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司法第一案：革命党人遭惨死，改判死刑判决，凶手却逍遥法外

周实（1885年—1911年），字实丹，江苏省山阳县（如今的江苏淮安）人，中国近代诗人、南社著名诗人和散曲家，民主革命烈士。

阮式（1889年—1911年），字梦桃，江苏省山阳县（如今的江苏淮安）人，与周实是同乡好友，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南社和同盟会成员。

1911年10月10日，为了推翻大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革命党人蒋翊武领导发动了武昌起义，夺取楚望台的军械库，攻破湖广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很快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南京，身在南京的周实非常兴奋，他马上联络南京各个学校的七百余名老师和学生，计划在11月7日参加光复南京的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南社的领袖柳亚子给周实寄来一封信，邀请周实来到上海，商讨光复两淮（淮安和淮阴）的事情。

周实急匆匆赶到上海，柳亚子对他说：“苏北地区的淮安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你还是要返回老家进行革命！”

在柳亚子的劝说下，周实回到淮安府山阳县领导革命运动。

周实的好友阮式此时正在山阳县的高等小学当一名教员，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山阳县做出一番事业。

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当时的清朝衙门已经陷于瘫痪，就连淮安府的知府都逃跑进行避难，各地的知县也是闭门不出。由于衙门没有差役巡逻，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一些逃兵或土匪趁机打家劫舍，乡绅富贾每天都是惶恐不安。

1911年11月底，新军第九镇（相当于如今的师）统帅徐绍帧眼看大势所趋，决定效仿武昌起义，率领军队发动起义，并于12月2日光复南京。

为了躲避战乱，来自淮安府的学生纷纷逃离南京和上海，返回家乡，周实和阮式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再加上山阳县的高等小学的一些学生，大约有八十多人，组建的一支学生队，由周实担任队长，阮式担任副队长。

周实和阮式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功说服山阳县的团练局，顺利拿到了一批枪支弹药。

随后，周实和阮式率领学生队来到淮安府衙门，接管了城内的防务，维持社会的秩序，还把衙门悬挂的清朝政府的大龙旗换成了象征独立的白旗。

见此情景，一些乡绅富贾要求将学生队改名为巡逻部，周实和阮式分别担任部长和副部长，以正当的理由来维护城内的治安。

但是，毕竟周实和阮式并没有建立新的政权，把身家性命交给一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乡绅富贾的心里也没有底。于是，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商量，一致同意推举前任山阳县知县姚荣泽出面主事，巡逻部没有办法加以阻止。

姚荣泽再次出山担任知县之后，马上招募了四十多名壮士，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卫队。

周实和阮式惨死，陈其美通缉姚荣泽

11月12日，清河县宣布光复，蒋雁行被群众推举为江北军政府都督，都督府的驻地就在清河县。

蒋雁行曾经担任江北督练公所总参议兼陆军第十三混成协协统，手握军权，他要求山阳县派出代表来到江北都督府议事。

身为山阳县知县的姚荣泽，理所应当前往清河县参加会议，然而他却寻找各种理由拒绝，于是就推举了周实、阮式等五人。

没想到，周实、阮式等五人前脚刚走，姚荣泽就在山阳县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实是上海的革命党人，他回来的目的就是掠夺财物。”

此言一出，山阳县的那些乡绅富贾都吓坏了。

11月14日，周实和阮式率领巡逻部，召开了光复山阳县的典礼仪式。参加这次光复大会的人员多达五千余人，而作为知县的姚荣泽，却是拒绝参加。

阮式直接在光复大会上怒斥道：“姚荣泽避不参会，他这是反对光复的行为，究竟有何居心！”

第二天，蒋雁行派人来到山阳，周实和阮式进行了隆重招待。看到这种情形，姚荣泽十分不满，他马上带领卫队赶了过来。

刚一见到姚荣泽，阮式毫不客气地质问：“昨天召开光复大会的时候，为何不见姚知县的身影啊？”

姚荣泽回答说：“本人身体抱恙，实在是对不住了！”

阮式接着问：“哼，恐怕不是你的身体抱恙，而是你的心里在抱恨吧？”

姚荣泽连忙否认说：“此话差矣，我是一个汉人，推翻清廷，光复中华，也是下官的责任！”

