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交史上有位著名的才子，他就是70年代做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我与乔冠华沾点亲带点故，我的姐姐嫁给了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我算是宗淮的内弟。由于这点特殊的关系，因此当朋友告诉我乔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写了一本有关乔冠华的书时，便找了来看。
章含之与乔冠华的婚姻当初就是北京从高层到民间广泛流传的闲谈话语。至今看来，乔、章二人的结合称得上珠联璧合。章含之是个有才华的女人，尤其是她对乔冠华的感情，深沉真挚。只是，俗语说”金无足赤”，自古至今十全十美的故事从来就没有。虽然《我与乔冠华》一书给人的印象是主人公的纯真与追求，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它还有另外的一面不乏庸俗而不为人知。下面我讲的只是那另一面的一部份而已。
70年代的中国，一个30几岁的女人选择了一个有着两个成年子女的60岁男人作为终身伴侣，这种婚姻的悲剧性质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乔、章两人违反世俗常规的婚姻遭到了子女的反对。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是一个沉着、聪敏并具备知识分子气质的青年。女儿乔松都是父母的宠儿，单纯而任性。父亲要娶一个只比宗淮大8岁的后母，这令宗淮兄妹十分尴尬。
很早就具备政治家气质的乔宗淮知道章含之不是出身于政治圈中，年纪既轻且个性突出，曾以”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一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为由表示过反对。这对当时正值热恋的乔、章二人无疑是火上再添一勺油，宗淮的做法其实有些愚蠢。女儿松都更是激越而单刀直入：”你对不起我妈妈！”是她送给父亲的回答。
长时间的拉锯战使双方都有点失去耐心，最惨的是乔冠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当宗淮最终对父亲表示只得接受父亲的决定，接纳章含之而试着与她相处时，章似乎已失去可能与乔的子女和平共处的信心。父亲给他的回答是：乔、章的结合只能是两人世界。子女必须搬出。
这里面有一个在70年代的中国无法解决的难题，子女搬出，搬向何处？试想那是多事之秋的1973年，中国大陆有哪个人能轻易找到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屋？租一间？没可能。循例向单位去要？至少等几年，凭借工龄、贡献，级别而有幸分到房子的人们把搬家当成天大的事去处理。
宗淮兄妹都受到过外交部运动的牵连而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刚刚调回北京不久，他们决没有工龄贡献之类的优势，父亲的决定使宗淮十分迷茫，他问：”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乔冠华的回答具现代意识；”我年轻时很早就出家独立，我自己离开父母外出闯世界的时候比你现在要小得多啦。”
紧跟着的一件事逼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仓促搬迁。一天，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插入锁孔却久久不能转动……她惊诧地发现门锁已被换过了！她不知所措地呆立门外，直到老保姆梅阿姨买菜回来，为她开了门，无奈地支吾：”松都，是乔部长…..唉……”事实十分清楚，父亲已破釜沉舟，新的家庭是一把利剑，要将已失去母亲的旧家庭斩断情缘，被隔离在换了新锁的大门以外的成员是：儿子乔宗淮、女儿乔松都、儿媳也就是我的大姐彭燕燕，还有她怀孕8个月还未出世的儿子、我的小外甥乔小澎。
迫在眉睫的情势，使得子女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解决办法；松都必须搬入她当战士的北京262医院集体宿舍去。哥哥宗淮已有家庭，不可能去住集体宿舍。于是军人出身的生性爽直的我大姐提出搬到我家去，但父亲的绝情伤尽了子女的心，宗淮决定搬家而不必通知父亲。
1973年9月底的一天，是中共第十次党代会召开的前夕，忙碌的乔冠华不在家里，宗淮、我大姐，还有一位宗淮和我兄姐共同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王立行，三人乘坐一辆卡车回到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准备搬家，车子的提供者也是宗淮的朋友，当时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铮的儿子王苏民。
哐哐当当的搬家举动惹来了外交部宿舍一大群人驻足围观，两个男丁和一个孕妇从屋子里吃力地搬动物品，人们只是看却不帮忙，后来当时驻日大使韩克华的儿子韩燕生走出人群帮一把手，再后来驻捷克大使曹瑛的儿子曹吉东也帮了忙。
