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最后的猛士”——刘玉春将军

文: 张星煜  来源: 中国国家历史

1926年9月3日夜，武昌城南余家湾火车站一间破旧不堪的房间内，一伙人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气氛很是压抑。这伙人都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呢？这些人穿着笔挺的军装，正是当下势如破竹的北伐军大佬们：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白崇禧、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武昌攻城司令李宗仁、副司令陈玉珏。蒋介石打破了平静：“无论如何，武昌城限四十八小时攻下！”这是一种不容辩驳的口吻。下面诸将领面面相觑，一言不发。但他们内心深知，这是一个荒唐的决定。因为就在当天凌晨，北伐军刚刚对武昌城发动了一次如潮的攻势，结果惨败而归。这不仅因为武昌城墙高耸坚固，更因为这座城里坐镇着北洋军最后一位敢打硬仗的猛将——刘玉春。

贫苦少年不得志

刘玉春1878年出生于河北玉田的一个穷苦家庭，兄弟三人，刘玉春排行老二。由于家境贫寒，刘八九岁时只知道上山砍柴、下河捞虾补贴家用。14岁时，刘在老乡介绍下加入清军水师。两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当时刘在直隶提督叶志超营中，遂跟随军队驻扎平壤。其后日本大军围攻平壤，提督叶志超胆小如鼠，见日军攻势凶猛，就自个儿先溜了。底下士兵群龙无首，纷纷向城外逃跑，也不知道朝鲜城墙是纸糊的还是怎么地，竟然被挤塌了，加上日军又在城外布置了几道防线，清军死伤无数。才16岁的刘玉春看逃脱不得，就躲到城内田地的水沟里，夜里偷偷爬进田里摘点豆子吃。这样熬过了几天，等战事平息了，刘玉春一路北行逃回了中国。刘玉春在九连找到了队伍，又跟着队伍在九连、牛庄等多地与日军激战数次，在这些战役中刘侥幸活了下来。最终清军战败，刘的部队遭到遣散，他只得回到老家种田。如此，刘玉春的第一次军旅生涯结束了。

甲午战争中的逃跑将军叶志超

刘玉春刚回家，适逢老家遭旱灾。为了活命，刘玉春向同乡借了点钱跑到山海关当铁路工人，后来正定招炮兵，刘玉春因为曾经当过兵，得以再次进入军队。此后刘入山海关武备学堂学习。当时在这里学习每个月还发工资，饷银三两六钱。虽说不是什么大数目，可养家糊口算是够了。本以为可以过上安生日子，怎奈倒霉事又给刘玉春赶上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山海关，武备学堂遭到解散，刘又回到了老家，他的第二次军旅生涯结束。

1902年，刘玉春听闻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召集武备学堂的旧生，大为兴奋。可等刘一路跑到保定，招生名额已满。后又听说岑春煊在山西招兵，刘又从保定不远千里奔至太原。等刘玉春到了太原，恰逢岑春煊被朝廷调任四川总督，招兵事由此作罢。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不就是想找份工作嘛，这是有多难，其绝望的心理是可想而知的。

可能是咱们的小刘同志倒霉地让上天都看不下去了，正当刘在太原迷茫之际遇到了自己过去的一个友人。刘玉春就跟着这哥们儿一起加入了山西常备军，这才算安稳下来。

由于刘玉春在军中的优秀表现，刘被选送至保定军校学习马科。学了一年，回到山西充任马队小队长兼全军总教习。1905年，刘玉春调任奉天。此后一年，刘队长在奉天跟“红胡子”（即是土匪）交手五六十次，几乎天天都在枪口刀刃下讨生活。此后因刘队剿匪有功，得以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入学深造一年。

