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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浩 来源: 炎黄春秋
重庆解放前，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的革命志士遭到国民党特务、看守及管理人员的残酷迫害。重庆解放后，这些手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人民正义的审判。但也有部分看守所管理人员是迫于生计，误入看守所工作的。在狱中革命者的积极争取和教育帮助下，他们并没有参与迫害革命者的行动，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狱中革命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渣滓洞看守所狱医刘石人就是其中之一。
刘石人1911年出生于天津。1924年，冯玉祥部在天津招收军医学生，刘石人报考并被录取。1927年，从西北军医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冯玉祥部、国民党第八军第一师、胶济铁路四方医院、国民党陆军炮兵学校、云南昭通卫生院、国民党第十六军军官总队行医。1947年4月，国民党第十六军军官总队撤销。同年6月，已是中校军医的刘石人随同其他军医共120余人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军官队军医队报到，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校级军医的安置工作十分困难，凡是能自谋生路的军医都找到了工作，刘石人第一次到重庆，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始终没找到工作。后经中校军医冯子贤介绍，他到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当军医。
1947年12月，渣滓洞重新收押革命者。渐渐地，关押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受刑严重，身上伤痕累累，加上天气逐渐炎热，狱方怕出现传染病，遂向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申请，在狱中设立分诊所。刘石人遂被要求前往渣滓洞看守所创设分诊所。起初，刘石人觉得分诊所离城区很远，医疗条件又差，且责任重大，不愿意前往。后来考虑到分诊所是临时性的，以后还可以调回来，不去的话可能会再次失业，为了生存，只好答应了。
到了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告诉刘石人：渣滓洞是秘密看守所，里面关押的全是“政治犯”，每个人都有编号，看病不要问姓名……
在渣滓洞，刘石人诊治病人时，坚持从人道主义出发，抱着“济世活人”的思想，尽心救治狱中的伤病员。刘石人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分诊所是在看守所一进大门的外院里的一间陈旧的小房子里，药品有20多种，仅有2把镊子和2只口用体温表，工作是在黑暗恶劣的环境下，在特务层层监视下开展的。分诊所是直属检诊所领导的，在看守所内只有建议权而无执行权，只有给被关押人员看病的工作关系，我到渣滓洞分诊所纯属解决工作问题，从未接受任何除医疗业务以外的其他任务，也未填任何表格和履行任何手续，更未参加任何组织。
在医疗业务上，一般日常疾病，全按医疗常规处理，任何病人的药品无不亲自配，面交本人。为了减轻被关押人员的痛苦，在条件很坏、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我运用医学的观点，按照卫生学的原则，在开展医疗业务的诊疗工作上做了一点我所应当做的一些有利于被关押人员的工作。
刚开始，狱方要求刘石人诊治病人时，只能隔着牢门询问病情，不能入室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听诊，这样的限制让刘石人很不满。有一次，一位“政治犯”肚子疼，刘石人怀疑是急性阑尾炎，要求进入牢房检查，遭到看守的拒绝。刘石人又同看守长徐贵林沟通，希望进入牢房做进一步检查。但徐贵林却说：“这是监狱规定，谁也不能开锁进去，就连徐处长（重庆绥靖公署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来了，没有我的命令也不能开锁。”当天下午，刘石人看到所长李磊，愤怒地说：“分诊所像这样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不过是一旦发生死亡事故，你们可以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我不愿意做替罪羊，我要调职回城里。”李磊害怕事情进一步闹大，影响自己的仕途，只好答应刘石人必要时可进入牢房诊病。这样，刘石人有了和革命者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刘石人了解到这些“政治犯”中有大学教授、新四军战士、银行职员、新闻记者、企业经理等，发现他们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杀人如麻的“恶魔”，而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希望救人民于水火中的人。他们虽身陷囹圄，却依然积极乐观、英勇豪迈。
刘石人发现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周泉香经常哭啼和呕吐，经询问检查，得知周泉香刚结婚就被捕了，现在吃饭就吐，有时不吃饭也吐。刘石人判断周泉香出现的是妊娠反应。考虑到狱中环境恶劣，他便向李磊反映，要改善孕妇的伙食，否则可能造成胎儿早产或死胎，弄不好就是两条人命。但李磊拒绝了其要求，并讥讽他是多管闲事。刘石人气愤至极，和李磊争吵起来。最后他向李磊提出，可否由自己出钱为病妇买些营养食品，并让她写信与家人联系？李磊也不愿把和“政治犯”的关系搞得过分紧张，今后不好管理，同意了刘石人提出的为病人购买营养食品的要求。刘石人当即拿出钱来，安排勤务兵徐兴宗进城购买。为了使周泉香精神上得到慰藉，他还想办法帮助她与家人取得了联系。
1984年11月4日，周泉香在给王淑萍（刘石人妻子）的信中写道：
他（刘石人）常借看病之机给我送来罐头、水果、糕点。后来可能是看守有所发觉，就不允许他进牢房看病。在此情况下，他问我重庆市内是否有亲友，他可以设法告诉他们，给我送些钱和东西来。我告诉他，在南岸黄桷垭有我爱人的堂兄杨志学，他是内二警的中队长……石人同志热情地说：“你写封信，我帮你送去，并告诉他送东西的方法和地点。”但我们不准有笔和纸的。石人同志后来又偷偷地给我们一截铅笔和几张白纸。我在夜深人静时，坐在马桶上悄悄地给志学兄写了一封信。石人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把信送去，使我得以和家人取得联系……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了，行动很困难，经常肚子下坠。难友们故意向医生提出，要求照顾孕妇。石人同志趁此机会向李磊提出意见：第一是他虽是医生，但对妇产科一无所知，生小孩子是一个危险事，他负不了任何责任，应让我出去生孩子。第二，虽说现在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很有可能早产，应该让我早些出去。由于石人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我于1948年5月获释。