听完这番话，周实在一旁说道：“既然如此，你就把漕银账本和库房钥匙，通通交出来，就算你对得起地方，也对得起百姓。”

眼看姚荣泽支支吾吾的样子，显然并不打算交出漕银账本和库房钥匙，周实索性掏出一把手枪，强硬地说道：“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务必要把漕银账本和库房钥匙交出来。”

姚荣泽当即吓出了一头冷汗，立即回答说：“一定，一定，我一定要交出来！”

然而，姚泽荣依然不死心，他把当地的何钵山、阮钵香等人秘密聚集在海会寺，对大家说：“我们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杀掉周实和阮式，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11月17日中午，在姚荣泽的部署之下，由何钵山出面邀请周实来家里喝酒。

周实在何钵山家里喝了个尽兴，在返回的路上，途经淮安府学宫的门口。这时，有一个人以姚荣泽的名义邀请他进入学宫议事，手下则劝说他不要进去。

周实坦然说道：“朗朗乾坤，我何惧鬼”，说完就走进学宫的大门……

刚一走进大门，突然有人从身后砍了周实一刀，他这才明白过来自己上当了，他强忍剧痛，大声喊道：“现在是文明社会，你们要杀我，不要用刀，可以用枪。”

有一个名叫周域邠（bin）的典吏，对周实说：“想吃枪子，非常容易，那我就成全你。”

随着两声枪响，周实应声倒地，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周实遇害之后，杨建廷立刻带着卫队直奔阮家，假装邀请阮式前往学宫与周实见面。阮式一出家门，就被卫队捆绑起来押往学宫，在学宫见到姚荣泽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在学宫这一片斯文之地，姚荣泽竟然指使手下的卫队对阮式加以迫害，残忍地抛开阮式的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导致阮式当场死亡。

这还不算完，姚荣泽还派人将周实的父亲周鸿翥逮捕入狱，在不经过审讯的情况下直接判处十年监禁。而阮式的两个哥哥阮保麒和阮玉麒，以及弟弟阮锦麒，被姚荣泽多次威胁和毒打，从而被迫远走他乡。

将周实和阮式杀害以后，姚荣泽深知惹下了大祸，于是畏罪潜逃，躲了起来。

革命党人周伟等人后来到了上海，见到柳亚子的时候，诉说了周实和阮式惨死的过程。

听到这个噩耗，柳亚子悲痛欲绝，他感慨地自言自语道：“当初周实是在我的劝说下，才回到山阳县进行革命运动的，否则他就不会死，这真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个仇非报不可！”

“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杀此獠，无以谢天下。”——郭寿龄《周实、阮式与淮安光复》

在这种情况下，柳亚子联合了南社社员朱少屏、姚石子等人，以及阮式的两个哥哥阮保麒和阮玉麒，联名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陈英士）汇报此案，要求严厉惩处杀人凶手姚荣泽。

不仅如此，淮安府的学团也派出五十多名代表前往上海，聚集在沪军都督府的门前，要求陈其美逮捕姚荣泽。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经过陈其美和沪军都督府军法司司长蔡寅商量，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司法总长伍廷芳。

为了平息众怒，陈其美下令通缉姚荣泽。

几经周折，由沪军审理姚荣泽

此时的姚荣泽已经逃到了南通（如今的江苏南通），投奔了他的一个族亲姚仲勋，姚仲勋可是南通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当时担任大纲公司的董事长。

为了保全姚荣泽的性命，姚仲勋找到了时任南通军政府总司令的张詧（张謇的哥哥），他想要借助与张詧（cha）的朋友关系，施以重金，请求得到张詧的庇护。

张詧和张謇在整个江苏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大，张詧是南通军政府的总司令，而张謇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扶持下创办了大生纱厂，当时的职务还是江苏议会的临时议长，主管两淮地区的盐政。