1908年，刘队长又被调去四川。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看这几年刘队长太顺了，刘队所乘的船在经过三峡时居然翻了，倒扣浮在江上。咱刘队也算镇定自若，于是就被扣在船里面向下游漂了几十里，终于被救上岸。到了成都，刘队升任营督队官，相当于今天的营长。此后，刘营长在四川剿匪甚力，打得四川的土匪听到刘玉春三个字那是抬腿就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民军趁势而起。当时陆军中不少革命党哗变，刘玉春不懂革命，只能打着包裹北返归家。路上被民军所执，一问才知道是刘玉春，民军首领当即释放，并赔礼道歉。此后刘玉春坐船下江，渡海北归。至此，刘玉春的第三次军旅生涯也结束了。

百战之躯未成名

回家没多久，刘玉春经人介绍加入了冯国璋的拱卫军充任营长。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刘玉春跟随冯国璋大军进攻南京。刘玉春所部在双闸镇登陆，刚登陆就遇到三千敌军，后面的船夫早已携船逃之夭夭。此时，前有敌军，后有大江，众军士皆惊慌失措。刘营长毕竟已经学过几年兵法，知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立刻指挥军队占领有利地形，摆好阵势。三千敌军冲杀过来，被打得狼狈不堪。当时据抓到的俘虏说，后方大队尚有三万人，此乃先头部队，未尝想过会遇到北军。刘玉春一听后面还有三万人，心中暗暗吃了一惊，随后便镇定下来，急中生智谎称道：“我们总司令老早就知道你们会途径此处，已预备四万大军在此埋伏，我就是前卫营营长。你们这次算是自投罗网，识相的赶紧投降！”俘虏中一个小军官愿意带话回去给师长。刘玉春便写了书令交其带回。不久小军官带话回来，两位师长说投降可以，师旅团三级长官官位不变，且接济给养。刘为了防止敌军看出破绽，假装向领导请示，自己骑马往营里绕了一圈，等了半天才回来，告诉小军官，我们总司令已经答应了你们的要求。如此下面俘虏深信不疑此处有四万大军。刘一面要求两师官兵集结在江湾某棉花地，一面派人回报冯国璋。次日，冯国璋派兵舰来，缴了两个师的械。两师士兵每人领五块大洋，军官领三十块钱大洋，遣散回家。师、旅长另听候用。刘的部队也回浦口休整。这次战役，一方面南方革命党队伍里混进了不少乌合之众，但另一方面刘玉春临危不惧、阵前使计也确实令人称道。

南京之役后，刘玉春调任第八师当营长。此后跟随第八师一路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平息外蒙叛乱、镇压白朗起义等战斗，屡立战功，于1915年升任团长。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以第八师征讨张勋，令刘玉春为前卫司令。当时刘玉春中暑有病在身，上级跑来一看，令其不必前往。刘玉春说：“生病不过就是一个死，我如果得了畏敌的名声还不如死呢！”于是抱病亲自带兵攻克了永定门。战事结束后，由于太劳累，刘玉春就在永定门城楼上铺了个毯子睡觉。此役之后，刘玉春升陆军上校军衔。

1918-1923年，刘玉春随第八师移驻鄂西一带，其间参加了湖南之役、湘鄂战争等战事，并升任旅长，授陆军中将衔。1923年，刘玉春还被宜昌当地绅商推举为鄂西陆军联合总督察处处长，负责抽取当地商税助饷，这样可以避免缺饷造成兵变祸及商民。刘玉春一直忠于其事，当年报税收五百万元，不仅附近几支部队的饷械皆能供应充足，每年还有剩余在当地兴办贫民工厂、资助学校及各种慈善活动。

迷途之际遇贵人

这几年，刘玉春由营长一路升迁至旅长，可谓顺顺当当。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又让原本春风得意的刘玉春跌进了底谷。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24年5月，北京政府突然下令免了刘玉春的旅长职，刘自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里做错了。刘无奈，只得北返。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刘这几年忠于职守，反令他的上司师长王汝勤产生了嫉妒之心，暗中密电中央说刘嚣张跋扈，难以驾驭。当了这么多年兵，好不容易熬到了旅长，突然一下就全没了，老刘这下是心灰意冷，天天躲在家里生闷气。

