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陆晶清王礼锡伉俪的情感人生

来源：人物杂志     文: 毕存真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赴沪拜访王映霞女士，时年她已80多岁，一人独居。闲聊时，我问她寂寞不。她说不。又说真正寂寞了就去看看老朋友。我问去看谁。她说陈从周、施蛰存和陆晶清。后者陌生，我问“陆晶清是谁——？”王映霞也很诧异：“你不知道陆晶清？她的丈夫是王礼锡。”我不敢接话，因为王礼锡我也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在作家圈里讨生活的人都不知道陆晶清、王礼锡是何人，谅知者鲜矣！

我不甘心，翻了几个版本的文学史和名人词典，有的“查无此人”，有的类似履历表。

若干年后，始有介绍陆、王的传记资料问世。

陆晶清(1907—1993)，云南昆明人，白族。1922年毕业于云南女子初级师范。父亲希望她在当地做小学教师，她却决意进京求学，并以诗言志：

小女敢言志，狂诞孔仲惊。

木兰御外侮，红玉抗金兵。

清照词千古，班昭史有名。

我岂甘落后，立志奔前程！

是年秋，15岁的陆晶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石评梅、黄庐隐、许广平等是校友。她是李大钊的得意门生，由李大钊介绍参加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她是鲁迅的入室弟子，许广平多次在致鲁迅的信中推介陆晶清。陆有习作，常向鲁迅讨教，并得到指点。他们的过往，《鲁迅日记》中录有数十次之多。

陆晶清，笔名小鹿、娜君、梅影等。因她身材矮小，姓陆，大家都称她小鹿。

陆晶清思想活跃，在女高师曾出演田汉的《咖啡店之夜》和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深受好评。在女高师学潮中，她积极参加反对杨荫榆的斗争。刘和珍、许广平遭开除，她也受留校察看处分，被逐出校舍“红楼”，栖身于破败的小平房中。在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中，她与刘和珍等挽手并肩上街游行。刘和珍壮烈牺牲，陆晶清为救护战友也负了伤。但她并未屈服于当局的淫威，在《京报》发表《从刘和珍说到女子学院》，痛斥反动军阀屠戮学生的罪行。

女师大岁月，陆晶清最要好的朋友当属石评梅和黄庐隐。她们的出身、趣味和遭遇大体相同，在思想上有着强烈共鸣。是时，庐隐大胆地爱上了有妇之夫郭梦良，不幸的是他们结婚两年后郭去世了；石评梅正热恋着高君宇，但高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陆晶清的初恋情人吴湘因革命被捕，病死狱中。她们三人同病相怜，自然成了知交。相较而言，陆晶清与石评梅的关系更为亲密。她们相互赏识，石称陆为“小鹿(陆)妹妹”。陆说：“好好，你是梅花，我是小鹿，梅花小鹿！”此后，陆晶清发表文章即署名“梅影”。她们形影不离，相互支持。泰戈尔来华在城市公园接见文学青年，在北大执教的高君宇约石评梅同去，石评梅不忘再邀上陆晶清。

“三·一八”惨案，陆晶清负伤住院，石评梅去陪伴。陆晶清的第一个恋人吴湘，就是高君宇的战友，是由石评梅介绍的。即使在石评梅工作之后，两人的友谊也有增无减。陆晶清说：“我四年在外唯一的友伴就是评梅，她是好像母亲般爱护我，又像姐姐般的安慰我，我的眼泪总是流在她的面前，我的心内只有她才懂得。”两人曾在白色恐怖中通力合作编辑《京报·妇女周刊》和《世界日报·蔷薇周刊》，为妇女运动与文学创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双星女作家。后《蔷薇周刊》因出版《国耻纪念号》遭当局查封。

