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战场美军兴南大撤退看近距空中支援作战中航母的重要性
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珠峰/编译
【导读】本文节选自韩国国防研究院《国防政策研究》2019年刊发的题为《朝鲜战争时期海上航空作战对韩国航母计划影响》的文章。朝鲜战争开战初期,航母有效弥补了空军的局限性,为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援。兴南大撤退期间,共有7艘航母参与支援作战,每天出动200多架舰载机猛烈轰炸追击中的中国志愿军。有了航母舰载机的火力加持,陷入志愿军层层包围的美陆战一师第1、第7团最终得以整建制突围。
回顾70年前战争留下的经验教训,本文作者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航母的价值都是巨大的。面对进化成更快速、更致命形态的朝鲜多样化威胁,航母依然是空军的有力补充,能够在快速精确打击朝鲜核心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作者希望本文能够引发韩国社会对航母问题的更多关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
在韩国,航母一直被认为是应对朝鲜威胁最无效的海军武器之一。因此,在韩国海军及其支持者中形成了颇有说服力的逻辑,即发展航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外部变量。这样一来,也就影响了韩国对航母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事实上,航空母舰在朝鲜战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韩国却很少有人了解航空母舰在战争中的作用。随着韩国航空母舰计划被正式纳入国防中期计划,有必要重新审视被人们遗忘的战争教训。
开战初期朝鲜的急速南进与美国空军力量使用上的局限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能够动员到韩半岛的空军力量有隶属于远东司令部(Far East Command)的第5航空队(Fifth Air Force)、第13航空队(Thirteenth Air Force)和第20航空队(Twentieth Air Force)。但是,在远东空军所属的1172架飞机中,可以立即投入作战的只有第5航空队的650多架飞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第13航空队和第20航空队主要负责菲律宾和冲绳地区的空中防御任务,根本无法动用。至于第5航空队,还要担负在日本地区的空中作战任务。因此,必须有一部分飞机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以应对苏联的空中突袭(Y’Blood,1999,pp.20-22)。
当时,第5航空队的主力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登场的F-80流星(Shooting Star)喷气式战斗机。问题是,当F-80战斗机满载武器和燃料时,作战半径只有225英里(约360千米)。如果从日本起飞,F-80战斗机在韩半岛的作战势必会受到诸多限制。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第5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Lt. General Earle E.Partridge)中将希望开战初期将第5航空队的飞机展开部署至韩国。为此,7月初,他派出调查团核实首尔以南地区各机场的实际情况。当时,由于朝鲜人民军的快速南进,大部分的机场实际上已无法使用。6月末,因朝鲜军队进入汉江以南地区,曾被美空军用作运输基地的金浦和水原基地已无法靠近。7月初,位于平泽、大田及群山的机场同样被朝鲜人民军占领。这样一来,韩国境内可使用的机场只剩下大邱(K-2)、浦项(K-3)和釜山(K-1)(Futrell.1983,p.109)。
而且,这三个机场的跑道状况都比较糟糕。当时,大邱机场杂草丛生,遍地碎石,跑道上布满了很深的弹坑。浦项和釜山机场的情况甚至比大邱机场还要恶劣。大邱机场不需要大规模修缮,在短时间内还是能够恢复使用。浦项机场大约需要10天左右的修复时间,至于釜山机场因跑道条件太差,很难立即投入使用(Futrell,1983,pp.95-97,109-110)。
