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世界的日本情结

文: 林泉忠   来源: 《思想》

一、《海角七号》与东亚的日本情结

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台湾最热的政治话题系导致二次政党轮替的总统大选，那麽，最热的社会话题则非创造了战后台湾电影奇迹的《海角七号》莫属。事实上，《海角七号》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如今已成爲台湾社会学研究不能轻易忽视的新课题。

有关《海角七号》在台湾社会引发的效应与相关的讨论，可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海角七号》扣人心弦的成功因素。此类的讨论涉及故事的张力、角色的塑造、摄影技巧、音乐、日本元素等等。其二，有关如何解读《海》片的“日本情结”。此方面的议论中，最重要的一个的焦点集中在该片是否“媚日”的争议上，议题涵盖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认同与台湾主体性等触及台湾社会神经的核心问题。

《海》片引发的争议始于台湾两位知日派学者。台湾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许介麟在其刊登於2008年9月25日《联合报》，题为〈海角七号：殖民地次文化阴影〉的评论文章中，以专家的触觉批评影片弥漫着“对过去殖民地台湾的恋恋‘乡愁’”，并嗟叹“台湾终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其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在10月9日刊载于《中国时报》的《<海角七号>的台日苦恋》一文中，毫不掩饰地批判《海》片成功地拍出了台湾人民的“被殖民慾望”。

许陈二文对台湾社会缺乏对殖民主义的反省乃至“媚日”现象不以爲然的批判，是否涉及价值判断的层面，本文不予置评。然而，二文对台湾社会所存在的日本情结问题的关切，却提供了社会学者与比较社会学者作进一步探讨的契机与空间。

所谓“日本情结”，背景有源自于战前日本殖民统治的同化政策与生活经验，也有战後日本经济起飞与新文化产业兴起的因素，後者常以“哈日”现象冠之。就程度而言，有停留在对日本流行文化、传统文化钟爱、迷恋的层面，也有进而扩大至倾向对日本人、日本社会制度甚至对整个国家正面评价乃至憧憬的层面，成爲一种近乎意识形态的认知与态度，甚至还提升至身分认同的层面，期待成爲“日本人”。从此定义而言，围绕在日本情结问题上的讨论，已不仅仅是台湾社会范围内的问题。

事实上，从台湾到港澳、从新加坡到越南、从韩国到中国，无论是东亚的“中心”还是“边陲”，尽管各自所浮现的时间、程度与性质不一，然而都在战後(部分地区始於战前)不约而同地出现、存在“哈日”或日本情结此一社会现象。

与此同时，由於过去战争的阴影与战後所遗留下的“历史问题”在东亚地区时隐时现，也使得东亚地区的日本情结多了一层其他地区少有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性。因此，如何解读、分析东亚社会日本情结的本质，也成爲东亚区域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虽然个人的喜好爱恶未必直接涉及历史因素，然而作为战后东亚地区社会现象的日本情结则或多或少避免不了历史因素的影响。笔者以爲东亚地区的日本情结因该地区与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之深浅，大致可分爲两大类。

其一，战前受过日本长期殖民统治的地区，包括台湾与韩国。日本对冲绳(琉球) 的统治尽管非采用总督府模式，不过其统治形态与其後的台、韩地区相似，属於此类。

其二，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的军事侵略或占领，这些地区包括中国、香港、越南 。实际上接受了日本15年统治的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则介乎两者之间。

由于此二类国家或地区各自拥有不同的“日本经验”，这些经验也对其民衆在战後出现的日本情结产生不同的影响 。

首先，第一类的国家或地区民衆所拥有的日本经验中，既有武装反抗与残酷镇压的历史记忆，也有後期社会相对和平、稳定，与日本人也有较多互动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成爲战後形成与影响日本情结的“历史基因”。而此历史基因的实际效应，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於当时的亲身经历与记忆的选择。