大约一小时后，装得挺满的中型解放牌卡车呼啸着绝尘而去，车上装载着我姐姐姐夫的小家当：一张木制双人床及被褥，一套桌椅，宗淮的一个箱子，松都的两个箱子和我姐姐结婚时作为陪嫁的四个箱子，外加属于他们去世的母亲龚澎女士的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红木双门玻璃柜，那是在宗淮结婚时外交部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作为礼物送给宗淮的，哦，还有宗淮和我大姐赌气拿走父亲的一打唱片，但顶多是二三十张之多而并非像章含之书中所说的500张。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1935年生于上海，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她的女儿洪晃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一件东西没能搬到车上去，而这造成了松都一生不能摆脱的痛苦，那是在她幼年时代母亲送给女儿的一架浅色钢琴，很快在她父亲结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时这架钢琴不知下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乔冠华遗弃了这件属于他们私人物品的妻子的遗物。直到多年后，松都再见到父亲时仍含着泪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钢琴！”
卡车上的物件除了松都的箱子外全部运到了我家。那时我家情况并不好，母亲带着除大姐二姐外的3个孩子住在父亲留下的位于北京北海后门的一座小小四合院里。父亲死后，靠母亲一人的工资支撑一家的生活，记得那时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房租了。
然而姐夫一家人仍然受到母亲展开双臂的拥抱和我们全体兄弟姐妹的欢迎，宗淮曾对母亲说：”妈妈，如果不是您收留我，我会像街上的一条流浪狗一样走投无路。”
而这次相当鲁莽的搬迁显然使乔冠华及章含之怒火中烧，因为很快，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的儿子知会我家：乔部长的夫人(其时章还未嫁入乔家)打电话找到他父亲，称：在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被盗，所有东西洗劫一空。
犯首是乔宗淮，要求公安部立即拘捕乔宗淮。记得宗淮十分紧张，而我母亲，平时十分和悦乐观的一个人，突然间把手向桌上”啪”地一拍，操着她的湖南口音大声说：”他敢!公安部不是他乔冠华家开的!”当时我被母亲的举动吓了一跳，从没见过她发那么大的火。
松都那时已通过天津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正在准备从北京军区262医院升入大学。
而在此时北京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记录上这样写着：外交部乔部长家里一位妇女来电，转达乔部长对女儿上学一事的意见，要求军区领导改变乔松都升入大学的决定，希望乔松都继续留在基层锻炼。北京军区领导的意见是尊重基层的原有决定，这个电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之所以我们得知了这个电话的内容，是因为当时北京军区副政委陈正湘中将恰巧是我二姐的公公。
从那时起，宗淮一家在我母亲的小院里度过了幽幽七个年头。
光阴似水，22年悄然流过，从1982年出国至今，身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元老后代的我竟然变成了美国公民，有时自己也觉莫名其妙。不过自认见过一些世面，决非持僵化观念之辈．想当年的乔，章之恋，其实是天之使然，俗话说命里注定，而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无法辨其谁是谁非。我写这篇文章，并非要埋怨任何人，也不想澄清什么事，只是有一种想述说往事的冲动，而我所说的这些内容在章含之的书中未见记载。
我以为，乔、章二人有权提出婚后必是”二人世界”的条件。
章含之有权按照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去写回忆丈夫的文章。
就让熟悉这些人物的读者们从这些事件的回忆中去寻找各自的体会与心得吧。
在人们的记忆中，乔冠华的奕奕神采，潇洒硕长的风度是最深刻的印象。从1970年左右我的大姐变成了他的儿媳，这前后我曾有机会见到乔叔叔很多次。但真正构成我写这篇乔冠华印象的，却为数仅有4次。第一次，是在1970年的初春时节，那一天，浙浙沥沥下着蒙蒙细雨。
那时，乔家唯一的儿子乔宗淮正值中国大陆许多年轻人都面临的一个关键时刻：毕业后的出路何在？宗淮当时是北京清华大学数力系学生。身为副部长的乔冠华一面要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同时在部里还要接受批判；”文革”初期的极左派们批判以陈毅为代表的外交路线余波未平，那段时期大概整个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日子都不好过，乔冠华也不例外。
由于父亲是受批判对象，宗淮的前途很渺茫．当时宗淮在东北国防工业办公室所属的一个农场劳动，而他已得知自己将被分配到外地工作。记得我大姐心急火燎的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那时她也在张家口劳动。
我母亲一向视宗淮为亲子一般，立刻发动了全家人为她未来女婿的工作出路奔走，终于从过往的记忆中想到了一位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位叔叔作出多种努力，终于打通了调宗淮回京的关卡。当时国防工办通知我家急需一份宗淮的简历，这件任务落到了只有13岁的我的身上。
当我蹬着自行车穿过初春的雨水来到乔家在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时，浑身已淋得湿漉漉的，乔家的老保姆梅阿姨为我开了门，进入书房时，感觉光线很暗，烟雾缭绕，一只小小的桌式台灯从一张深红色的写字台上发出幽柔的光芒。