考虑到这三个机场尚不具备美空军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长跑道(Knott,2007,p.295),远东空军司令部决定向已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完成的大邱和浦项机场部署P-51野马(Mustang)螺旋桨战斗机,并向大邱和浦项各展开了1个P-51大队(Futrell,1983,pp.95-97)。此外,还决定将跑道状况非常差的釜山基地用作飞机紧急降落(emergency landing)和进行少量空运的基地(Futrell.1983,p.110)。
也就是说,韩半岛内当时没有适合喷气式飞机使用的机场,美远东空军主战飞机F-80只能从日本基地起飞赴韩半岛执行作战任务。根据罗伯特?F?富特雷尔(Robert F. Futrell)的研究,到1950年7月中旬为止,F-80战斗机出动非常频繁,占到美空军飞行架次的70%(Futrell.1983,p.87)。但是由于两地的距离限制,F-80的作战效能受到很大制约。飞机从距离韩半岛最近的板付(Itazuke)基地起飞,到达汉江流域的直线距离是310英里(约500千米)。因此,哪怕F-80不挂载火箭弹和炸弹,仅携带50口径机炮,在汉江空域停留的时间最多也只有15-20分钟(Futrell.1983,p.27,31)。
战线在洛东江附近形成后,战斗机的作战距离减少到150英里(约240千米)。但是为了支援地面部队作战,F-80还需挂载火箭弹和炸弹,在战线附近的活动时间依然只有15分钟左右。其结果,很多F-80飞行员就“如同赛场上蒙着眼睛的拳击运动员”,在没有确认目标的情况下,匆忙之中投下炸弹,然后迅速返回日本。在很多情况下,飞机因燃料不足,只能无动力着陆(dead-sticklanding),或在飞抵基地之前飞行员紧急跳伞(bailed out)(Futrell.1983,p.87)。当时的第5航空队副司令汀布莱克(Maj.General Edward J.Timberlake,Jr.)在谈及新型喷气式战斗机F-80薄弱的武器搭载能力和续航距离时曾表示,1架以大邱为基地的老旧螺旋桨战斗机F-51发挥的作用,与4架以日本九州为基地的F-80发挥的作用相当(equivalent)(Futrell.1983,p.94)。从中也可以看出,在韩国没有适合的机场,严重影响了F-80的作战效能。
在战争初期,遭到远东空军猛烈轰炸的朝鲜军队迅速做出反应,采取了有效的对策,导致F-80的作战效果越来越差。面对美军的地毯式轰炸,7月末,朝鲜指挥部向一线指挥官再三强调“利用山路、掩体及夜间战斗”的重要性。这样,对美军飞行员来讲,寻找隐蔽中的朝鲜军队成为最困难的一件事(金泰宇{音},2013,pp.184-85)。朝鲜军队的这种战术变化,使得F-80的作战效能急剧下降。
当时,远东空军只能选择“放弃F-80而增加部署可以挂载足够武器且续航距离远的旧式F-51战斗机”的方案。尽管所有人都知道F-51速度慢、防护力差,但是为了组织有效的轰炸,美空军指挥部还是做出了利用航母从美国本土远程投送145架F-51战斗机的决定。7月23日,这批F-51运抵日本。随后,已部署少量F-51战斗机的大邱和浦项基地迅速得到增援(Hallion,1986,p.40)。
但是,随着朝鲜军队的快速南下,美空军使用的机场受到的威胁远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8月初,朝鲜军队进攻至洛东江防御线附近,美远东空军不得不考虑从浦项和大邱机场撤出。在这一背景下,帕特里奇(Partridge)将军取消了向韩国机场追加部署F-51的计划,并于8月4日做出了从浦项和大邱撤出飞机的决定1。这意味着除了极其简陋的釜山机场外,韩国已没有能够投入使用的机场。为了支援陷入空前危机的地面部队,美空军只能从日本派出战斗机执行韩半岛作战任务。而且,当时的朝鲜军队还在无意中发现了“控制(seize)敌军机场”这一应对美军轰炸最为有效的方法。1950年底,局势已是岌岌可危,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亟需空中支援。在这种背景下,空军力量在韩半岛作战的局限性,为海上移动机场航母和海上航空力量提供了“在韩半岛作战环境下证明其可用性和必要性”的重要机会。
洛东江战线防御、兴南撤出及海上航空力量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时,能够立即投入韩半岛的航母一共有2艘。1艘是美国第7舰队(Seventh Fleet)所属的“埃塞克斯”级(Essex)航母“福吉谷”号(USS Valley Forge),另1艘是英国远东海军(Naval Forces,Far East Command)所属轻型航母“凯旋”号(HMS Triumph)。“福吉谷”号排水量27100吨,搭载包括F9F-2“黑豹”(Panther)喷气式战斗机、F4U“海盗”(Corsair)螺旋桨战斗机、AD“空袭者”(Skyraider)螺旋桨战斗机在内的86架飞机。“凯旋”号排水量13000吨,搭载“萤火虫”(Fairey Firefly)和“空袭者”等20多架螺旋桨战斗机(Field,Jr.,1962/2013,p.32)。