毕竟上天还是眷顾老刘的，每次老刘最郁闷的时候，恰恰又是他最幸运的时候。正当老刘在家生闷气之际，有人从洛阳拍电报给他，告诉他吴佩孚吴大帅听说你在家无事，希望你来洛阳助一臂之力。刘玉春一时不敢相信，鼎鼎大名的吴大帅怎么能看得上自己。过了几天，电报又来催行。刘玉春于是收拾行装，一路赶到洛阳。吴大帅见了老刘，慰劳备至，当即聘为高级顾问，此后每天召老刘入府商讨军事，坦然相处，有若故交。老刘在人生的低谷之时受到吴大帅此等礼遇，感激入骨，暗中立下决心，愿为吴效以死力。

被当时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强的男人”的吴佩孚

可没多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吴大帅战败，老刘和大帅一度失散。老刘取道海路，一路颠簸流离在湖北鸡公山找到了大帅，奉命驻守汉口。此时，原来第八师的官兵听闻老刘在汉口，派代表来找老刘。这些老部下怎么又想起来老刘呢？原来师长王汝勤在军中不得人心，师里的官兵都感念着老刘的好，这次派代表来就是力劝老刘回任第八师任师长，驱逐王汝勤。老刘说，这是乘人之危，我不干。代表再三恳求，老刘又说，我只听吴大帅一人之令。此后，重新上台的段祺瑞暗中联络王汝勤，要其逮捕吴佩孚送北京来。老刘得知这一消息，立刻派人去第八师告知官兵，切勿背叛吴大帅。王汝勤由此更加记恨老刘了。

次年，老刘一个人来到第八师的驻地香溪，受到了旧部的一致欢迎。王汝勤派人请老刘赴宴，旧部都说王汝勤人心叵测，力劝不可赴席。老刘不惧，只身前往。见了王汝勤，老刘的坦率也确实让这位王师长羞愧万分，表面上王汝勤和老刘尽释前嫌。此后军中官兵一致要求老刘复职，王汝勤嫉妒之心又起，暗中想谋害老刘。可惜事泄，官兵都很气愤。王汝勤就想逃跑，被官兵们堵截。此时老刘出来打圆场说：“师长背叛吴大帅，那是您的不对。现在你偷偷摸摸地逃跑也有失师长体面。”于是王汝勤就托病请辞，全师官兵以礼送行。王汝勤走后，大家公推老刘继任师长，老刘坚决不肯，两边互相执拗了半天，最后各退一步。老刘复职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由原十五旅旅长升任师长。

1925年，吴大帅东山再起，在武汉设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部。此后刘玉春奉命与寇英杰联合围攻信阳。河南战事结束，吴大帅下令，老刘始任第八师师长。第八师实际成为吴佩孚的警卫队。其后，刘玉春参加了奉直晋联军围攻国民军的南口大战，战后授玉威将军，升陆军上将衔。

1926年，北伐军兴，从广东一路打到湖北，势如破竹。吴佩孚升刘玉春为第八军军长，亲统大军开赴前线。吴佩孚大军行至贺胜桥，见前方汀泗桥大批残兵溃败而来。刘玉春二话不说，率部挺进二十余里，遭遇北伐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七军第二旅以及鼎鼎大名的叶挺独立团。双方激战两昼夜，一直打到白刃肉搏，相当惨烈。打到第三天，刘玉春两翼友军自行退出战场。刘玉春部遭到围困，刘率部死战得出。后见旅长于信臣部仍被围困，再次杀入救出于信臣。此后刘玉春被时人称为吴佩孚手下的“赵子龙”当是由此而来。刘玉春集合后方兵力，准备再战。此时，贺胜桥后方两侧高地已经易手，贺胜桥无险可守。刘率部跟随吴佩孚退回武昌。经过贺胜桥一战，刘部经清点，三名团长一死一重伤一被俘，九名营长阵亡七名，四十二名连长阵亡二十五名，惨烈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战争其实才刚刚开始……

