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罪的由来与北伐中的武昌之战

作者:何志明    来源:《文史天地》

1926年开始的那场北伐战争，对中国政治走向影响至深。北伐军在进入两湖地区，力克重要关隘汀泗、贺胜二桥后，兵锋直指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在北伐军经过连番苦战，攻下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后，却在武昌遭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北伐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而武昌城攻下后，北伐军对于武昌守将刘玉春等人的审判则直接催生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特殊罪名——“反革命”罪。

一、南与北血战武昌

北伐军进入两湖地区后，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有素能打仗之称的吴佩孚。在北伐军凌厉的攻势下，吴佩孚寄予厚望的汀泗、贺胜两桥失守，武汉岌岌可危，标志着他在两湖统治的终结。作为一代枭雄，吴佩孚并不甘心失败，决定布置重兵坚守武汉。8月31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武汉防务。会议决定从华北调集重兵，死守武汉，还任命湖北督理兼第25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陆军第8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并从北方抽调得力部队增援。

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的北伐誓师仪式上阅兵

但吴佩孚的部署尚未完成，北伐军主力第四军就已兵临武汉城下，其派遣的便衣敢死队，开始混入城内，武汉的国民党人也在积极筹划接应。北伐军的另外两支部队第七、八两军也接近武汉，形成了三路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武汉的态势。武汉附近发生战事后，城内人心颇为惊慌，民众均纷纷出城渡江逃避。如在汉口，市民们搬至租界寄存的行李堆积如山，其他物件更是不计其数。
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的总称。武昌位于长江南岸，汉口位于长江北岸，汉阳位于长江和汉水交汇的三角洲上。武昌是湖北的政治中心，汉口是经济中心。武汉三镇中仅武昌有坚固的城墙，城高约二丈余，城外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武昌城周围约30公里，有大小城门9座，武昌城内有蛇山俯瞰全城。城北靠长江，东有沙湖，南有洪山，西有南湖，城郊地势平坦，是易守难攻的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吴佩孚安排自己的大将刘玉春、陈嘉谟以1万多重兵进行防守。此外，还有驻守汉阳、汉口的刘佐龙、高汝桐两师，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的叶开鑫湘军残部等多方力量也予以配合呼应，防守力量非常强大。
在北伐军抵达武汉城外当天，前敌总指挥部即在余家湾车站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军事形势。与会者一致认为，攻取武汉“贵在速决”，不宜拖延，而武昌之战最为难打。因此，会议决定将攻克武汉的主战场定在武昌，决定由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师负责主攻武昌；第八军负责进攻汉阳、汉口。9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专车到达余家湾后，当即下令攻城，但经过北伐军两次强攻都没有如意，而且将士伤亡惨重。9月4日晚上，首攻武昌宣告失利。
9月5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攻城司令，再次进攻武昌。蒋介石甚至还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并由叶挺的第四军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为攻城主力部队。独立团接受攻城任务后，立刻召集各营长开会，会上起初决定从全团挑选得力将士编成“攻城敢死队”，但鉴于独立团士气特别旺盛，几乎每个官兵都抢先争取参加这个光荣队伍，有些敢死队成员甚至以抽签方式决定。鉴于士兵的勇敢，会上决定不另组织“敢死队”，而由团长叶挺指定一个建制营担任。面对这一荣誉，各营都争着要担任“奋勇队”，叶挺最后考虑再三，决定由第一营担任“奋勇队”，营长曹渊担任队长。第一营成为“奋勇队”后，全营战士群情振奋，斗志倍增，纷纷留下遗书，以示必死的决心。这个壮举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在国民革命军中和武汉百姓中都流传着“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的佳话。
9月5日3时，攻城正式开始。奋勇队官兵扛着梯子及其他攻城器材，分别向指定的登城地点秘密前进。正当他们悄悄地摸到城根，随即被吴军发觉，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射击，还投掷一团团用棉花浸油的火球。奋勇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和火球架设竹梯，有数人在竹梯中间倒下，营长曹渊也壮烈牺牲。此次攻城非常惨烈，奋勇队曾一度攻上城头，与吴军展开肉搏战，由于吴军火力严密猛烈，城墙太高，北伐军登城的梯子实在太短，最终使二次攻城宣告失败。

