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浦的特工生涯

胡春浦（1913-1983）渠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派遣，长期在杭州、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人物中，积极从事兵运、统战、抗日反蒋活动和地下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夕，对国民党军队和四川地方势力进行策反工作，为川西地区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建国后，长期从事国际和国内统一战线工作，先后担任川西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温江专署副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局长，宁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宁夏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等职。（《四川近现代人名录》第223页）

胡春浦生于四川渠县三汇镇，父辈本是农民，却因民国初年的独特际遇因商暴富。作为家族培养承接经管的对象，他受新潮吸引，1931年赴上海求学。“九一八事变”使其愤怒，随同学赴南京请愿，亲耳听到蒋介石谈话，深感失望，开始信服好友、中共党员张海涵讲述的共产主张。此后转学广州，师从辛亥元老黄季陆。这时传来红四方面军占领三汇镇，家人病重的消息。等他千里迢迢返乡后，商号无存，父亲瞑目。为阻止刘湘“围剿”红军，他把自己名下的钱财都拿出来交接川军伤兵，骚扰军饷运输，结果被当局追捕，重返上海。

1932年，胡春浦向张海涵提出加入共产党，但被拒绝——“你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同情革命，不能参加革命。”不久张海涵被捕，胡营救无果，瘐死狱中。1935 年1月，胡春浦在上海由渠县同乡、中央特科人员吴懋德（李浩然）等介绍，自称“老余”的人批准，加入中共。此后他接受三个月的特殊训练，由“老余”面对面单独教授，内容分政治、技术两类。政治训练包括路线方针、工作纪律、形势判断、情报分析等；技术训练包括设置警报、盯梢与反盯梢、密码编写和密写、情报传递、接头暗号、险情识别、隐蔽转移等等。有证据显示，“老余”是中央特科后期负责人王世英。

训练结束，胡春浦接受任务——针对空军飞行员进行渗透和发展。他的渠县同乡郑少愚，当时正是笕桥中央航校第三期优秀学员。“老余”交代的任务是：前往杭州加强与郑的往来，条件成熟时发展其入党，并通过郑收集航校有关情报，每月回上海送一次情报。他说：我们离中央虽然远，但我们是中央的耳目。现在蒋介石有飞机，经常尾追、轰炸、扫射红军。我们没有飞机，所以做敌人空军的工作、收集空军情报送给中央。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保卫党中央。郑很快被胡发展入党，随时报告航校内组织机构、负责人情况、反共社团、战术技术等各类情报，组织关系由胡单独掌握。情报整理成密件，胡每月回上海交与接头人，再接受新的指示。

“老余”又得知胡春浦另一渠县同乡陈怀刚在交通兵学校学习，要他争取发展其入党。交通兵学校全称为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处所创立。它在各大都市招考高中或旧制中学校毕业学生，受训为无线电通信人员。学员经过一年甚至半年训练，即分发至各部队工作。这也是中共亟须渗透的部门，以便掌握联络密语甚至新式装备。南京是当时的首都，禁卫森严，特务横行，情况更为险恶，工作难度更大。胡很快把陈发展为党员，组织关系仍由其掌握。

1936年，桂系主导的以抗日反蒋为口号的“两广事变”失败，参与其中的黄季陆避往香港，开办《超然报》大造声势，一时风头颇健。蒋介石要拉他到南京，李宗仁、白崇禧要拉他到广西，中共想拉他到延安，特科派胡春浦、罗髫渔等做黄的工作。黄选择与广西合作，在全国委任了大批反蒋“司令”，给胡春浦写信派他去四川协助工作，公开身份是《超然报》记者。经特科批准，胡春浦1936年12月回川。事机不密，1937年1月在成都被捕，被押往他联络的反蒋暴动地点资中受审，当年各报纷纷以《巨匪胡春浦落网》报道此事。

资中会审时，胡春浦申辩的要点是：我不是土匪，是新闻记者；《超然报》是宣传抗日的报纸，有证可查；黄季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主张坚决抗日，不是反动分子；还大谈抗日救国的道理。旁听会审的当地士绅何衡久被他打动，有心保住此人性命。何在资中很有影响，经过运作，原拟九人处决名单，批文回来变成了八人，胡奇迹般地逃脱了大难，仅被定为“意图暴动并抢劫财物未遂，判处五年徒刑”。

