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

作者: 崔金柱

内容提要:

近代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交战各方国力及动员能力的较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财界就巨额军费的筹措，有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等主张。最终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超常规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为战争筹资。明治政府在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合理利用短期借贷、增加纸币供应、发行国债等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日军的绝大部分费用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再以发行长期国债偿补的方式筹集。马关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弥补日本在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

甲午战争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首次全面较量，它对此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近代战争会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消耗交战各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战争视作交战主体间动员各要素能力的博弈。开战前的中方舆论多认为，日本在人财物上均逊于清朝，导致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陷入盲目乐观状态。中国学界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已逾百年，但就笔者所见，尚未有专门从明治政府在战争期间的财政动员，特别是从军费筹支这一角度研究甲午战争的论著。少数论及甲午战争中日本财政动员及军费筹措的研究或限于研究主题未做深入探讨，或因所依史料存在问题而做出不甚准确的判断。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甲午战争期间，因日本财界及民间无私地支援战争，日本才成功地筹集到战争所需经费；此说过分强调感情因素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的财政金融操作才是顺利实现军费筹措的根本。还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能将战争持久下去，日本必定支撑不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日本“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发动甲午战争的。该说依据的是时任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在1895年1月4日就日本当时的财政形势向英国外交大臣提交的报告。但根据现已公开的日本档案可以判断，这份报告的准确性不高。该报告及戚氏的分析依据的财政数据来自和平时期，忽视了战争期间特殊财政动员的巨大潜力。在下文中，笔者将就战争前期日本官民关于军费筹措方式的论争、巨额军费的筹措机制以及战争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以从财政动员的角度探析近代日本发动的首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之内部运作实态。

一、军费筹措决策

1894年6月2日，伊藤博文召开内阁会议，邀请参谋本部总长有栖川宫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列席。阁议决定派遣一个混成旅团赴朝鲜，并命令当时已回国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岛圭介率领九艘军舰及海军陆战队回朝鲜赴任。次日，经时任大藏大臣渡边国武批准，自1894年度第二准备金中支出军舰费14，019日元，这是日本为甲午战争支出的首笔军费。6月4日和6月5日，大藏大臣渡边又分别批准自第二准备金中向拟派遣的第五师团及海军支出41,080日元和26万日元。而清政府则是在6月7日，才依据《中日天津条约》的“行文知照”之规定，通知日本，中方将接受朝方请求而出兵的决定。日本在中国出兵之前即已经做出出兵朝鲜的内阁决议，并提供经费保证。因当年度预算中的准备金数额有限，6月11日天皇裁准并公布法律第16号，允许政府将1893年度总计2600万日元的国库结余作为军费使用。

以上的军费支出，属于当年财政预算或往年财政余款的范围内，由大藏大臣判断可否、经天皇签署即可。但到8月初，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政府内部为筹措巨额战争经费而产生不同意见。大藏省于1894年8月9日就军费筹措召开会议，大藏大臣渡边、大藏省次官田尻稻次郎、主计局长松尾善、国债局长曾根静夫及主计官阪谷芳郎等参加会议并综合各自意见，制定出大藏省的《军费意见》。该意见书根据战争预设时间的不同，做了如下表1的三种方案。

