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为何不被欧洲信任？

作者：郑渝川

太平天国是否只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运动，还是带有近代色彩的革命运动，又或者，根本与进步性无关？有趣的是，对太平天国运动提出评价，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援引了马克思的评价。认为太平天国具有革命性的人会提及马克思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写的评论专栏。在那篇文章中，马克思断言太平天国不仅要算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可能因此带来亚洲的新纪元。

但在九年之后，马克思在另一篇评论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太平天国“除了想改朝换代，未体认到任何职责”，堪称“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旧统治者带来的危害”的“恶魔”。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已经说过，马克思在其所处的时代，只能了解到较少、很可能无法满足全面和准确性要求的统计数据，以及大量存在错讹的信息。马克思1853年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判断，是根据这场运动掀起初期，欧洲国家驻华的一些传教士所传回的信息。这些传教士惊喜的发现，太平天国的掌权者信赖着跟欧洲人同样的宗教，因而倾向于传递有利于太平天国的信息。而在1862年前后，英法列强已经强迫清政府签署了《北京条约》，列强认为维持清政府统治更有利于通商贸易，会带来更多利益，从而撕破了此前曾与太平天国达成的中立协议，驻华官员、侵华部队的将领及传教士展开了一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妖魔化宣传。马克思这时所了解到的所谓太平天国运动的劣迹，其实是清军在江浙两省侵犯平民、阻断贸易、贪污腐化的写照。包括当时英国驻华的少部分官员在内，也有部分外国人不赞同英国为代表的列强，轻佻冒失的去扶持一个看上去腐朽程度更高的清政府。

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到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乃至这个奇特的政教二合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一直都致力于修好英法美诸强。但列强从前期的名义上中立，到后期干脆放弃中立姿态，并不认为太平天国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利益，这样的选择在后来也引发了争议。英国等国内部，政界、学界仍有一批人惋惜中国失去了更早成为“(近代)文明国家”的可能。而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09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坚信如果当初不是英国阻挠，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早就已经成功，中国将早于日本完成向近代国家过渡，“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为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现执教于美国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他所著的《天国之秋》，旨在证实伊藤博文的上述观点。裴士锋认为，英国在《北京条约》后放弃所谓的中立，援助清政府特别是具体支持湘军和淮军打败太平军，事实上并没有起到促成中国进步发展的作用，相反延续了中国的黯淡。

太平天国运动前期赢得的外国人好评，其实是因为与清政府地方大员及军队的糟糕表现形成了太鲜明对比。太平军起事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多次集中处决被指控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在押者，累计人数多达数万人，行刑残忍，现场场景堪称血流成河。此举导致广州大批商绅逃入香港，促成了港岛迎来了第一轮繁荣，人们也因此对太平天国萌发了同情。这种同情，在曾经担任传教士助理的洪仁玕获封太平天国干王后，很快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信赖。

而就在太平天国席卷南中国的同时，清政府却在葬送着英法列强的耐心。咸丰皇帝强烈反感列强提出在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在英法舰队入侵天津后，清政府还是同意了列强要求。但随后的1859年，当英法舰队载着换约的外交官再度来到白河口时，获悉清廷变卦的消息，入侵者遭到守军重创。战争不可避免的扩大。英法联军攻下大沽与北塘要塞，清廷再度提出议和，却一语不合就扣押了英法使团，导致的结果就是联军变得疯狂，很快攻占了北京，洗劫了圆明园。

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行为在欧洲也引发了强烈不满，被质疑为文明国家的丑恶犯罪。《天国之秋》书中就写道，下令放火烧掉圆明园的额尔金伯爵，其父额尔金勋爵之前从希腊劫走大理石雕。联军从圆明园仓库中发现几十年前，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赠送给清廷的科技设备、天文和武器等礼品等细节也被广泛传播，成为清廷腐朽落伍、抗拒变化的明证。

正当人们以为，英法美列强至少要保持对同样宗教信仰的太平天国的中立姿态，形势却急转直下。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洪仁玕、李秀成等人的赞誉，对时局的影响甚微。但英国驻华的使节和武官却出现了一个重大误判，太平天国席卷南中国，占领华东，逼近上海，使得大批乡绅商户迁入上海，促成上海地价和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却被理解为清军和租界武装力量防备的结果，坚定了列强保卫上海并协助清军防卫的信心。这项误判使得列强以强硬姿态主动出击，击退了前来攻打上海的太平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后，英国官员才发现上海的贸易一落千丈。

更剧烈的转折出现在西线战场，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合围湘军，借以解除曾国荃部对天京的包围的战略构想未能成功。《天国之秋》书中浓墨重彩的介绍了太平军与湘军战略对峙期间的各自得失，指出洪仁玕受命率军离开天京前往西线战场的打援行动，不仅未能起到军事上的积极作用，而且使得太平天国失去了可以与列强驻华官员、传教士正常沟通的可靠人选。太平军连克杭州和宁波后，表现出善待欧洲侨民和商人的姿态，但这仍然不为列强所信任。列强官员反对华尔、戈登等人组织的“常胜军”但未采取实质性的约束；而湘军最终与租界里的上海乡绅达成合作，后者向前者输送经费支持，前者则提供武力保护。

淮军的崛起，相比李鸿章从其恩师曾国藩那里得到的指点和经验输出，更多的支持其实来源于英国人。1863年11月，驻守苏州的太平军多名叛将在获得李鸿章和戈登担保保全性命的承诺后，杀死主将慕王谭绍光，但李鸿章却违背承诺斩杀了这批投降的兵将。戈登对此怒不可遏。这起事件的消息传回英国后掀起轩然大波，英国政界和公众中更多人开始猛烈抨击不遵守道德承诺的清军高官，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不得不屈从于国会压力，承诺不再支持清军在口岸租界以外的战事。但这时重回中立，已变得毫无意义，1864年，天京失陷。

裴士锋在全书的结语部分评述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情势，让英国人感到万分失望，因为长江航运恢复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战时太平军只攻击悬挂清朝旗帜的船只，很少过问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船只)，难民离开上海后更造成房市崩盘。一个腐朽的王朝重新走回其习惯的正轨，要继续至少沉睡30年，而在1911年之后中国大地上上演的更长期动乱，更让人惊叹伊藤博文的断言何其睿智，“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