各方也对胡春浦展开救援。黄季陆接连给刘湘去信去电，要求放人，派罗髫渔持自己的亲笔信与桂系联系，对刘湘施加压力。刘湘与桂系和延安已有秘密合作关系，答应“查明即释放”。经友人相助，中共早期党员、刘湘政治顾问郭秉毅过问，胡于1937年夏获释，由郭安排在省保安处任政治教官，并于次年恢复组织关系，由四川地方党领导。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中共得以合法身份公开活动。1938年4月，长江局通知胡春浦来整理郑少愚、陈怀刚二人组织关系。恰逢刘湘病故，四川政情大变，胡难以立足，奉命出川，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李克农及长江局秘书长黄文杰。三位领导与他面谈四次，作出以下决定：一，承认郑、陈党籍；二，仍由胡做联系人，一般情况下郑、陈不与八路军办事处发生联系；三，紧急情况下郑、陈可到办事处见周恩来和叶、李。

“西安事变”后，黄季陆转为拥蒋抗日，被任命为内政部常务次长、军委会政治部第四副部长和三青团常务干事。黄想让胡春浦参加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长江局让他直接打入军队，由黄文杰作直接联系人。经黄季陆介绍，胡春浦到廿二集团军四十五军政治部工作，任军政治部（与集团军政治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特派员办公室少校视察员。廿二集团军是由川军将领邓锡侯和孙震所辖部队合编而成的，先后参加娘子关、太原、徐州、台儿庄等战事。胡随集团军开赴湖北钟祥、京山、随县一带，准备“随枣会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同共产党争群众”为名，行“为共产党争群众”之实，组织关系转入湖北地方党。

这时，四川地方党又介绍来一支新的力量，这就是新调出川的廿二集团军所属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六旅七三一团，团长刘景素的姐姐嫁给了集团军副总司令孙震。他与胡春浦年纪相仿，刚刚入党，热情极高，而且该团军官中还有十几位党员。该团的到来，对于鄂中党组织无疑是件大好的事情。只是在如何充分发挥刘景素个人包括这支队伍的特长，用好用足蕴涵能量的问题上，胡与湖北地方党领导人意见发生过一些分歧。

1939年，时值春夏，日军进攻鄂北，意图扫荡。湖北党负责人想利用这个机会，索性把七三一团拖到敌后大洪山，亮出旗号，使其成为根据地武装。胡春浦审时度势，另有建议：孙震子女尚幼（其侄孙元良虽为战将，但是黄埔蒋系），应该帮助和培植刘，利用姻亲关系，使其成为孙震的接班人，这样作用只会更大。无奈刘景素坚持要去根据地，鄂中特委领导更是积极，一拍即合。胡陷于孤立，也就全力协助实施。

国共合作抗战以来，拉走友军的一个团还是没有先例的事情，有很大风险，是一步险棋。考虑到与第五战区的合作关系，中原局领导宣布中共中央决定：“七三一团归建”。闻知此事，蒋介石连下九条电令严查。幸好该团真实意图尚未暴露，部队很快回归建制，不乏为此莽撞行动开脱的理由。喧嚣此举为“叛变”的本是中央系派在川军的政工人员，素为官兵厌恶，所以罪名虽大，闹腾一阵也就不了了之。

1939 年底，“七三一团事件”再次被翻腾出来，要求“严查”。这次的通缉令是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名义颁发的。罪名很大，不容融通，且欲一网打尽。得到四十五军副军长陈离的通风报信，胡春浦迅速逃离。从宜昌逆流而上，前往重庆汇报。长江局已改称南方局，黄文杰病逝，周恩来、董必武当时分任南方局正副书记。他们考虑到胡春浦深得黄季陆信任，而黄现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四川大学校长；空军方面，郑少愚等精英飞行员齐聚成都，陈怀刚时为空军贵阳机场电台台长，都需要保持联系。权衡之下，决定胡仍回成都，作黄与空军工作，协助郭秉毅团结川康军人，组织上直接与川康特委统战部长罗世文联系。

