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浩宇
随着1979年10月26日的几声枪响，朴正熙总统不幸遇难。在国防部的地下室里，匆匆召集起来的内阁成员手忙脚乱的商讨着对策。根据宪法规定，此前一直默默无闻，存在感很低的崔圭夏总理被推举为代理总统。作为夹在朴正熙与全斗焕之间的过渡角色，这位外交官出身的总统，在朴正熙逝世后的混乱局势中有着怎么样的表现呢？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为青瓦台中身不由己的傀儡的呢？
1919年7月16日，比朴正熙小两岁的崔圭夏出生了。崔圭夏一家住在朝鲜半岛江原道的原州市，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家庭。尽管此时韩国已经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半岛各地都是日本人开办的学校，但崔圭夏还是从小在家中接受传统的教育，还学习了四书五经，朝鲜和中国的经典名著成为了他的启蒙读物。在10岁时，崔圭夏进入了原州师范学校学习，但在家中时他还是继续学习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就这样，儒家的“中庸”思想逐渐在他脑海内扎根。
四年后，崔圭夏初中毕业，离开家乡，来到汉城，就读于京城第一公立高等普通学校。在高中毕业后，崔圭夏成绩优异，成功考入了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但此时崔圭夏并没有跟随潮流，学习经济、日语等热门学科，而是出人意料的选择了英语专业。要知道，此时的日本的社会氛围逐渐极端化，“打倒米英鬼畜”的呼声日渐高涨，崔圭夏选择学习英语这门“敌人的语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不过，这项选择也铺平了他日后的仕途。
大学毕业后，崔圭夏来到了“伪满洲国”的大同学院继续进修，学习政治管理课程。在他毕业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得正旺，日本也在太平洋战场上初显颓势。不过，身处后方的崔圭夏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在毕业后来到了汉城的京城师范学校英语系担任助理教授，他在那里迎来了战争的终结，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与苏联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但美国军政厅当局很快便遇到了一个难题：美国官员普遍不懂韩语，但懂英语的韩国专业人才同样屈指可数。就这样，英语十分娴熟的崔圭夏脱颖而出，被直接任命为美国军政厅食品管理局的部门负责人，同时还负责管理农业和林业。1948年8月，大韩民国正式宣告成立，崔圭夏也随之成为了新生韩国的农林部官员。不过，由于崔圭夏并没有太多行政经验，在那里表现并不出众。但“是金子总会发光”，不久之后他代表韩国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会议，结果凭借着出色的英语水平受到了外交部的青睐。于是，崔圭夏便被外交部挖走，从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一直在外交领域努力。
1952年，韩国和日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同样熟练掌握日语的崔圭夏作为代表出席。可是，李承晚总统对韩日建交并不热衷，在会谈期间还大肆攻击日本，煽动仇日情绪。加上双方对于赔偿金额与“李承晚线”问题的争议太大，这次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六年后，韩日又举行了第四次会谈，崔圭夏再次作为韩方代表进行谈判，但同样无果而终。回国后不久，39岁的崔圭夏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可就在崔圭夏顺风顺水的一路升迁时，轰轰烈烈的“四一九运动”爆发了，李承晚总统逃亡海外。尽管崔圭夏作为外交官员，并没有参与到李承晚对学生和民众的残酷镇压之中，但他身为政府官员，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被迫辞去了职务，赋闲回家。但就在崔圭夏郁郁不得志时，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推翻了短命的第二共和国，成立了军政府。金钟泌也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组建政党。崔圭夏早早的就加入到创党工作之中，成为了民主共和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崔圭夏先是和金钟泌前往日本进行韩日会谈，然后升任了韩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在1967年，崔圭夏成功当上了外交部长，成为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崔圭夏一改韩国此前的“战狼外交”风格，推崇“安静外交”，以平实而务实的风格改善外交关系和国际形象。崔圭夏的“安静外交”效果显著，加上韩国军队在越南战场的一系列胜利，韩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不过，崔圭夏平静而建树颇多的外交岁月很快就要迎来终结，他今后的命运也将迎来巨大的转变。
