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俭德坊和台湾“密使一号”

朱枫烈士在台湾马场町凛然就义照

愚园路俭德坊2号花园别墅照，这两张照片之间有什么联系？

俭德坊

愚园路1293弄弄口

电话间没了后，1293弄就成了愚园路上再普通不过的一条弄堂。但在公用电话一线牵起婚姻恋爱生老病死消息的年代，附近的居民都喜欢用“电话间弄堂”来称呼它，而它的正式弄名叫“俭德坊”。

左边是新里，右边是别墅，2号是弄口第一栋花园别墅。我们要叙述的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何康照

据仍健在的这栋楼的曾经主人、担任过中央委员和农业部长的何康回忆：

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很震动，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面交给了张执一同志（注：当时的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执一同志派专人送出了。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正是这一段回忆中提到的俭德坊，让我借助儿时同学的集体记忆，发现了从小毗邻弄堂别墅里曾经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我们弄堂20号的2楼同学家，可以俯视到隔弄2号深墙大院里的情形）——何康的父亲、同盟会元老、弄堂里的小学同学称为“姑爷爷”的何遂，与那张“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凛然之气令人震撼的女地下党员朱枫慷慨就义于台湾马场町的著名照片所牵扯出的人物：被毛主席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的关系，以及因工委书记蔡乾叛变而致中共台湾地下党破裂与隔壁弄堂的关系。

何康的文章回忆到：1946年末，我与两个哥哥党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刘少文，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是张执一。我当时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的资产是我们党的，为便于掩护，公开的背景是我岳父缪秋杰和我父亲何遂合办的企业。缪是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我父亲是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他们的名义邀请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我和父母弟妹住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因其僻静安全，长期是上海局高层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瑞明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等物资，其中紧缺药品就有数百木箱之多，因内战的爆发滞留上海。根据张执一传达的指示，我们首先设法把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存在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同志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

我父亲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广西同盟会创建人之一；他有心脏病，1948年“立委竞选”前，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劝他不要退，特派我的大哥何世庸当“竞选办公室主任”，由共产党出钱，帮我父亲竞选。结果在陈立夫、刘建绪（福建省主席）支持下，竞选成功，父亲同时成为制宪国大代表。在执一同志撰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写到我的父亲：“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期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国民政府盐务总署署长缪秋杰系何遂先生好友，且系儿女亲家，何常运用缪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工作。”

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饭店（注：董竹君故居新华村就在愚园路俭德坊的斜对面），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作陪。这是吴石接受我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与张和我单线联系，以愚园路我家为联络点。我父亲素以交游广阔知名，起了自然的掩护作用。那时，吴石将军经常亲自送来重要情报，有时也以封好的信件形式，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

上海局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我的二哥何世平被派到台湾，先后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盐务系统潜伏。张执一同志47年、48年曾到台南检查并布置他的工作。1948年夏，张执一让我找妹妹何嘉谈话，说组织上有意派她到台湾工作，征求她的意见。何嘉当时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尚未入党，她表示同意。何嘉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这年末，刘晓、张执一、邓裕民、缪希霞还有我父亲都到了香港，张执一让缪希霞去找何嘉，告诉她台湾另外派人去了，她也另有任务。

这里需要介绍几个人物：

何遂(1888–1968)

字叙甫，祖籍福清港头镇占阳村。1904年，何遂进入福建武备学堂，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毕业后，到南京在第九镇当排长。翌年，考入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由方声涛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遂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民国26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天，何遂在家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强警卫，现缺少枪支。他立即叫两个儿子把家中的4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抗日战争开始，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遂任该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曾陪同周恩来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数日交谈，他深获教益。在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相谈甚欢。他利用同阎锡山的旧关系调整过八路军与阎的矛盾。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

民国29年夏，因淮、沪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何遂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宴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和博古。席间谈妥，由何遂的长子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以花马池盐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此事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客观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后，何遂收到三子何康转来的董必武一封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他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必武，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赠送他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他一直珍藏在家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坚持抗日的何遂便亲自将自己年轻的子女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让他们赴延安参加革命。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下半生跟随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坚持抗日的决心。

何遂（前排右一）一家合影，后排右二为何康

何遂最传奇的经历是策反“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和何遂是生死之交，受何遂影响并通过何遂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吴石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

解放前夕，吴石飞往台湾，与共产党渐渐失去联系。1949年8月，何遂与接受任务的女儿何嘉一道前往台北，与早在那里潜伏工作的二子何世平会合，做高层情报工作，并取得与吴石的联系，在何遂的影响下，吴石自告奋勇，继续为共产党工作，代替何遂留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

吴石(1894-1950)

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吴厝村。1911年，吴石参加辛亥革命，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 1929年，吴石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能文能武、能英日语、能骑射驾泳的“十二能人”。

1934年，吴石毕业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详细咨询，深深嘉许。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 1950年6月，因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叛变而为国民党杀害。

朱枫(1905-1950)

原名朱谌之，参加革命后改名。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五卅运动后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冬，朱枫被派往台湾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出色地完成任务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牺牲时年仅45岁。

蔡乾 (1908-1982)

叛变后改名蔡孝乾。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叛变导致中共地下网破裂，朱枫、吴石等人遇害。蔡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台湾人，少年就来到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14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曾参加过长征的蔡乾在第二次被捕一周内就彻底叛变，造成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经过

万景光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联络站负责人、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但随着时局变化，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需要有个中间人。让朱枫到台湾传递情报是万景光的选择。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有许多上层关系。他与朱枫的见面很偶然，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相遇。