刘石人还利用所长李磊害怕在狱中流行传染病和人死了不好向上级交差的心态，利用职务之便，使多名被关押人员得以保外就医或获释。如证明10名“政治犯”患肺结核病，使他们外出就医，后全部被释放。刘石人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这一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主要是胡其芬（1948年4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于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等人的努力工作和秘密配合的结果。为了使集体10人的证明发生作用，在出证明前就大造舆论，作了预备检查21天。发出证明后就暗中向每一个被证明的人打招呼告诉他们，不日就有人来查看病情，希望各自作好准备。
不几天，伪二处二科伪中校法官程相绿到了渣滓洞看守所，程相绿首先到了分诊所向我了解病人的情况，我作了详细的病情说明……程叫看守员把10个病人一个一个叫出来问病情，我在一旁逐个加以解说，解说病情如何，后果怎样严重等……后不久，集体被证明的应外出就医的10个人由伪二处来人，全部带进城，全部释放了。
除此之外，康继英患颈部淋巴结核，刘石人开外出就医证明，使其得以释放。曾咏曦患痔疮，刘石人开患肛瘘证明，并建议在外面的医院手术治疗，曾咏曦因此得到手术机会，后被释放。据不完全统计，刘石人通过开外出就医证明或者假证明的方式，帮助30多名革命者获释。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工委妇委书记胡其芬被捕，被关押进渣滓洞看守所女牢，与周泉香同关一室。胡其芬长期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对敌斗争和统战工作经验丰富。她得知刘石人给予周泉香的帮助后，又从之后的接触中对刘石人的经历和思想性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难友商量后决定把刘石人作为策反的重点对象。
1948年5月的一天，刘石人在给女牢的病人看病时，胡其芬塞给他一张字条。胡的举动让刘石人很诧异，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悄悄把字条收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诊治。当看完病拿药时，胡又塞给他一张字条。离开女牢后，刘石人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打开字条，第一张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心脏病人。让我代表难友向你致谢！”第二张字条上写着：“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以后，刘石人还是照例每周到牢房巡诊三四次。胡其芬发现，他每次到女牢，眼睛都要在她身上停留一会儿，仿佛有话要说。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抓紧做他的工作。男牢的成善谋（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何雪松（1949年11月27日牺牲）、胡春浦（1949年被营救出狱）等同志主动接近他，做试探性的策反工作。难友们用红十字精神启发他，用济世活人的思想感召他，希望他以听诊器为济世工具，多为难友治病。
在革命者的教育鼓舞下，刘石人开始为狱中革命者传递信息。刚开始只带一些口信给被关押人员的家人，诸如问候、日用品之类的。久了以后，才让他带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当时，渣滓洞关押着200余人，都急于同外面的同志、亲人取得联系，托刘石人捎信者很多。为防止出事，胡其芬写字条告诉刘石人：“鉴于大家条子太多，且你身着军装，如果在不恰当的地方露面，极易发生危险，对大家不利，今后，决定由少数可靠同志与你联系，不必要带的信就不要带了。”
狱中难友们商议后决定，男牢主要由萧钟鼎（“11·27”大屠杀中脱险）、胡春浦、何柏梁（“11·27”大屠杀中牺牲），女牢由胡其芬、李玉钿（后获释出狱）和刘石人联系，还将送信地点改为与其医生身份相符的医院、药房等地，不再往各家分送。遇有急事，则以要求急诊方式通知。同时，为不引起狱方怀疑，每次出诊尽量带上勤务兵徐兴宗。
1948年12月，关了8个月的李文祥（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必须马上把这一情况告知狱外党组织。一天夜里，女牢喊起来，说胡其芬心脏病发作，要求治疗。刘石人闻讯赶来，胡其芬趁机塞给他一张纸条，并低语道：“狱内有一人叛变，咬了外面几个朋友，务将此信赶快送出。”次日，刘石人到济民妇产科医院，将信辗转送给院长朱宝翠，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消息传来，狱中革命者欢欣鼓舞。为了让外界知道渣滓洞这个关押了数百名革命志士的“活棺材”，使国民党反动派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无法抵赖，遂由胡春浦、田一平（后被营救出狱）、古承铄（牺牲于“11·27”大屠杀中）等人写了一份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姓名的名单，交刘石人带出狱外，转交重庆地下党组织，设法寄到香港的报纸刊登。
可惜，信件在邮寄香港时，被军统邮检组查出。徐远举大怒，下令层层追查。除在看守所各牢房实行大搜查外，还将刘石人、黄茂才（渣滓洞看守）、徐兴宗等多次叫去询问。终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刘石人对难友们的帮助，也得到了真诚的回报，女牢的难友们帮他缝补衣服、编织毛衣。1949年10月，刘石人结婚时，难友们还送了几张字画给他，江竹筠还绣制了一块桌布送给他。
1949年11月26日深夜，刘石人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强行挟持，到成都建立部队打游击。行至内江，刘石人乘机溜走，去到自贡（妻子王淑萍老家）。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台湾前，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处的革命志士实施集体大屠杀，300多人遇难。重庆解放后，手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人民正义的审判。而弃暗投明的刘石人则得到李玉钿等他在狱中帮助过的难友的证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1950年，经西南文教部推荐，到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工作。1980年3月，刘石人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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