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东北死对头齐世英，亲日者如何抗战？

来源: 经济观察报    文:  韩福东

(部分内容参考《齐世英口述自传》)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齐世英正在上海沧州饭店睡觉。他还没有起床，电话响了。来电者为上海市长张岳军，带来的消息令人震惊：沈阳出事，日军占领了北大营。

齐世英

张岳军之所以打电话给齐世英，是因为齐世英在国民党内负责东北党务，且其和日本很多官员甚为熟稔。张岳军问他，在上海有没有日本朋友，可否了解下沈阳到底是怎么回事？

齐世英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往来密切。他为此前去拜访。重光葵也表示困扰，获取消息只靠新闻报道，并无日本政府正式公电。几天后，齐世英被蒋介石秘密派往日本。

这一年，齐世英32岁。他是辽宁铁岭人，早年赴日、德留学，归国后出任“同泽中学”校长，1925年被奉系将领郭松龄招入麾下，参与倒戈张作霖的战争。倒戈失败后，郭松龄夫妇被枪杀，齐世英则与殷汝耕等人逃入日本领事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辗转去了日本。

在齐世英的生命历程中，日本人曾以授业和救命的恩主身份出现。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却反转成侵略者角色。当年与齐世英一起接受日本荫庇的殷汝耕，最终沦为汉奸，出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而齐世英则始终与国民政府相一致。在整个抗日期间，齐世英兴教育、办杂志，救济东北难民与学生并扶持义勇军，其工作重心始终与东北相联结。

我们通常说八年抗战。但齐世英的抗战却持续了十四年。

1、奉命赴日起风波：日本军政间的张力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上海市长张岳军即前往南京，传达蒋介石旨意，让齐世英去日本，以了解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态度是否一致。齐世英随即赴东京，与此前相识的犬养毅（政友会总裁）、头山满（黑龙会领袖）、床次（政友本党总裁）等日本政坛元老交换意见。

头山满除了对九一八事变表示“糟糕！糟糕！不好！不好！”外，并无良策。而犬养毅和床次，则态度强硬，指责蒋介石过于排日，连中国教科书中都充斥排日思想，所以才会出事。

在日本逗留的几天内，齐世英还会见了币原外相。币原称，他早就看到东北会发生事端，所以特别派重光葵等人去中国服务，希望能消弭祸患于无形。等到沈阳事发，他为日本的前途忧虑，曾在内阁会议上详细陈词。他承诺，日本政府绝不扩大此事，也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向国联控诉。国联不了解中日关系，派人调查至少费时两年。两年内还会再出多少事？还是中日两国自己处理，尽快解决为好。

从日本的反应看，军方与政府的态度确实存在不一致之处。齐世英匆忙离开东京前，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长谷正之在送行时也强调，如果中国团结唱抗日高调或提交国联，会使执政党民政党处境更难，一旦政友会上台，情况会更糟糕。

齐世英之所以匆忙回国，是因为他的行踪已经暴露。

“就在我与币原谈话的当天，日本各晚报以头条新闻报道我到东京的消息，说我是蒋的特使、密使，加上一大套官衔。”齐世英晚年在接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访问时，也回忆到他此次访日的风波，“日本新闻记者向来喜欢夸大其词，我是有过经验的，我对他们相当头痛。这一次的报道想是外务省的记者道听途说（非币原所言）而来的，内容皆系揣测之词。他们喜欢揣测原不足怪，但对中日双方关系如是重大之事，也是这样不识大体的胡登一阵，我当时感到有些惶恐。”

齐世英（前排中）和妹妹齐镜寰（前右一），曾在东北组织抗日

从齐世英的表述看，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或许有细节失实，但核心内容应属准确——他毕竟是蒋介石派去日本的。站在日本的角度，也很难说这样的报道是“不识大体的胡登一阵”。但对中国政府，确实构成了较大的触动。

查上海《申报》，1931年10月2日刊发中央社发自南京的一则消息，题为《蒋主席否认派齐世英赴日》：“一日本报纸载称，有齐世英者，在东京自称系蒋主席所派，又称系中央党部所派，向日本朝野征询意见云云。本社当即派人往谒蒋主席探询。蒋主席云，绝无此事，且此人久未曾见，此说非系招谣，即为日本报纸造谣。至于中央党部更无派齐世英赴日之理。又政治会议陈立夫秘书长云，中央党部职员中，虽有齐世英其人，但既非重要人员，且早已自己请假离京，久不到会服务，此种捏造谣言，殊属可笑。”

从中国当时的艰困处境看，这种外交上的虚假辟谣，颇有可理解处。齐世英回国后，也应张岳军的要求，接受记者访问，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谎称九一八前一天即以私事赴日，并未会见日本政要，日媒的报道纯属捏造事实。