此外，第二类国家或地区由於在战前的日本经验较短，而且当时基本上一直处於战争或被占领的状态，因此造成经历者对日本抱持较爲单一且负面的印象。

值得补充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日本经验，其对後来日本情结的影响，还与战後该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如何、涉及该段历史的战後教育如何进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个案的分析比较，有助於客观理解台湾社会中日本情结现象所具有的特徵。基於此立场，本文选择香港与冲绳作爲台湾的比较对象，其理由除了两地在日本经验上分别属於上述两类国家或地区外，还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与台湾一样，冲绳和香港在历史上也被东亚的“中心”视爲“边陲”地区。其二，近代以来三地还不约而同地经历过主权的变更与“外族”的统治。其三，三地分别面临着“回归祖国”後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的认同问题 。

从这些相似的经验中，不难引伸出三道值得深思的问题：一、究竟战前的日本经验与战後的日本情结有何关系？二、“回归祖国”后的“去殖民地化”困境，在其後日本情结的理性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三、涉及战前、战後错综复杂的“中心-边陲”关系的日本情结，对战后“边陲东亚”地区的“去边陲化”究竟有何影响？

本文将基於以上所述之问题意识，尝试以“哈日”、“亲日”、“恋日”三个层面不同的概念来分析比较战後香港、台湾、冲绳社会的日本情结特徵，并试图透过“中心-边陲”的视角，探讨“去殖民地化”与“去边陲化”的问题。

二、香港，“哈日”鼻祖

作爲一个前英属殖民地，英国文化渗透在香港社会的痕迹，至今仍随处可见，有些还转化成香港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英国并没有在香港实施严格且具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因此以华人爲主的香港社会也基本上不存在视英国为祖国的身分认同。甚至，香港也几乎未曾出现过明显崇拜英国文化的社会热潮 [6]。然而，香港社会的哈日现象在战後各个发展阶段却是显而易见，甚至在1990年代以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众所周知，台湾号称“哈日大本营”，而“哈日”一词也源自於台湾 。然而，追溯战後以接受乃至崇拜日本流行文化为基调的哈日现象在东亚地区兴起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发源地不是日本的前殖民地台湾，而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香港。

2008年当台湾社会为《海角七号》而疯狂之际，许多人包括业者所关心的是：充满台湾本土气息的《海角七号》，是否也能引起海外观衆的共鸣？

《海》片冲出台湾的首站是香港，在这个曾经被冠为“东方好莱坞”而享誉海内外的电影王国，《海角七号》也“意外”地创下上映超过四周，首周更荣登票房冠军的佳绩。诚然，《海》片在香港的成功因素与台湾不尽相同。然而，两个社会蔓延至今的哈日现象无疑是彼此共通的主因之一 。

东亚各国╱地区在战前或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或受过日本殖民主义的压迫，此历史背景导致战後各国纷纷实行“去日本化”以及限制乃至禁止输入日本文化的政策。实行社会主义锁国政策的中国大陆，到了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才选择性地进口少数日本电影 。台湾在战后初期就开始实施限制日本文化的政策 ，直到1994年3月才全面开放日本文化产品的输入。在韩国，政府在对防堵“日本文化侵略”上做得更彻底，要到金大中主政后的1998年10月才逐步开放。而香港则是东亚区域内受过日本的占领，却唯一没有在战后由政府主导推行排斥日本文化政策的地区。

尽管经历过日本“三年零八个月”的军事占领，在渡过了战争结束的动荡期后，香港於1940年代末，已开始恢复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当时的文化交流集中在电影方面。从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已达196部 ，其中黑泽明的作品深受香港观众青睐，三船敏郎则是最受欢迎的日本电影明星。