1940 年春节，胡春浦回到成都。由罗世文建议，改名“胡霈”，参加国民党，由黄季陆安排到自己直接兼任处长的四川省训练委员会党务指导处工作。听说郭秉毅与刘湘部属关系非同一般，黄很想与郭相识，胡自然是牵线搭桥的不二人选；二是黄在灌县私人投资小金矿，自己不便出面，而胡出身商家，经营自有经验。于是注册了“群生公司”，让其代为打理。一时间，世人都传说胡是黄主委的私人秘书，这对他的隐蔽工作起到保护伞的作用。

1940 年3 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当局指称是共产党煽动，借此大肆搜捕。此前胡春浦从黄季陆处获得消息，立即通知罗世文。罗未及时撤退，以致被捕。郭秉毅也被押至西安胡宗南部扣留。不久，指称胡春浦“勾引七三一团叛变”、“擅离职守”的通缉令又追过来了。这是冲着黄季陆来的，既然是他介绍去的，就得交人。黄让胡带上他给陈诚的亲笔信，去重庆把这件事“了结”。胡心知肚明，借口“重庆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坚决不去。黄只好有机会去重庆时亲自向陈说情，终于把通缉令取消了。

1941 年，中统四川负责人何培荣趁黄季陆外出之机将胡春浦逮捕。原来，中统统调室得来线索，有个叫“胡pei”（音）的人搞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社”，专门介绍人去延安。胡春浦此时更名“胡霈”，读音相同。他意识到自己对皖南事变的言论引起特务注意，但没把柄被抓，于是统统矢口否认：“我在茶馆说过，新四军好歹是抗日力量，消灭新四军对抗日不利，这个话给黄先生也说过。”黄回成都后，何当面向胡表示道歉，声明“不是扣留，只是问问情况。”又把没收的党证退还他。胡索性发脾气，趁势一摔，大闹省党部，撂下一句：“老子永远不当国民党员了！”此后南方局由联系人刘文哲传过话来：“骂得痛快！未免过火点。”又发出内部通知：凡知道胡身份的同志，不得与他进行工作联系；他的情况和工作今后由南方局直接掌握和安排，不得对外暴露身份。

不久，胡春浦到重庆面见周恩来汇报工作。他惊奇地发现，尽管从未谋面，但周对他的情况已相当了解，特别是郑少愚及他与郑的关系。周恩来对郑关爱有加，数次约见。除了解空军内部情况，最大的关注就是个人安全，一再要求郑：能不参加的战斗就不要参加，就在地面指挥，不要亲自驾机作战。胡春浦还听到联系人陈于彤转达周对郑的厚望：未来新中国的空军有待他去领导。

1941 年7 月，美国批准中国租借、拨款购买100 架P-40B 型战斗机。1942 年4 月，中国空军组成专门团队前往印度卡拉奇接机，郑少愚带队。听到消息，周恩来指示：“争取不到印度，另派人去。”郑不以为然：“就这一次，今后的职务不允许我到第一线了。”哪里想到22日新式飞机突发故障，郑不幸殉职。事后罗髫渔转告胡春浦：周公闻讯，“黯然久之”。胡春浦闻讯，更是痛苦病倒。另一位与他情同兄弟的陈怀刚，则先于1940 年病逝。

渠县地处偏僻，远离前线，但于抗战热情不输旁人。八年抗战全县通计有52,511 名青年应征，占县总人口7.1%，为四川征募之首。前三年阵亡422 人（官长33 人，士兵389 人），整个抗战期间共阵亡将士958 人，可歌可泣。郑少愚牺牲缘于引入新式美国战机，当时属绝密，政府不便公祭。但家乡渠县的各界人士尤其是把他视为偶像的热血青年，却绝不甘愿空战英雄被这样委屈湮没，一定要筹办一个有模有样的追悼大会，以慰英灵。他们能够想到的最佳主持人，就是既与少愚情同手足，又在省城有头有脸的乡人———胡春浦。

