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朝贡体系的虚像：琉球隐瞒日琉关系真相二百五十年

文: 王振忠    来源: 上海书评

一

数年前有一部抄本被炒得沸沸扬扬，那就是清人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记《海国记》。因《浮生六记》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而且，该抄本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特别提到沈复于1808年（嘉庆十三年）前往琉球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至十一日，始出（福州）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流虬，以形似也。

这段文字提到了“钓鱼台”，亦即中国的钓鱼岛。事实上，在更早的中国史籍中，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记载。在这方面，此前历史学界对相关史料的勾稽已极为充分。例如，现存最早的《使琉球录》就记载：

（五月）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尾】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十一日夕，见古【姑】米山，乃属琉球者。

此文为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册封使陈侃所撰，其中就已明确指出自姑米山开始才属琉球国境。此后，历次的《使琉球录》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如康熙年间的册封使汪楫亦指出：

二十四日五鼓，柁转风疾如驶……辰刻过彭佳山，酉刻过钓鱼屿……无何遂至赤屿，……薄暮过郊（或作沟）……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

所谓中外之界的“郊”或“沟”，亦即举世闻名的琉球海沟，这是中国与琉球的天然界限。此外，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日本仙台人林子平所绘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的证据更为直接——图中金黄色的部分为琉球国领土，其最西岛屿为姑米山。而钓鱼台（钓鱼岛）则为红色，与中国大陆标注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钓鱼岛属于大清国断无疑义。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毋须赘引。其实，这些原本就不是问题的所在。只是国内的一些个人和媒体特别渲染《册封琉球国记略》的这段文字是新发现的钓鱼岛属于中国之“铁证”（其间甚至还传出日本人欲以重金买断的离奇故事），所以极大地抬高了该册抄本的价值，以至于竟被誉作“当代和氏璧”，言而极致，甚至还有“《海国记》的发现”可以与“殷墟甲骨、敦煌简牍之出土相提并论”的说法。笔者才疏学浅，对于围绕着该册天价拍卖品的异说奇闻一时还难以理解。不过，此段记载中的确提到了钓鱼岛与琉球相互之间的地理位置，也提到琉球命名之由来，尽管这些描述原本并不罕见。

揆诸史实，之所以称为“流虬”，据说是因为隋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后者看到诸岛“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始因以名流虬也”。所谓虬，是一种无角的龙。从地理形势上看，琉球群岛散落在海洋之中，犹如一条盘旋着身体的龙蜿蜒曲折，故而形象地将之命名为“流虬”。此后，在中国史书上先后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写法，直到明初的1372年，才正式将之定名为“琉球”。

根据通常的说法，明清时期，中国和琉球有着密切的宗藩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自明洪武迄至清光绪的五百余年，历代琉球国王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其二，历代琉球国王都曾派遣使节对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其三，琉球举国都奉行中国年号；其四，琉球接受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等全方位的影响，从而构成对中国的从属关系。不过，明清两朝并不干涉琉球内政，而是允许其自治，琉球“自为一国”——这就是朝贡体制下中琉关系的基本情况。在这种背景下，琉球王国既能接受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的良好影响，又能保持其自身独立发展的态势。这些，当然都是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而做出的习惯性判断。在不少人的眼里，琉球犹如镶嵌在中华帝王冠冕边沿熠熠生辉的一颗宝石。不过，倘若我们将中琉关系放在东亚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实际的情况却显得颇为复杂。

二

事情得从1609年说起。这一年，是中国明朝的万历三十七年，日本的庆长十四年。当年，萨摩藩（萨摩即今日本鹿儿岛）军以精锐武力三千人、战舰百余艘闪电式入侵琉球，从琉球本岛开始，陆续压制各岛，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攻陷首里城，挟持中山王尚宁为人质，占领了整个琉球王国。两年后，萨摩藩虽然允许尚宁王归国，但同时亦派遣日本官吏严格监视琉球的一切行动。据日人山本正谊所撰《岛津国史》记载：

（庆长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兵部少辅、纪伊守、胜兵卫尉、权左卫门尉连名书法令十余条，以布琉球国。琉球王尚宁上盟书于公曰：自今以后，不敢携贰，有渝此言，诸神殛之！

