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直诉制度的代表，为传统司法提供补救，体现社会情理文化

作者: 方轩

之前的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曾多次出现击打登闻鼓鸣冤的情景。比如，顾廷烨罢官夺爵后还被处以流配之刑，而盛明兰为救夫君，身着诰命服敲击登闻鼓喊冤，之后才终于柳暗花明。足见，登闻鼓在其间的作用，只是剧中人物击鼓鸣冤的做法有历史依据吗？

其实，登闻鼓制度由来已久，之后经过了历代的发展和丰富，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直诉制度的代表。登闻鼓在历史上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其中先秦时期是它的原初时期，汉晋时期是它的初创时期；到了北宋登闻鼓制度得到了健全和发展，成为当时兼行政与司法于一身的制度，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以皇权加强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与世风民情之变。

并且，登闻鼓制度在传统司法体系中意义重大，发挥着民间伸冤、纠正司法的重要作用。登闻鼓制度作为独特的司法程序，成为封建官僚体系中国家与民间社会取得联系、获取民意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击登闻鼓就是鸣冤，鼓声就是民意。可见，登闻鼓成为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外情理文化的载体，对当时社会中传统的司法体系进行了补救，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情理文化，

一、登闻鼓的历史发展脉络

登闻鼓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与中国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登闻鼓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原初时期——先秦，初创时期——汉晋，成熟时期——唐宋，直至尾声时期。登闻鼓制度的产生和逐渐完善，显示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内在精神和文化轨迹，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民声民愿的重视。

1、登闻鼓的原初时期———先秦

先秦时期是登闻鼓制度的原初时期。上文已经见到提到了，登闻鼓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其雏形就是上古时期的旌木、禹汤之法。比如，《大戴礼记》记载了：”旌木之言”、”禹时五音之鼓”、” 汤时之鞀”，这些都是劝诫君王的方式，也是登闻鼓制度的雏形。之后先秦时期的”路鼓”和”肺石”就已经初具了”鼓”的形态，也是”击鼓鸣冤”的开始。

其中，”路鼓”是西周时期的民间上诉途径。路鼓通常被设置在门下，如果民间之人有冤情的话，就可以选择以击鼓的方式为自己鸣冤，官员会进行受理。比如，《周礼》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说的是路鼓设置在皇宫门外的路边，鼓声响起的时候就会有人去处理案件。这就是后期登闻鼓制度的原始雏形，后世的设鼓伸冤是对西周路鼓制度的演变和丰富。

只是，登闻鼓制度的前身还有”肺石”。所谓”肺石”就是指赤色的石头，《周礼》记载：”以肺石达穷人，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於上而其长弗达者，立於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於上，而罪其长。”意思是”肺石”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穷苦的百姓申诉冤情的，只要司法不公，百姓就可以站在肺石之上，会有专门的官吏听取他的冤情，会对失责的官吏问责。这样的制度保障了民间百姓的心声可以直达上层统治者。所以，”路鼓”和”肺石”的本质，都是为了保证冤情得以昭雪，民意上达天听，就司法程序而言已经属于”直诉制度”，这样的性质，也被后世的”登闻鼓”制度所吸纳。

2、登闻鼓的初创时期———汉晋

汉至魏晋，是登闻鼓登上法律舞台的初创时期。汉朝推行了”周鼓上言变事”的制度，为民间觐见开放言路，只要民众有冤情就可以伸冤，且具有合法性，足见汉朝时期的”周鼓上言变事”已经初步具备了后代登闻鼓制度的核心要素和外在形式。因为，它所管辖的诉讼案件范围也有了巨大的提升，包含了民间互告、民告官、民告奸等多种具体类型，不再像前代一样广泛。击鼓在汉代已经成为了解决百姓冤屈的途径和司法救济程序，是对寻常法律的补充。

此后，北魏时期在阙门悬挂登闻鼓，允许鸣冤者击鼓鸣冤，直接上诉。这也代表着”登闻鼓”一词的出现。比如，《魏书》记载: “世祖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到了南北朝时期，登闻鼓作为定制延续使用。是让百姓表现民意的快速通道，这也是封建帝王体民情的表现。汉以降至南北朝，是登闻鼓制度的初立阶段，登闻鼓的名字正式出现，也被视为国家制度开始使用。

3、登闻鼓的成熟时期———唐宋

唐宋时期是登闻鼓制度的成熟时期。隋唐时期登闻鼓制度得以稳定发展和使用，比如，《隋书》记载：”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隋朝的法律直接将登闻鼓制度定为解决民间冤案的途径，百姓可以过登闻鼓”录状”解决。到了唐朝登闻鼓制度更加的细致化和成熟化，设立了闻鼓和匦院两个系统，虽然未见设登闻鼓机构，但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相较于前代却更加完善。甚至，民间百姓可以通过击打登闻鼓而直接面君，唐高宗时期就在东都、西都都设置了登闻鼓为了方便百姓们上诉，官员若是不受理登闻鼓上诉被视为杖责，而这样的设置也督促了官员们受理案件时要秉公执法。比如，《唐律疏议》记载: “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同时，唐朝的登闻鼓制度也有了具体的规定，民间通过登闻鼓直诉的案件，必须保证安庆属实，若不属实的话，击鼓人会被杖责；并且，不可越官告发，这保证了官员理事的意义，也促进了登闻鼓制度的成熟和彻底定型。