6月25日,位于菲律宾的“福吉谷”号和日本外海的“凯旋”号依据作战命令6-50号(Operation Order 6-50)编成第77机动部队(Task Force 77)。从6月29日开始,第77机动部队受第7舰队司令亚瑟·史储伯(Vice-Admiral Arthur D. Struble)指挥。7月4日,由2艘航母、2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组成的第77机动部队开始对平壤附近的机场、铁路设施进行轰炸,航母编队在韩半岛的作战行动正式拉开序幕(Cagle& Manson,1957/2003,pp.54-57)。
作战初期,与空军相比,航母编队的作用不大,效果也并不明显。到7月中旬为止,空中作战的主要任务是轰炸朝鲜的机场、产业设施及朝鲜军队的主要交通线。在打击这些固定目标的过程中,空军凭借大批战斗机和能够携带大量武器的轰炸机(B-26,B-29)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反,第77机动部队可用的舰载机只有100多架,战斗力有限,且执行一段时间作战任务后,还要返回日本重新补给物资。因此,很难确保航母编队在韩半岛战区内的作战可持续性2。
7月底,战况惨烈,情况十分危急。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军航空力量的使用由拦截作战调整为对地面部队的近距空中支援(CAS:Close Air Support),这意味着飞机只能将侧重点放在对地面移动兵力的快速支援上。不但如此,7月中旬至8月初,停泊在圣地亚哥的“埃塞克斯”级(Essex)“拳师”号(USS Boxer)航母、“菲律宾海”号(USS Philippine Sea)航母及太平洋舰队所属护航航母“西西里”号(USS Sicily)、“培登海峡”号(USS Badoeng Strait)等4支航母战斗群紧急增援韩半岛战区,使得第77机动部队可用的舰载机数量剧增。这样一来,海上移动机场——航母在作战行动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加(Knott,2007,pp.296-301)。
在朝鲜军队的猛烈攻击下,美第8集团军(Eighth US Army,Korea)节节败退,一直被逼退到釜山附近。7月23日,倍感危急的第8集团军指挥部向第77机动部队紧急求援,希望能得到近距空中支援(Cagle&Manson,1957/2003,p.68)。第7舰队司令亚瑟·史储伯迅速将“福吉谷”号和“凯旋”号派往东海(半岛东部海域)。7月25日8时(韩国时间),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仅用了20多分钟就飞抵作战区域,开始了朝鲜战争中的首次近距空中支援作战(Cagle& Manson,1957/2003,pp.71-72)。
在当时的近距空中支援作战行动中,与空军的战斗机相比,美、英海军所属的航母舰载机在作战时间、武器搭载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如前所述,由于韩国可用机场不足,美空军主力战斗机绝大部分要从日本起飞,因此在搭载武器装备和作战时间上受到很大制约3。航母舰载机可以在战线附近海域出击,在武器装备搭载能力与作战时间上远远优于空军战机。作战中,舰载机大量携带了可有效攻击朝鲜军队坦克和装甲车的最新式ATAR导弹及可实施大面积杀伤的凝固汽油弹(napalm)(Hallion,1986,p.49)。
不但如此,相比空军战斗机,舰载机能够更快地响应地面部队的支援请求。据远东军司令部1950年底的研究结果显示,空军飞机从“接到支援请求—起飞—到达目标上空”所需时间最少为45分,平均达到67分钟。与此相反,舰载机仅需要5-10分钟时间。这意味着基于航母的近距空中支援体系在快速响应与应对方面,远远优于空军(BooseJr.,2013,pp.119-121)。
正是由于舰载机的这种优势特性,在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中,舰载机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空中作战力量。也就是说,旨在防御洛东江战线的近距空中支援作战是以航母舰载机为中心展开的(Blanchfield,2013,p.37)。8月至9月初,对洛东江战线的空中支援全面展开。包括“拳师”号、“菲律宾海”号在内的第77机动部队所属航母舰载机为美第8集团军提供空中支援,美海军陆战队所属“西西里”号和“培登海峡”号航母舰载机为美海军陆战队和韩国军队提供空中支援,舰载机出击总数达到4840架次。这些频繁出动的航母舰载机有力打击了洛东江战线一带的朝鲜军队,一跃成为最有效的杀戮机器(BooseJr.,2013,pp.119-121)。1950年8月,据被关押在大邱的朝军俘虏称,他们最害怕的是蓝色飞机(航母舰载机的涂装是蓝色的)。因此,航母舰载机因其出色的武器搭载能力,比起空军战斗机更让朝鲜军队感到恐惧(Hallion,1986,p.50)。