1972年10月，朴正熙发动“十月维新”，从此彻底大权独揽，将国家的三权全部包揽到一人手中。此时的国务总理是他的侄女婿金钟泌，尽管国务总理已经沦为虚衔，但朴正熙还是固执的认为，能力出众的金钟泌即使只是拥有这个虚衔也是对自己莫大的威胁。于是，“十月维新”后，朴正熙就开始物色下一任总理。此时的崔圭夏已经升任朴正熙的外交事务特别助理，出访了不少国家。在朴正熙看来，崔圭夏“沉默而缺乏政治技巧”，绝对不会给自己的统治造成麻烦，自然成为了总理的合适人选。就这样，1975年12月，金钟泌的总理任期刚满，就被朴正熙赶下了台，并软禁起来，56岁的崔圭夏则取而代之，成为了新的国务总理。
崔圭夏被朴正熙任命为国务总理
实际上，在成为国务总理后，崔圭夏的工作内容并没有太多变化，仍然主要负责外交事务。韩国和美国举办的历次会议上，崔圭夏都凭借娴熟的英语水平，促进双方尽快达成协议。在他的努力下，因“韩国门事件”与卡特撤军急剧恶化的韩美关系也趋于缓和。根据周围人的评价，崔圭夏一直过着平静而廉洁的生活，存在感很低。不过，他的这种平静的生活即将被惊动世界的几声枪响所打破。
在讲述崔圭夏突然面临的天降大任前，首先让我们回到1979年10月26日。在接连发生一系列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后，韩国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对朴正熙总统的怨气越来越大。此时凑巧青瓦台警卫室长车智澈给他打来电话，让他在中央情报部秘密设施宫井洞准备晚宴，金载圭便动了杀心。于是，金载圭给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打了电话，邀请他来宫井洞吃饭，以便在刺杀朴正熙后，第一时间控制住军队。此外，金载圭还找到自己的好友、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金载圭想当然的认为，金桂元肯定会帮助自己善后，便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胆小如鼠的金桂元立刻被吓破了胆，丝毫不敢声张，只是唯唯诺诺。
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
晚宴开始不久，金载圭突然掏出手枪，击毙了朴正熙和车智澈。随后，他拉着郑升和，开车开往陆军本部。而留在现场的金桂元把朴正熙送到了医院抢救，可是早已无力回天。当时，崔圭夏正在总理府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了金桂元打来的电话：“这里是总统秘书室，总统阁下出现了紧急状况，请立刻来青瓦台。”崔圭夏感到不妙，赶忙跑到青瓦台。
金载圭复原当时的情景
金桂元告诉崔圭夏和其他政府要员：“金载圭和车智澈在酒席上发生了枪战，金载圭不慎击中了总统阁下。我们必须宣布戒严。”听到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后，要员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恰在这时，金载圭打来电话，让金桂元赶快把内阁成员带到陆军本部。此时，崔圭夏已经对金载圭起了疑心。不过，由于还没有完全厘清局势，他还是带着内阁成员前往陆军本部，和军队高层会合。不料，他的这项决定却在日后成为了全斗焕得以要挟他的把柄。
在陆军本部，金载圭要求秘不发丧，并立刻宣布戒严令。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发布了戒严令，自己就能蒙混过关，并最终夺取政权。可是，军政要员并没有同意金载圭的意见，而是要求他说出“发布戒严令的具体事由”。双方争执不下，崔圭夏便提出，马上去国防部的地下室里召开国务会议，在那里决定要不要发布戒严令。
紧急召开的国务会议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崔圭夏的带领下，大家赶往医院。面对朴正熙总统的遗体，崔圭夏和其他内阁成员不禁黯然落泪。他们这时才真正明白，一个时代结束了。随后，在国防部地下室里，崔圭夏再次召开了国务会议，商讨该如何填补这段权力真空区。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国务总理崔圭夏正式代理韩国总统的职务。就这样，在1979年10月27日凌晨，崔圭夏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到达了权力的顶点。
不过，正式当上代理总统后，崔圭夏面临的第一项重大决定就是：要不要宣布戒严？实际上，这个选择远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在他看来，如果不宣布戒严，朴正熙去世的消息很可能会在全国引发混乱，学生和市民的游行示威、反对党在国会中的抗议活动肯定会接踵而至。这样的话，三八线北方的朝鲜肯定会伺机而动，甚至可能大举入侵。但是，如果宣布戒严的话，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肯定要担任戒严司令官一职。这样的话，戒严期间全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都落在了郑升和一人身上。而崔圭夏刚刚上任，现在又只是代理总统，完全控制不了军队，郑升和如果真的存在异心，想推翻他无疑是易如反掌。
