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谁让旭日旗再度飘扬

文: 尹敏志    来源: 经济观察报书评

1945年8月，在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战败后不久，日军中将澄田赖四郎去向国军将领阎锡山投降。走之前，他往口袋里藏了些氰化钾，准备一旦被当成战犯抓起来，就用它自行了断。但他很快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山西王”非常有礼地接待了澄田，宽慰他说，虽然战败很不幸，但日本很快会恢复强国地位的。对于留在山西的六万日军，阎锡山非常希望将其纳入麾下。一些日军将领得到了提拔，他们可以写信或寄钱回家，甚至还能娶中国妻子——为了让日本兵死心塌地效忠自己，阎鼓励他们这么做。

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日方代表是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中方代表是何应钦，两人有一层特殊私人关系：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冈村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他在步入会场后发现好几位中方军事人员是他的校友，心情瞬间轻松了不少。整个仪式进行得很顺利，照片见报后，很多人注意到何应钦在受降那一瞬间站了起来，稍微弯了一下腰，用双手接过文书。但作为战胜方，他本应端坐着，让冈村低头弯腰，自己单手接过便是。

何应钦的“还礼”引发了很多猜想。但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当时日本帝国虽然已战败，但它在亚太广大前殖民地的残余势力却不容小觑。总计有近650万日军及家属滞留海外，其中满洲国约120万，中国大陆约150万；中国的交通运输线、大城市、军火库很多还控制在日军手中；一些杀红了眼的日本士兵不听号令，还在继续做无谓的战斗。更重要的是，国共两党都清楚，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的达成，内战变得不可避免，头号敌人此时已经不是日寇，而是对方。

在新书《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Man to Devils, Devils to Ma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里，剑桥大学副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分析二战结束时中国的对日态度道：“无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都没有积极地寻求向日本复仇。因为无论国际形势还是迫在眉睫的内战，都不允许他们放弃从以前的敌人那里寻求支持。国共两党都需要日本的援助，帮助他们夺取大陆政权。”整本书试图证明，正是利用中国人的内部矛盾，借着美苏冷战的东风，日本军国主义才没有像纳粹那样彻底灭亡，而是苟延残喘下来，整整七十年后终于死灰复燃，让旭日旗再度飘扬。

虽然都要拉拢日本，但国民党这方面的需求无疑更迫切。因为中共在广大沦陷区的根据地已经营多年，可以方便地接收日军装备，大幅度提升战斗力的同时抢占地盘。国府则蜷缩于西南一角，正规军被山川阻隔，敌后白色游击队力量又远远不如红色游击队——若论纸面整体军事力量对比，国军固然有压倒性优势；但论最关键的沦陷区的局部力量，共军其实更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要一反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一边说着“以德报怨”之类的台面话，一边没有底线地与战败日军合作。

冈村宁次这时就派上了大用场。投降仪式后不久，他就被授予“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的职务。汤恩伯、白崇禧、陈诚等国军将领与他频繁会面，共同商讨“防共”问题。冈村也积极报效，借助自己在日军中的影响，尽可能地把武器装备转交给国军，避免共军染指。他的表现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一致认可，何应钦赞扬道，虽然他以前是敌人，“现在却是可以成为信得过的朋友。”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李宗仁和汤恩伯联名发电报要求不要给冈村定罪。于是国民党就故意把冈村扣留在上海，对美军将其引渡至东京受审的要求置若罔闻。

但像冈村这样有极大利用价值、又愿意合作的战犯毕竟不多，对于大部分双手沾满鲜血的侵华军官，国府还是咬牙切齿地要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东京审判开始后，倪征燠回忆道，国府满以为这只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但当倪和梅汝璈、向哲浚、鄂森等中国律师到达东京后，才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盟军严格遵循证据法和程序正义原则，给每位日本被告都配了一个日籍辩护律师和一个美籍辩护律师，“正当中国提出主要的控诉事实时，美国辩护律师利用英美诉讼程序，多方进行阻挠留难，使中国检察方面工作处于很不利地位。”

除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犯铁证如山外，中方人员潦潦草草搜集的证据，在当过法学院系主任的科宁汉姆（Owen Cunningham）等人面前几乎不堪一击，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所有的漏洞都被他们找出来了。”倪征燠目睹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存出庭作证时，指控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辨方律师当场要其出示证据，秦回答没有，结果“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秦对此非常恼火：“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向哲浚向国内告急，请求支援；倪征燠则赶紧带团队回北平搜集证据，但此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战火纷飞，各地交通受阻，他们的工作变得极其艰难。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不了解或者不重视国际法，中国的国家利益一再受损，而这无疑又是一次惨痛的教训。顾若鹏感叹到，东京审判对于中国，原本是一个寻求正义、同时参与建立国际法的绝佳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它最后被白白浪费了。