1927年初，陆晶清决意中止学业，到南方参加革命，并受李大钊之托，送一宗重要文件到武汉。

陆晶清到武汉后，径直把李大钊所托文件交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并被分配在时为妇女部干事的邓颖超手下工作，协助邓颖超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编辑出版《妇女之声》月刊，以及筹款、开办女工学校，创设贫民医院。周日则随邓颖超到武汉郊区搞调查，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迷信，分发各式各样的宣传品等，忙得不可开交。正当大革命渐入高潮时，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黑云压城。一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当时为共产党员身份的总工会的一位领导被迫撤退，反动派逮捕了他行将分娩的妻子。陆晶清挺身营救，保她获释。她因此而被怀疑为“准共”，随时都有灭顶之灾。何香凝知道后发表声明：“我是妇女部部长，若认为妇女部的人都是‘共党’和‘准共’，我就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要难为她们。”这样，陆晶清方免于被捕。

大革命失败，“宁汉分裂”，妇女部解散了。陆晶清漂泊到南昌，后回到北京。她在《酒醒后》失望地写道：“绮宴散了，人影逝了，只天际孤雁在哀鸣……想当年，百花放时，我也曾迎春伫立于湖滨，而今春残矣，这秋的人间花与叶都已凋零！”她又回到女师大，边续读未竟的学业，边兼任《河北民国日报》编辑。

陆晶清走出感情的低谷，是在遇到王礼锡之后。

王礼锡(1901—1939)，江西安福人，1919年因参加学潮被江西七师开除，转入三师，毕业于南昌心远大学。做过中小学教员、报纸记者，主编过《青年呼声》《新时代》等刊物，1927年当选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时值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在武汉建立“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西省党部推王礼锡，湖南省党部推毛泽东，湖北省党部推张眉宜等为筹备委员。1928年初，王礼锡在《中央日报》主编副刊《摩登》，宣称“本摩登精神以为新时代的先声……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也。”是年秋，他到北京教书，并从事工人运动，业余时间喜欢写诗。初冬某日，他送稿件到《河北民国日报》副刊，适逢陆晶清在报社当班。她读了王礼锡的诗作，十分欣赏，两人政治见解相同，又有共同志趣。最初，他们以诗传情，然相互“心有灵犀”，很快相知并相爱起来。王礼锡后来说：“那时我遇着了晶清，每天晚上总有一两小时沉醉在晶清的编辑室里的红色灯光的温波里清谈。最初仅是清谈而已，而狡狯的爱神就悄悄地一天天窜进我们的清谈的生活中，好像茑萝在墙上攀缘，不知几时就滋蔓满墙了。”次年，王礼锡作为河北省党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加深了对“必须唤起民众”的理解。回北京后，他更加积极地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游行，引起当局的怀疑。为了安全，他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

爱情是需要忠诚的。热恋中的王礼锡向陆晶清坦白，他已有妻室，且有三个孩子。陆晶清对这一事实表示理解。她想到鲁迅、朱安和许广平，庐隐和郭梦良，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婚恋。对当代新女性追求婚姻自由的悲与喜，她有切身的感受。当王礼锡妥善地结束了那桩死亡婚姻后，她欣然接受了他。

夫妻二人呼吁抗日

1930年6月，陆晶清与王礼锡在日本东京结成连理。赴日前，王礼锡应陈铭枢之邀，帮他主持神州国光社编辑部的工作。在蜜月中，他俩不忘友人的托付，请在日的胡秋原、王亚南、梅龚彬等晤聚，商讨创办《读书杂志》事宜。