当时,几名美国战地记者对航母舰载机在洛东江战线近距空中支援作战中的出色表现进行了报道。其中,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米勒1950年8月14日发回的报道最具代表性。报道中特别提到“西西里号”和“培登海峡”号对美海军陆战队的快速空中支援,称“在近距空中支援作战行动中,海军陆战队舰载机比空军战斗机更为有效,发挥了更大作用(Neufeld& Watson,2002,pp.126-127)。”当时的美国远东空军司令斯特莱美(Lt.General George E. Stratemeyer)将军要求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Lt. General Walton Harris Walker)将军写一篇文章驳斥这篇报道。对此,沃克将军婉言谢绝,并在回信中强调了航母舰载机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和强大的杀伤力。
我丝毫没有贬低空军作用的想法……和陆军的大多数军官一样,我认为海军陆战队的近距空中支援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如果仅仅依靠地面的空军基地,将无法实现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Y’Blood,1999,p.132)。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当时空军的作用微乎其微。虽说舰载机以快速响应能力和武器携带能力展现出了高于空军战斗机的作战效率,但是航母始终无法完全取代空军的作用。从根本上来看,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受到气象的影响要比地面空军基地大得多。此外,受航母跑道空间的限制,舰载机在起降过程中产生的非战斗损失率要远远高于空军。另外,为了应对朝鲜潜艇的攻击,经常需要分配一定的战力执行反潜侦察任务。因此,与相同数量的空军飞机相比,舰载机的出动率要低很多4。更成问题的是,航母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撤出作战区域,返回基地,进行物资补给与维修。这不仅耗时费力,大大降低航母的持续作战能力,还会定期出现战力空白5。
航母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无常的韩半岛战场环境下,航母的作战能力经常会受到很大制约和影响。由于作战持续性和稳定性太低,航母根本不足以取代空军力量。当然,在需要快速响应的紧急空中支援作战中,当地面空军基地的使用受到限制时,航母的确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运用航母舰载机的作战方案,并不是运用空军飞机的替代方案,而是补充与加强。当时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在发言中强调,航母在洛东江防御作战中成为空军的有力补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航母的这一特性不仅在洛东江战线防御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支援“从1950年11月底起因中国军队全面铺开作战攻势而陷入危机”的地面部队作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时,一直打到鸭绿江附近的联合国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不断后撤,损失惨重。不论是西部战线(美第8集团军为中心),还是东部战线(美第10军为中心)都出现溃败,东部战线的情况尤其严峻。与因中国军队进攻速度明显放缓,可通过陆路撤退的西部战线不同,因志愿军快速南下,东部战线的陆上退路被完全切断。这样一来,联合国军被迫从海上撤退。为了安全撤离陷入危急状态的联合国军,需要最大限度地迟滞中国军队的进攻速度。为此,快速实施近距空中支援作战刻不容缓(Alexander,2007,p.219)。
11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向远东空军下达了摧毁朝鲜交通线、物资储备设施、工厂、城市及村庄的命令。根据这一指示,远东空军可用战力的相当部分投入到对朝鲜地区的轰炸行动中(金泰宇{音},2013,pp.291-303;Futrell,1983,p.221)。另外,11月初,首次露面的苏联最新式“米格-15”不断提高出击频率。为了确保空中优势,远东空军不得不将部分战力向鸭绿江附近拓展逼近(Futrell,1983,pp.222-228)。这样一来,支援东部战线地面部队的任务大部分只能由航母舰载机来担任。