张氏兄弟在南通拥有如此大的势力，也让姚荣泽安心了许多。

经过张詧和张謇的商议，把姚荣泽安排到南通郊外的通海公司旗下一个靠近海边的盐场，暂时躲避眼前的风头。

然而，姚荣泽在盐场躲避的那段日子里，依然摆着身为知县的架子，大吃大喝，十分招摇。

没过多久，姚荣泽的行径就引起了通海公司的卫队队长钱惟善的注意，钱惟善向部下询问说：“这个人有些面生，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有一个人回答说：“我知道，这个家伙就是沪军都督悬赏通缉的要犯姚荣泽，只要能够抓住他，还能悬赏一百块大洋呢！”

钱惟善一听，觉得这是一次发财的好机会，一边吩咐部下将姚荣泽逮捕起来，连夜押送到南通军政府，一边派人给沪军都督府发去电报，向陈其美汇报“发现姚荣泽的事宜”。

让钱惟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第二天一大早再次来到南通军政府的时候，却发现姚荣泽已经不见了。此时，突然来了几名军警，以“颠覆地方政府”的罪名将他逮捕起来，他这才明白其中的猫腻，追悔莫及。

经历这次事件，姚荣泽直接住进了张詧的家里……

陈其美收到钱惟善发来的电报，得知姚荣泽躲在南通，于是就向张詧发送电报，内容写到：

“请其将人犯姚荣泽即刻押解来上海，按照军法进行审判。”

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不久，财政面临着巨大困难，张詧给孙中山呈上一个呈文，要求把姚荣泽的案件交给位于苏州的江苏都督府负责办理。

由于孙中山还需要依靠张謇出钱资助，于是就给了张詧一个面子，当即作出批示：“将姚荣泽引渡到苏州，交给江苏都督庄蕴宽讯办，由江苏省高等法院负责审判。”

这样一来，张詧和姚荣泽也终于达到了目的，因为江苏都督庄蕴宽跟姚荣泽的关系十分亲密，必定不会判处姚荣泽死刑。

但是，陈其美坚决不同意，他一定要将姚荣泽押到上海进行审判。

陈其美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又是上海青帮的老大，他直接把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府的秘书柳亚子请到上海，帮忙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孙中山，其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今日之事，若不得当，则义旗所指，首在南通。粉身碎骨，所不敢辞，衅非我开，敢告天下。”

张詧看到这份电报，心里十分害怕，他知道陈其美的性格，能够说到做到。无奈之下，为了不给自己惹祸上身，他只好把姚荣泽交给了沪军都督府。

1912年2月4日，陈其美分别致电大总统孙中山和司法总长伍廷芳，以及身为南社成员的司法次长吕志伊，请求为革命党人周实和阮式沉冤昭雪，并严厉惩处杀人凶手姚荣泽。

正是由于陈其美的强硬态度，孙中山于2月7日回复陈其美说：“周实和阮式的家属，以及社会团体都要求这个案子让贵都督进行审理，那就应该顺应民意，交给贵都督来审，以免横生枝节，沉冤莫白。”

2月10日，孙中山致电南通军政府总司令张詧：“经各地来电申诉，山阳周实阮式被害一案，交接给沪军都督陈其美审办，毋庸再行交接江苏都督。”

伍陈达成一致，审判团队组建完成

正当陈其美要求将姚荣泽从南通押回上海的时候，姚荣泽并不甘心认罪伏法，他到处寻找关系，以求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想来想去，姚荣泽找到了曾经的老师丁宝铨，他在山阳县当地拥有很高的威望。

姚荣泽请求老师丁宝铨出面，让他联合当地的乡绅富贾何钵山、阮钵香等人，前往周家和阮家进行游说，希望能够私下和解。丁宝铨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就算法庭判处姚荣泽死刑，周实和阮式也不可能复生，还不如私了更实惠。”

在与周家和阮家商谈的过程中，丁宝铨提出了私下和解的高价筹码，共分为三笔赔偿金额：

第一笔金额是由姚荣泽拿出八千元，以赔偿周家和阮家的精神损失；

第二笔金额是两千元，作为周实和阮式重新迁葬和修建祠堂的费用；

第三笔金额是六千元，主要用于山阳县境内的地方公益事业。

若是周家和阮家同意私下和解，并接受了这样的条件，那么姚荣泽就可以不用再上法庭接受审判了。

在丁宝铨和其他乡绅富贾的调解之下，周实和阮式的家属也能得到应有的赔偿，最终同意私下和解。

这个消息一经传开，沪军都督陈其美和南社的柳亚子等革命党人看不下去了，他们义愤填膺地说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法律的公平和司法的正义。”