但几十年后，齐世英忆及此事，内心仍感不平：“回到南京，我感到无限的痛心，异常的愤慨：我是奉命去的，出事皆往我头上推。因此我也不去见蒋先生……”

在这之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南京约见过齐世英一次。齐世英1970年前后接受“中研院近代史所”访问时说，此次晤谈，他请示过蒋介石，获得同意。但他因用中央政治会议派给他的车子在下关送重光葵，被中央党部调查科查出并上报，导致接下来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谣言四出，“我这次本也无意做中央委员，来了这一阵谣言，那就更不用谈了。”

齐世英并未点明谣言说些什么，想来应是怀疑他与日人有暗中勾兑吧。

齐世英的东北人身份及其与日本长期亲近的历史，可能加剧了这种谣言的扩散程度。从当时东北军政各界要人的反应看，的确以投降派居多，尤其在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张作相几乎未放一枪即退出山海关之后。

2、秘密辞职潜回东北：抗战还是与日方“虚与委蛇”？

接下来齐世英做了一件颇为令人费解的事，未经党部同意，即私自前往尚未被日军攻占的哈尔滨。在留给长官陈立夫的信中，他称去游雁荡山，要求辞职。

他晚年的解释是，由于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缺乏联系，而许多组织义勇军的国民党同志皆与他有若干的关系，因此徐箴（东省特别区电报局长）等人请他回东北协调指挥大家。“我几经考虑，觉得南京在那种情形下也许不需要用到我，同时在这里也招致了不少的误会”，遂去了东北。

在东北，他从哈尔滨赶到黑龙江临时省会海伦，会见了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马占山谈到他面临的种种困难。

“如果你实在维持不下去，就退到俄国去吧！从俄国转南京，我们一样等待着欢迎你。”齐世英晚年特别强调，“我始终没有跟他讲他可以跟日本人随便敷衍的话。”

齐世英赶在马占山1932年2月降日前，与他见了面。齐世英的女儿齐邦媛在《巨流河》一书中称，齐世英回东北的时间是在1932年。依此，齐世英是在1932年1月潜回东北。

巨流河

当时的情况颇为微妙复杂，马占山摇摆着抗日，另一位大佬张景惠则出任日本扶植的伪黑龙江省府主席。齐世英称，东北当时“义勇军弹药缺乏，没有来源，粮食有限，无钱购买，但凭一股热血。而东北的军队唯张学良、张作相马首是瞻，他们却没有动向，军队彼此也没有联系，我一个人赤手空拳来也是无能为力，只好对大家说希望合作。”

齐世英在黑龙江待了一个月左右，觉得事无可为，返回南京。他离开东北不久，1932年2月，马占山即降日。但同年4月，又再举反日旗帜，很快遭失败，退入苏联境内。

东北义勇军的实力，完全无法与日军对抗，齐世英对此不可能不知晓，为何要回东北？如果是为了组织抗日，他又何需背着国民党党部辞职秘密潜回？此仍难理解。

齐世英晚年回忆时，曾提及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满铁副总裁江口定条曾派人前往南京请齐世英回东北任伪职，但在北平征询齐的朋友邵丹甫意见时，邵丹甫认为齐世英肯定不会同意，江口定条遂作罢。

另外，1931年九、十月间，在南京的东北人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以与张作霖父子有关系，东北易帜后到南京任职的内政部长刘尚清、外交部次长王家桢为代表，他们认为，张学良退到北平，日军步步侵占东北，东北人为保护自己家乡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使生灵免遭涂炭，所以“即使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也在所不惜”。因齐世英早年参加过郭松龄倒戈，与张学良父子不睦，故他们多次提出，要齐世英打出“赶走张学良”的旗帜，凭借与中央和日本的关系，挺身而出去做这件事。而另外一些东北人则主张坚决抗战。

北京报国寺，齐世英创立的“国立中山中学”旧址

所谓“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指的显然是张景惠式合作。南京东北人的分野，颇有趣味。东北易帜后转来南京者，更多从所谓“维护地方治安，生灵免遭涂炭”等角度赞同与日军合作；而更早些离开东北的官员，则似乎更为超越东北籍身份，偏爱抗日的大词。

这样的分野是否也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请齐世英回东北的徐箴、臧启芳、周天放等官员，或许也与刘尚清内政部长一样，更希望齐世英能代表张景惠之外另一种“与日本人虚与委蛇”的力量？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这一点，但即便他们确有此图，在1932年初，也因张景惠与日军的合作已经大体完成而难于遂愿。

齐世英在东北待了一个月，又回到南京。他和徐箴等人都保全了抗战的名节。但仍显矛盾的是，如果齐世英认为日本外务省“不要向国联控诉”的建言的确有益，因为会激发日军的进一步势力增长，这意味着他反对进一步刺激日军，则所谓的主张“坚决抗战”就只能是一句虚矫的口号。