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
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崔圭夏还是认为，如果不实行戒严，就很难收拾局势。于是，当日凌晨4点，这位临时总统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并任命郑升和为戒严司令官。随着金载圭和其党羽被悉数逮捕，混乱无比的“10.26事件”最终结束了，但朴正熙去世后的一出出闹剧却刚刚开始。
1979年11月3日，崔圭夏政府正式为朴正熙总统举行了国葬。随着朴正熙的灵车缓缓驶过汉城街头，无数身处现场或电视机、收音机旁的韩国国民泣不成声。然而，与这些悼念格格不入的是，许多国民却在暗自庆祝这个暴君的死讯。在那些支持者们看来，朴正熙统治的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在他统治的十八年里，韩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实现了“大韩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反对者们看来，这又无疑是最坏的时代：韩国被他改造为一个专制国家，一切民主都荡然无存，知识分子在情报系统的压迫下瑟瑟发抖，工人们在血汗工厂里苟且偷生。
而身为韩理总统的崔圭夏，此时无疑面临着无比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沿袭“维新体制”，延续朴正熙时代的高压统治？还是选择拥抱民主化，探索一条韩国此前从未走通过的路线？崔圭夏明白，尽管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但韩国大部分国民还是比较怀念朴正熙，政府内部也倾向于延续“维新体制”。但在同时，崔圭夏自己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贸然选择哪一条路线都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就这样，崔圭夏最终还是选择在朴正熙总统的国葬上，宣布新政府将继承朴正熙的遗志，推行“没有朴正熙的维新体制”。同时，他也计划逐步终结之前的高压统治，创造一套更人道、更可持续的维新体制。
既然崔圭夏计划要继承朴正熙的遗志，延续“维新体制”的话，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便是：要不要当正式总统？实际上，由于崔圭夏是外交人员出身，此前一直默默无闻，韩国上下对他都并不看好，认为他肯定只会是过渡性的人物。崔圭夏也清楚，自己立足未稳，要想成功当上正式总统，一定要得到政府内外的支持。
当时，群龙无首的韩国政府高层组建了“时局对策会议”，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其中就包括临时总统崔圭夏、戒严司令官郑升和以及其他内阁成员。幸运的是，“时局对策会议”对崔圭夏十分看好，认为他是总统的最佳人选。就这样，政府和军队高层早早的就将崔圭夏内定为了总统。此外，崔圭夏也积极利用了朴正熙留下的政治遗产：维新政友会。“维新宪法”规定，国会中三分之一的议员由总统直接指定，这些特殊议员被称为“维新政友会”。因为这些人的任免完全由总统说了算，因此他们忠心耿耿。在成功取得了政府和国会的支持后，11月10日，在朴正熙逝世半个月后，崔圭夏发表特别演讲，宣布：“维新宪法规定选举总统的期限截止到1980年1月25日，在此之前，我们要在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上选出第10届总统，新总统将不必弥补朴总统未满的五年执政时间，我们将尽可能在短期内修改宪法，并依照新宪法实行选举。”
可是，仅仅两天后，执政的民主共和党举行了总裁选举，由声望最高的金钟泌担任新总裁。实际上，这次总裁选举就是在为金钟泌参选总统铺平道路。在民主共和党看来，崔圭夏不过是一个不谙政事的外交人员，应该把总统的位子让给朴正熙政权公认的继承人金钟泌。尽管崔圭夏本人对此并未发表评论，但“时局对策会议”却认为，这会让本就动荡不安的政局陷入彻底的混乱之中，因此言辞激烈的反对金钟泌参选总统。好在金钟泌最终还是退让了一步，在民主共和党把自己选为总统候选人后，主动宣布退选。可崔圭夏的总统之路并不会就此一帆风顺。
朴正熙和他的侄女婿金钟泌