对于这种因私下和解而摆脱审判的行为，就连中华民国司法总长伍廷芳也坚决反对。

伍廷芳认为，这起案件的情节极其恶劣，既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就要采取文明的方式进行审判，以表示对法律的尊重。为此，他还专门拟定了一套审判的具体流程，首先设置一个临时裁判所，委派所长和副所长，然后还要安排陪审员。

2月18日，伍廷芳给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致电，提出了几项关于审判“姚荣泽一案”的具体建议：

1.必须派出通晓中外法律的专业人员，进行审理这起案件；

2.派出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高尚的人员担任陪审员；

3.准许原告和被告聘请辩护律师；

4.在审讯的时候，允许一些无关的民众进行旁听。

孙中山认为，新的政权就要有新的气象，当然不能依照清朝政府遗留下来的那一套老旧审案观念，他完全赞同伍廷芳提出的全新司法理念和价值观。

第二天的2月19日，孙中山回复伍廷芳，内容这样写到：

“所陈姚荣泽一案，审讯方法极善，即照来电办理即可。”

孙中山和伍廷芳之所以主张采用全新的审判方式，反对清朝老旧的私下和解，其实就是一种新旧不同的法治观念，代表了司法全新改变的一个标志。

伍廷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位法学博士，以及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位司法总长，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司法理念的先河，为中国的近代司法奠定了基础。

然而，关于如何设置临时裁判所，以及委派所长、副所长和陪审员等问题上，伍廷芳还与沪军都督陈其美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在陈其美的眼里看来，中华民国才刚刚成立不久，各项机构还不完善，而且国内还没有安定下来，因此不能过分的强调司法独立。他打算委派沪军都督府的军法司长蔡寅担任所长，曾经留学日本的法学学士金泯澜担任陪审员，这样就可以进行审判了。

伍廷芳则表示坚决反对，他对陈其美说：“对于姚荣泽一案，既然按照司法程序来审理，让谁担任所长或陪审员，应该由司法部来委派，不应该由你们沪军都督府委派，否则会有军政干涉司法的嫌疑。”

对此，伍廷芳提名陈贻范担任裁判所的所长。

陈其美回答说：“你们任命陈贻范担任所长，我并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沪军都督府已经对外公布由蔡寅担任所长，若是这个时候再去更换，对社会各界都不好交代。”

尽管如此，伍廷芳依然坚持自己的己见，再三要求陈其美和沪军都督府不得干涉司法审判。

除此之外，伍廷芳还拿出参议院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

“1.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2.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织之。”

在法律规定的面前，陈其美只好选择了让步。

伍廷芳和陈其美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裁判所设定在上海的市政厅，由陈贻范担任所长，蔡寅和律师丁榕共同担任副所长，另外还组织了七位中华民国司法部的代表作为陪审员。

判处姚荣泽死刑，却出意外情况

3月23日下午，“姚荣泽一案”正式开庭审理，姚荣泽在军警的押送下走进上海市政厅，现场坐满了前来旁听的社会各界人士和群众，多达二百余人。

3月30日和3月31日，在上海市政厅又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和第三次审理。

在法庭之上，原告的证人认为，姚荣泽对周实和阮式怀恨在心，因而故意实施杀害行为，应当判处姚荣泽死刑。

姚荣泽马上辩解说道：“杀害周实和阮式，并不是我本人的意思，都是当地的乡绅富贾出的主意。而且，周实和阮式并不是我亲自杀的，他们两人死于周域邠和杨建廷之手。”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所长陈贻范将“周实和阮式是否被故意杀害？姚荣泽是否与乡绅富贾共同谋杀？姚荣泽的口供是否可信？”等等相关的材料，全部交到了陪审员的手里。

经过司法部七名陪审员的商议，他们一致认定：“姚荣泽的口供不足为信，周实和阮式两人死于格杀。”

最终，所长陈贻范做出了宣判：

“姚荣泽杀害山阳县的周实和阮式一案，既据陪审员认为是谋杀，应处死刑，在两周内执行。”