庆长之役后，萨摩藩派出的“在番奉行”（驻守琉球的行政长官），成了统治琉球王国的太上皇。他们还派员深入琉球各岛“检地”（测量、调查土地，以确定年贡额度及征收各项杂税），颁布统制琉球的裁制令十五条，对贸易、税制、思想、统治等诸多方面皆加以控制，将先前独立的琉球王国视为附庸。尚宁王归国后，萨摩藩又命令他继续向明朝纳贡，随贡互市的资本则由萨摩藩出具，所获利润亦归后者所有，琉球人只是任其摆布的工具而已。对此，现代“冲绳学之父”伊波普猷将当时的琉球比喻为“奈良河上之鸬鹚”——鸬鹚擅长捕鱼，但其头颈却被绳索系住，当捕获大鱼时，只要将绳勒紧，它便得乖乖地将鱼吐出，奉献给养鹚者。伊波普猷以此比喻其时的萨琉关系，的确相当形象且精准。此后，萨摩藩因严厉控制住琉球，既有本土的赋税收入，又有中琉随贡互市的巨大利润，逐渐变成日本的四大强藩之一。

1612年，新遭缧绁之厄的尚宁王归国，萨摩藩“迫宁遣使咨于福建，但言已获释归，国复晏然云云，而于萨藩胁王索赋、窃市攘利诸暧昧事，则严禁愬泄于中国。中国疑之，卒莫知之也”（《琉球国丞相郑迥传》）。对此，美国学者乔治·克尔（George H. Kerr)在其《琉球史》(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中指出：

中国既久禁日人通商往来，惟有琉球人尚享有此项特权。萨藩亟欲保持众州港，故决心令琉球人向中国隐瞒琉萨关系，不准中国人徙居琉球。一旦中国使节及商人来琉，首里、那霸等区所有日本人及足以引起注意之事物，一律撤至僻远地区。至于琉人，亦不得讲日语。使华人员及商人均有一本手册，上印中琉文字，乃在中国可能遭遇之问题及其标准答案。此类伪装，竟延续二百五十年之久。（转引自《琉球古今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对此，《琉球古今谈》的作者杨仲揆先生进一步指出，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琉球政治家蔡温曾编写过一部《旅行人心得》。该书系印有中琉文标准答案的小册子，其目的是指导所有琉球入华官员、官生和一般商人，如何答复中国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隐瞒日琉关系真相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欺骗中国人的一套统一说词。杨仲揆认为：“此书出版于蔡温告老退休八年之后，可能最初只是传钞本，若干年后才付印。所有当年日文的及日萨人的纪载典籍，均未见提及此书，可见日人实欲隐瞒其事。”蔡温为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曾自费留学中国，回国后官至“国相”，其当权之二十多年，为“庆长之役”后琉球唯一短暂的小康时代。

康熙皇帝御赐琉球国王金匾——中山世土。中山即琉球三山分国时期的中山国，后又代指琉球国。

根据近来的研究，《旅行人心得》一书并非毫无踪迹可寻。而且，201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中，收录有一册《条约官话》。该书成书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在我看来，其中的部分内容应即滥觞于早年的《旅行人心得》。

《条约官话》中有几段中国人与琉球人的对话：

问：我听见西洋的人说，你们琉球从服日本，是真的么？

答：不是这样，我们敝国地方褊小，物件不多，原来替那日本属岛度佳喇人结交通商，买办进贡物件，又是买得日用物件，那度佳喇的人在日本收买那些东西，卖给敝国，想必那西洋的人看得这个举动，就说琉球在那日本的所管。我们敝国原来天朝的藩国，世世荷蒙封王，此恩此德，讲不尽的，那有忘恩负义从服日本的道理？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强占香港岛，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五处被迫开放通商。此后，西方列强与中国先后签订了多个条约，前来中国的外国船只骤增。与此同时，英、法、美等国战舰亦逡巡于东海各地，他们对琉球群岛的航道、气候、港口等方面的探测也在加速。随着信息交流的扩大，琉球国王府唯恐因此败露了日琉关系的真相，故而未雨绸缪——上揭这段话拟定的问者为中国人，他从西洋人那里听说琉球人臣服日本的事情。对此，琉球人解释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只是因为与日本的属岛度佳喇人结交、通商，而度佳喇人则是从日本那买来商品再转卖给琉球，以至于西洋人误以为琉球人臣服于日本。