在久攻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改变策略，开始对武汉实行长期围困。他下令第四军和第八军的一部负责围城，等敌军弹尽粮绝时，再发起进攻。同时，他带领李宗仁率第七军赶赴江西，指挥北伐军在江西的战事，而以邓演达代替李宗仁的北伐军攻城司令职务。围困武汉的北伐军采取了先攻汉阳、汉口，彻底断绝武昌外援的策略，决定先拿下汉口与汉阳，在劝降与武力强攻下，汉口和汉阳相继被北伐军攻克，接着北伐军再下武胜关、平清关等地，迫使吴军北退。特别是在北伐军攻占了“鄂北天险”武胜关后，锁住了吴军南下救援武汉的通道，武昌城实际上已成瓮中之鳖，而此时奉命死守武昌的守将刘玉春则坚持抵抗。
为了封锁武昌，北伐军在武昌城周围遍布地雷，禁止邮件及交通往来。这样，武昌城内的粮草逐渐不继。为了补充粮食，刘玉春下令将城内米店关闭，以作军粮，就连正觉寺数百僧人的储粮也被查抄。无奈之下，城内居民靠糠麸、草根、树皮、芭蕉心等充饥。在饥饿中不断有人死亡，而街头的流浪狗也“寻啃露尸，双眼俱红”，境况之惨，难以言表。
北伐军也加紧对刘玉春部的宣传攻势，出动航空队在武昌上空投掷劝降传单，同时也携带炸弹轰炸吴军阵地，炸毁其电台及蛇山炮台，给刘玉春的城防造成极大的威胁。9月17日，北伐军武昌攻城军的南湖军事会议决定，趁敌粮尽、弹缺和兵疲之机，攻取武昌。第二天，北伐军总部向守将刘玉春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投降。

刘玉春

刘玉春时年48岁，河北玉田县人，他原非吴佩孚的老班底，但吴看中了他作战勇敢，故而对其十分器重，而刘也对吴报以知遇之恩，当时即有刘玉春是吴的“赵子龙”之说。刘玉春在汀泗桥，特别是贺胜桥的战役中，作风硬朗，拼死力战，也得到了吴佩孚的赞许，遂被任命为武昌城的防守长官。武昌被围后，刘玉春仍以无线电与吴佩孚互通情报。此时的吴佩孚几无容身之地，但仍壮怀激烈，表示不日将反攻武汉，叫刘坚守武昌。刘玉春见希望尚存，慷慨表示愿意死守武昌。此刻，针对北伐军的最后通牒，他以炮轰北伐军紫金山阵地作为回应。见劝降无效，21日拂晓，北伐军下达了总攻城令。
因刘玉春等吴军将领的坚决抵抗，并且占据了有利的防守位置，使得北伐军的数次攻城都没有成功。从9月下旬起，北伐军决定采用掘地道方法，爆破攻城。被北伐军铁桶似围困的吴军，因粮尽援绝，“士兵每日只吃两餐什两稀粥”，刘玉春无奈之下只好寻求突围。10月1日和3日，武昌守军开始冒险突围，但是两次都被北伐军痛击回城。10月6、7日两天，无奈之下，刘玉春开始派人与北伐军谈判开城投降事宜。双方商定10月10日吴军全部撤出武昌，接受北伐军改编。但刘玉春拒绝在改编时交出武器，谈判遂告破裂。

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接管位于汉口的英国租界

此时困处孤城的守军内部也开始分裂。刘玉春部下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团长贺对庭则秘密与北伐军议降，并约定10月9日晚打开城门，让北伐军入城。这样，在该部的配合下，10日拂晓，北伐军分别从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通湘门相继攻入武昌，对顽抗北军发起进攻。大多数北军因为长期饥饿，在经过激烈巷战后纷纷投降，只有刘玉春部却依然拒绝放下武器，后来独立团将其包围后进行围歼，最后终于全歼该部。武汉城防最高长官陈嘉谟则乔装苦力准备翻越武昌城墙逃走，被北伐军拿获，拘留在国民军总司令部。