公布判决结果之后，所长陈贻范给了姚荣泽五分钟的时间，让他做出最后的陈述。

姚荣泽继续为自己辩解说：“杀死周实和阮式，并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是被地方的乡绅富贾逼迫的。”

面对“将姚荣泽判处死刑，两周内执行”的判决结果，山阳县的一些官吏和乡绅富贾极其不满，他们联名上书司法部，坚决反对这个判决结果。

沪军都督陈其美认为，这是对中华民国律法的公然藐视，“视为煽乱之源，若确有其事，应将为首者提解来，以做刁风而维国法”。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所长陈贻范表示说：“当前正在处于革命纷扰的混乱局面，被告姚荣泽所为或许情有可原，陪审员如果认同，应在两周之内将这种情形报告给大总统，由大总统来裁夺。”

七名陪审员经过再三讨论，有三人依然坚持要维持姚荣泽的死刑判决，有四人则同意对姚荣泽进行网开一面。

由于少数服从多数，于是七名陪审员联名向大总统孙中山递交呈文，请求为姚荣泽削减罪行。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国内的局势又发生了转变。

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说：“若是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能够让宣统帝退位，就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果不其然，袁世凯为了得到大总统的位置，居然采用逼宫的方式。随着隆裕太后的一纸《清帝退位诏书》，年仅六岁的宣统帝正式退位。

4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兑现承诺，在临时参议院郑重宣布：“辞去大总统的职位，由袁世凯接任新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伍廷芳也让出了司法总长的位置，使得“姚荣泽一案”也逐渐发生了逆转。

4月8日，同意为姚荣泽减刑的四名陪审员，重新向新上任的大总统袁世凯发送电文。而伍廷芳由于不再担任司法总长，他就找到时任中华民国驻上海通商交涉使温宗尧，代为向袁世凯发送电文。

这个消息一经传来，立刻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便把责任推到了伍廷芳的身上。

于是，南社的社员柳亚子、姚雨平、陈陶遗和朱少屏等人，在报刊《太平洋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伍廷芳破坏法律》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

“姚荣泽一案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法庭庭审，为全国人民所关切，司法总长伍廷芳以一手来掩之。姚荣泽有死罪可杀，却让他逍遥法外，伍廷芳其罪应做何等议。”

由此可见，《太平洋报》把对姚荣泽的憎恨，以及为姚荣泽开脱罪责的责任，都转移到了伍廷芳的身上。

面对这种具有针对性的人身攻击，伍廷芳当然不愿意背锅，他在《答客问》一文中解释说：“姚荣泽一案正式审理以后，权限完全归属法庭，我自己本人并不曾干涉过，何来破坏法律之说？大总统有权赦免人罪，无权加增人罪，这是法律的原则，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在《时报》上发表评论，与柳亚子等人的《太平洋报》针锋相对，展开了一场围绕“姚荣泽一案”的唇枪舌战。

都是形式，杀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1913年7月，姚荣泽的老师丁宝铨又一次出面进行调解，他这次提出的条件是：“包括姚荣泽在内的曾经参与杀害周实和阮式的八个人，捐出两万元银元和六百亩田地，补偿给两位烈士的家属，同时修建一座二位烈士的祠堂，以此来换取革命党人不再追究此事。”

此时的“二次革命”即将一触即发，袁世凯大肆捕杀革命人士，国民政府也无暇顾及这起案件了。

通过双方的交涉，周实和阮式的家属被迫同意了丁宝铨的和解条件，因为他们也快要吃不上饭了。

于是，袁世凯就以大总统的名义修改对姚荣泽地审判结果，将“判处死刑”改为“监禁十年”，同时要求其它参与杀害周实和阮式的人员永久不得过问地方事务。

直到这个时候，“姚荣泽一案”才算正式结案了。

然而，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姚荣泽就出现在了上海的法国租界里面。

姚荣泽杀害革命党人周实和阮式的案件，是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由法庭自主审理的一件大案，被后世称为“民国司法第一案”。

遗憾的是，这场民国司法第一案，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公平和伸张正义，只是走了一场司法审判的形式而已，而杀人凶手依然能够逍遥法外，甚至成为了袁世凯借助此案打压革命党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