香港电影业界与日本的交流，并非只停留在引进日本电影。踏入1950年代后香港的制片业者已恢复到日本取景，早期到日本取景、拍摄的电影包括《富士山之恋》(1954)、《樱都艳迹》(1955)、《断鸿零雁记》(1955)、《蝴蝶夫人》(1955)。此外，早在战前就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享有盛名的日本影星李香兰(山口淑子) 也在1950年代就前来香港拍戏，由她主演的电影包括《金瓶梅》(1955)、《白蛇传》(1956，邵氏、东宝作)、《神秘美人》(1957)、《一夜风流》(1958)等。此外，1960年代初期，香港电懋与日本东宝签订合作协议，由双方演员共同演出，宝田明就是当时常来香港拍戏的日本影星，由他和香港影星尤敏共同主演的作品包括《香港之夜》(1961)、《香港之星》(1962)、《香港东京夏威夷》(1963)等。日本男星加山雄三也参与《香港东京夏威夷》的演出，他与小林旭、石原裕次郎、浅丘瑠璃子、丹波哲郎、团玲子等也是1960年代为香港观衆所熟悉的日本明星。以上这些香港与日本早期在电影方面频繁的交流景象，为当时其他东亚地区所罕见。

1950-60年代香港与日本在音乐方面的交流相对较少，主要活动包括歌影双栖的李香兰，为1952年后在香港重张旗鼓的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名曲《三年》等多张唱片 ，而早在上海时期已与上海流行音乐结下不解之缘的日本着名作曲家服部良一，也早在1950年代就常来香港，参与了许多唱片的制作。到了1970年代，日本音乐正式进军香港市场。泽田研二、山口百惠、樱淳子、乡广美 、野口五郎、西城秀树、五轮真弓、岩崎宏美等名字在当时的香港几乎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邓丽君於1975年开始由香港寳丽多发行的一系列由日文歌改编的“岛国之情歌”对日本流行音乐在香港的普及也产生重要影响。

谈到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社会之渗透，自然不可不提日本卡通片与电视连续剧。香港也是战后率先播放日本电视节目的地区。香港无线电视台在开台的1976年就率先播放了《超人》与《飞天五虎将》，早期广受欢迎的日本卡通片有《小飞侠》、《Q太郎》、《森林大帝》，而人气电视剧则包括《柔道小金刚》、《绿水英雌》、《青春火花》、《柔道龙虎榜》等等。

自从1990年代台湾对日本文化全面开放後，香港似乎将“哈日”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了台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年轻人对日本流行文化的迷恋有所减弱。十几年来日本音乐、漫画、卡通、电视剧、电影、游戏机几乎与日本同步流行，而几年前的电子宠物鸡、贴纸相(台湾称“大头贴”)也风行一时。

诚然，香港的哈日并不限于对日本流行文化的热爱，还延伸到对日本社会生活的憧憬，这也反映在香港人对日货的钟爱上。1960年日本大丸百货在香港开业，这也是战後日本在亚洲开设的第一家日资百货，比1987年开业的台湾第一家日系百货太平洋崇光百货早了27年，全盛时期的1980年代曾有9家日本百货驻足香港。此外，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寿司店开了一家又一家，也是香港人唯一愿意排长龙等候的餐馆。与此同时，无论是去赏樱花、看红叶，还是去“浸温泉”(台湾称“泡汤”)，香港人到日本旅游者络绎不绝。事实上，这也反映在从香港到日本的航线开了一条又一条，早在1960年代已开设了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四条航线，1970年代扩大到鹿儿岛与冲绳，而到了2001年，还拓展到北海道(札幌) ，与过去各时期的台湾相比，无论是航线还是每周的班机数量都比台湾要多。至此，“哈日”在香港的影响已超越了流行文化的层面。

另一方面，围绕在与日本的历史记忆上，香港与台湾截然不同。香港老一代不仅不“恋日”，甚至还存在“仇日”情结。不过，老一代的那三年零八个月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并未牢牢地束缚战後香港人的日本观。在资讯透明的香港社会，民众既可以热情支持保钓，也会对追上日本女孩的身边朋友投以羡慕的目光。因此，香港观众对《海角七号》中阿嘉与友子的恋情会如此“受落”(“接受”之意)也就不难明白了。这是香港人日本情结的特质。