东北的时局颇令人悲观，抗日力量日渐萎缩，而南京中央政府囿于军力差距过大，亦无出兵打算。但国内抗日情绪浓烈，齐世英从日本回国途中写给上海市长张岳军的信（内容为日本外务省要求不向国联控诉等），则被压了下来，没有转给南京——“南京现在吵得厉害，你的话听不进去。”

最终，国民政府向国联提交了控诉。国联做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撤军。但日本并不遵守，国联也无可奈何。

中国的处境日益恶化。当时中国各界的抗日言行颇多尴尬。在野者抗日诉求最为激烈，执政者则对步步紧逼的日军退避三舍，但表面上又要维持民族尊严且不与在野力量形成太多冲突。相对而言，山海关外的东北更为无所适从。张学良、张作相撤到北平，中央且无武力声援，留在东北的军政官僚该如何应对？马占山反复且短暂的抗日是一条路径，他很快经苏联退回天津英租界；与日军周璇终不成功的张景惠，则成为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即便如此，在后来成为战犯时，他仍为自己辩解说，张学良对他的指示是：“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

为国共合作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当年同样站在真正“坚决抗战”的反面。他是有个“不抵抗将军”称号的。

3、孤立的战斗者：东北帮内部分裂

在南京任职的齐世英，处境则相对简单。他从日本回来后，继续在国民党党部办东北党务。

此时他对东北的工作者已无事实上的遥控，但仍派人联络挑选当地留学生在政府或军队任职，做所谓的内应——这某种意义上仍是一种“虚与委蛇”，而非“坚决抗日”。东三省的党部都流亡到关内来，合并为东北党务办事处。张学良是5位常务委员之一，他也用资金救助东北抗日救国会。齐世英并非该办事处的核心领导。

齐世英和臧启芳、徐箴、周天放等人成立了九一八同盟，谈不上有太大影响。他还参与了行政院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和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建立，但并不负责具体工作。他着力较多的是1933年2月成立的东北协会，是五位常务理事之一，且一度兼任总干事。齐邦媛回忆，家里经常接待东北流亡学生和革命者，父亲为了安全，多次改姓。

齐邦媛

按照齐世英的说法，外界一般将东北协会视为官方团体，反应既不热烈，捐款也无着落，经费由政府拨付。平日该协会只做些调查、研究的静态工作。除此之外，他创办北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2000名东北流亡学生。

1936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齐世英为争东北席位，与张学良发生冲突，在叶楚伧和陈立夫的调停下，才告作罢。同年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未能当上中央委员，在东北籍中央委员名单的提出问题上，也发生了内部分裂。

七七事变后，齐世英进入抗战最高统帅部，成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秘书，后随政府由南京向内地一路撤退。1938年起，他连续四届出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这期间值得重点提及的是创办颇为畅销的《时与潮》杂志(半月刊)，出任社长。

这份杂志，以译介国外报刊政论文章为主，其出版几乎贯穿全面抗战之始终。从其刊发文章取向亦可看出，中国当年在国际上的友敌变化。如1938年4月25日发行的创刊号上，有《苏联红军的战略》和《英国纵容法西斯的政策》等文，对苏联较为友好，却多指摘英国。这和当时苏联对中国抗战助力最多，而英国则无视中国利益有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英国的评价转为正面。

在《时与潮》的发刊词中，他们这样说：“我们必须明了，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斗争者，而且我们更不愿意从整个世界孤立出来。也正因为这个，尽管法西斯魔王进行疯狂的侵略，尽管有些帝国主义的绅士们在徘徊观望高唱什么孤立主义，然而在另一方面，确有千千万万的大众，永远和我们站在一条阵线共同奋斗。这不仅指出我们民族解放最后胜利的前途，而且更显示我们整个光明世界的来临。”

1938年的4月，《时与潮》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国缺少国际上的援助。它更像一个预言，指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前途。

齐世英晚年

在《时与潮》创刊半年后，因日军占领汉口，齐世英搭乘飞机飞重庆，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同机。深夜二人吃宵夜时，周佛海说，“我们都是熟人，说实在话，仗是不能打了。”齐世英并不同意，两人唇枪舌剑，辩论了很久。

周佛海或许有意拉齐世英入伙，只因其态度而放弃，这不得而知。之后不久，周佛海投靠了日本，而齐世英则在重庆开始漫长的战时生活。

齐世英，这个与汪精卫公馆派及日本人多有交往的东北人，最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抗战胜利前，国民党中央设立秘密的东北党务高级干部会议，齐世英也厕身其中，陈立夫要其准备接受东北。相关的筹划工作已展开。

1945年8月14日傍晚，正在商务印书馆开会的齐世英接到电话，说日本投降了。晚饭的时候，鞭炮声响彻云霄，路人快乐疯狂。这个时候，齐世英内心却有隐忧。他的预感是对的，在长期失去东北之后，国民党最终于此迎来第一次彻底的内战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