虽然最终的筹款并未依据上述意见书进行，但从中仍能看出当时作为日本财政实际操作者的大藏省官僚对筹集军费的基本认识。甲号方案将战争时间预设为半年，预计日本需要军费5000万日元；乙号方案将战争时间预设为1年，预计需1亿日元；丙号方案预设战争时间为1年半，所需军费为1.5亿日元。在该意见书中，大藏省对三种方案做了说明：在甲号方案的情况下，筹措军费之路较为容易，乙号方案则颇为困难，丙号方案则甚为困难。大藏省提出的筹款方案，主要依据和平时期日本的财政状况，综合利用财政余款、增税、借款及公债等手段，试图用较为均衡的方式减少巨额军费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但是，甲午战争是国家层面的重大事件，战争费用的决策权掌握在明治政府的高层领导者手中。当时日本政府由长州、萨摩出身的藩阀官僚控制。关于对清朝作战所需的巨额军费，时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以及同为长州藩出身的井上馨主张“捐款说”，即向日本国内的富商发出号召，令其捐献军资。在日本举国沉浸在狂热的对外战争气氛下，该捐款说具有深厚的民意背景。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全国人民向政府捐款，若每一国民都能捐献1日元以作军费，则4000万人就能贡献4000万日元”。伊藤估算在已有2600万日元财政结余的情况下，只要再募得1500万日元以上的捐款，即能保证当年内对清作战所需经费。对于此种意见，曾长期担任大藏大臣并对日本财政金融状况最为熟悉的松方正义坚决反对。松方在考察当时经济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劝诱国民特别是富商捐款，势必引起经济恐慌。他主张通过在国内募集公债的方式解决军费。松方为此专门到伊藤首相官邸拜访，历陈捐款说的弊端。他指出，不管国民的爱国心如何强烈，也不会那么乐意将自己的钱白白捐赠。且回顾西南战争时政府军所需的军费亦不止4000万日元，那么对大国清朝的战争所需费用最低也不会少于1亿日元。面对伊藤的犹豫不决，松方又接连对山县有朋及井上馨等伊藤信任的实权人物做工作，终于实现了以在国内发行公债筹集军费的意图。1894年8月13日，天皇颁布敕令第143号，允许日本政府为筹措对清作战军费，采取挪用资金、借款及发行公债等特殊手段。同月15日天皇颁布敕令第144号，授权政府发行年利6%的军事公债5000万日元。

诚如上述大藏省草案估计，5000万日元仅能满足半年所需。临时国会即将召开的1894年9月底，战争的长期化要求政府必须为此后的军费做准备，并提交临时国会进行审议。此时，以东京的雨宫敬次郎、横滨的园田隆吉、大阪的藤田传三等为代表的实业家积极赞成募集外债的方法，并努力向伊藤首相及渡边藏相游说。当时英国曾提议向日本提供年利4%的2亿日元贷款。尽管条件优厚，但是否接受如此巨额的外债，对日本最高决策层而言绝非轻易可下决断的事情。为此渡边藏相拜访松方，征求其意见。松方立即否定外债之说，并说：“若万不得已，必须仰赖外债之时到来，我自会告知诸位”。松方当时并非阁僚，属下野赋闲之人，但因其在财政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以及明治天皇的信任，得以在决策军费筹措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但伊藤、渡边并未放弃，而是到京都拜访休养中的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征求对外债一事的意见。与此同时，在得知伊藤将赴川田处征求意见后，松方提前指示川田“决不可同意借外债”。日银为日本中央银行，时任总裁川田小一郎被称为“明治的罗马教皇”，在财经领域权力巨大。川田作为顶尖的金融技术官僚，原本出身三菱财阀，与松方正义的关系密切，他能够深刻理解并实行松方的意见，这在后文探讨的筹款机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面对来自总理大臣的游说及松方正义的压力，川田总裁充分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及业务实力，劝说伊藤放弃借用外债的想法，并向伊藤表示日本完全可以靠本国财力筹集足够的对清作战资金。最终，松方的意见占了上风，此后的军费筹措仍以发行军事公债为主导方式。1894年10月23日，经临时国会审议通过，天皇裁准颁布总额为1.5亿日元的军费预算，其中包括追加认可在帝国议会未召开期间已支出的部分。尽管议会一致通过政府提出的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法案，但部分众议员对未经国会批准、以天皇敕令形式公布的非常预算是否合宪存有不同意见。1895年3月2日，帝国议会又通过追加军费预算1亿日元，经天皇敕裁发布。在决策层面，日本的战争预算总计为2.5亿日元。考虑到日本在战争爆发前三年的国家财政规模分别为1891年8000万日元、1892年8700万日元、1893年8500万日元，上述临时军费预算，无疑是天文数字。如何保证巨额军事预算有效筹措成为关键问题。