二、俘虏与审判刘玉春

北伐军进入城后，大多数守军均已投降，刘玉春却率部一千余人，在蛇山脚下拼死抵抗，直到气尽力竭，伤亡累累。部队被打散后，刘玉春躲入一个教堂，被北伐军的巡逻兵俘虏。这样，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昌之战最终结束。武昌城内一片狼藉，据记者报道，武昌城内“已成一片焦土。所剩房屋，其中完全者亦无几。屋瓦碎乱，墙上空洞，触目皆是”。
在此次武昌之战中，北伐军俘虏了陈嘉谟、刘玉春以下军官740余人，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60挺，步枪7000余支，大获全胜。但北伐军在攻克武昌的作战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第四军就伤亡官兵1157人，其中军官91人。叶挺独立团的官兵英勇作战，191人长眠于武昌郊外洪山。独立团团长叶挺、36团团长黄琪翔在作战时都身先士卒，战绩卓著，成为全军将官的表率，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此破格授予叶、黄两团长少将军衔。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他叫林彪。至此，武昌战事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如何处置率军顽抗的武昌守将刘玉春、陈嘉谟，尤其是前者，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北伐军攻克武昌，图为武汉军民联欢大会

刘被俘以后，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科长的郭沫若奉命与刘玉春进行了谈话，汉口《新闻报》于10月17日发表一篇题为《革命军总政治部郭沫若科长和刘玉春的谈话》的报道，记载了此次谈话的全过程。11日下午3时，郭沫若去湖北省议会找刘玉春谈话，刘当时光着头，面呈黄色，在郭的眼中，“刘的身材在北方人中并不算高”。郭沫若问刘玉春：“你是军人。你晓得打仗究竟为的什么?难道你是硬要火烧民房，硬要饿死百姓来打仗的吗?”对此，刘玉春始终强调：“我是军人，我只晓得服从命令”，“我不能不尊重名誉。到了打败仗总是心里不好过，所以我始终要把城守住”。
而刘玉春死守孤城的“敬业精神”，在当时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许。北京和上海的报纸甚至将他英雄化，称赞其为“武昌笼城勇士”。特别是一批北洋将领还联名通电，“请党军（即北伐军）主持正道，勿伤南北感情”，请求武汉方面不要伤害刘玉春的性命，因为时人观之，“北伐”仅为中国南北方所进行的较量，而刘玉春又为北方人，故有此说。
在武汉方面，内部也意见纷纭。一些绅商担心北伐军若处死刘玉春，则可能会激化南北方的矛盾，进而因战火破坏原就十分虚弱的经济贸易，他们上书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称杀一刘玉春不足惜，但可能会“植南北之恶因”，劝说武汉方面网开一面；相反，另外一些武汉民众团体，则指责刘玉春“据数十万人民为护符，以图顽抗，致累及无辜，因而饿死者无算，残忍暴行，史所罕见”，强烈要求将刘玉春等人交付“人民审判”，并“速处死刑，没收财产，移赈灾黎，以平民愤”。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鉴于刘玉春案件的影响面较大，就采取了较为慎重的处理方式。为了给判决刘玉春案件提供司法支持，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下，为了回应民众公开审判刘玉春等人的要求，武汉方面于1927年2月9日颁布了著名的《反革命罪条例》，这个条例基本反映了国民党左派和其党内共产党人的要求。此后，“反革命”罪作为一个犯罪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国司法界。“反革命”一词来自苏联，五四以后始传入中国并被国人所接受，特别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为一些政治派别竞相采用，同样，“革命”一词也逐渐被“褒义化”与“神圣化”，成为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就在《条例》被颁布的翌日，武汉方面组织的“人民审判委员会”就开始运用它正式审判刘玉春等人。这种“人民审判”的形式则是国民党仿效苏联的产物，审判委员会由党政军机关、各民众团体代表15人组成，司法部长徐谦为主席。由于此次案件为社会各界所瞩目，因而引来记者与听众数百人。