而宋朝继承前代的登闻鼓制度，并且设置了专门负责登闻鼓的机构。这也意味着登闻鼓制度的更加成熟，宋代设立了登闻鼓院，比如，《宋史》记载：”登闻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到了淳化三年宋代还曾设了理检司，比如，《理检使》记载：”令登闻、 鼓司进状人有称冤滥沉屈者，即引送理检院审问。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登闻鼓、检两院受理的是各级机构处理未善的案件。按照程序，地方的进状人必须是有经过县、州、 转运使受理未善的事时方许上言；并且，在进状程序 中，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构成同一链条，登闻鼓院在登闻检院之下，百姓”未经鼓院者检院不得 收接”。综上可见，宋代的登闻鼓、登闻检院、理检院构成了三级受状机构，意味着宋代的登闻鼓院更加的机构化、专员化、程序化。

而宋代的登闻鼓制度的受状内容也有了更大范围的延伸。宋代登闻鼓、检两院实际受理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务：一是受理上诉，和很多影视剧中所演的那样，百姓把各级机构处理的不平案件上诉到登闻鼓院；二是受理举告，多为举报官场不公、举告官员失职或枉 法、举告他人谋反或违法，这都是对朝政有利的方面，只是登闻鼓制度也成为一些人打击异己的工具，比如赵普派亲信做宋太祖赏识的冯瓒的私奴，暗地收集冯瓒的过失，然后”击登 闻鼓诉瓒”；三是议论政事；四是集体请愿；五是自荐，击登闻鼓也是一些有奇才异能者毛遂自荐的途径，比如《宋史》记载：”举进士，不得解，诣登闻自陈。”说的就是一个叫做卢之翰曾利用登闻鼓自荐。另外，登闻鼓制度也有一些处罚规定，比如《职官分纪》记载：”违 者依法科罪。”通过登闻鼓诉讼的内容不实的话要受到惩处。可见，登闻鼓制度的确是对传统法律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补救。

并且，在宋代呈递到鼓、检两院的进状都由皇帝直接审阅，其他官员不能代看，由帝王身份的至高无上保证了登闻鼓制度对传统法律的补救，比如右司谏范讽就组织了宋仁宗想让晏殊带看诉状的做法：”非上亲览决可否，则谁肯为陛 下极言者。”而宋代的皇帝在审阅完以后再委派官员处理，也有一定的章程，保证了诉状内容不被泄露，也体现了登闻鼓制度是官僚系统以外国家联系民间社会、获取民间社会信息的重要途径。宋代的登闻鼓制度如此成熟，是皇权得到加强的体现，也体现了宋代法律中注重社会情理文化，是当时儒学复兴下关爱百姓的结果。

4、登闻鼓的尾声时期———明清

登闻鼓的尾声时期———明清。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同时也是中央集权走向巅峰的时期，而这有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逐步走向自闭化和专制化，期间登闻鼓制度虽然仍然实行和发展，但是却却逐步僵化，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一起走向了尾声。比如，明代虽然沿用了登闻鼓制度，在皇城午门设有登闻鼓，但是却对登闻鼓的启用做了严格的限制，如有不实之处会被施以重罪，还规定了户婚、斗殴相争等的案件不可击鼓。因为，明代规定对法律判决不服的人可以到监察御史处含冤，经过监察御史的允许才可以击打登闻鼓。足见，明代的登闻鼓使用程序十分的严苛。

而清代延续了明代对登闻鼓制度的严苛规定，击鼓需有极大的”苦冤”。到了光绪28年，登闻鼓制度甚至直接被废除了，登闻鼓制度也就此结束。从登闻鼓制度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登闻鼓制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对传统司法制度的补救，以一种直诉制度的形式为百姓表达冤屈提供了通道，其目的在于强化宫中与府中、皇权与政权乃至百姓的联系。登闻鼓制度是古代封建帝王广开言路、开张圣听的机构，是借助百姓之口，通过击鼓直达天听的方式对传统官僚体系的监督和警示。

二、登闻鼓制度的司法实践，历代处理的典型案件，体现其实践作用

通过上文可知，登闻鼓制度是民情上达、纠错冤假错案的重要制度。也是中国古代直诉制度的代表。登闻鼓制度不仅是民间击鼓鸣冤的保障，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救济的重要途径。这和登闻鼓制度的直诉性质有关，作为上诉机制，如果百姓遇到重大的冤情，可以不拘泥于常规的诉讼程序，直接击鼓告御状，它在历朝历代都处理了典型案件，发挥了它的实际作用。

1、登闻鼓制度处理的典型案件：吉翂尽孝、元吉伸冤、李尝救父

登闻鼓制度处理的典型案件一：吉翂尽孝。比如，《梁书》记载：”吉翂，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其父理虽清白，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敕付太常旌举。”说的是一个叫做吉翂的人，他的父亲被奸诈的官吏诬陷，其父被诬陷后一心求死，吉翂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击打登闻鼓，之后经过审理，他的父亲冤情被洗雪。足见，登闻鼓制度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让百姓伸冤有路。

