，不幸在启运美国之前被日军发现，劫往东京帝国图书馆。日本战败后，又被长泽规矩出主意藏匿到神奈川县的深山老林。1946年，中国代表团赴日索要被掠夺到日本的物资，其中郑振铎提供的“香港装箱目录”对这批古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经多方努力，1947年5月，中央图书馆被劫的34970册古籍终于悉数运回上海。其间曲折、艰辛，非本文能描述殆尽。

郑振铎

《文奎堂的日本生意经》也很值得一读。文奎堂是北京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设，其铺长王云瑞，号辑五，本聚珍堂刘氏之甥，于庚子联军入京时，因琐事为其舅所逐，因而发愤自创业。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文奎堂的经营也颇有特色，“店主不参与买卖经营，也不采取翰文斋放手给伙计经营的委任方式，而是由张、田、王、赵四人组成‘番头格’（掌柜）的委员会，以‘合议制’组织形式共同经营。”采取的四大掌柜的合议制，即四人权力一样大，一人一票，决策通常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减少了独断专行，而经历半个世纪不倒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同时，对日本人（不对中国人）采取赊销的营销术，甚至“付款的话，10年、20年之后也可以”。可能是十足的媚日，但人家也是建立在“像您这样还很年轻的人就这么读中国古书作研究，将来一定有大出息”的基础上的。当然，也有一些赊账不还的，这有发给日本学者的催债信为证。文斋堂还开办了跨国运书的“快递业务”，“现存东京大学‘仁井田文库’的三个邮政包裹皮，是文奎堂这段历史的物质证明。”日本人对中国旧书店老板经营中的“重行规、尚义气，目能鉴别，心有轻重”是服膺的，故有“在文奎堂读懂中国”一说。

沈从文的《边城》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在中国享有盛誉，同样，日本人也不陌生。《在东京的边城，偶遇《朱自清备课用书的东流经历》一文中的“备课用书”是指朱自清签名的《吴歌甲集》。

这本书的作者是顾颉刚，1926年7月，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一时名声很响，但由于印数很少，好像只500本，书肆市场难觅芳踪，而显得洛阳纸贵。朱自清因与顾颉刚关系老铁，自然不会得不到《吴歌甲集》。而且，1929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程时，朱自清用的课本就是《吴歌甲集》。那又怎么流落到了东瀛法律史专家仁井田陞手中呢？这又得说到朱自清的另一位挚友、清华同事俞平伯（著名红学专家，并与朱自清写下同名散文《浆声灯影秦淮河》）。1937年9月，朱自清从北平只身南下，1938年，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安顿下来后，便写信让夫人陈竹隐带孩子们南下团聚。陈竹隐离开北平时，将不能带走的书籍全寄放在因家事不能离平的俞平伯处代为保管。陈竹隐带孩子们南下后，并没有到昆明与朱自清团聚，而住在成都；同时，扬州还有朱自清的老父亲和另外三个孩子。一家三地，开销非常之大。而靠朱自清一人的薪水，要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实在是捉襟见肘。不得已，朱自清只得写信给俞平伯，让他代为出售寄存在他处的藏书。俞平伯接信后，便将朱自清的书代为出售，所得款项3900元沪币，以解朱自清燃眉之急。据吴真考证，朱自清所藏之书当时并卖不了3000多元，而是俞先生自行垫资寄给朱自清的。而当时俞平伯的经济情况也不宽裕，但还是尽己之力去帮助朱自清，显示出那代学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售出的书籍中就应该包括《吴歌甲集》。而后被六次访华的仁井田陞在北平的旧书店“捡漏”得到。证明是“仁井田文库的《吴歌甲集》出版页贴着一张印着红框毛笔黑字‘2元’标签。”被“精研中日书籍流通的苏枕书女史认为该标签不类日本旧书店铅笔标价的风格，应该是北平的书店所贴。”

《勘破狐狸窗》这本书所披露的历史细节多从日本方面保存的有关档案、日记、书信中所得到，而不是从刻意的、公开的报道资料中而来，加上作者像侦探一样的层层勘破，因而她所道出的事实更迫近历史的真相。也使我们通过作者搭起了“狐狸窗”，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的“魅影”。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长了知识。因而，我很愿意将此书推介给爱书的朋友们，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