三、台湾，亲日本家

诚然，香港战后世代热衷日本流行文化的“哈日”现象，并不能与台湾跨越三代、复杂多元的日本情结同日而语。

台湾社会的日本情节，可粗略地细分爲两个层面：年轻人的“哈日”与部分经历过“日本时代”老一代本省人的“恋日”。各有空间的两者构成了其他地区罕见、台湾社会独有的“亲日”现象。

严格而言，年轻一代的哈日与老一代的恋日，纵使在“向往”与“憧憬”日本文化的轴线上有着共同的方向，然而两者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年轻一代的日本情结，其核心部分仍然是对日本流行文化的热爱，并因此延伸到对部分日本传统文化的好奇与亲近，甚至在情感上延伸到对日本社会整体的肯定与向往。可是，如此的日本情结与香港社会的哈日现象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两者充其量只有在程度与范围上的细小差异。

然而，老一代的“恋日”情结，却非靠后天培养起来的兴趣使然，也非战后日本经济成就综合性影响的结果，更多的是基於“日本时代”的生活经验、皇民化教育、对日本制度的理解、与日本人的互动等经历。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恋日情结隐含了向往成为“日本人”的期待。诚如李登辉所言，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一样 ，老一代的“恋日”情结中包含着“认同”的因素，这是哈日的年轻一代所不具有的。

诚然，“日本世代”中，并非只有恋日的一群。正如在那一代人之间，既有像李登辉一样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或热衷於说日文，并在同世代俳句聚会中得到慰藉的“亲日派”，也有跟随高金素梅到靖国神社要求索回祖先灵位，或未能在追讨合理给付、要求道歉与赔偿如愿，而对日本愤愤不平的前台籍日本兵与原慰安妇的一群。必须指出的是，即使被视爲“亲日派”的一群之间，也因个人的遭遇与在日据时代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与日本人的关系而对日本的情感不尽相同。

显然，在那群日本世代的台湾人中大部分存在恋日情结，却是不争的事实。此一现象也与同样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人的态度南辕北辙，并在学界留下难以作出合理解释的课题。

笔者以为，台湾与韩国老一代主流派迥异的日本观，源自於两个民族或族群不同的民族传承意识、独立国体的经验、战後的遭遇，以及记忆的重构等因素。衆所周知，台湾人的主体主要是来自闽粤的移民，其移民性格使大多数人不具在台湾传承中国民族与国家命脉的意识，战前的台湾也未曾有过清晰的独立历史，这与自称拥有数千年独立历史的韩国人不能相提并论。除此之外，“日本世代”在战後所经历的二二八事件，使得在他们在对“祖国”失望与认同纠葛的过程中，对“日本时代”的恋恋乡愁油然而生。

在分析老一代的亲日情怀上，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记忆”的选择乃至重构的问题。随着1980年代後期台湾社会自由化的开始，老一代的亲日情怀得以透过媒体有了较爲清晰的呈现。不过，这群“日本世代”所经历的并非日本殖民台湾完完整整的50年，而是日本统治的末期。这时期台湾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秩序井然、民衆基本丰衣足食。因此，这一代台湾人的亲日情怀并非没有其客观的依据。只不过，这种“日本时代”的美好记忆是透过选择与忘却的过程而沉淀的结果。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日据时期前20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武装反日运动的残酷镇压，加上在战时体制下实施的“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使得他们在与战後初期国民党风声鹤唳统治的“鲜明”对照中，透过选择性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已逝去的“日本时代”。

然而，这种经历在哈日的年轻一代中并不具有。老幼不同世代的亲日情结本来各有自己表达、舒展的空间，并不存在相互融汇、交集的强有力诱因。不过，与香港的哈日族群不同，台湾年轻一辈是在老一代的“恋日”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时至今日，老一代的恋日与年轻人的哈日逐渐迈进互相融合的阶段，这也是《海角七号》能在台湾获得跨世代欢迎的缘由。

