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玮琳：旅行未完——评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

来源: 读品

人类是降生在午夜的婴孩；

当他看到太阳冉冉升起，

还以为昨日根本不曾存在。

——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

差不多是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李敖大师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里面，说到自己给复旦大学的题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又生我们，长夜才复旦。”大师教¬导我们，上一句是杜甫的诗，说老天如果不生孔子，那我们将永远不得见天日；下一句是大师的发明，说孔子算不得什么，我们才是破除世间黑暗的光明使者。这充满了“进化的气魄”的诗句里面，居然还把“复旦大学”涵盖进去了，不由得李大师不衷心地佩服自己的“道行和功力”。可惜，后来有好事者检举说，这上一句并非杜甫所作，¬使这股“气魄”稍为滞阻。

凑巧，最近看到一条法语的中国格言，据说是孔子的话，不知汉籍的出处何在，但觉其中“退化的”气息，与上面这则旧闻颇能相映成趣，不妨译成现代汉语，立此存照：¬有一种明亮的光辉曾照耀着上古时代，然而几乎没有多少光线照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以为古人身处黑暗之中，因为我们是透过自己才刚走出的那团迷雾来看他们的。人类是¬降生在午夜的婴孩；当他看到太阳冉冉升起，还以为昨日根本不曾存在。（Une vive lumière éclairait la haute antiquité, mais à peine quelques rayons sont venus jusqu’à nous. Il nous semble que les anciens étaient dans les ténèbres, parce que nous les voyons à travers les nuages épais dont nous venons de sortir. L’homme est un enfant né à minuit ; quand il voit lever le soleil, il croit qu’hier n’a jamais existé.）

1854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在《中华帝国纪行》（L’Empire chinois）一书中，也引用了上面这段话。这个出身于法国南部某批发商家庭、身材矮胖、其貌不扬的人，十四年辛苦而收获微薄的在华传教生涯，耗尽了他的青春岁月，因一部记¬录其 1844到1846年蒙藏见闻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而震动了欧洲。一拨拨书商赶着将它译成各种欧洲文字，配像插图，送到贵妇名媛的梳妆台上；一队队职业探险家重访他的足迹，为记述¬的真假争得面红耳赤。与神职不相称的名誉和野心、恶化的健康状况，使古伯察离弃了神父的本业，一心扑到续集《中华帝国纪行》的写作中。凭借鹊起的声誉，该书首版¬不仅由法国皇家印书局承印，巴黎的书商也紧随其后，于是半年之内竟已出了两版。1855年，该书的英文版即已面市。同年，古伯察还因著述有裨于道德风俗，荣膺法兰西学院颁发的蒙蒂雍奖（Montyon Prize）。

这段从四川打箭炉到广东的遣返之旅不过四个月，刺激性和轰动性都及不上前一本游记；但古伯察的野心似乎益发膨胀，他在每日行程的流水账中，随时要从一二小事伸发¬开去，将宗教、哲学、制度、民性等中国文明的诸象一网打尽。当然，这些文明论并非尽是他的原创，倒更像是从耶稣会士、启蒙哲学家到 19世纪初法国汉学家的中国观的大杂烩；而比他年长一辈的汉学家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汉名为阿伯而）是称引最多的。比如，他看到湖北的某座宝塔，便向读者感叹起中国遍地的佛寺宝塔，于是正经议论起中国的宗教来。在他看来，中国宗教不可思议地混合¬了世界上最模糊和最严肃的东西，中国人又太执着于物质利益和现世享乐，以至于谈不上具备任何的信仰。谈到中国的道教思想时，他认为老子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西¬方哲人的基本观点相近，可见老子西行的传说不仅并非子虚乌有，而且他极有可能到过希腊。这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似乎是出于传道者的虔信和世界公民¬（universalist）的热忱，古伯察相信古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文化亲缘，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的狭隘视界。于是，他又顺理成章地向读者介绍了老子“最伟大的学生”——孔子的至理名言（开¬头提到的）。

今天，当我们身处全球化浪潮，而拼命强调文化差异时，蓦地读到一个半世纪前的这番东西哲学和合论，心头不免要泛起一阵今夕何夕的离奇感。翻看手边这本古伯察游记¬的中译本，从法文原本，到英译本，兜转一百五十年，又回到中文，语言上已是跨越崇山险峻——即便几个英美文学出身的译者，勉力回译人、地、职官名和汉籍引文，表¬达也兼顾文词之美，知识性错误和无法还原处仍是不少。翻译本是苦工，苛责亦无益。而在读者，则隔着时间的烟尘和异域的滤镜，中国，这个稔熟的符号，也倏忽旖旎扑¬朔起来。

由此，一个疑问便产生了：与我们相隔数世纪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旅行，于我们有着怎样的意义？

首先要直面这个问题的，恐怕是编译者。近年来，西人游记好像是一个出版热点。“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8-1999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1999年）、“西方发现中国译丛”（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年）、“西方的中国形象”（系前两种的合并重印，中华书局，2006年），以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1982 年迄今）、“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大象出版社，2002 年迄今），等等；丛书名目小异大同，收入书籍五花八门。如今又添了“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南京出版社，2006年起），初辑四种，时间跨度从19 世纪中晚期20世纪初，古伯察的两卷本游记列为首种。不揽西镜，怎便把全身现？在西潮的激荡之下，这似乎已成了国人的共识。大抵人情风物，这些归入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范畴的¬东西，最是我们自己熟视无睹的，于是向西方的故纸堆里翻检，便有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味。只是，自明末耶稣会士梯航远来算起，西人撰述的中国游记可谓汗牛充栋¬；19世纪西方更是掀起了一股海外旅行热，写游记、读游记成了一般的社会风气，仅以社会知名度而论，入选的作品怕已是海量。这无数的镜子交错叠架，究竟是照出了一个更¬立体、更清晰的中国形象，还是搭建了一个更教人目眩神驰的迷宫？

如何选出有价值的作品，并加以次第有序的安置，且引导一般读者大致把握作品的历史定位，恐怕要考验编者的学识和眼光了。如果编译者不下一番功夫考订史料，只一气¬儿把个历险故事用流利的现代汉语说圆了，那读者也只能把故乡认作他乡，就当是读尤森纳尔的《东方奇观》或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吧。又或像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那般，各家出版社，改换着门脸儿，没完没了地出，这国民性批判的神话大概得地久天长地演下去。只不过，这究竟是一贴清热解毒剂，还是“他信力”的摇头丸¬，教人摸不着头脑。

说到中国人的国民性，古伯察的书自然不会让激烈的“我族”批评家们失望。其实1935 年，日本人大谷孝太郎撰写名著《现代支那人精神结构的研究》时，就已引用了他对国人的评论：“软弱性”、“讲礼节”、“易走极端”、“对宗教漠不关心”、“重刑¬罚”、“没有宗教感情”、“迷信”、“商业性”。不过，有趣的是，早在 1854年，该书甫一问世，远在上海的英领馆翻译官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就针对他的这番国民性评述写了一通批判文字（收入了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者》一书），担心这书越是畅销，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就越是加深。

今天，动辄以“中国人就是……”为发语辞的国人，对于自己所根柢的传统，能否说是没有误解的呢？还记得开头提到的那句格言么。《中华帝国纪行》中文本的一个误译¬，刚好能回应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从自己身上发出的瘴气看古人，便觉得他们生在黑暗中。”知识上的黑洞，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我们的身体和思想的一部分。也¬许这正是我们常常需要旅行、阅读和思考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