孤城挽歌留绝唱

我们都知道，武汉这个城市由长江和汉水交叉分出三块区域——汉口、汉阳、武昌，是为武汉三镇。武昌于长江以南，汉口在长江以北汉水以北，汉阳在长江以北汉水以南。吴佩孚退回武昌后，召开紧急会议，任命湖北督理陈嘉谟为武汉警备总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守城司令。众将领皆曰：武昌城大兵单，不易防守。建议退保汉口，与北伐军隔江对峙，以待援兵至，再图恢复。吴佩孚说，你们在湖北有年，当为湖北守省城。今若弃省城，即是弃湖北，万万不可。会开完，吴本人则渡江至汉口，坐镇查家墩总司令部。当时各路败退下来的残军加上河南新开来的吴俊卿师，参酌各种史料，武汉守城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而攻城北伐军总人数多达七八万之众。其实刘玉春心里也知道武昌城不易防守的道理，但感念吴佩孚知遇之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民国时期的武汉地图

刘玉春把各路部队于各个城门配置好，并命令各队用沙袋堵塞城门，刘在城内巡视了三圈才放心。然后刘玉春亲自带队上武昌城东北高地蛇山监视一切。

9月3日凌晨，北伐军开始攻城，由于准备不充分，当日遭受重创。于是就有了文章一开头的余家湾会议。会上蒋介石要求限期攻克武昌。

5日，北伐军再次三面攻城。这次北伐军购集了两丈长的毛竹竿，并把两根竹竿接在一起，作为攻城云梯。各部队组织起敢死队携带斧头、炸弹、手枪等，负责架设云梯。后续部队如潮涌般冲击而上。刘玉春亲自带兵上城楼拒敌死守。最终北伐军再次惨败。据叶挺独立团的报告，他的一个营几乎全军覆灭，另一支部队报告当天唯一的战果就是把一个梯子靠在了城墙上。

正当刘玉春死守武昌之际，江北的汉口、汉阳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驻守汉阳的鄂军刘佐龙早已同北伐军暗通款曲。6日，在刘佐龙的配合下，北伐军克汉阳。次日，下汉口，吴佩孚北遁。江北尽入北伐军之手。

蒋介石见武昌城久攻不克，决定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15日，蒋介石发布封锁令，命令对所有经过长江武昌段的船只必须进行检查，且检查完毕后只能沿北面行驶，任何船只禁止驶向武昌。武昌城周围的电话线一律隔断，信件、电报禁止运出。禁止民众运送一切粮食、蔬菜、物资进城。此后北伐军调集山炮、野炮、克虏伯炮等各种大炮，连番轰击城墙，并每天出动飞机实施轰炸。

武昌被围之前，吴佩孚就已经连电当时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大军向西，增援武昌。孙大帅坐镇南京观望，想看北伐军和吴大帅打个你死我活，再来坐收渔利。直到25日，孙大帅才派出大军向西，企图支援武昌。当时有些老百姓还真以为孙大帅实力强劲，赢面很大。据说，南京城里的小孩在街上哄闹打架，都是一边打一边喊：“我是孙传芳，你是蒋介石。”后来孙传芳大军刚入江西，就吃了败仗，南京小孩打架就变成了：“我是蒋介石，你是孙传芳。”

当时外国记者拍到的孙传芳

至此，武昌城外援断绝，四面皆敌，已成孤城一座。

城内粮食已经很难找到，然后就是吃糠，再然后吃树根草皮，兵士皆无人色。刘玉春看见城中“百万菜色，饿殍累累”，很是心痛。他的内心是挣扎的。降，还是不降？

北伐军万万没想到，10月1日，刘玉春竟然亲自率领四个团的兵力实施突围，企图奇袭攻城司令部南湖大学。幸好几路大军紧急集结才把刘玉春又挡了回去，不然真是胜负难料。这可能就是刘玉春在降和不降之间想做的第三个选择，那就是胜。