1931年2月，陆晶清夫妇回到上海，以神州国光社为阵地，大展出版宏图。《读书杂志》创刊号推出了政治观、经济观和思想观各各不同的作者的文章，他们各抒己见，甚而尖锐对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三期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提出“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中国应向何处去？”等若干敏感话题。它像导火索，引爆了思想界的火药桶，首印5000册立即脱销，连印三次，一个月内发行了3万册！随之引来了各党派人士的对擂。参战的有陈独秀、郭沫若、张闻天、顾孟余、梅思平、陶希圣、胡秋原、周谷城等名流。《读书杂志》成为百家自由争鸣的论坛。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慌，视其为共产党暗中所为，下令《读书杂志》一出租界“立即予以没收”。此时，日本侵略者悍然出兵攻击十九路军，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王礼锡夫妇连夜组织文章，亲自下厂校对，于第二天下午两点出版了《抗日战争号外》，接着又出版《东北与日本》专号《1932年世界与中国》特刊，大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却遭到上海当局的查禁，认为是“刺激友邦”。陆晶清大声疾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猪被杀也要叫几声，我们被杀，连叫几声的权利都没有，成何世道？”这期间，王礼锡夫妇为配合形势，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以及哲学、经济学、美学和文学方面的译著。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素笺》和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市声草》也相继问世。但号外只出了三期，便被迫停刊。王礼锡、陆晶清又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抗日会”，由他们夫妇和胡秋原联合起草了《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呼吁：“在争民族自由独立的战争，于亡国灭种的惨祸之间，已没有我们徘徊的余地！我们要誓死继续这抗日战争！”当时海上文坛著名人物田汉、李达、郭大力、周谷城、胡愈之、郁达夫、陶希圣、谢冰莹、夏尊、叶圣陶等129人都签了名。陆晶清还抽出时间参加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救护、慰劳队，到伤兵医院，为伤员清洗创口，洗血衣，写家信，捐款。当时，下嫁李唯建的庐隐正住在上海。故人重逢，庐隐把她与李唯建的68封情书拿出来，问神州国光社可否出版。王礼锡欣然同意，并为《云鸥情书集》作序。陆晶清鼓励庐隐写抗日题材的小说，庐隐接受了她的建议，只觉素材不够。陆晶清便把自己平时积累的素材全部交给了庐隐。庐隐的长篇小说《火焰》由此诞生。这是庐隐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一个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女作家，开始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用她的笔来参加战斗了。

神州国光社锋头甚健，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王礼锡本人又撰文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当然要出手打击，神州出版物在北平、南京、武汉、广州被查封。王礼锡到南京有关部门讨说法，有人打官腔：“‘神州’触犯了政府的‘出版法’。”王据理力争，又有人打圆场。友人悄悄告诉他：“‘神州’对政府批评太强烈，特别是《读书杂志》攻击了国策。”最终，神州国光社被蓝衣社特务捣毁，王礼锡上了黑名单。

对王礼锡这根“嚼不碎的骨头”，南京政府以为“还是吐出去的好”。由铁道部送其一个专员的名义，让其“出洋考察”，且已代办好护照，“限期出国”，实质是驱逐、流放。

1933年3月，陆晶清夫妇漂洋过海，蛰居伦敦。他们只有一间小屋，鼠患成灾。王礼锡作诗遣愁，诗前有段小序：“一室兼食宿书房之用，食物与鼠子共之。盘盏俱空，则终夕滋扰，旧书满架，不屑一顾。因此招之以诗，图安枕也。”为了一张嘴，王礼锡规定自己每天要写(译)5000字，以赚取稿费做家用。当时英国一些报刊稿费低得可怜，一篇周刊约稿的稿费只有10先令，而一杯牛奶则要4先令。他做诗遣愁：“老子一生五千言，蝇头自笑日五千。凄惶竭作成何用？入市难酬乳酪钱。”是他煮字疗饥生活的真实写照。

次年5月，胡秋原夫妇来到伦敦。恰在此日，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老友徐悲鸿寄来请柬，并附热情长信，说自己的画展即将在苏联历史博物馆开幕，希望他光临。王礼锡苦于囊中羞涩，复信表示歉意：“弟甚愿一与其共盛，惟流放之人，旅费殊不易筹。”徐悲鸿收到信后，赠陆、王夫妇两幅作品：一《天马》，一《墨猪》。王礼锡深知寓意：天马行空是寓中国人必定横扫外寇内贼；墨猪取意是反动统治者如墨猪样愚蠢，终将被屠。