1942 年，胡春浦回乡主持郑少愚追悼大会，借机重建了家乡的人脉关系。黄季陆因胡介绍见过郑并留有良好印象，这次特送花圈，为追悼大会增色不少。从这次回乡开始，家乡可靠青年才俊纷纷被胡春浦提携去成都协助工作。渠县人才源源不绝地走了出来。而他在渠县也名望鹊起。如有争端，即争相请他调停斡旋，无形中又助力不少。经胡运筹，少愚故里鲜渡乡改名少愚乡，并为其树碑立传。他还发起“少愚杯”体育联赛。1950 年，少愚乡改回旧名，“少愚杯”再无音讯；1958 年，“少愚碑”被击碎丢弃，家人累及无算。1981 年，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

这次回乡，同乡、同志杨景凡介绍给胡春浦一个重要关系——同乡熊倬云。熊当过刘湘的“土特务”，后被收编为军统，直至蓉站副站长兼城南警察分局局长，还是成都袍哥组织“总府社”副社长，各路均称“熊大爷”。胡和熊商量，组织“渠县中学校外同学旅省学会，办《渠县通讯》，及时反映家乡“应兴应革”消息和同学旅省近况；成立“临江球队”，由熊出任队长，胡提供经费。组织球队假期回乡参与“少愚杯”篮球友谊赛，加强互动，进一步增强家乡及在蓉青年团结。杨还介绍共产党员、刘文辉族亲刘家言与胡认识。刘已在成都、西康有相当工作基础，两人联手尽可覆盖川康诸多关系。

1942年秋，戴笠签发通缉令抓捕胡春浦。董必武派陈于彤通知胡春浦赶快离开成都，可来重庆《新华日报》公开身份工作。考虑到一旦公开，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即将化为乌有，胡决心继续“潜伏”，就近来到罗髫渔友人吴兰岩所在的崇宁（后划归郫县、彭县和灌县）隐蔽。这里有山清水秀、地利人和的桂花场，给了他避险喘息的机会。这时，他的化名改成纪念亡友，从郑少愚、陈怀刚各取一字的“胡少刚”，在吴家帮助下，结识三教九流特别是附近各县袍哥，织成了一张新的社会网络。

桂花场距成都西北一百多里，地处崇（宁）、彭（县）、灌（县）交界处。这里是地道的哥老世界、土匪窝子，当局势力难以插足。启明电灯公司（后改名为“成都启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成都最大的一家私营公司，负责向全市供应电力。办工厂、照明、泡舞厅、看电影都需要电力，所以发展迅速，唯独煤炭供应成了“发展瓶颈”。胡春浦的朋友王彦立作为公司主管副总，整天愁的不是钱，而是矿。而川西北一带的煤窑不是交通不畅，就是袍哥把持，土匪横行。二人一拍即合，以最为优惠的条件筹办关口煤炭储运处，并委胡春浦为主任。不长时间就以启明公司董事长、四川省参议长向传义（王彦立姑父、黄季陆好友）的名义接连收购了附近几座煤窑，正式成立了“向峨煤矿”。

关口督运处建立起来，启明电灯公司煤炭供应充足，胡春浦腰包也鼓起来了。他请示董老后，决定每月提供十万元作为川康特委经费，此外经常出资支持由刘湘嫡系、川军将领潘文华任董事长、中共党员田一平任总编辑，表面是民盟色彩，实际由中共控制的《华西晚报》。

1945年，抗战胜利，南方局改称四川省委。1946年．戴笠因空难殒命，胡春浦公开回成都活动，无须隐蔽乡间。由于避难来川的大量机构、人员纷纷返乡，电力需求大幅下降。毕竟当年的成都还没有形成独立工业体系，电力绝对属于“高消费”，升斗小民顶多能在家里弄盏10 瓦、15 瓦的灯泡照明而已。单一的垄断经营模式，也使关口督运处和向峨煤矿“供过于求”，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胡当机立断，1946 年春再度启用“群生公司”老招牌，建立“成都办事处”；随即自立门户，在成都商业中心东大街开办“大有字号”——“大有”意味深长，胡春浦常去请示工作的南方局驻地红岩村就位于重庆“大有农场”之中。