关于《条约官话》，琉球大学赤岭守教授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同治五年（1866年）6月22日，清朝册封使赵新、于光甲等抵达琉球，同年11月10日返国，在琉球逗留的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八天。《条约官话》应是赶在册封使到来之前成书的，因此，与其说是学官话的课本，毋宁说是一部采用问答形式编集而成的指南书，意在对琉球通事下达隐瞒日琉真实关系的应对指令。他指出，上述对话中的“度佳喇岛”，是位于日本西南诸岛北边吐噶喇列岛的总称。1719年尚敬受封之时，萨摩藩惟恐清朝以琉球受控于萨摩藩为由，断绝中琉间的宗藩关系，于是利用位于西南诸岛北部的吐噶喇列岛，虚构了“宝岛”之名，并谎称所谓的萨琉关系即是琉球与日本属岛——宝岛（“度佳喇岛”）之间存在的边境贸易关系。

三

《条约官话》中的另一段对话：

问：听见说琉球遇着江府将军即位的时节差官来朝见他们，那球官妆扮狠好，带有牌板、吹鼓，也有仗仪的绘图，我看起来琉球从服日本，这也没有可疑，你们把这些事情实实说来！

答：我们敝国在明朝时候，不论日本，凡是外国都有结交买卖。大清以后替外国不通，只有进贡天朝，多蒙天恩准了，买来绸缎、药料等项，国家使用没有不足，那敢朝见日本的官员？我们听见说往年大岛年成不好，到那度佳喇岛要借大米，那岛也是饥馑，没有大米，那官员到江府替他商量借了许多的大米，借给大岛的人，那岛人民才得活命，所以那岛官员到江府道谢。我们想起来，外国的人把这个事情错认敝国差官来朝见的，我们敝国从古以来多蒙天朝的恩德，那有忘恩负义、从服日本的道理？

事实上，幕府的新将军就职或琉球国王登基时，琉球都会派使者前往江户（今日本东京）祝贺或感谢，前者称为“庆贺使”，后者则称“谢恩使”。在整个江户时代（1603-1867），琉球使节派遣使者前往江户前后总计十八次。对此，日本文人有不少真实的记录。譬如，《琉球聘使记》就曾记载：

宝永七年庚寅十一月十一日，萨侯源吉贵率琉球国中山王聘使入都……十五日，萨侯吉贵入觐。十八日……昧爽，从高绳邸乘肩舆，由芝口达郭内，幸桥第，从此（琉球）二王子乘屋轿，副使以下至乐童子皆跨马，鼓吹导行，成列而进，观者如堵。历霞关坂，由外樱田门过西城下，穿曲仓，至端门，皆下轿马，以至登厅，每过一门，鼓吹并起……谒者唱名中山王，实为萨附庸，而其使人与萨侯之老比者，国家柔远之意，故见优待焉。美里所赉上阁老书曰：

谨栽尺楮，呈上阁下。恭闻贵国大君新绍国统，四海升平，万祥毕臻，如吾小邦，花封之祝乎。今兹特遣小臣美里王子，捧不腆之方物，从我萨摩少将吉贵，谨奉申贺仪，伏冀诸大老采纳焉。耑达台听，曷任悚踊之至！……

《琉球聘使记》的作者为江户中期著名的儒学者荻生徂徕，其父方庵，为德川幕府将军德川纲吉的侍医。日本宝永七年即1778年，当清乾隆四十三年。文中的“萨侯”亦即萨摩藩主岛津吉贵，而“美里”则是作为中山王聘使的琉球国王子。从中可见，当时的琉球聘使是作为萨摩藩之附庸前往江户朝聘的。

类似的朝聘在江户时代发生过多次，对此，1742年（乾隆七年）日人桂山义树曾摘录清人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而成《琉球事略》一书，他在书末有一段感慨：

琉球两属于大清与我也，奉书于我，则称松平萨摩守内中山王某，呈之阁老，而后达于殿下，所谓披露状也。（其书用日本俗字）盖于大清也，达表皇帝犹臣也；于日本也，一凭萨守，此陪臣矣。乃国小民弱之故，可悯也！

这段文字揭示了中、日、琉关系的实质，更道出了太平洋小国琉球的苦衷。

上揭《条约官话》中提到上江户的琉球官员“带有牌板、吹鼓”等仪仗，这同样也得到日本文献的印证。当时，琉球人所奏的乐曲有“万年春”、“贺圣明”、“乐清朝”、“感恩泽”、“福寿歌”、“庆盛世”、“凤凰吟”、“庆皇朝”、“颂太平”和“古啰啰”等。例如，“庆盛世”曲唱道：