是战士就永远战斗，且看王礼锡夫妇流放岁月为抗日奔走呼号的行迹：

1935年6月，王、陆应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有38个国家作家参加的“第一届国际作家保障文化代表大会”，晤会了法国的巴比塞、罗曼·罗兰，苏联的高尔基和A.N.托尔斯泰。王礼锡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作了发言。会议决定将在布鲁塞尔成立“世界和平运动总会”，并决定由王、陆起草“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宣言”。

10月，王、陆在巴黎与原世界和平大会部分代表及华侨留学生代表等联合发起成立“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适传来鲁迅病逝消息，陆晶清应邀为大会作鲁迅生平业绩的专题报告。他们又通过世界和平大会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七君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王、陆在伦敦创办《抗战日报》，王任社长，陆任主编。说是报纸，实则是一页八开的油印品。他们自己撰稿、刻印，每天只印200份，向侨胞散发，坚持了一年。岁末，王、陆在伦敦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并组织了一次抵制日货大游行。

1938年2月，王、陆出席“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并联袂起草大会“宣言”；是年7月，王、陆以著名反法西斯人士身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反轰炸大会”。

抗战一周年之际，上海、太原、徐州相继失守，为表寸心，陆晶清将自己的稿费和饰物捐给延安，支持抗战。他们夫妇还与钱歌川、乔冠华等38人，为援助《救国日报》倡导月捐。她曾致信邓颖超：

邓大姐：

武汉分袂以来，弹指十有余载。

20年代前期，我在北京女师大，受到恩师李大钊、鲁迅先生的培养教育，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20年代后期在武汉妇女部，受到领导何先生与邓大姐的关怀指导，增强了革命的意志。30年代初来到欧洲，投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洪流。

七七事变以来，更加努力投入抗日援华工作。现在我国不少城市已沦陷，而延安却岿然不动，不断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为了表达我个人对延安军民的崇高敬意，特将我个人的一些稿费与饰物，捐献给延安抗日军民，竭尽个人绵薄，聊表全民抗日之微忱。请大姐代转交有关方面为祷。

敬礼

陆晶清于英国伦敦

1938年7月

当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南京，实施大屠杀时，悲愤难抑的王礼锡再也坐不住了，他顾不得国民党当局对他的通缉令撤销与否，决意回国抗日。这时正好接到郭沫若、老舍的联名来信：

礼锡兄

晶清嫂：

你俩在欧洲为抗日援华做了大量工作，贡献良多，有口皆碑。现抗战已进入最艰巨阶段，兹代表全国文联热烈欢迎你俩返国，共纾国难。

蒋先生亦表欢迎，谨此布达，盼早命驾。

郭沫若老舍同启

于重庆

1938年10月1日

“要用血洒敌，安用血写诗。”

夫妻二人辗转回国

1938年10月，王、陆告别客居5年的英伦，辗转回国，于次年1月抵重庆。他们的归来，受到“文协”的热烈欢迎。王礼锡被选为第二届文协常务理事，陆晶清当选为理事。不久，王礼锡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和“战地党政会中将委员”。

抗战进入了新阶段，文协决定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由周恩来提名推荐，王礼锡为访问团团长。组团时，周恩来特别指示文艺界：

大家一定要尊重王礼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赴战地，当一名勇敢的战士，竭尽毕生的力。

访问团分南、北两路，本来陆晶清可与王礼锡同路，好照顾他的生活。为了取得南北战场的全面资料，王礼锡让陆晶清参加南路。王礼锡所在的北路，原计划6个月内访遍晋、豫、察、绥、陕各战场。王礼锡不论条件多艰苦，身心多疲惫，坚持每日记日记，力求为抗战一线留下可贵的资料。令人扼腕的是，行程刚进行了两个月，在中条山第一战区前线，王礼锡积劳成疾，病倒了。8月24日，由访问团方殷等护送他到洛阳。途中因一“特派”的勤务员给他服“错”了“药”，26日便去世了，时年39岁，死因是黄疸病。人们油然联想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些怪事。出发前，王礼锡连续收到特务组织寄给他的三封恐吓信。信云：如果他甘心受共产党利用，“不悬崖勒马”，那就难免“有去无还”。