在此时的韩国政局上，活跃着“三金”：金钟泌、金泳三和金大中。朴正熙去世后，他们是政治界最有影响力的三巨头。现在“三金”中代表保守势力的金钟泌消停了下来，但另外两金代表的民主势力却开始活跃起来。在“10.26事件”发生后，韩国的民主人士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们相信“维新体制”只有朴正熙驾驭的了，在崔圭夏手上肯定会很快土崩瓦解，因此只需要隔岸观火就好。可现在“维新体制”不仅没有崩溃，崔圭夏还有正式当选总统的意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主义者秘密聚集了起来，讨论该如何组织起来阻止崔圭夏的总统大选。由于此前已经颁布了戒严令，集会属于非法行为，不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苦思冥想之下，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组织一场假婚礼。11月24日，汉城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简称YWCA）教堂里，举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听众席上坐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民主人士、学生与知识分子，其中还有前总统尹潽善，教堂里摩肩接踵。在轮到“新娘”上场时，主持人突然退场，“新郎”也大声宣读起了“国民宣言”，要求崔圭夏停止参选总统、立刻制订民主宪法，并解散维新体制。台下立刻掌声雷动，喝彩连连。可就在此时，军队和警察冲了进来，把参会人员全部抓走。这就是“YWCA假婚礼”事件。
在警察局里，被捕的民主人士十分不解，不断质问警察：“朴正熙都去世了，为什么还要抓我们？”警察和警察局长同样不清楚情况，只得安慰他们：“我们也是服从命令，请大家忍忍吧，应该过一会儿就会把你们释放了。”可是，到了这天晚上，全斗焕的保安司令部突然派出士兵，把被捕的许多民主人士强行拉走，带到了保安司令部的秘密据点“西冰库分室”。实际上，在“YWCA假婚礼事件”前夕，保安司令部就听到风声，派人去秘密监视他们的动向，抓人的警察与军队都是在它的指令下行事的。西冰库里，在全斗焕的授意下，保安司令部对这些民主人士严刑拷打了数个昼夜，打算给他们加上内乱阴谋罪和违反国家保安法的罪名。
这场扑朔迷离的“YWCA事件”，令韩国民众和政府高层都嗅到了一分危险的味道：保安司令部的本职工作是军队中的保密与反间谍工作，现在为什么开始大肆逮捕民间的民主人士了呢？尤其考虑到此前保安司令部、中央情报部、青瓦台警卫室这三者互相制衡的关系，在“10.26事件”后已经完全崩坏。保安司令部不仅一家独大，现在还完全缺乏监督。如果放任它这样干下去，谁也无法预测韩国的未来会怎么发展。不过，崔圭夏对军队完全缺乏掌控，他只能默默期望戒严结束后，全斗焕的保安司令部能够回归正常。
如果说保安司令部的威胁尚不确切的话，戒严司令官郑升和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话可的确是捅了篓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询问金大中的软禁何时才能解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郑升和给了十分莫名其妙的答复，甚至指控金大中是共产主义者。由于戒严状态下，郑升和拥有者绝对的权威，他这样的答复自然引起了韩国内外的一致批评。美国对此还专门表态，称金大中是“值得信赖的民主主义者”，表达了对他的公开支持。看到局势不妙，郑升和赶紧闭嘴，这才没有引发更大的危机。
1979年12月6日，在民主人士的反对声中，崔圭夏最终还是举行了总统选举。就像朴正熙时代一样，这场选举是在“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中进行的，而崔圭夏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不出所料，崔圭夏很快就以2465票赞成的高票，成功当选韩国第十届总统。有意思的是，这次总统选举中共有84张无效票，还有11票弃权。尽管崔圭夏还是以96.5%的绝对优势当选总统，但仍低于朴正熙的99.9%，韩国内部对崔圭夏的争议可见一斑。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的总统选举
在成功当选总统后，崔圭夏深刻的感受到了韩国国民对于民主化的渴望。于是，他不仅承诺在任期内修改宪法，实现民主选举与和平的政权交接，而且在第二天就开始推行“解冻政策”，正式解除了“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这项“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是朴正熙在1975年5月颁布的，到此时已有四年六个月之久。期间，朴正熙依靠这项专断的紧急措施大肆逮捕学生与民主人士，让韩国上下人人自危。在结束“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的同时，崔圭夏还释放了长期被软禁在家的金大中。接下来，崔圭夏总统计划在12月13日组建申铉碻为总理的新内阁，并在21日正式就职总统。这些“解冻政策”尽管距离真正的民主化还很遥远，但崔圭夏政府无疑已经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只不过，这时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正在悄然逼近，这些民主化措施只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