字号成立后，一改过往“单一垄断”弊端，大力开展“多种经营”。除了惯常的煤炭、桐油等批发，资中盛产的白糖当时紧俏，经老友何衡久帮助得以经营，此外也涉足典当、资金拆借等金融业务。当时币值变动很大，可以利用“比期”、“头寸”等方式灵活操作，加速周转。多年织就的关系网使胡春浦如虎添翼。一时间，举凡军政高官、党派要员、绅商巨子、文化名流、警特头目、帮会枭雄、乡野豪强，无不称兄道弟，前来帮衬。他一跃成为成都地盘“党政军特宪，袍哥舵把子”无不知晓认可的名流闻人。杨景凡介绍的共产党员、刘文辉族亲刘家言也先后变卖田产、房产，筹资五百万大洋，投入大有字号经营。

大有字号所得盈利，首先还是继续支持川康特委日常开支和《华西晚报》，此外还需要随时提供额外的应急费用。一次《华西晚报》遇到经济困难，需要一百万元印刷费，胡春浦立即办理（后来使用了二十万元）。川康特委也不时来求急助，有时数额还相当巨大。凡有地方党组织的同志或友好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向“大有字号”求助，他都克服困难，如数付给。

1947 年2 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即将开始。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派田一平从重庆带来口信：由罗髫渔、胡春浦和田一平三人以小组形式独立开展工作。3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此后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积极布置、组织暴动。胡春浦认为四川环境特殊，当前不适合搞暴动。应该注意策略，先利用土匪、烟帮等搞起来，力量壮大后才公开面貌。为此与川康特委领导蒲华辅、华健发生激烈争论。蒲、华送给他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和“封建军阀主义”，胡坚持把争论记录送中央，二人才答应慢些动手，因此川西除了在仁寿搞的籍田铺暴动受了一点小损失外，干部和组织都得以保全，而川东则因盲目暴动损失惨重。与此同时，胡春浦借助刘家言等关系，以刘文辉之兄、川西头号袍哥刘文彩为统战对象，为今后在川康搞武装铺平道路，做好准备。

搞武装、买军火，使需要“大有字号”紧急支付的资金大增，入不敷出，出现空账或支绌窘困的境况。恰在这时，当局为了昭示民主，以“国民代表大会”修宪选总统。代表选举预定1947 年11 月在各省举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普选的代议机构，各地竞争都异常激烈。渠县政坛当时存在南派、北派，纷纷摩拳擦掌，势必一拼。胡春浦的人脉资源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两派都能认同的不二人选非他莫属。于是双方争相来蓉，请他出山竞选，胡春浦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婉辞。双方退一步游说：胡先生欲挺何人，我们就一定鼎力支持。这倒启发了他，反正是“搔坛子”（川话“捣乱”），索性搞“贿选”，哪位竞选人送钱多，我就表态支持哪个。结果，候选人竞相“纳贡”，数额达到一亿多元，纾解了大有字号的资金困境，也造成账面大出大入。谁能想到，最后这点倒在无意中救了胡春浦。

1945 年，董必武指派胡春浦和田一平为“小民革”四川地区领导成员。“小民革”全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其四川地区负责人是李荫枫。1947年10月，李在重庆被捕，供出胡。国防部保密局（前身为军统）西南特区负责人徐远举（小说《红岩》中徐鹏飞原型）亲自带人到成都将胡逮捕，将其和先期被捕，同案归并的田押往重庆白公馆。得知要害证据由家属销毁、被熊倬云从案卷中偷出，需要立即转移的人熊已通知了，连李的口供也由熊从徐那里套了出来（熊、徐素有交情），胡春浦放下心来，琢磨该如何应对精明强干的徐远举。

提审李荫枫后，徐远举让胡春浦进来，问：“听到没有？李荫枫说他是革命不是骗钱。”胡又笑又气，说：“他就是为钱，他借了群生公司和大有字号很多钱还不起，没办法了才搞军事计划骗钱，我那里有账可查。”其实心中窃喜：大有字号账面显示的拮据和烂帐，恰恰证实着他有“骗钱”的迫切动机——信不信由你！徐远举一则没有查实胡系共产党员，二则为胡说情者如向传义、熊倬云等人对他的压力很大，但对胡的印象是桀骜不驯，“态度傲慢”。自己从没遇到这样难缠的对手，自尊心大受伤害，不想就这样轻轻放过。于是，他的选择是冷处理——既不再审，也不放人。

