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女孩的见证——《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

塞尔维亚女孩的见证——《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

今天聊聊塞尔维亚电影《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

片名Дара из Јасеновца / Dara in Jasenovac (2020)。

二战的恐怖故事历来是大银幕的热门题材，这段历史不仅是英雄主义与苦难故事的沃土，更是探寻人性、审视个体牺牲的绝佳舞台。

在《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视角的二战故事。

它不再聚焦于美国和西欧，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克罗地亚，突出了该国在乌斯塔塞时期的种种作为。

看这部电影前，牵涉到一个问题：二战时期，克罗地亚最初为何甘做纳粹帮凶？

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方便理解这部电影。克罗地亚甘做纳粹帮凶的原因主要与其历史背景、政治局势和民族矛盾有关。

克罗地亚在一战后的南斯拉夫王国中，虽然作为王国的一部分，但其与塞尔维亚人之间存在深厚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差异。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而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这种宗教差异导致了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此外，克罗地亚在文化上受到奥匈帝国的影响，与塞尔维亚人的主导地位产生冲突，这种矛盾在二战前已经逐渐升温。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寻求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选择与纳粹合作，希望通过与德国的合作获取利益，并借助纳粹的力量实现克罗地亚的独立。

克罗地亚独立国的领导人安特·帕维里奇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行一党专政，对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反对派进行残酷的镇压。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使得克罗地亚更加紧密地与纳粹站在了一起。

1941年4月1日于萨格勒布发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建国宣言。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帕维里奇在独立的同时则成为国家元首，同时兼任首相和外相，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行一党专政。乌斯塔沙随后对塞尔维亚人展开复仇，将近70万人被送到强制收容所遭到虐杀。

本片描绘的就是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亚塞诺瓦茨有巴尔干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名，被杀害在该集中营中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不合作的克罗地亚人大约8.3万。

而最终，这种合作并没有给克罗地亚带来真正的独立和繁荣，反而使其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1941年6月15日，克罗地亚独立国加入三国轴心，加入反共同盟，对苏联、英美宣战。1945年德国战败投降，克罗地亚独立国瓦解，原领土全部回到南斯拉夫，安特·帕维里奇流亡西班牙。

本片以一名年仅十岁的塞尔维亚女孩达拉（Dara）为核心，她不幸被关押在克罗地亚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观众通过她的眼睛目睹战争下的暴行。

这部电影基于幸存者的证词改编，描绘之逼真几乎让人忘记了自己是在观看一部电影。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仿佛是从那段黑暗历史中直接剥离出来，让人充满恐惧与绝望。

在达拉的世界里，同情心与自我牺牲与残酷暴力和专制镇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极端的情感与事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达拉生活中的全部。天使与恶魔的形象在这部电影中被放大到了极致，他们既是达拉心中的希望与恐惧，也是那段历史中无法回避的真实存在。

影片中，教室的墙上悬挂着克罗地亚大主教阿洛齐耶·斯捷皮纳克（Alozije Stepinac）的肖像，修女们则向孩子们灌输着乌斯塔萨意识形态，在旁边挂着克罗地亚独立国领导人安特·帕维利奇（Ante Pavelic）的肖像。

为了戏剧目的而将事件和人物混为一谈是电影惯例，但这毕竟是一部故事片，不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电影将不同阵营的真实事件融入到达拉和她弟弟的生动经历之中，使得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有意思的是，这部塞尔维亚影片的遭遇颇为耐人寻味。

在塞尔维亚本土上映前，本片便遭受了美国和英国影评人的接连指责。他们声讨此片为粗暴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宣传，痛斥其反克罗地亚、反天主教的立场、历史修正主义的标签，扬言这部影片本不应问世。

同样是以集中营为题材，聚焦于犹太人遭遇的电影，却不会有这种非议。

西方人不看电影内容张口就来，而你如果看过影片就会发现其中并无所谓的民族主义色彩。

影片开篇便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克罗地亚农妇，她勇敢地从前往集中营的囚犯队伍中救出一名无辜婴儿，这一场景无疑是对乌斯塔萨对塞族妇女和儿童所施不人道行为的强烈谴责。影片从一开始便将普通的克罗地亚人民与那个时代的反动政权区分开来。

此外，这部影片也并未忽视集中营中犹太人、吉普赛人所经历的苦难。它真实地再现了那段黑暗历史中的种种悲惨场景，而非某些人所指责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

所谓的反天主教宣传也只是反映事实。

在影片中，我们目睹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修女在集中营内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事实上，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部分成员在这场迫害塞尔维亚人的悲剧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他们主动参与了这场暴行，臭名昭著的米罗斯拉夫·菲利波维奇-马伊斯托罗维奇修士（Miroslav Filipovic-Majstorovic）在电影中担任了配角，除外还有许多神父、僧侣和神学院学生担任集中营警卫。

这部电影制作精良，无论是布景设计，还是服装搭配，都非常注重细节。

它摒弃了同类影片常见的单调荒凉之景，转而以明亮的日光为画布，精心绘制了一幅幅充满张力的乡村景观。在这其中，暴行时常上演。

片中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屠杀被包装成游戏的一部分，荒诞而残酷。在另一个故事中，孩子们天真无邪地玩起了捉迷藏游戏，这本应是童年时光中最无邪的娱乐活动，现在却成了赖以生存的技能。

作为首部聚焦于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电影，这部作品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长久以来，这段历史一直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冲突期间的政治棋子。其真相往往被掩盖于纷扰的“辩论”里，导致更广泛的世界对其名字与故事所知甚少，不如奥斯威辛集中营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当下，极右翼民族主义在西方世界抬头，且否认大屠杀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代，这部电影显得尤为重要。

这部电影虽有着其优点与瑕疵，但所承载的意义与价值远超过这些表面的评价。

《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是一个重大突破，为那些有志于拍摄关于战时南斯拉夫的严肃、受害者视角的导演们树立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标杆。

在这个信息繁杂、舆论多元的时代，话语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载体之一，更应当承担起揭示真相、传递正义的重任。

乌斯塔谢的故事鲜少有人提及，但这部电影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尝试着去揭开这段历史的伤疤。

在乌斯塔萨管理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存在的那短短四年间，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他们的故事正等待着人们的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都成为了那段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战东欧视角，揭示残酷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