现在天下玉烛调，五风十雨无愆期，国泰民安戴太平，直是稀逢的盛世，街歌巷舞欢喜祝，万福无疆乐升平。

另外，从“贺圣明”、“乐清朝”等名目来看，前往江户拜谒幕府将军的乐曲，其实是混合明清乐和琉球曲形成的一组大杂烩。而对于德川幕府而言，似乎没有人在乎究竟唱的是什么，他们唯一需要的是一种中华情调，目的是为了营造万邦来朝的气氛，以期构建出以江户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

迄今，我们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些书籍中，还可看到琉球人“上江户”朝聘时所用的全套“器械”，包括铜锣、管、横笛、弓子、二线、三线、四线、长线、琵琶、胡琴、刑鞭、金鼓旗、铜锣、钟木子、两班、喇叭、铜角、唢呐、鼓、拨子、虎旗、牌、凉伞、节、偃月刀、屋轿、伞，甚至对使行人员的行头（如冠、巾、簪、笠、舄等），也有细致的图画。对此，荻生徂徕所撰的《琉球聘使记》一书，对于其中的各类乐器有着较为详细的解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收藏有一册《国役金、驿传》，其中详细记录了“朝鲜人、琉球人来聘道上诸费”。凡此种种，都说明琉球人“上江户”朝聘幕府将军确凿无疑，由此亦可见前引《条约官话》中的那段对白，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套说辞。事实上，琉球人“上江户”，与他们自福州琉球馆北上晋京朝贡，所用的仪仗并无太大的差别。

四

《条约官话》中还有一段对话：

问：听见说琉球的人到日本奇观的所在，或者做诗，或者做歌，记载那国梓板，我看起来琉球差官朝见的事，也没有可疑。

答：敝国的人并没有做诗、做歌的事。我们听见说，往年大岛年成不好，到度佳喇岛要借大米，那里也是大饥，没有大米，那里官员到了江府，替他商量借了大米，转借大岛，所以到江府谢恩。想必那官员谢恩的时节做得诗歌，纪名琉球的人，这也未可定。又有度佳喇的人屡屡带来日本有名的山川画儿，央托敝国的人看画做诗，敝国的人替他做诗，写给他们，敢莫这样诗句记载梓板？况且康熙年间靖南王谋叛时，即遣发游击陈应昌再三劝说丢弃大清，从服靖王，我们国王不敢行那违天逆道的事，皇上晓得这个事，赏给敕谕，褒嘉忠顺的。大人看见这件事，自然晓得不服日本的事。

文中的“江府”，亦即江户幕府。从日本文献来看，有关琉球人在东瀛登临眺瞩、往还赠答，可谓史不绝书。例如，江户时代幕臣宫崎成身收集海外各类情报，编纂而成《视听草》，其中就收录有琉球人朝聘日本时的诗歌。该书十集之三中，有宽政二年（1790年）的《琉客诗歌》。当年冬十一月，前往江户的琉球国聘使宜野湾公子作有《富士山》：

富岳群峰祖，扶桑第一尊，满头生白发，镇国护儿孙。

扈从毛廷柱则有《奉送四郎兵卫先生自下关先赴江府》：

浮槎共赴武昌浔，早晚相依情急深，从是先生先我去，别离虽暂奈分襟。

而随行的乐童子麻克昌则吟咏《偶成》诗：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得上林花似锦，出门尽是看花人。

该诗显然为唐杨巨源之同名诗，只是《视听草》不察，并未明确注明。上述诗歌中的“富岳”亦即富士山，而“武昌”则是模仿中华的雅化地名，其实指的便是江户（今东京）。这些，显然就是《条约官话》中所说的“日本奇观的所在”。类似的诗歌，在《视听草》等书中还有相当不少。琉球人或许是担心这些诗歌迟早会流入中国人之手，故而预先准备了圆谎的说辞——那些都是度佳喇岛人所为，与琉球完全无关。接着，琉球人顾左右而言他，说起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的立场，以表示自己对清朝的忠诚不贰。

总之，对于拟定的中国人之设问，琉球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预先想好了种种说辞，目的只有一个——掩饰日琉关系的真相，维持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藉以继续获得自身的利益。