胡春浦被捕前的身份是资本家，案由是国民党体制内的“小民革案”，因而成为“特殊犯人”。他也自嘲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摆足架子，拿够排场，施展人格魅力和公关手段，为政治犯改善生存状况。只要行动宽松一点，他就明里暗里交往，双方心有灵犀，往往一点就通，很快建立了信任和情义，如许晓轩（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之一）、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其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等。

渣滓洞原是煤矿，1947 年底改成保密局西南特区看守所，主要关政治犯，条件比白公馆差得多，管理得更严。囚房上下两层，胡春浦刚去先关在楼上，后来移到楼下五室。一间房八九个人，上下午各放封一次，每次十分钟。知道胡不仅出不去，待遇还更恶劣后，外面的亲友都急了，纷纷要求保外就医，向传义还通过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写信担保，徐远举还是顶着。一次到渣滓洞巡视，他问胡先生身体如何、病怎么样？胡不卑不亢，也不给他面子。但视察过后，自己就转到楼上的优待室。优待室白天不锁门，各室放封完了，就可以到楼下院坝散步、洗衣、上厕所等，一应自便。胡春浦当然不会“随遇而安”，更不能在这儿“安分守己”。既然渣滓洞境况不同，斗争方式策略也需再辟蹊径，另开生面。

要做狱中斗争的领导者，当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不能是当局已知的共产党员。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都受到严密的监管，没有出面领导和成功的可能。其二，必须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内部管理相对宽松，外部有关系支撑。其三，必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英雄式的慷慨激昂只有用到刑场上。1937年胡春浦在资中入狱后，即与何衡久联手尝试成功改善监狱环境，积累了宝贵丰富的经验。其四，要有相当的威望，值得大家信赖。最后，还要有相当的经济条件。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者，在渣滓洞里胡春浦当属第一人。换句话说，胡春浦是渣滓洞监狱斗争的幕后领导者。既然在幕后，就只能通过秘密串联，借助身份公开，具有威望的狱友领头号召。此人就是胡的渠县同乡唐毅，即《红岩》小说中“老大哥”原型。

当时关押在渣滓洞的各界人士大约三百多人，有过坐牢经历的却几乎没有。“罢饭”即绝食，这是旧式监狱中激发难友同心合志，改善物质处境的有效办法，当年在资中，胡春浦就领略了它的威力。一是狱方害怕克扣狱粮，贪污中饱的常习陋规败露，二来此举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不同原因、案情的狱友共同参与。渣滓洞囚粮本该按当时军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一斤半。但因伙食管理人员克扣，不仅吃不够，米的质量还极其低劣。胡与唐毅密议，鼓动“罢饭”。所方虽然改善了供应，但把胡等十人列为煽动者进行秘密调查。

还有“反口供”。这在旧式监狱叫“滚案”，是指否定初供，声称冤屈，要求再审。这是惯犯、老油子经常使用的办法，配合人际关系和重审官“青天大老爷”的情结，往往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减轻刑罚。渣滓洞犯人都是外地转来的，此前毫无经验准备，又多少遭受过拷打逼供，难免招出些实情。来此关押，照例需要重审，如果趁此互通消息，同案集体翻供，都申言是“屈打成招”，或“诱供”所致，重审官就难以定夺。即便不能翻案，也会拖延讯期。这样才能振发信心，相互信任，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此外，胡春浦与狱友商议开办图书室、合作社、互助社，个人出资捐出篮球、报纸等系列措施，郑重提交监狱管理方批准，得以实现。实则正是为狱友之间互通声气，传递信息，互帮互助，彼此鼓励提供方便。在他努力下，先后为病死狱友举办过狱中追悼会，春节时举办过联欢会，堪称创造了奇迹。