王礼锡逝世后，周恩来、邓颖超向陆晶清表示慰问，并赞扬王礼锡为抗日所作出的贡献。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伦，共产党领导人陈绍禹，新四军将军叶挺，文化界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和老舍等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王礼锡倒下了，陆晶清痛不欲生。但她没有沉沦，而是坚强地站了起来，用女子的弱肩，负起丈夫未竟的抗战事业。

1940年，陆晶清任《扫荡报》(后更名《和平日报》)副刊主编。

关于陆晶清的为人，《扫荡报》的同事刘以鬯回忆说：“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妇人，虽然长得特别矮小，头脑灵活得很。她的谈吐与她的新诗一样，充满机智。讨论问题，每能切中事理；兴致高的时候讲几句幽默话，总会引得大家笑不可抑。”她与人为善。当年刘以鬯在她手下工作，任务是监听世界广播。一次他听英国BBC，捕捉到“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KOGA海军上将阵亡”的消息，立即汇报，《扫荡报》次日独家刊出。但其他各报均无反应，社长紧张，怕有误。刘以鬯更慌了，表示如是他听错了，他立即辞职。陆晶清马上劝慰他，说不必紧张，错了就改。不久证实这条消息是对的。陆晶清马上向他道贺。刘以鬯对此一直铭感在心。赵清阁回忆说：陆晶清讲正义，乐于助人。1940年魏克猛、方殷被卫戍司令部逮捕，老舍请冯玉祥去说情，卫戍司令刘峙不买账。最后由陆晶清出马，借王礼锡与刘峙是“老表”(同乡)的关系，将魏、方保释了出来。陆晶清人缘好，她主持的《扫荡报》副刊发了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徐讦把《风萧萧》给她连载。老舍的《四世同堂》已允了别的报纸，她横刀夺爱，抢在《扫荡报》首发。

1945年春，陆晶清以《和平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欧，采访了尼赫鲁(王、陆的故友。王逝世时，尼赫鲁专函致唁)；参加巴黎的世界第一次妇代会；采访了联合国首次大会和“巴黎和会”，以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德国纳粹首要战犯的审判等。迅速准确地将这些信息传布给国内读者，获得了好评。

1948年初，陆晶清胜利归来，被《和平日报》社长黄少谷任命为副总编辑。是年秋，她被上海暨南大学聘为教授。

全国解放后，陆晶清曾出席全国第一届妇代会，并任民革上海市委常委。

1957年，陆晶清在上海财经学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改。一次劳动时有人问她：“你在英国多年，英国农民是怎样种地的？”因是闲聊，她毫无戒备，随口说道：“英国作田都是机械化，插秧有插种机，耕作有拖拉机，收割有康拜因收割机。”不料，此言一出，大祸临头。有人上纲上线，把一顶顶大帽子扣在她的头上，陆晶清不服，也不辩白，结果招致一次次的批斗。陆晶清是一个办事极认真的人，采收棉花，她不偷懒，不示弱。因她人矮，灵活，又肯干，每次采得都比别人多。而头头竟认定她有“妖法”，聚集了3000人批斗她，令她交代“妖法”。批判时，头头问她听清楚没有，触及灵魂没有。陆晶清回答：“我没听进去，也没有触及灵魂。”头头很尴尬，下不了台，大吼起来：“你是铁打的？铁打的也要把你烤软！”她只得实话实说：“为了我，你们动员了3000人来开会，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我心痛，我难受，哪里有心思听！”头头恼羞成怒，一顿拳脚相加。头头见压不垮她，就折磨她，用脏活、苦活、累活来惩罚她。