1979年12月12日夜，保安司令部以戒严司令官郑升和涉嫌参与“朴正熙刺杀案”为由，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试图将他强行逮捕。不料，在逮捕过程中全斗焕的部队与郑升和的警卫发生了交火，密集的枪声惊动了整个汉城。实际上，此前全斗焕在军队中组建了自己的秘密组织“一心会”，随着政府军不断调集军力试图解救郑升和，“一心会”的成员也派出部队阻挠政府军，“12.12军事政变”开始了。
事实上，保安司令官全斗焕是郑升和的下属，因此逮捕行动完完全全属于违法行为，只有获得总统的批准，才能获得合法性。所以，在保安司令部的士兵冲进郑升和家中的同时，全斗焕来到了总理府，要求崔圭夏同意逮捕郑升和。此时崔圭夏还没有正式宣誓就任总统，因此还没有进驻青瓦台。尽管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联络到军队，但崔圭夏还是本能的感到全斗焕的来头不对，因此百般否决全斗焕的要求，还告诉他只有国防部长批准后，自己才会批准这份逮捕令。在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全斗焕自知没戏，只得悻悻而返。
本以为这场闹剧已经就此打住，可崔圭夏没想到的是，疯狂的全斗焕在没有得到总统批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着他的军事政变，还派出军队秘密包围了总理府，切断了崔圭夏与外界的联系。晚上九点半，全斗焕又带着好几名心腹军官，再次前往总理府。全斗焕希望凭借自己的人数优势，崔圭夏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最终乖乖就范。然而，崔圭夏此时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坚决不批准逮捕令，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凌晨时分。
崔圭夏自己的抗争最终还是不幸落空了。随着全斗焕不断调集越来越多的部队前往汉城，反政变的力量最终被压垮了。第二天凌晨，全斗焕挟持着国防部长又踏入了总理府。在看到国防部长已经签字后，崔圭夏感到无力回天，崔最终不得不在逮捕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不过，他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违法行为，因此特意的写下了签字时间“1979年12月13日4:30”，以表示这是事后追认。
随着朝阳的再次升起，韩国国民忐忑不安的揣测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夜里似乎一切都改变了，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很快，国防部的一通简短的通告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戒严司令官郑升和因涉嫌朴正熙刺杀案，现在已被解除职务接受审查。”与此同时，韩军内部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大批反对政变的军官被逮捕，由全斗焕领导的“一心会”的成员取而代之。再迟钝的人也能看出，这肯定和昨晚的异动有关。
不过，除了军队内的人事变动外，国家的其他方面似乎仍在正常运作：12月14日，以申铉碻为总理的新内阁完成组阁；21日，崔圭夏按照原定计划，正式宣誓就职总统。随后，崔圭夏的“解冻政策”继续推行了下去。1980年2月29日，几百名政治犯被特赦出狱，被强行开除的学生和教授也返回学校。外国媒体因此把这段时间称作“汉城之春”。但让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既然全斗焕发动政变，掌握了大权，那为什么不像朴正熙那样宣布进行“革命”，反而放任崔圭夏推行民主化呢？本就混乱不堪的政治局势现在仿佛处于迷雾之中，没人能够看清到底是什么情况。
12月21日，崔圭夏正式宣誓就职总统
当然，身处迷局之中的崔圭夏清楚的知道，现在“一心会”已经完全掌握了军权，而自古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全斗焕已经是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在“一心会”的干扰下，尽管早就完成了组阁，但国务会议却迟迟无法召开。据说，崔圭夏在青瓦台里召开的唯一一场会议，竟然是讨论“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因为他认为这“关系到国家形象，十分重要”。内阁成员听到之后，不由得啼笑皆非。可是，崔圭夏已经被完全架空，可笑的“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对策会议”已经是他唯一可以公开进行的活动了。在全斗焕的干扰下，青瓦台中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汉城之春”背后，涌动着“一心会”的暗流。为了让自己能够堂而皇之的接过最高权力，全斗焕精心策划了“K工作计划”。在这项歹毒的计划里，全斗焕通过秘密控制媒体界“助长混乱”，把政坛搅得更加乌烟瘴气。与此同时，全斗焕也给崔圭夏提了各种要求：先是随意晋升自己和属下的军衔，然后更是要求获得韩国中央情报部长的职务。崔圭夏完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满足他的要求。可是，全斗焕对此仍不满意。据当时的青瓦台秘书回忆，“一心会”成员权正达有一次就跑进青瓦台，大喊道：“去叫崔圭夏下台，如果不下台，就把他抓起来。”此时的青瓦台从韩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沦为了一座监狱。