虽然第一批25名甲级战犯最终得以正法，但却耗时两年七个月，倪征燠说：“由于对这第一批甲级战犯审判如此之久，人们不能想象如何还能再进行对第二批或第三批甚至第四批的战犯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在1948年年底解散。”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国府也兵败如山倒，如何保住台湾并反攻大陆成了国民党的头号任务，惩罚战犯伸张正义则变成完全次要的了。

于是那些被国府无罪释放，回到日本的战犯们在1949年前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首先是已经生病住院的冈村宁次，面对国民党代表邀请他帮助国军的请求，他一口答应。很快，一个由前高级军官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成立，其主要成员除了冈村外，还有澄田赖四郎、小笠原清、十川次郎等。组织的第一任负责人，是担任过驻朝鲜日军参谋长的富田直亮，他当时的中文化名是白鸿亮，所以顾问团也就被命名为“白团”。

“白”与“赤”相对，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训练军队，保卫台湾并反攻大陆。白团的军事学校和训练营设在台北北投，离阳明山行宫不远，所以蒋介石常来视察。但已经有了美国军事援助的蒋，为什么还要寻求日本人的帮助？因为在他看来，台湾反攻大陆的最大阻碍是缺兵、缺钱、缺物资，这和1931年前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比起地大物博、兵源充足的美国，日本以小博大的经验对于台湾来说更具参考价值。更何况国父孙中山闹革命时，也有宫崎滔天、平山周等日本志士追随左右，所以只要为我所用，即使战犯亦有何不可？

而对这些日本军官来说，加入白团不但能改善生活，还可以暂时忘却战败的痛苦，找回自我价值。他们坚信，国军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中全歼来犯的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共军，正是他们的训练起了效果。但顾若鹏却指出：“中央情报局的记录显示日本方面的帮助其实没有多大作用。”中共方面的资料也显示，金门海战的惨败，根本原因在解放军不谙海战，过于轻敌，不但算错了潮汐时间，而且登陆时还恰逢金门守军换班，结果遭到了双倍炮火的攻击。

但正是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中，日本军人感觉“他们二战时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失去”。1952年盟军的占领结束后，日本对于战争罪行的定义和态度开始发生改变，最主要原因固然是美军对日本战犯的大幅赦免，但“很大程度上也与白团的存在有关。”白团虽小，但却延续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星火。在北投这个无人注意的角落，常响起日本军官训斥下级惯用的“八嘎”（ ばか）声，这让经历过抗战的国军士兵感到非常愤怒，其中一个回忆道，当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当年受害者的脸，便在眼前浮现。”

中共对手下战犯的处理方法与国民党有明显不同。在新政权看来，重要的不是用西方那套法律程序给战犯们定罪量刑，而是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忏悔认罪，把他们改造成新人，以此显示共和国政权相较于民国政权的巨大优越性。不妨套用那句著名的话：“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子，新社会把鬼子变成了人。”换句话说，这就是把党内延安整风运动中审干、批斗、抢救失足者的优良作风应用到战俘营里来。

于是在关押战犯最多的旅顺战俘管理所（其中有著名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傀儡溥仪）里，中方人员不厌其烦地做囚犯的思想工作，最后就连最顽固的伪满前副总理古海忠之都做了公开忏悔。经过了这个步骤后，待到法庭宣判的时，几乎都不再需要中国检察官了，因为经过无数次“向组织交心”后，战犯们大部分会自动陈述罪行，情绪激动的还痛苦流涕，甚至当堂跪下——场面令人动容。最后没有一个战犯被判死刑，他们大多被判十几年刑期，其中很多在狱中还得到了减刑，50到60年代相继被释放回国。

顾若鹏指出，北京对审判过程的细致报道，是希望将其转化为对新政权合法性的国际宣传。并在备受孤立的国际环境中，以“改造好”的归国战犯为说客，尽量拉拢日本，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岛链包围圈中，撕开一个裂口。但是57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在访问印度时，却给北京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岸信介在会见尼赫鲁时表示，日本可以和大陆展开贸易，却无意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就是说，支持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什么比岸信介这个甲级战犯重新当上日本首相更具象征意义的了。而古海忠之回国后不久也改口，说自己认罪只是被长期囚禁后，不得已说些中方人员爱听的违心话，为争取轻判罢了。在我看来，北京多少高估了“延安经验”，即通过群众运动对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效果。因为它的保持，往往得依赖于后期一连串强度不断升级的运动群。日本战犯并不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生活在这种持续性的外部高压环境中。他们一旦回国，思想发生某些退化其实是很自然的。

关于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相关的讨论已汗牛充栋，但本书还是能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责任其实不仅仅在日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民众固然有一种对于历史罪责的健忘症，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岸出于各自政权利益的考量，或是“以德报怨”，或是“搁置争议”，都在某处程度上纵容了军国主义的复辟。

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那样的独立思想家，对于普通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提出类似于“平庸的恶”那样有冲击力的解释，并激发全社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度讨论。顾若鹏认为，这不能怪中国学者，因为“战后华人世界根本不存在允许自由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论空间。”所以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究竟如何正视历史，如何以史为鉴，恐怕不只是日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