民国时期的武汉地图

审判正式开始后，首先由“人民论告”代表对被告刘玉春等人所犯罪行进行控告，接着由“国家论告”代表控告，指控刘等人所犯的罪行包括“抗拒革命军”、“惨杀革命同志”、“压迫革命活动”等，称刘等人“罪不容诛”，要求审判委员会迅速对其从重从快予以判决。法庭在审问刘玉春等人后，要求他们发表一段“受审感言”。此次被审判的北军将领除了刘玉春外，还有被吴佩孚任命为武汉城防最高长官陈嘉谟。但陈刘二人在法庭上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面对指控，陈嘉谟表现较为胆怯，称自己之前因“未读革命书，不知道为反革命”，阅读革命书后，自己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甚佩服孙总理”，并“深知从前之非，实为惭愧”。但刘玉春的态度则强硬得多，他正襟危坐，称自己尽管也看过《三民主义》等书，也“甚佩服革命军”，但始终强调自己仅是服从长官命令，“不敢承认有罪”。当审判委员会主席徐谦指控他是“反革命”时，他以近乎诡辩的方式反驳道：“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皆反革命耶？”但对于以“不革命即反革命”为行为逻辑的国民党而言，这种辩解根本就是苍白无力的。
正当人们以为国民党肯定不会对刘玉春善罢甘休之时，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2月10日那天的审判虽然进行得声势浩大，但却以“择日再判”收场，这也预示着刘玉春的命运也将出现转机。事实上，刘玉春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还一度被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聘为军事参议。这样，武汉方面为审判刘案而“量身定做”的《反革命罪条例》，基本没有发挥效用。但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制定该条例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对付刘玉春，但实质上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武汉方面之所以在此时制定《反革命罪条例》，固然是为了给审判刘玉春提供司法依据，但其真正意图却在于“阻吓”（苏联人语）尚领兵在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武汉国民政府居然会制定对付自己总司令的条例，则无疑是令人费解的，而这就需要从当时国民党的内部派别倾轧说起。

被软禁的刘玉春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确立了“联共”的基本方针。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始终遭到不少国民党元老的反对，而在苏联方面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被划分为所谓的“左”、“右”派别，支持“联共”政策的被划分为前者，相反则为后者。蒋介石对待这种纷争态度较为暧昧，因而被苏联顾问划为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别”。 但随着自己羽翼渐丰，蒋介石对待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转变。1925年，他利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迫使共产党退出了第一军，并打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苏联顾问压制了共产党反击蒋介石的要求，而对其进行了妥协。1926年，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他在国民党“一大”闭幕时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领兵北伐，以完成孙中山的统一遗愿。
1926年仓促启动的这次北伐，居然在半年间几乎打下了大半个南中国，其胜利取得之快，可能连蒋介石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按照苏联顾问的打算，北伐军在打下武汉后，应迅速沿着京汉线北上，一鼓作气打下北京，“以竟全功”。当然，在北京被攻下之际，也就是他们与蒋介石算总账之时。因为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就是要把蒋介石像挤柠檬那样，“挤干，然后扔掉”。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人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老蒋率先动了手，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给“挤”了出去，此为后话。
9月初，北伐军抵达武汉城下，并将其团团围困起来。在目睹了数次攻城失利后，蒋介石决定改变战术，采取“围而不攻”的方式，同时并不按照苏联顾问的设想，继续沿京汉线北上，而是掉头转向江西，兵锋直指他的老家——浙江。蒋介石此举，无疑令斯大林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蒋攻下南昌后，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他居然无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武汉被攻下后，原广州的国民党中央随即迁入），于1927年1月在南昌另立一个国民党“中央”，以制造两个中央对峙的局面。而蒋介石之所以胆敢如此，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是一个关键原因。
面对蒋介石的公然叫板，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几乎束手无策，他们只好极力呼吁“提高党权”，言外之意即约束军权。同时，试图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以迫使他取消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正当此时，武汉方面审判北军将领刘玉春等人，适逢其会地为出台《反革命罪条例》提供了契机。
武汉此举的意图，身在江西的蒋介石对此亦洞若观火，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武汉方面制定《条例》，以“反革命”的罪名，把他攻击得“几无完肤”。因此，蒋介石根本不予理会来自武汉的“恐吓”，反而从中学到了一招，即将自己涂抹上浓重的“革命”色彩，如以自己为“最革命”自居，公开声称：“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此后，蒋介石仍然我行我素，直至后来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可见武汉此举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刘玉春案的审判虽然无果而终，但它直接催生的一个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则被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沿用。直至1997年，它才被更具现代司法色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所取代，而在两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中，“反革命”一词才彻底在宪法中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