换言之，台湾年轻人的哈日情结，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现象，而是受老一代文化基因影响的结果。许多台湾老太太包括李登辉夫人至今仍在使用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家计簿”，而日本寿司今日仍可以在台湾的菜市场轻易买到，不少年轻人购房後也喜欢在家里特设一间榻榻米日式房，可见台湾文化的底蕴里确实存在挥之不去的日本影子。

这或许就是台大日本研究院院长许介麟，在看完《海角七号》後，感叹“台湾终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的缘由。

四、“冲绳”恋日原乡

在部分台湾老一代之间存在的恋日情结并非台湾社会独有的现象，其实，在“恋日”的情结上，有另一个社会无论是其历史的长度、深度，以及其普遍性、复杂性与台湾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与台湾毗邻的冲绳。

冲绳，原称琉球，在其长达450年的王国历史(1429年至1879年)中，一直是明清二朝的藩属国。1879年，琉球被明治日本吞并，纳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比甲午战争后归日本的台湾早16年。虽然，当时日本仍未像後来在台湾设立模仿欧美列强殖民统治架构的总督府，而以改土归流式地改称“冲绳县”，但是台湾总督府的统治，实际上仍然是仿照对冲绳统治的模式 。事实上，日本统治台湾後所实施的设立“国语传习所”、在学校实施以禁止方言为目的的罚札制度(在学校如违禁说琉球语会在脖子上被挂上惩罚的牌子) 、禁止传统“陋习”等同化政策、教育体制、规范社会秩序各种新制度等大多沿袭、吸收了冲绳的经验，而1930年代後期至终战期间为配合战时体制而雷厉风行的皇民化运动，则同时在两地实施。

在冲绳，“同化”并非只是单方面从上而下的统治政策，也是民间从下而上寻求与减少受日本人歧视、争取与日本人同等地位的策略选择。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尤其是皇民化时期，台湾也出现过“做日本人”的社会风潮，其源流可追溯至1914年台湾社会菁英积极参与“台湾同化会”的举措。不过，琉球人积极努力“做日本人”的历史更早。当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後，琉球人放弃了抵抗日本统治的幻想，社会菁英开始酝酿“做日本人”的新思想。身为《琉球新报》编辑的着名“言论人”太田朝敷于1900年7月1日在女学校的开校式所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琉球人“做日本人”要彻底，“连打喷嚏的样子”也要学日本人。该言论在《琉球新报》刊登後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并成爲日後冲绳社会向日本同化的指导性思想 。

由於社会菁英长期的呼吁与积极配合，冲绳社会的日本化比台湾更有成效，使琉球人纷纷摇身一变成爲“新日本人”，并参与日本对台湾及其他殖民地的统治。事实上，在台湾供职的警察与低级官员不少来自冲绳。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身分错置”也在《海角七号》重现。在影片中扮演本人的中孝介出身于原属琉球的奄美大岛、毕业于琉球大学，其所创作的音乐也充满边陲南岛的文化特征，然而《海》片中他却吊诡地被塑造成“来自日本的歌手”。至此，冲绳人特殊的身分形象呼之欲出。

尽管冲绳社会向日本同化的进展比台湾来得彻底，但并不意味着冲绳民众在建构自己的“日本人”身分上一帆风顺。战前66年日本社会对冲绳的歧视性统治 ，以及1945年冲绳战役导致1/4人口死亡的惨痛经历，使战後初期的“独立论”异常高涨，整个冲绳社会弥漫着“离日”的氛围 。然而，在进入1950年代後，冲绳社会却在认同的坐标上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转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复归祖国日本”的社会运动 。