为了支援在镇南浦进行的撤退行动,当时的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将位于西海(半岛西部海域)的航母(英国海军“忒修斯”号{HMS Theseus}除外)紧急调往东海(半岛东部海域)。当时,航母舰载机携带凝固汽油弹在战线附近空域盘旋飞行,只要地面部队请求支援,便随时对目标进行轰炸。在舰载机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志愿军损失惨重,白天只能停止追击,就地组织防御,这为联合国军顺利撤退争取了时间(Cagle& Manson,1957/2003,p.213)。
由于舰载机的有力支援,使得陷入中国志愿军层层包围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得以脱险。一位美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在发给第77机动部队司令的信函中,对航母舰载机的支援表示感谢,并且强调,如果没有航空支援,海军陆战1师所属第1、第7团不可能这样整建制的成功突围(Hallion,1986,p.84)。
为了给联合国军的突围行动赢得更多的时间,联合国军航母每天出动200多架舰载机猛烈轰炸追击中的中国志愿军。从12月15日-12月24日为期十天的兴南撤退行动中,直至撤退作战结束前一刻为止,海上航空力量一直在执行对中国志愿军的抵近拦截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在兴南撤退作战行动中,执行航空支援任务的航母共有7艘,包括在洛东江一线防御作战中活跃的4艘航母(“福吉谷”号、“菲律宾海”号、“培登海峡”号、“西西里”号)以及后来增派韩半岛战区的“普林斯顿”号(USS Princeton)、“莱特”号(USS Leyte)、“巴丹”号(USS Bataan)等3艘航母(Hallion,1986,p.81-82)。
在大约10天的撤退行动中,7艘航母的舰载机共出击1700架次,在兴南码头附近上空执行火力掩护任务。受舰载机的持续牵制与火力威胁,中国军队没有对兴南发起直接攻势。这样,105000名联合国军兵力、91000名难民、17500辆车辆及350000吨物质装备才得以安全地转运送到南方(Cagle& Manson,1957/2003,pp.231-234)。正如Richard C. Knott(2007,p.311)所提到的一样,幸亏有了这些航母的大力支援,美军避免了一场空前灾难(unparalleled disaster),联合国军也因此能够重新集结,继续战斗。
当然,随着战线稳定在北纬38度线附近,韩国机场恢复正常使用,再加上联合国军的航空力量运用重点由近距空中支援作战转向对朝鲜后方交通线、主要设施及人口密集区的轰炸,航母的价值再度褪色为“追加的航空力量”。但是,开战初期,在基于地面机场的空军力量使用受到限制,对地面部队的快速空中支援非常重要的时期,海上移动机场——航母及其舰载机作为空军的有力补充,即“互补的航空力量”,出色地证明了它的价值和作用。
航母价值与地位的重新体现
与以往的战争不同,朝鲜战争时期,作为海上移动机场,航母可以“长时间停泊在敌对国家海岸附近,随时投射军事力量”。需要强调的是,航母在开战初期,确实弥补了空军的局限性,为当时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援(Speller,2011,p.15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母在美国国内曾一度被视为优先的战力裁减对象6,但是通过朝鲜战争,航母的新价值得以体现,戏剧性地提升了航母的地位。事实上,1945年以后,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相对空军而言,航母本身非常脆弱,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作战能力处于劣势,不适宜打击陆上大纵深目标,人们对航母存在的意义普遍产生质疑(Barlow,1995/2010,pp.169-170)。结果,美军航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最多98艘骤减至1950年的14艘。1949年4月,美海军推进的一项雄心勃勃的新型航母(CVA-58)计划也因美空军的B-36轰炸机项目而被取消7。
但是,航母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突出表现,立刻让美国社会重新认识到海上移动机场——航母的价值。1950年11月底,美国国防部的主要政策决策者们一致认为,航母将是非常时期最有用的武器,美国应该拥有更多数量的航母。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转变,1951年3月,美议会再次批准了一年前被搁置的美军新型航母计划(Barlow,1995/2010,p.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