二、军费筹措机制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费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即（1）正常预算中的准备金及财政结余、（2）国民捐款、（3）占领地及杂项收入、（4）国债收入、（5）特别资金。其中，国库结余款2343.9万日元，占总收入的10.4%；国民捐款295万日元，占1.3%；占领地及杂项收入307.9万日元，占1.4%；国债收入1.16805亿日元，占51.9%；特别资金转入款7895.7万日元，占35.1%。

前三项的筹措方式较易理解，且在军费总额中所占比例较低，在此不做深入分析。（4）及（5）占总额的87%，需指出的是，（5）特别资金实际上是来自战后清朝的赔款，而这一收入是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结束在大陆作战后一段时间才获得的。因此，从最终决算的数字看，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来源主要依靠的是国债收入。而对清朝作战期间日本政府实际只发行了两次总额80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第一次为1894年8月发行3000万日元，第二次为1894年11月发行5000万日元。但巨额国债的募集势必对日本的金融市场带来激烈冲击，大藏省也考虑到当时国内经济的承载力有限，规定了分期付款的形式，分别将购买国债资金的缴纳期分成8次及7次。第一次自1894年9月至翌年6月。亦即军事公债虽在战争期间发行，但购买国债的资金要等到对清作战已结束的1895年6月才能全部缴纳，成为政府收入。考察日本自发动战争至马关议和的9个月内的军费开支，我们看到几乎每月支出都在1000万日元以上，但军费收入则远远低于这一数额。如1894年8月至12月的每月实际军费收入分别为17.5万日元、284.7万日元、92万日元、603.6万日元及759万日元。探讨透支部分的来源，是分析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筹措军费的核心问题点。这需要考察日本银行在军费筹措中所发挥的巨大效用。

日本银行成立于1882年10月10日，是在松方正义主导下设立的类似英格兰银行的中央银行。在此之前，日本实行分散的国立银行体制，诸多民间资本银行在政府认可的情况下都具有发行纸币的权限。日银最初的使命，便是改善因不可兑换纸币的滥发导致的纸币不断贬值、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松方采取整理纸币及通缩政策，在1884年后半年稳定了纸币价值。根据1882年颁布的《日本银行条例》及1884年颁布的《兑换银行券条例》，日本银行取代原有的国立银行，发行可与金银等硬通货兑换的纸币，成为具有发行纸币权的唯一金融机构，且可根据政府的需要管理国库款项。在垄断纸币发行权及硬通货准备金充足的状况下，日本银行成为日本金融的中心，其发行的纸币——日本银行兑换券——在国内市场具有的信用度极高。在对清朝作战军费难以通过发行军事公债及时获得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通过向日本银行短期借款的方式填补超支部分的军费，同时利用日本银行管理中央及各地国库的便利条件临时挪借存于国库的政府日常收入以支付战争所需。根据表2，自1894年10月到1895年3月，对清朝作战军费的支出不足款项基本来自日本银行的借款或挪用国库款，最多月份为1300余万日元，较少月份也超过300万日元。至1895年4月，军费支出中来自日本银行的借款及挪用国库款的总额累计超过4100万日元。此外，从表2中还能发现，上述借款或挪用款项并非全部都用于支付军费。有部分日银借款用于归还挪用的国库款，同时部分国库挪用款项也用来归还日银借款。这是因为日本银行需要保证其发行的纸币与保有的用于兑换的硬通货数额的平衡，而国库款项也要用于原来的正常财政支出。因此，上述款项实际是利用短期的挪借，临时代替预期的国债收入。由于国库事实上也在日本银行的管理之下，日本银行掌握其收支数额及时间，可利用收支的时间差，在一定的时限内将闲置的资金贴补临时的军费需求。