针对此一转变，冲绳本土的学者多从美军大举建设基地、美军对冲绳的“黑暗”统治、日本本土出现和平宪法等新情势，对冲绳社会的“理性”选择作出解释。不过，笔者以爲，这些因素充其量只能解释当时的冲绳社会期待脱离美军的统治，并不能解释爲何视“复归日本”为唯一选项。笔者後来领悟到，在解释此现象时，不能排除认同变迁的因素。事实上，经过了66年向日本的同化过程，“日本人”意识已在冲绳社会扎根，战後初期的“离日”情绪只是因环境变化而出现的短暂反弹现象。透过此一视角，带领复归运动的冲绳左派菁英爲何不选择与社会主义中国结合也就迎刃而解了。

台湾在战后脱离了日本的统治，使老一代的日本情结转爲一种剪不断的“乡愁”。然而，与台湾相异的是，冲绳民众在美国统治时期对日本同样的恋恋乡愁，在1972年实现“复归日本”後全面释放，并转为面对如何与“日本”相处以及重新建构自己的认同方面。笔者於2007年与琉球大学合办的调查，呈现了冲绳人民身分结构的基本轮廓 。该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之中四成认爲自己是冲绳人，1/4认爲自己是日本人，另外有三成表示既是冲绳人，也是日本人。

另外，在是否赞成“冲绳独立”的问项上，约六成五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可以选择也不赞同冲绳脱离日本，彰显了冲绳的主流民意不愿离开“日本”这个国家框架。另一方面，也有两成受访者认爲“冲绳应该独立”，这一组数字与上述相对较强的本土意识，显示了冲绳社会存在部分离心力的现象。

不过，笔者在分析此一“离心力现象”时曾指出：冲绳民众与“日本”保持距离的姿态，主流部分并非真正对日本的离心，而是作为讨价还价的武器或筹码，要求中央政府用心去理解冲绳人民的思想，改善冲绳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其目的仍然是期待日本视自己为与其他都道府县无异的“日本人”。此一分析，也与同一调查中，近八成的冲绳受访者肯定130年前日本吞并琉球“是好事”，以及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备受争议的钓鱼台列屿“是日本领土”的结果所彰显的国家认同方向一致 。

五、日本情结与去殖民化的困境

以上透过程度、面向各异的“哈日”、“亲日”、“恋日”三个概念剖析了战後香港、台湾、冲绳三个“边陲东亚”地区所呈现的“日本情结”的主要特徵。

然而，这三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在对日态度上向“向往”日本的方向倾斜的现象，也引发争议，其中以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批评最爲激烈。这些来自社会内外的批判，涉及包括后殖民主义╱去殖民地化与去边陲化的层面，存在值得进一步广泛讨论的空间。

本文开头提及两位台湾学者撰文痛批《海角七号》中的日本情结，二文批判的目的并没有在文中清楚呈现。不过，透过文中批评的视角、遣词用语，以及作者的“知日派”背景，不难解读是爲了促进台湾社会的反省能力，以在台湾社会建立摆脱殖民地阴影的自信。然而，战後台湾社会缺乏对日本殖民主义反省的原因何在？这种“缺陷”对198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体性意识的建立造成何种矛盾？二文并未多加着墨。台湾过去的殖民地经验，所突显的是“中心”争夺游戏下的“边陲性”。不过，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主化与本土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却是挑战“中心”或向“自决”(self determination)倾斜的“去边陲化”现象。然而，《海角七号》中自然流露的恋日情怀以及台湾社会现实中缺乏直面殖民主义霸权架构的亲日情结，所揭示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反省，并没有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台湾社会正式展开。而这种在告别殖民主义过程中对旧殖民文化“欲走还留”的徘徊现象，也因此使以“去边陲化”为前提的台湾主体性的建立充满内在的矛盾。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涉及殖民地时代结束後的“回归祖国”与“去殖民地化”的问题。而对“回归”与“去殖”的讨论，也涉及作为新“中心”的“祖国”难以回避的责任问题。这不仅仅是台湾、香港和冲绳等“边陲东亚”地区在後殖民地时代也有相似之处。