1966年的“文革”，陆晶清又遭重劫。因她历史复杂，是国民党员，又曾是“国大”代表，运动一来，首当其冲。到陆晶清家抄家的竟是她班上的学生，更令她伤心的是其中还有她的得意弟子。她精心保存的两大箱珍贵资料，包括1939年在战地访问团所写的6万字日记，被造反派当着她的面付之一炬。她求情也不行。又将她家中古玩、字画、书籍、值钱的衣物装了十麻袋，一股脑儿卷走。临走时，见厨房一个小腌菜坛子漏查，一个造反派以为里面是咸鸭蛋，伸手一捞，却掏出了一棵霉臭的烂腌菜。那家伙觉得晦气，竟将这棵臭腌菜狠狠地砸在了陆晶清的脸上，扬长而去。陆晶清的双目被盐水刺痛，但她心中却在暗自庆幸。家中最珍贵的就是王礼锡在作家战地访问团时写的《笔征日记》手稿，她事先精心用塑料皮包好，把它藏在了这腌菜缸的下部。《笔征日记》，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日记，就这样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全文刊发在1982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抗战史料。

“文革”中，陆晶清先是被剪成阴阳头，挂着“现行反革命”的木牌子，戴着高帽子游街。后来又罚她掏阴沟、扫厕所、清马路，受尽凌辱……她借烟消愁，平时一日两包，极端苦闷时，一日三包！她在彷徨、痛苦中，偷偷地给邓颖超写信，虽没有收到回复，但不久境况大有改观，居然还发还了她被抄去的部分物品。多年后陆晶清方知，邓颖超收到信后，立即过问了此事。

冬去春来。

1982年，廖承志邀请陆晶清到北京，为何香凝撰写回忆录。期间陆晶清不慎骨折，住了几个月医院，从此身体每况愈下。出院后，邓颖超又请她到家中做客，希望她能写《中国妇女运动史》。那天，邓颖超还在院中摘了一片红叶送她，说周恩来也喜欢红叶，当年红叶是他们传情的信物。陆晶清十分感动，一直珍藏着。

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日渐祥和。1988年10月，台湾“立委”、政治家、作家胡秋原、敬幼如夫妇突然拜访82岁的陆晶清。陆是他们的红娘，敬幼如本是陆晶清的小学妹。睽别40多年的老友相见，悲喜交加。交谈中，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陆晶清说：“我希望两岸统一后，我能再去一次台湾进行访问。看不到祖国的和平统一，我是死不瞑目的。”

晚年的陆晶清生活比较孤独、凄苦。最关心她的是老友赵清阁。赵清阁说：“80岁以后的陆晶清，健康状况日益衰弱，步履维艰，目疾白内障已使她视力模糊。”“我劝她买个电视机解解闷，她直摇头。”“晚年的生活相当清苦，连冰箱也没有。每天靠邻居的保姆代烧两顿饭。”……

陆晶清1987年患直肠癌。因级别不够，住不到好医院，发高烧时，只能由人推着到小诊所去打点滴，直到病危时才入住光华小医院。当时赵清阁正患重病，托她家保姆吴嫂代为探望。陆晶清处在弥留状态时，左手放在胸前，握着何香凝早年赠她的素白手绢，上面有何香凝写的怀念廖仲恺的诗；手绢中包着那片邓颖超送她的红叶。

1993年3月13日，陆晶清走完了她的人生之旅。

丧礼极其隆重。国家教委、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民革中央、上海财经大学等都派了代表，生前老友周谷城、刘海粟、巴金、程思远、夏衍等参加了追悼会或送了挽联、花圈。台湾的老友前“司法院院长”黄少谷、“立法委员”胡秋原夫妇等也致电吊唁。追悼会的悼词对她的一生做出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

陆晶清、王礼锡夫妇，“是30年代伉俪作家中少有的珠联璧合的一对”，他们是诗人，或还有学者、作家之类其他的桂冠，但重要的是，他们是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在共和国的红旗上有他们的汗迹、血滴。然在中国文学史和反法西斯史史册上，他们是被漏植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