五

明清时期，中、琉、萨（日）的关系颇为复杂。明代著名官僚张瀚所著《松窗梦语》卷三有《南夷纪》，专门描述琉球：

国无货殖，不通商贾，惟鱼盐泛小艇。入朝贡，始乘大舟航海而来。俗无文字，入学中国，始陈奏表章，著作篇什，有华风焉。望月盈亏以记时，视草木荣枯以验岁，风土气候与南相类。田宜稻、粱、禾、黍，畜多牛、豕、野马。男子去髭黥首，羽冠毛衣；妇女皆以纻绳缠发，从头盘绕至额。家饶裕者，瓦屋不过二、三楹，余皆茅土藏盖，风雨飘摇而已。市用日本钱，以十当一。人无贵贱，皆骁健猛悍，甘劳苦，耐饥寒，不知医药而无疾疫。兵甲坚利，射可二百步，进止有金鼓，邻国视为勍敌。然好相攻击，度不能胜，辄剖腹自毙……

这里提到琉球“有华风焉”，显然颇受中国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琉球市面上用日本钱，琉球人也有剖腹自杀的风气，等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来自日本的影响。《松窗梦语》作于1593年，距“庆长之役”还有十数年，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早在十六世纪末，中国和日本就都已对琉球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及至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之后，中、琉、萨（日）三方的关系形成了新的格局。这种新格局，与此前后东亚国际形势的变迁密切相关。

早在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和日本各地大名统兵几十万，预定于来年正式出兵攻打明朝。为此，萨摩藩也被迫派兵赴朝鲜集合。不过，当时的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等人对于出兵侵华并不积极，因为他唯恐失去与中国贸易的机会，故而与丰臣秀吉同床异梦。丰臣秀吉死后，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此后，无论是日本幕府还是其下的萨摩藩，都殚精竭虑地寻求与明朝直接交涉，开放通商。由于此种努力屡次受挫，他们遂尝试通过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和琉球，建立与明朝沟通的渠道。当时，尽管幕府竭力封锁日本入寇琉球的消息，但明朝早已“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的事实。对此，徐光启在《海防迂说（制倭）》一文中指出：

彼（指日本）之为此（指入侵琉球），意我二百年朝贡之国，势必救之，救之则还其故封，因以为我德而求贡市。就令不救之，但遣一介行李吊慰于琉，征辞于倭，亦将复之，以为我德而求贡市也。彼以此两者为我必应之着，则可必得贡市，而孰意我之藐然不闻也。

在晚明的一些人看来，萨摩入侵琉球，无非是希望中国出兵或遣使兴灭继绝。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给日本方面请求重开贡市以绝佳的契机。在明代，“倭寇”扰边令人刻骨铭心，而丰臣秀吉侵朝并企图入侵中国，更让明朝政府对来自东瀛的任何请求都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明人甚至不屑于因扶倾救危而与日本再开交涉。因此，无论是萨摩藩还是江户幕府，他们与明朝交涉的企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背景下，琉球成了日本唯一保留的与中国间接贸易的渠道，故而无论是萨摩藩还是江户幕府，都希望维持东亚的贸易格局。而就琉球方面而言，该国素称“万国津梁”，受惠于明初中国所赠的海舟及相关的船员和航海技术，琉球通过东亚的国际贸易，成为北通日、朝，南及东南亚的太平洋海上贸易中心。对于琉球来说，朝贡贸易的厚赐以及随贡互市带来的商业利润，关系到该国的生死存亡。琉球王府担心自己受制于萨摩之实一旦败露，朝贡体制及王国之存续都将受到莫大影响。而萨摩藩亦非常仰赖于琉中贸易，它也绝不希望中琉关系恶化而影响到自己的财政收入。另外，在甲午战争之前，特别是晚明和盛清时代，中国在东亚是个令人敬畏的庞然大物，任何邻国都不敢小觑，而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极为丰厚的经济回报。在这一点上，琉球王府与日本萨摩藩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因此长期刻意隐瞒两国关系的真相。对此，琉球末代国王尚泰的近臣喜舍场朝贤（向廷翼）在《琉球见闻录》中供称：