登闻鼓制度处理的典型案件二: 元吉伸冤。比如，《宋史》记载: “京城民王元吉者，母刘早寡，有奸状……又惧元吉告之，遂遣侍婢诉元吉病将死。推吏受刘赂掠治……元吉令妻张击登闻鼓诉之,上怒，韩昭裔、宋廷煦悉坐免所居官。”说的是一个叫做王吉的人，他的母亲与人有奸情，因为怕王吉告发而诬告王吉，官员收受了王吉母亲的贿赂判了王吉有罪，之后王吉的妻子击打登闻鼓，使得王吉一案昭雪。足见，登闻鼓制度是民间伸冤案的重要途径。

登闻鼓制度处理的典型案件三: 李尝救父。比如，《宋史》记载：”开封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无它亲，独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诣登闻，诉父被絷。”说的是开封有个女子叫做李尝，她得了重病因为只有父亲一个亲人，所以想要将自己的产业托付给父亲，但是其父亲被冤入狱，李尝敲登闻鼓为父亲鸣冤成功。足见，登闻鼓制度是民间伸冤案的重要途径。

2、登闻鼓制度处理的典型案件，体现了登闻鼓制度的作用：伸冤有路与梳理情理

通过以上登闻鼓制度处理的三个典型案件，可见登闻鼓制度的实践作用。而登闻鼓制度的实践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伸冤有路与梳理情理。

2.1伸冤有路

一方面，登闻鼓制度的实践作用为伸冤有路。这和登闻鼓制度的本质有关，上文已经讲到，登闻鼓制度是国家许民言事、施民以德的制度，是对传统司法的补救制度，也是百姓鸣冤的直诉制度。而在吉翂尽孝与元吉伸冤、李尝救父案中，就反映了登闻鼓制度为百姓提供了鸣冤的途径，体现了登闻鼓制度使得百姓伸冤有路，监督了执法官员不可肆意妄为，也为纠正冤假错案提供了途径。反映了冤情可以上达天听，是统治者以民为本理念的体现，是国家给予民间伸冤的一种保障。可见，登闻鼓制度作为许民伸冤的实际作用十分突出。

2.2梳理情理

另一方面，登闻鼓制度的实践作用为梳理情理。这也和登闻鼓制度的本质有关，登闻鼓制度是封建社会的直诉制度，而直诉就意味着可以不走寻常的司法途径鸣冤，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中对社会情理文化的体现。比如，上文提到的李尝救父一案就是李尝孝心的体现，而此案冤情得到洗雪，是国家法律在正确裁决案件的同时，对于李尝孝心的慰藉，中国传统司法情理文化的体现。比如，吉翂尽孝案中，《宋史》记载君主也由衷发出的”禁系淹久，甚可怜也”的感叹，也正君主的种情感，对案件的洗雪有一定的助力，这也是中国传统司法情理文化的体现。所以，登闻鼓不仅是一种对司法不公的情理修复，更是中国封建法律重视情理的体现。

三、登闻鼓制度的施行意义

1、登闻鼓制度有和谐性，维护了社会的统治秩序

首先，登闻鼓制度有和谐性，维护了社会的统治秩序。登闻鼓制度是中国历史下的产物，他的实施给百姓传达出一种观念：伸冤有路，登闻鼓制度的存在有了顺民达圣、理顺民怨的意义。而这样的观念有利于稳定百姓心中的不平之心，也对于不法者有很大的震慑，使得法治运行得以和谐，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同时，登闻鼓制度的施行也考虑到了一定的社会情理，将国法与情理相融，使得登闻鼓在纠正司法不公的同时，也考虑到百姓的情感需求，将人治与法治进行了融合，对于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登闻鼓制度，体现了法律的民族性

其次，登闻鼓制度，体现了法律的民族性。登闻鼓制度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方便百姓伸冤，是民间百姓表达意愿的产物，之后经过历代的发展和丰富，登闻鼓制度成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智慧的结晶。登闻鼓制度的直诉形式，为百姓抒发情理提供了渠道，上文提到的几个案件中，”吉翂尽孝、元吉伸冤、李尝救父”都体现了重视孝道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社会伦理的体现。而击鼓诉冤的方式，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求正义、重民意的倾向，更是中国”公道人心”观念的体现。所以，登闻鼓制度彰显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体现了法律的民族性。

总结

综上所述，登闻鼓制度是中国直诉制度的代表，既为传统司法提供了补救，也体现中国传统社会的情理文化。因为，登闻鼓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和中国历史息息相关，经历了原初时期、初创时期、成熟时期、尾声时期，而它在形成过程中蕴含了中国法律体系中重民心的内在精神。并且，登闻鼓制度作为司法实践，在历朝历代都处理了典型的案件，发挥了实际的作用，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伸冤有路与梳理情理。值得注意的是，登闻鼓制度的施行也有一定的意义，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统治秩序，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