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六劫:你们光恨王道士,有什么用?

来源:最爱历史

1、死劫

公元1006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在遥远的西域,一个名叫于阗[tián]的国家,被新兴的喀喇汗国给灭掉了。

说这件事不大,是因为被灭掉的于阗国,虽然在西域排得上号,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小国。它的灭亡实在没法跟哪个古代王朝的灭亡相提并论。

说这件事不小,是因为于阗国信佛,而灭掉于阗国的喀喇汗国信伊斯兰

想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时候,西域是万佛之国。而随着于阗在宗教战争中败北,西域在新霸主的统治下开始了伊斯兰化,原有的佛教则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许多于阗的亡国者向东逃难,来到了与于阗毗邻、又有姻亲关系的归义军。他们带来伊斯兰教东进的消息,让归义军首府沙州的众多佛教僧众不寒而栗:这甚至比信佛的西夏人从东边攻过来还要可怕。

▲ 莫高窟第96窟:于阗国君李圣天

为了躲避这场可能到来的文化浩劫,沙州三界寺的僧众们决定,将珍贵的佛教典籍、经卷、绢画,连同许多于阗文化精品,一并封存。

封存的地点,选在了沙州以东的三危山。在这座沙漠与戈壁交界的荒山上,自十六国时期开始,万千佛教石窟便陆续被开凿出来。

三界寺的僧众选了其中一窟,在窟壁上又开凿了一个小洞,将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放了进去,然后小心地修复窟壁,又画上壁画作掩饰。

所幸,喀喇汗国没有攻过来。这个新兴的伊斯兰政权在攻灭于阗之后没多久便陷入分裂,丧失了继续东进的实力。而东边信佛的西夏人,最终打了过来,取代了归义军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归义军虽然不在了,但这片土地上的佛教文化到底是免除了灭顶之灾。

西夏统治时期,三危山上的石窟修建没有停止,新修的窟数量达100个之多。后来,人们称之为“莫高窟”。而随着战乱止息、丝绸之路恢复,沙州,这个在今天被称为“敦煌”的地方,得益于党项人的治理再一次车水马龙。

繁荣之下,有关那场文化浩劫的危机渐渐被人遗忘。那个藏了无数珍宝的小洞,竟也随着当事人的去世,成为历史的秘密,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不为人知。

直到九百年后,一个道士让这一切重见天日。

2、生劫

这位道士姓王,真名叫什么,没有人知道。

1850年,王道士出生在湖北麻城。虽然年少时读过几年书,但随着咸丰年间的大旱,王道士的命运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逃荒的求生之路。

后来,他辗转投到了肃州(酒泉)巡防军,当了兵。退伍后,他出了家,成了一名修仙的道士。大概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王道士来到了敦煌,搬进了莫高窟。

一个道士,是如何住进佛窟,成为佛窟的代管人的?这其中的原因,如王道士的真名一样无人知晓。但不管怎么说,“道士住佛窟”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王道士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于是安定下来不久后,他便着手开始改造佛窟,希望它至少在内容上,像一座道观。

就这样,王道士辛苦化缘,然后将化来的钱财奉献给自己的信仰。

他请人像先人那样,把洞窟的壁画涂抹,只不过不再画上佛教题材的壁画;他把窟里的佛像请走,换上道教的灵官;他把一些窟里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

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王道士的脑壳里当然不会有“文物”“文物保护”这样的概念。他只遵循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喜好,对眼前的环境进行改造,使之“合乎情理”。

▲ 一个道士主宰了佛窟的命运

在王道士和他的雇工的辛苦努力下,佛窟一天一天朝着道观的样子转变。忽然一日,在清理完一个洞窟前多年堆积的沙子之后,一个杨姓伙计发现这个窟甬道北壁的壁画后可能有洞。

当晚,王道士与杨伙计一起击破墙壁,发现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打破泥块后,发现是一个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摆放得极为整齐。每一个白布包裹着经书十卷……

昏暗的灯火下,王道士一脸茫然。

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而在前一天,远在北京的慈禧老佛爷,下诏对“彼等”列强“宣战”。

九百年前,三界寺的僧众们所藏的珍宝的藏经洞,就在这样的时机,被一个道士和一个伙计发现了。

3、乱劫

王道士到底是读过一点书的人。面对这海量的经卷,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便觉得这些东西不一般。

那一夜,不知道王道士有没有失眠。他俨然将这些宝贝视作自己的“私产”:

有了这些宝贝,用它们去打点一下达官显贵,整修道观的功德钱不就容易到手了吗?