北伐军已从后方调集工兵，准备挖坑道至城墙下实施爆破。而城中已近弹尽粮绝，武昌城里所有的部队都愿意投降，除了刘玉春。一日，北伐军遣来中间人，要求言和罢战。看着满城饿殍和不成人形的部下，刘玉春心软了。刘玉春同意退出武昌城，回驻鄂西，要求对方保证所有守城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双方订立了条约，蒋介石、唐生智都在条约上签了字。这是刘玉春的妥协，其实也是蒋介石的妥协。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北伐军在9日突然撤走了谈判人员告知谈判暂缓，原本固若金汤的武昌城此时只因一个人而被北伐军轻而易举地拿下，此人又是谁呢？

前面说过，武昌城里除了前面败退下来的各路吴军残部，还有一支刚从河南调来的吴俊卿部。这支河南军队原本就没想为守护武昌城卖命。谁知围城已经四十多天，城内弹尽粮绝。吴俊卿派人和城外的北伐军暗中联络，约定投诚。

10日，吴俊卿部打开城南的保安门、中和门，北伐军蜂拥而入，坚守42天的武昌城终于城破。武汉警备总司令陈嘉谟惊闻北伐军已经进城，赶紧化妆逃出了督理府。而刘玉春率部登上蛇山，继续指挥作战。一直打到城内守兵几乎尽降，身边的旅团长们下跪哭求：“兵士饥饿如此，何能再战？”顿时哭声震天，刘玉春看着和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一个个消瘦的人型，顿时也是老泪纵横，不言再战。众人把刘玉春死拉硬拽带进了教会的文华学院。

最终，北伐军找到了刘玉春，要来绑他。刘玉春呵斥道：“吾为国家大将，尔辈亦是军人，绑我有失军人大体！”旁边一个北伐军军官立刻制止了士兵的做法，刘玉春没有被上绑，而被请进了城内的北伐军司令部。刘玉春进屋即见到了攻城副司令陈玉珏，当即抗声曰：“我就是刘玉春，是守城司令，此处所有兵士都是遵我的命令守城，他们不用负责任。请即刻释放他们回家，由我一人承担一切责任。战败者死，我无话可说。只是军人可死不可辱耳。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请求速死！”北伐军众将领皆曰：“刘将军是英雄，我辈早已知之，请您珍重，保您绝无生命危险。”

此后刘还有陈家谟都被北伐军软禁起来。次年，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法庭审判刘玉春。法官问刘：“你为什么将武昌城附近的人民击毙，房屋焚毁？”刘回答：“两军交战，枪炮互发，不能归咎一方。”法官又问：“你为何不早降？”刘回答：“我为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如果革命军中大将投降，各位以为如何？”法官说：“你是反革命！”刘回答：“我连革命党都不是，怎么反革命？”

被软禁的刘玉春

当时有新闻记者采访刘玉春。刘表示，他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守武昌城没什么错。但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百姓的伤亡感到忏悔。表示愿意接受千刀万剐以谢罪。刘的忠诚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一时为人们所称颂。后来武汉国民政府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审判刘玉春，遂释放了刘。当此时宁汉交恶，刘玉春拒绝了两方面的拉拢，北返归家，于1932年逝于天津。

从8月31日至10月10日，刘玉春坚守武昌42天，最后因内部倒戈而被攻破。长期以来，因为刘玉春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而不为人知。实际上刘玉春只是一个军人，完全不懂政治。如果非要说他心中有什么主义，可能这个主义就是知恩图报，就是效法“关岳”（关羽和岳飞，传统军人膜拜的偶像，忠义的化身）。今天，我们自可不必以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标准去考量他。刘玉春将军，知恩图报，忠于职守，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自当是中国军人的楷模，当为后世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