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为由赴台，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乾。自1949年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从他手中接过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周日再送给蔡乾，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毛主席激动之余，还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了台共的《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10月间，保密局通过刚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掌握了其“上线”李汾，这个缺乏觉悟的工运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实施了抓捕。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务赶到此已空无一人。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40来岁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怀疑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但一开始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吴石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连蒋介石也不相信吴石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而毛人凤在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汇报时则较为详细，周至柔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

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代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枫，告诉她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蔡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供出了特派员就是朱枫。当局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手，情况万分紧急，她必须立即转移。朱枫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告知有急事需要离开。随后朱枫又被吴石用军用交通船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

为查实案子，老奸巨猾的谷正文前去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谎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以关心为幌子，套出吴石曾会过朱女士的消息。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蒋介石遂令周至柔马上调查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立即下令逮捕吴石、朱枫。

朱枫到了舟山以后，正值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枫于是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离舟山解放也仅3个月。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吴石在法庭

聂曦就义

1950年的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四个人被强力一字排开跪下（与吴石和朱枫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时针指向十六点三十分，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个人同时向前扑倒。四名执勤的宪兵又趋前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而后记者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结局

朱枫由于是华东局的交通员，所以1951年牺牲不久，就由万景光保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儿女也得到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而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可能是为了保护还在潜伏的人（吴石临死前只承认1949年接触共产党，事实上早在1947年就与我党接触，这样避免了国民党对许多人的进一步追查），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能得到华东局的确认。其儿女在解放后一直顶着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后代的帽子，受尽歧视。文革期间被打进最底层。直至1973年，通过何遂将军的后人写信给周恩来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单线联系的叶剑英元帅，力排众议，报请毛泽东批准，才最后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回到俭德坊

俭德坊2号

愚园路因为属工部局越界筑路地带，各方管理松弛，一直是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和汉奸交叉活动的地方。俭德坊貌不惊人，原是一条两头通的深弄堂，且弄堂深处还有叉蔓的小弄堂，易造成迷宫的感觉，让不熟悉的人误入歧途，“活弄堂”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这条弄堂，我采访担任过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时，张老也曾提到过，可以想象当时一定还出现过许多共产党高层的身影。

吴石将军的噩耗传来，当时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心怀歉疚，认为吴石是替自己去牺牲，因此据理力争吴石身后的待遇，聊以慰忠魂。但华东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暧昧态度，令何遂感到不解，以致爆发严重的心脏病，出院后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后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可想而知，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长期内心的隐忍和痛苦何等强烈。便是何遂自己也因为参与了隐蔽战线的工作而只能过着隐名埋姓的生活，当时并不能与别人说及往事，弄堂里的人也都不知其底细。

住在俭德坊的儿时同学还记得，“姑爷爷”去世后，老夫人常常深更半夜长时间地嚎啕大哭，仿佛有深深的冤魂游荡在院中，弄堂里的人都无法入眠。吴石最终被追认为烈士是在1973年，何遂却死于1968年，我们无法知道同学口中的“姑爷爷”临死前对老太太和子女有何嘱托，但今天从时间差上可以大体明白老太太所哭何为。

吴石的儿子吴韶成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访谈时，回忆说，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湾时，曾留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有困难，找何康”。何家的后代尤其是何康一直为吴石将军的正名而努力。对于何康来说，俭德坊2号是他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地方。

1994年，吴石夫妇的骨灰归葬大陆，由何康主持葬在北京福田墓地，与何遂夫妇墓地紧邻。罗青长在吴石烈士纪念册上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愚园路作为上海七条永不拓宽的路，它所承载的历史却需要在不断的钩沉中积厚。它拉开序幕的时尚化改造也需要承接这份无形的历史财富才有价值，这不仅是先辈的心愿，也是对这条路的历史充满崇敬的后辈的祈愿。

往事并不如烟。

手记：拣漏故事的当下启示

愚园路上的建筑和故事大多已为人知，但1293弄俭德坊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一栋楼和一张照片的联系，何家父子和“密使一号”的联系算是一个拣漏的历史故事。“中共台湾工委”被破坏的历史教训和一大批慷慨就义的烈士事迹对当下的反腐教育和“两学一做”活动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共台湾工委遭受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但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问题则是主要原因。当对台湾工委书记蔡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在大陆全部解放后的1950年，中共情报部门的领导者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了几个月时间总结党的隐蔽斗争经验，得出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事实证明，即使是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对每个成员加强领导监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员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恰恰也证明这两条原则不可违反。像蔡乾这样一个经历过组建台共和长征的干部竟堕落到如此程度，令许多人震惊，若仔细分析可看出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过去有过光荣历史并不能确保后来始终如一，尤其是面对腐蚀诱惑而脱离监督制约时更容易出现蜕变。蔡乾主持台湾工委时正是利用孤悬海外上级难以监督，而日益走向腐化，人生追求发生扭曲后其政治立场也就不可能坚定。当时台湾工委一些基层工人党员被捕即叛变，据当时特务审讯后的报告称他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理念，只是看到形势会巨变而急忙来投机。在缺乏政治信仰的状态下，这些人自然不可能保持坚贞。

与腐化堕落，丧失信仰的叛徒蔡乾形成对比的是：最早被捕的地下党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被特务带到《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前时，知道难逃一死，只是淡淡地说：“能够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会瞑目的。” 离解放只有三个月，在离解放区近在咫尺的舟山被捕的交通员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咬碎，吞金自杀。最后凛然走向刑场。审理此案的国民党特务谷正文在《吴石等叛乱案》中，也不得不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张志忠经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尽管蒋经国两次到狱中以现身说法劝其转变政治立场，得到的回答却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1954年张志忠拒绝了捆绑昂然走上刑场，连国民党特务在回忆中对此气概也禁不住表示佩服。

此类教训喻之于今，说明理想信念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