王道士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他粗略翻看经卷,将其中“写得不错”的几卷拿出来,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士大夫。

后来,王道士干脆搞了一大箱经卷,亲自送到酒泉给道台廷栋看。廷栋随手翻了下,竟觉得里面的书法写得不如自己好,不把经卷当回事。

王道士大失所望。

1902年,王道士的湖北老乡汪宗翰出任敦煌县长。王道士一见老乡来了,便特意挑了一些上佳的经卷、绢画送去。

次年,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任甘肃学台。陆续有一些官员便把王道士送给自己的经卷、绢画等,转送给叶昌炽“打点关系”。汪宗翰便送了《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

▲ 叶昌炽(1849-1917),中国人离保护敦煌经卷最近的一次

叶昌炽是行家,当即判定这些敦煌经卷的学术价值。汪宗翰主张将藏经洞内的珍宝运到省城兰州妥善保管,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04年,上面才回话说“原地封存”,仍交王道士保管。

稀世珍宝的命运,就这样被确信无疑地交到了王道士的手上。

王道士当然没有对这些珍宝“原地封存”。

他继续拿这些经卷送人,换取功德钱,换取改修道观的支持。

在1907年之前,不知有多少敦煌经卷,作为王道士的礼品,被送给来往客商和达官显贵。而官府对此,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没有关心,更不会有实地的考察和保护。

直到有一天,“洋人”来了。

4、盗劫

1907年3月,一个英国探险家带着他的小队,在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向导带领下,来到了敦煌。在路上,他已经听闻敦煌这里出了经卷。此次赶来就是为了一探究竟。

然而很不巧,他来的时候,这些经卷的“主人”王道士,外出化缘了。

不过他并不着急,在敦煌停留了两个月,安心地等王道士化缘归来。

他的名字,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 斯坦因(1862-1943),犹太人,原籍匈牙利

5月,王道士终于回来了。出于对“洋人”的忌惮,王道士怀疑斯坦因一行不怀好意:

“是不是要来抢我的经卷?”

但在中国向导蒋孝琬的说明下,王道士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从开始的防备、抵触,到渐渐接受。他拿了几卷经书给斯坦因看,就像往常送给达官显贵换取功德钱那样。

斯坦因看后,惊呆了。

他不会讲汉语,而被他称为“师爷”的中国向导蒋孝琬,只会讲家乡湖南方言,也不会讲英语。所幸俩人都懂一点维语。于是斯坦因便用维语向蒋师爷说明原委,蒋师爷听明白后,再用湖南方言跟王道士周旋。

在蒋师爷的口中,斯坦因成为像唐玄奘一样的取经者,不远万里来到敦煌,就为了一睹“真经”真容。这让王道士听了大为感慨。

蒋师爷还说,愿意付出一笔钱,来作为取经的费用。这正中王道士下怀。

于是在蒋师爷的鼎力相助下,东方道士与西方玄奘一来二往,很快就谈妥了:

斯坦因以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价格,交换了1050个装汉文经卷的包裹,每一个包裹平均有12本经卷。此外,还有80个装藏文经卷的包裹,以及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用各种文字作成的绢画、丝织品、文书等:

数不胜数!

王道士对这笔交易很满意,毕竟能一下子入手200两银子,这种“好运”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交到的。

斯坦因对这笔交易也很满意,虽然身上的钱财几乎散尽,但在这位探险家、考古学家、东方学者眼里,他以200两银子换来的东西,在未来任何一个时期都将是无价之宝。

对蒋师爷的大力协助,斯坦因非常感激。作为对他的感谢,斯坦因以两块金表相赠。

▲ “蒋师爷”蒋孝琬,斯坦因摄

蒋师爷对促成这笔交易也感到十分骄傲。临终前,蒋孝琬对儿子口述遗嘱,他说道:

“我受雇于大英国政府凡17年,虽不敢说有功,但也算兢兢业业,克尽职守……”