一个人背冲门的方向俯在写字台上读着或写着什么，在他头上方的灯光里，一股股渺渺的烟雾轻盈飘舞着向上翻飞，这孤独的灯光和屋子里弥漫着的薄薄云雾给我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觉。我试着叫了声：”乔叔叔？”那人转过头来，立刻，是那个熟悉的富有生命力的嗓音：”哦！是细毛来啦!”(细毛是我的小名)他站起身走向我，是那个阔步向前的一贯姿态，书房的光影里，一个瘦长的影子顺着墙壁延伸。
我那时是个唇红齿白的小男孩儿，乔叔叔一向对我很慈爱，每次见到我他都会为我拿糖果，和我说几句话，这一次也不例外。我简短地把来意讲了，他十分欣喜，把他的妻子龚澎阿姨也叫了出来。龚澎阿姨是个风度幽雅姿态文静的女人，她和乔叔叔有个共同的习惯：嗜烟。
当她从里屋走来时，和乔叔叔一样手里夹着一支烟，只是她拿烟的姿态是手指紧闭，烟夹在指尖部位，而乔叔叔却是五指张开，烟卷被拦腰夹在指根部分。龚湃阿姨摇头叹道：”瞧这孩子衣服都湿了，赶快歇歇，吃点东西。”
我说不行，材料必须尽快送到国防工办，我得马上走。乔叔叔这时将我的头按入怀中，在我的前额处亲了一下，说：”真好孩子。”之后他拿来资料并送我走出房门，那虚幻的烟雾从始至终缠绕着他，随着他步子的向前移动，那个瘦长的影子便从墙壁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去了。
再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几个月之后．那是乔家历史上一个不幸的时期，龚澎阿姨脑溢血病发后陷入深昏迷，终日躺在北京医院。那天，我和大姐一起前往医院去探望我一向尊敬的龚澎阿姨，在病房门口遇到了推门而出的乔冠华，乔叔叔的状态和以往大有不同，他背脊微驼，脸色已没有往日的光彩，平日喜欢大笑的嘴巴紧闭，医院里不能抽烟，他周身失去了缭绕的云烟，因而使他的存在显得真实。
当我低声喊他”乔叔叔”时，他抬起头来，我一下摄到他深色的秀琅眼镜后面泛着泪光。我开始抽泣，用手掌要抹眼睛，却被他一把搂向胸口，另一只手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之后又在我前额上亲了一下，喃喃说道；”好孩子。”他抬腿走了，缓慢，失意，欠缺一贯的敏捷与自如。我望着那瘦长的背影，感觉到我所熟悉的风度中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是随着龚澎阿姨的离去而消失的……
多难的中国穿过雨雪，踏过泥泞，是1979年的初夏了。乔冠华第一次肺癌手术后出院不久，我去他北京史家胡同的居所探望，是和我的二哥一起去的。那时我已是22岁的青年，9年中经历过参军、复员、工作、学习，已非昔日的小儿童。而乔叔叔自失去龚澎阿姨之后，又已建立了新的家庭。史家胡同的居所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舒适清幽，养病是绝好的地方。
进入北屋时，见乔叔叔坐在一个宽背沙发里面，我首先感觉到他的头发已有灰白，消瘦是当然的，双肩陷在沙发靠背里，衣着却依然规整，他看到我们进来时，似乎眼前一亮：”呵！小毛，细毛，长这么大了！”当我们向他问候时忽听得他长叹了一声：”唉……你乔叔叔……犯错误啦。”我心中暗吃一惊，见过他挥着手高谈阔论，见过他拧着眉毛发脾气，见过他面无表情摆架子，见过他手执香烟朗声大笑，可就是没见过他摇头叹息。
这时他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端着两杯冰淇淋苏打水走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乔太太。章含之正当盛年，一头厚厚的黑发，笑意盎然，她的体态苗条而不乏丰满，给人玉树临风之感，我们从她手中接过饮料，大家坐下闲谈。谁知我二哥与章含之间爆发了一场极不愉快的争执，使和谐的气氛为之改变，话题似乎是从乔叔叔的女儿松都身上谈起的。
乔、章的婚姻造成了乔与子女的分离，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后的乔冠华似乎异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联系。松都曾因淋巴腺肿瘤作切除手术，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医院时，父亲竟从未去看望过她，想到昔日松都在家中被父母娇宠的情形，每个人都觉于心不忍，记得个性刚直而绝不圆滑的二哥说；”如果没有你，松都会失去父爱吗？你们想到过她的情形有多可怜吗！”
章含之试图解释她对乔家子女从无恶意并十分关心，这之间误会太多，而二哥不想听她的解释，最后章含之泪流满面，而乔叔叔在一旁长吁短叹，我赶紧拉着二哥知趣地撤退，我没有强行去阻止二哥的责难，因为内心深处我有着和他同样的感受。
回去的路上，我们默默无语，我没有心思再说话，脑际里充满了乔叔叔的叹息之声。最后一次见到乔冠华，是1982年初我赴美留学的前夕。乔冠华已是第二次住院治疗癌症，我自知这次离国或许为时很长，不知何时能再见到乔叔叔了，便去探望他。
这一次，乔叔叔是躺在病床上和我谈话了，重病中的乔冠华精神已不复从前，他的手臂吊着点滴，章含之在一旁照顾他。进入他的单人病房，只觉一片白色袭人，白墙壁，白屋顶，白被单。加上乔叔叔苍白的脸，这无处不在的白色将世间的一切隔绝在病房之外，繁杂的熙攘换来了洁白的宁静，使我意识到一种反璞归真的意义。
当他得知我即将远赴美国时，用一种不再有力却是柔和的嗓音缓缓叙述起当年他赴日本及德国留学的往事。我注意到他的目光有些迷惘，思绪仿佛走得很远，声音逐渐减弱，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静穆的病房中，只有他微弱的声音轻轻回荡。我忽然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个雨夜，那个被烟雾缭绕的浑身充满虚幻的身影。
我离开了医院，后来又离开了中国，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乔叔叔，我再也不可能见到乔叔叔。我早就知道，我心目中的乔叔叔已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