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重新整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个现象是：战前列强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然而，无论台湾、冲绳还是香港，甚至澳门所经历的却是罕见的“回归祖国”(台湾称“光复”、冲绳称“复归”、港澳称“回归”)。而且，彼此之间至今仍不约而同地与“祖国”在国民整合与国家认同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同时，这些“边陲东亚”地区也都陷入去殖民地化的困境。“去殖”的前提是殖民地时期的不平等权力架构在旧殖民者离开後必须瓦解。然而，日本人走後，台湾人迎来的是以外省人为主体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而由於国民党背负历史“原罪”，即使台湾在民主化后仍缺乏反思日本殖民统治的时间与空间，也使挥之不去的日本乡愁能够在台湾社会安然存在，能够在《海角七号》中大摇大摆呈现。

香港虽然没有台湾人当年“狗去猪来”的二二八悲情，但是也有类似的心理冲击，包括回归後经济下滑、“二十三条”以及50万人上街的新集体记忆。特区政府至今的统治架构与“九七”前几乎无异，因此回归后政府也和当年国民党一样不敢提“去殖”，而是一味地强调要如何“爱国”，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回归后的澳门。

显然，“边陲东亚”地区对殖民地时代的乡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或隐性的新“中心”一种反弹表现。许多香港观众《海角七号》的共鸣，多少折射出对回归後与日俱增、来自新“中心”压力的不安。《海》片中台湾人到码头欢送载着日本人的船只离开港口的最後一幕，让许多香港人联想起“九七”时人们聚集在海旁向大不列颠号送别的情景。换言之，无论是香港人对殖民地时期集体记忆的维系，还是台湾人对殖民地乡愁的重构，不约而同地所折射出的，是被国家与民族翻弄的“边陲人”只能寄古谏今的无力感。

只是“中心”似乎只懂得期待回归後的“边陲人”对祖国的拥抱，却无法理解“边陲人”这种充满矛盾的无奈，也未意识到“中心”自己的结构性责任。

事实上，对台湾社会亲日观批判最烈的正是来自“中心”，而“媚日”则成爲“中心”主义观点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解读，这也反映在一些大陆知识菁英与网民对《海角七号》的鞭挞。

《海角七号》争议延烧到对岸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台湾作家王丰一篇题为〈《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的文章。於10月10日发表在大陆博客重地《凤凰博报》的这篇文章，以尖锐的笔触批判《海》片“是用日本人的灵魂在思考问题”。此文一出，随即在大陆网络上引发针对《海》片“媚日”情结的讨论，《国际先驱导报》还就此争论采访了王丰以及其他卷入该争议的作家。

虽然大陆的媒体或影评并没有一面倒地对《海》片持否定态度，不过受“大毒草”效应的影响，批《海》片的文章络绎不绝。曾任多家杂志主编的司马平邦在其撰写的〈看中影集团怎样引进媚日台片《海角七号》？〉中，严厉地批影片“把侵略者当年滚回本土的场面处理的堂皇优美”，并获得许多大陆网民的共鸣 。客观而言，台湾确实是公认为日本境外最亲日的社会，而中国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反日大本营”。在迥异的民族主义语境下两岸南辕北辙的日本观，俨然成为两岸在“统一”之外另一个最难交集的分歧点。

与香港和台湾不同，冲绳的“复归祖国”是在长年累月的期盼中实现的。即便如此，“中心”与“边陲”的矛盾，并没有在1972年复归日本後的冲绳社会消失。至今，前统治者美国并没有真正退场，占日本整体2/3的美国驻军仍与新统治者“共存”于冲绳社会，这也使复归后冲绳的日本情结比香港与台湾来的更为错综复杂。

被置于后殖民主义与“祖国”中心主义夹缝中的“边陲东亚”，其社会中挥之不去、复杂多元的日本情结，似乎还扮演着解开後回归时期社会内在矛盾和与“中心”纠葛、冲突深层原因的微妙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