他要求自己的儿子,务必将自己的死讯转告斯坦因,以求“大英国政府予以怜悯,拨出补助金”,以此还清债务并还葬乡里。

他还叮嘱自己的儿子要好好保管那两块金表:

“那是纪念物,纪念的是我做出的有价值的贡献。”

5、殇劫

与斯坦因一样,对中国西部这片古老土地充满好奇的各国探险家,接踵而至。

紧随斯坦因脚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

▲ 伯希和(1878-1945),在藏经洞

与斯坦因不同,伯希和不仅通晓汉语,而且对汉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汉学界,说伯希和是领军人物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即使是学术上的领军人物,却也难逃利益的诱惑。面对这敦煌经卷无价之宝,伯希和跟斯坦因一样,通过哄骗王道士,赚得体满钵满。

借着会说汉语的优势,伯希和几乎没遇到王道士什么抵抗就轻松地获准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的私人领地——进行经卷的阅读和选取。

凭借着高深的学术功底,伯希和虽然来得晚,但所选经卷的价值件件不输斯坦因。

为这些经卷,伯希和出了500两银子。王道士脸上乐开了花。

1909年,已将大部分所购敦煌经卷运回国的伯希和,前往北京购书,不想京城一片“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通过伯希和随身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中国“懂行的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敦煌出了这么多宝贝!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端方“闻之扼腕”,当即向伯希和表示愿意购回一部分。伯希和拒绝。端方只得恳请伯希和“他日以精印本寄与”,并说:

“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

在端方,以及学者罗振玉等人的呼吁下,清政府开始抢救残余的敦煌经卷。

1910年,清政府下令,出钱将所余敦煌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收藏。学部特批资金6000两

按照这样的设想,王道士铁定要发财了,剩余的敦煌经卷也可以得到妥善的保存。然而这终究只能是个设想:

6000两银子到了敦煌,大部分被拿去修孔庙和城墙,到王道士手上的,居然只有区区300两“香火费”

王道士感到被羞辱。

▲ 王道士(1850-1931)

心有不甘的王道士,把相当一部分“书法严整”的经卷偷偷藏了起来,余下那些他不喜欢的,则上交给清政府。

而在经卷运送到北京的途中,沿途官员竟然层层抽水,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少一部分,到北京的时候零零散散,残破不堪。

多年之后,当中国学者看到伯希和整理的敦煌经卷时,也不得不惭愧感叹: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

陈垣编写《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作序,慨然道:

“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对此,王道士心里自然无感。他只对经卷上的书法有感觉。而那些被他留下的经卷,后来又陆续卖给了俄国人、日本人。

就这样,在后来的商业流转中,敦煌经卷散佚到多个文化大国的博物馆。偏偏中国自留的那些,是最令人可怜的一部分。

6、人劫

1935年,时年36岁的中国学者向达,远赴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这部分敦煌经卷,正是当年斯坦因从王道士处购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珍品。

然而向达此行非常不顺利。

英国的汉学研究在当时十分落后:虽然斯坦因千里迢迢把敦煌经卷搞回去,但在英国国内竟无人能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包括斯坦因本人,也无法因之做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但如今面对中国学者的到来,拿不出什么学术成果的英国人,只能拿出他们的傲慢

包括之前到英国的浦江清、张荫麟等中国学者,都如向达一样,在英国人的阻挠下无法自由地对经卷展开研究。

不得已,大家只能把经卷抄下来,再带回国内。

▲ 向达先生(1900-1966)

1938年,向达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回到中国。

在战火滔天中,“敦煌学”回来了。

1931年,王道士去世,他的弟子在莫高窟外给他立了一座道士塔。时至今日,前往莫高窟参观的游客,还可以看到这座塔。

回想这敦煌经卷的命运,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盗购是野蛮的,然而王道士的愚昧,又何尝不是一种野蛮?

廷栋、汪宗翰、叶昌炽等人的漠视、不作为,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

敦煌经卷,躲过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侵袭,躲过了时光的侵蚀,却在近现代曙光来临的20世纪初遭此劫难。

谁该为这野蛮埋单?谁又该为那愚昧埋单?

1966年,风暴之中,向达死了。而劫后余生的莫高窟和那些残留的敦煌经卷,竟被保护了下来,没有遭到破坏。

一同保护下来的,还有那座屹立在莫高窟外道士塔,空对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