日本银行不仅在短期贴补军费支出上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在前述国债发行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藏省预见到国债数额空前巨大，但民间资本市场承受能力有限，因此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吸纳民间资金以充军费。但事实上，民间金融机构特别是各民间国立银行对国债的态度决定着募集的顺利与否。第一次军事公债的招募期间为1894年9月10日至13日，为此大藏大臣渡边国武请求关东同盟银行干事、日本财界大佬涩泽荣一带头应募，并在8月23日召集关东、大阪、九州、中国、四国、名古屋及北海道同盟银行的代表举行会议。大藏省方面要求与会的民间银行协助募集3000万日元国债，对此银行方面的态度消极，担心从市场抽取巨额资金会带来金融动荡。为消除民间银行方面的顾虑，日本银行方面在9月11日做出承诺，允许民间金融机构以公债为担保，自日本银行贷款（每100日元公债可贷款95日元），保证公债具有流动性。第一次军事公债发行额为3000万日元，规定年息5%，每百日元公债最低购买价为100日元，应募总额达7700万日元。第二次军事公债发行额为5000日元，规定年息同为5%，但每百日元公债最低购买价为95日元，应募总额达9030万日元。可以说，国债发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除在对外侵略战争的狂热气氛下，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暴涨因素外，日本银行对国债流动性的保证乃是国债发行成功的更重要原因。对此，当时任日本银行支店长的高桥是清回忆认为，“积极购买军事公债的各地国民，并非是接受了为国家效力的教育，只不过是从银行借钱来购买国债”。换句话说，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保证民间银行可以国债为担保贷款，而民间银行又以同样的方式向私人贷款，从而推进国债发行的顺利进行。

此外，日本银行在战争期间向政府提供的短期借款及国库挪用款除了保障军费支出外，另一重要功能是向民间注入巨额资金。尽管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但日方军费支出的大部分都以薪金、服装费及购粮款的形式回流到日本国内。参考表3，至1895年5月10日止的统计表明，除武器弹药、舰船等主要从海外购买外，绝大部分的军费都在日本国内消费。这笔巨额资金的注入，令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规模扩大，民间资本总额也迅速提高。

1895年5月11日，日银总裁川田小一郎在致松方正义的信中，对日本银行的短期借款及挪用款与公债的关系做了以下说明：

“至迟在（1895年）8月，充作军费的余款将耗尽，那么只有再次募集公债或自日本银行短期拆借二途。以眼下经济社会之形势计，再次发行巨额公债将十分困难……现在并非发行公债的良好时机，不如由日本银行增发兑换券（纸币），谨记能在10月将其（增发纸币）收回即可。前述公债发行之途，作为回收纸币之策，乃控制今日金融之应有之义。”

松方正义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财政动员的指挥者，而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则是贯彻松方意图、利用财政金融手段筹措军费的核心操作者。上述川田向松方提出的筹款建议，其主旨是先由日本银行超额发行纸币充作军费，而军费的大部分将流入日本国内市场，然后再通过在国内发行公债，将上述流入市场的超额纸币收回国库，最终回流到日本银行。这一过程的本质，是日本银行依托其垄断发行的纸币信用向政府注入短期资金，同时与国库款项作短期拆借，利用短期资金为周期较长的国债收入赢得时间，最终依靠国债收入填补前述的短期借款或挪用款。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清朝被迫支付巨额赔款。自1896年4月至9月，总计7895.7万日元的清朝赔款以特别资金的形式充作军费收入。来自中国的赔款既填补了日银借款及国库挪用款的亏空部分，又通过购买军事公债的方式缓解民间市场的资本紧张问题。简言之，日本在对清朝作战中透支的巨额军费，靠战争结束后的清朝赔款实现收支平衡，并在最终的军费收支结算中出现黑字。

三、军费支出状况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设立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始自1894年6月1日，终于1896年3月31日。该特别会计的收入及支出预算均为2.5亿日元，实际收入为2.2523亿日元。在考察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筹措军费的内在机制后，笔者以下将主要依据《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始末》，整理日本军费的实际支出状况。在通常预算的范围内，内阁各担当大臣可在预算范围内任意支出，但日本政府为规范军费使用及应对来自议会的质询，对临时军费的支出手续做了严格规定。遇有支出需要时，陆、海军大臣须事先与大藏大臣商议，经大藏大臣调查后上报总理大臣。在总理大臣认可陆、海军大臣的申请后，大藏大臣可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该军费支出申请，内阁批准后还须经天皇敕裁方可使用。与此同时，会计检察院可派检察官赴战场考察军费使用，大藏省可派遣主计官考察捐款支出状况。