我邦和日本的关系一旦败露，势必有碍进贡，故对中国隐瞒。册封钦差来琉之时，在琉的萨摩官吏及商人全部移居浦添间切城间村，原停靠于泊港的萨摩船只移泊今归仁间切运天港，以避中国人耳目。平常国中流通的宽永钱悉数收匿，取出官府中备用的鸠目钱，在中国人逗留期间暂时流通于市，官衙、寺院里的挂轴钟铭以及碑文等，凡有涉及日本年号、人名或者与日本有实质关系之物，尽数收匿。国中所用的物品器具，若是日本产之物则称是产于度佳喇岛。昔日，日中间皆锁港，互不通往来，不遣聘问使，故不知我邦内属于萨摩之情。

“宽永钱”即日本的宽永通宝，始铸于1624-1643年间。而“鸠目钱”则是质量低劣的琉球钱。可见，平日里琉球通行的是日本货币，只有在中国册封使到来时，才临时取出官府中备用的鸠目钱暂行流通。至于所谓的度佳喇岛，亦即虚构的日本边境“宝岛”。由此可见，萨摩与琉球为了演好双簧，可谓煞费苦心。

在明清两代，每隔数十年便有一个庞大的册封使团前往琉球，不少册封使归国后撰写了有关琉球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详实记录，此即后世所称的“使琉球录”。庆长之役后，明清政府先后派出过九次册封使团，而《条约官话》所应对的，则是最后一次（同治五年，1866年）的中国册封使。

在冲绳，目前还遗存有同治五年册封使赵新、于光甲的一些手迹。而琉球大学“仲原善忠文库”中，保留有此行的《支那册封使来琉诸记》，记录了册封使赵新、于光甲在琉球的活动。从中可见，御笔钦点的册封使，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忙于登高作赋、临流赋诗，丝毫没有察觉到发生在琉球的重大变化。

赵新回国后，主持编纂了《续琉球国志略》。该书共二卷，除了序文外，卷首收录御书、诏敕、谕祭文，卷一为表奏、国统，卷二为封贡、典礼、学校、政刑、官制、冠带簪衣制、府署、祠庙、风俗、人物、物产、针路和灵迹。无论是体例还是篇章结构，均沿袭自乾隆时代周煌的《琉球国志略》以及嘉庆年间齐鲲的《续琉球国志略》。其序曰：“同治五年，天子以琉球于中国最恭顺，今其嗣尚泰立，不怠益虔，宜锡以王封。”如果对照先前的各类使琉球录，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而倘若阅读抄本《条约官话》，便可发现“于中国最恭顺”之琉球小国，其实有着应付天朝大国最为圆滑的手腕。不过，在当时的中朝上下，仍然年复一年地重演着明初以来的册封大戏。

六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因中日关系引发的钓鱼岛、琉球问题走热，知识界相关的讨论相当不少，相关成果颇为丰硕。但也有不少论著横空出世，完全无视海峡两岸乃至国际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深厚的资料及学术成果积累，许多诠释不过是在重复“自古以来如何如何”之类的政策宣示，一些史料的“新发现”似乎也都是前无古人。在我看来，学术贵在求真务实，在力求客观的基础上逐步接近真相。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方能真正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一点理性的思考。

东亚的历史问题因牵涉到诸多邻国，故而应当置诸宏观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就朝贡制度本身而言，天无二日，它原本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自十七世纪初以来，中、日、琉三国却形成了一种相当怪异的特殊关系。如果说，朝贡制度是戴在明清帝王头上的一顶皇冠，其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宝石，那么，从1609年开始，琉球实际上就已鱼目混珠，成了这顶冠冕上一颗暗淡无光的假宝石（“假宝石”之说，最早由杨仲揆先生提出，此处有所发挥）。在这方面，迄今尚存的琉球官话抄本，意外地为我们揭示了中、日、琉关系的表象与实质。庆长之役之后，琉球虽然表面上仍向中国朝贡，但它却成了两属的国度。而在实际上，尽管此后的明清帝王仍然沉湎于“万国来朝”的大中华迷梦，但琉球却已被日本萨摩藩所挟持。琉球王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柳絮随风，被迫与日本幕藩配合唱起双簧，逢场作戏。对此，矫饰虚荣的中国虽然早有耳闻，但却仍然满足于表面上的宗主国地位，对远隔重洋的蕞尔小邦毫无兴趣，这也实际上埋下了此后重大变局的祸根。及至1879年日本的废藩置县（废除琉球，建立冲绳县），以偷天换日的手法鲸吞蚕食，悍然将琉球国并入日本版图。从本质上看此举实属非法，不过，对于其时颓相毕现的大清国而言，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此一百变沧桑，既是国际现实政治的无奈，亦不乏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