进入1949 年，蒋介石下野，国共重启和谈。胡春浦与狱友商量，把渣滓洞全部政治犯名单送到香港，交新华社广播，不许杀害一个。几人将名单收齐，整理成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被捕时间地点等完整表格，用布层层紧裹、针线密缝成拳头大一个小包，交被争取的医官送出，转交已出狱者。未料过程中名单神秘失踪，胡出狱后多方追索无果。若此事成功，渣滓洞上百狱友可能免于该年底被集体屠杀命运，因而使胡春浦抱憾终生！

经亲友多方营救，请动徐远举的至交说情，胡春浦于1949 年5 月获释。他本可经香港去北平向中共中央汇报，但此前川康、川东特委组织均被破坏殆尽，蒲华辅、华健、刘家言被捕；罗髫渔与先期出狱的田一平已组建“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来应对时局，郭秉毅谢绝新政协邀请赶来参加并策反胡宗南。加之华健在狱中托付他关照川西工作，于是胡春浦退掉赴港机票，临危受命，担任临工委副书记，分管组织。他广泛接触四川及成都的党政军中上层人士，宣传政策，指明出路，并区别情况分派工作，也终于和出川结识的老将、邓锡侯亲信，长期暗中支持共产党的陈离接通了联系。当然，他不会放弃争取老师黄季陆。黄几乎是最后一个飞离成都的高官，师生从此海天永隔。这时，徐远举要抓胡“回炉”。胡从成都逃脱，经崇宁、彭县到什邡、广汉，一路策反不停。

1949 年7 月到9 月，十八兵团由贺龙率领入川，直奔成都；二野逼近重庆。11 月，蒋介石来成都督促胡宗南组织“川西决战”，打通成都以西到西昌、云南的通道。即使此计落空，尚能保存几十万建制、装备，负西南一隅，待东山再起。国民党败局已定，当务之急是如何做到地方不被糜烂。因此，与蒋介石关系紧张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与中共早有联系）和四川省前主席邓锡侯态度究竟如何，对于战局发展及态势变化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12月5日，刘文辉、邓锡侯听说蒋介石要把他们劫往台湾，于是潜离成都，此后又经新都到彭县。国共两党及民盟、民革等各党各派势力代表川流不息来访，都是来争取邓的。因为川西属于邓的势力范围，刘的兵力远在西康。邓举棋不定，刘焦急无奈。经陈离介绍，邓派部队护送胡春浦到彭县商谈。作为中共最高代表，胡向刘、邓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二位将军既已离开成都，摆脱蒋介石控制，即已表明决裂态度。开弓没有回头箭，当此国家、川军、川人命运攸关时刻，希望不作它想，坚信自己的选择。在胡、陈等人策动下，12 月11 日，刘文辉、邓锡侯及潘文华继9日云南卢汉发出反蒋通电之后如法炮制。获悉此讯，蒋介石13日从成都直飞台湾，永别大陆。24日，朱德致电刘邓潘三将军，表示嘉勉。

23日，欲战不能，欲降不甘的胡宗南被蒋介石派机从成都接走。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派人和刘文辉、邓锡侯联系，24 日在郫县宣布倒戈。此前胡春浦派人联络自己出川抗战时老长官孙震的副手董宋珩及妻舅刘景素。孙拒绝刘、董策反，只身离川。25日，川鄂地区绥靖公署主任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什邡通电反蒋。同日，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城外和“临工委”取得联系，所部放下武器。

与此同时，“临工委”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保总”），通告成都公职人员及各界民众安定情绪，等待大军入城。“保总”总司令是川军名将郭勋祺，副总司令罗忠信，政治委员就是胡春浦。获悉四川省前主席王缵绪已组织了接管班子（“治总”），而“保总”也想进城接管，胡春浦立即予以制止，避免了与“治总”可能发生的殃及平民的军事冲突。此前，蒋介石布置“成都大爆破”计划，“临工委”及胡春浦通过统战关系，使其胎死腹中。

1949年12 月30 日，贺龙率大军入成都，举行隆重盛大的入城式。相比历朝历代成都攻防战，这次双方兵力之多，战力之强已远超古人。之所以没有出现屠城巷战等重大伤亡，千年古城完好保留，包括胡春浦在内的“临工委”诸公功不可没。多少年来，他们的事迹不再被人提起，他们的名字也已被人忘记，但整座城市就是他们的纪念碑，长留天地山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