在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的22个月的时间内，经天皇敕裁支出的军费金额为陆军省1.71亿余日元，海军省3900余万日元。上述金额实际支出额为陆军省1.64亿余日元，海军省3500余万日元，合计实际总支出为2亿余日元，剩余的军费收入的大部分转入1896年政府一般预算中。日本军费的实际支出数额是中日马关议和时谈判赔款数额的主要参考指标，对此学界颇有争论。根据日本公开的原始财政档案可知，至1895年4月中日议和时，日本陆、海军总共支出117,079,949.803日元；至1896年3月日本在中国台湾及澎湖作战基本结束时，日本陆、海军总共支出200,483,650.976日元。上述材料是战争期间担任大藏省主计官并实际管理政府军费支出的阪谷芳郎在1904年1月27日，即日俄战争前夕呈送给当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儿玉源太郎之原始文书，用于对俄战争的财政参考，因此准确性极高。

另一待探讨的问题是日方在实际使用军费过程中的货币形态。甲午战争涉及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国家，同时日本在战争期间还需从海外购买舰艇及武器弹药。在日本国内的军费支出当然以日本货币进行。而在战争爆发前，大量日商及日货即已进入朝鲜，日本纸币及银币能在朝鲜部分地区流通，但在大部分地区须使用朝鲜铁钱（韩钱）。较早登陆朝鲜的第五师团，即痛感韩钱缺乏之不便。1894年8月11日，该师团某野战监督长官曾向兵站长发电报，建议“外务省应照会朝鲜政府，要求其发行纸币或汇票。但此时难以立即实现，暂时请求大藏省运送一日元面额银币及各类铜币五万日元”。朝鲜铁钱面值小、重量大，携带非常困难。为此日本政府请朝鲜政府发行代替韩钱的纸币或汇票，以供日军使用，但未能实现。日军在朝鲜的军费支出以日本货币为主而辅以朝鲜货币。在侵入中国大陆作战前，日本政府准备了辽东地区流通较多的墨西哥银圆及马蹄银，同时命令日本造币局铸造部分银板以供日军使用。但令日军未料到的是，日本纸币及银币逐渐在中国被占领地区流通开来，而预先准备的上述墨西哥银圆等货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军费支出仍以日本货币为主。如前所述，日本银行发行的为可兑换纸币，而日本军费中相当一部分支出是来自日银超发纸币。在日本以外地区使用的日本纸币也可兑换金银等硬通货，因而可能引起硬通货外流。为此，在准备进攻直隶前，日本曾印制总额为378万日元的军票供日军携带使用，但因中日议和完成而未能实际使用。因此，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军费支出是以日本货币为主，辅以墨西哥银圆、马蹄银及银板。根据档案统计，超过97.5%的日本军费是以日本本国纸币、铜钱或银圆为货币中介支出的。而银板、墨西哥银圆、马蹄银等辅助银货仅占实际使用额的2.42%。

1894年6月初，日本进入对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状态。如何及时充分地保障军事活动的经费，成为明治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财政准备金及财政结余作为常规财政的一部分，在战争初期起到了过渡作用。但随着中日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关于如何筹措巨额的军费，在政府官僚内部以及财界人士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主要包括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三种。这些不同意见背后既有在职阁僚、阁外重臣，也有央行总裁及财界大佬。最终，长期执掌日本财政金融大权的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最大限度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政府在煽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利用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仅掌握货币发行权，且负责管理各地用于政府收支的金库。对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绝大部分军费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事后再以国债填补的。而中日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填补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考察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财政动员的史实，我们得一窥民族主义宣传的巨大威力。同时，我们须承认民族主义与理性盘算的双重刺激，才是日本民众在经济上积极支援对中国作战的动力机制，而后者起到的作用更具决定性。自战争爆发至对中国作战结束的1895年4月为止，日本完全依靠国内力量及时筹措到巨额军费，支出高达1.17亿日元。充分的资金保障，是日本取得对中国作战胜利的核心因素之一。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也须认识到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已具备了适应大规模对外战争的财政动员体制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