没过多久，全斗焕自感时机成熟，彻底图穷匕见。5月17日，全斗焕强迫崔圭夏召开国务会议，商讨“扩大紧急戒严令”。此时，全斗焕已经调集军队包围了青瓦台，大有不同意就要直接开火的架势。就这样，崔圭夏及内阁成员被迫同意扩大戒严令，解散国会并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与此同时，“三金”和其他民主人士要么直接逮捕，要么强行软禁起来。“汉城之春”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5.17紧急戒严”
在被迫扩大戒严令后，崔圭夏再也忍受不了全斗焕施加的巨大压力，出访中东各国，干起了外交的老本行。然而，就在他前脚刚走，光州地区渴望民主化的民众就不顾戒严令，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著名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开始了。崔圭夏得知情况后，赶忙放弃了中东之行返回国内，试图缓解光州的紧张局势。
可是，全斗焕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崔圭夏根本无从得知光州的真实情况。并且，崔圭夏多次请求前往光州与市民们对话，全斗焕也都武断的拒绝了。最终，全斗焕允许崔圭夏前往光州，但只让他到了附近的军营转了一圈。在那里，崔圭夏发表了演讲，恳请市民们放下武器回到家里。可是，崔圭夏不知道的是，光州的事态根本不是市民们放下武器就能缓解的，他的演讲在信息封锁下也根本传不到民众中去。最终，全斗焕还是派出军队，屠杀了抗争的市民们。“光州事件”后，内阁颜面尽失，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崔圭夏就这样彻底成为了光杆总统。
“光州民主化运动”，可是渴望民主化的市民们最后还是被全斗焕屠杀了
崔圭夏的这种有名无实的总统生涯最终还是迎来了终结。1980年8月16日，崔圭夏发表演讲，正式辞去了总统职务。仅仅不到两周后，全斗焕接任总统职务，黑暗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开始了。
在崔圭夏辞职后，由于他毕竟是前总统，蕴含着比较大的政治能量，全斗焕对他进行了密切的监视，还强迫他加入有名无实的“国家元老咨询会议”，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他的一举一动。不过，黑暗的全斗焕时代在七年后就迎来了终结。新任总统卢泰愚进行了民主化改革，韩国大地上再度出现了民主的曙光。
反对党便借此机会，在国会中举行了“12.12军事政变”的调查活动。由于崔圭夏是这场军事政变的亲历者，反对党自然希望他能够现身说法。让人费解的是，崔圭夏拒绝出席作证。后来到了金泳三时代，法院仍多次希望崔圭夏出席作证，可他最终都拒绝了。如果说卢泰愚时期，他不敢出席作证是因为惧怕全斗焕势力报复的话，金泳三时期仍然拒绝就不可理解了。因此，当时的漫画讽刺他是用手“遮住了嘴，遮住了耳朵，遮住了眼睛”。此外，全斗焕时期的受害者还把他告上法庭，认为他负有间接责任，不过最终起诉还是被法院驳回了。
2006年10月22日，87岁的崔圭夏溘然长辞。由于他的总统生涯有名无实，也没有避免全斗焕篡夺政权，因此他的葬礼也仅有两千人参加。根据他的遗嘱，他葬在了家乡的国家公墓里。
不过，在崔圭夏去世后，随着报纸对他的发掘逐渐深入，人们对这位短命总统的印象有了很大的转变。崔圭夏生前一直过着极其清廉简朴的生活：他从未凭借自己的职务，给自己牟取不义之财，这在腐败的韩国政界无疑难得可贵；他在搬进总理府之前，竟然像普通百姓一样烧煤取暖；他平时穿的鞋是他自己手工做的，鞋底用的是废旧的轮胎；他的眼镜是去日本留学期间配的，坏了就自己小修小补，一直戴到了去世时。这些报道逐渐给后人们还原了崔圭夏的人生，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变得丰富多元起来。
不得不说，在“10.26事件”后，韩国微妙的政治局势中，尽管身为总统，但崔圭夏手上根本没有选择：野心家全斗焕是保安司令官，掌握了韩国的情报系统，还负责调查朴正熙刺杀案。只要他的“一心会”势力没有被捣毁，无论崔圭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稳定局势、推动改革，最终肯定无济于事，全斗焕还会发动政变，夺取最高权力。而在政变后，尽管还是名义上的总统，但“一心会”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韩国，崔圭夏再怎么抵抗也于事无补。本来身为称职的外交家，崔圭夏却在种种机缘巧合下当上了总统，还被迫在这个无解的局面中做出选择，最终成为了青瓦台中身不由己的傀儡。我想，这大概是崔圭夏一生最大的悲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