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如何见证巴黎公社？

从闭关锁国到开眼看世界，晚清士人如何重建对国际局势的理解？与外界的交流如何带来观念的变革？

《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外交信息体系的构建过程。作者通过考察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涛、曾纪泽、薛福成六位出使欧美的使臣的书写模式，揭示了从1860年代初到1895年间清朝如何逐步重建与西方列强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体系，详细解读了晚清外交官如何书写“西方”，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信息秩序的演变。

张德彝就是这些旅西使臣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出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5岁时进入同文馆学习外语，先后出使欧洲、美国、日本，在1903年升任为清朝的驻英公使。他热衷西方的珍奇之物，对各种社会风俗都保持开放态度，见证了巴黎公社运动，是一个笃信共同人性的世界主义者。那么，他是怎样在西方事务的复杂性与儒家秩序、清朝外交规则之间找到平衡的呢？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真正的西方？

文|皇甫峥峥

来源 | 《远西旅人》

1870年6月，通商口岸天津的民众被外国传教士杀戮和残害幼婴的谣言激怒，愤恨地殴毙了法国驻天津领事、十名天主教修女及数名法国人、俄罗斯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为避免战端，总理衙门立即任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前往法国向其致歉。身为主管天津外交事务的通商大臣，崇厚在调解法国领事、教民与天津民众之间的冲突中处理不力，因此被认为对天津教案也负有部分责任，所以他请愿自备资斧出使法国。

完颜崇厚（1826-1893）

据张德彝《三述奇》记载：1870年11月2日，他随崇厚启程前往法国。此次使团排场之大前所未有。为表赔罪之诚意，皇帝封崇厚为“钦差”，并授以头品顶戴。使团仅以法国一国为目的地，也为后来清廷设立驻外公使馆开了先河。使团启程离开天津的当天，步兵跪列街道两旁，数百名官员赶来为使团送行。特使专员的轿子前，是一队手持黄色缎面旗、遮阳篷和旗帜的文武官员。张德彝是崇厚使团随员中的第四级的官员，排在随员、供事和其他同文馆学生之上。

当使团抵达时，法国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法国民众对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的外交政策和轻虑浅谋的自由贸易改革之不满情绪已然越演越烈。波拿巴皇帝的一次致命误判，致使他与普鲁士开战，他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广受人民支持的军事行动，使得国内对政府的批判指责稍缓。这场始于1870年7月的战争很快被证实是法国的一场弥天大祸。就在崇厚使团到达法国的前一个月，法军精锐在决定性的色当战役中惨败，次日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军队俘虏。几天后，巴黎国民自卫军攻入国民议会所在的波旁宫，正式宣告第二帝国的灭亡。自卫军还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国家临时政府。

巴黎公社社员们筑起街垒，决心为保卫公社而英勇奋战

在一片混乱中，崇厚使团唯一的官方接待者是前任驻华公使哥士耆。尽管哥士耆努力让清朝使节避开国祸乱象，但张德彝依旧注意到了法国哀鸿遍地、景况凄惨。他记录说，街道两旁的房屋鄙陋不堪，窗户破烂，墙壁残败，“居民半类乞丐”。有一名法国军官被公派去为军队购买鞋袜，他却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了剧院之中，完全不以公务为重。张随后参观剧院时证实，“看戏者武将颇多”。他对自己看到的民众苦难之深与征战不休的景象深感痛心，于是在日记中哀叹：

斯时尚游玩看剧，不以官事为重。斯时城虽被困，王虽被擒，而闾阎市廛，仍是朝朝佳节，夜夜元宵，鼓乐喧天，车马震地，可谓燕雀不知大厦之倾也。

……张德彝对使团的日常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记录，但是由于身份职责的变更，他在日记中展现出的行为举止和对欧洲的看法与上两次出使截然不同。他不但负责处理使团的公务、安排使团的住宿与日程活动，还代表崇厚致电外国官员和公使。忙碌之中，张德彝开始不时写诗来抒发情感。他还采用历任使节常用的辞令，例如，宣称行船在东海的一帆风顺是仰赖“皇上洪福”。为了保持外交作品的延续性，张德彝将这个新日记命名为《三述奇》。虽仍称之为“述奇”，该书对新奇外国事物的关注却减少了很多。随着责任的增加，日程安排的按部就班与写作中凸显的实用主义随之大幅增加。由于公务缠身，他开始谢绝前往剧院、商店和观光旅游的邀请。虽然张的前两部日记的重点是描绘西方神妙无比的物质生活和奇异风俗，但在《三述奇》的自序中，他解释说真正之“奇”，是“计时十七逾月，计地余万里，履险若夷，阅三返而归帆无恙”。

1866年任学生译员的张德彝

《三述奇》封面

不过，他早期日记中惯用的人文主义风格仍在新日记中延续。由于对法国战争的毁坏与惨烈感到震惊，张德彝日记中充满对处于困境的普通法国人的同情：饥肠辘辘的乞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遍体鳞伤的士兵和支离破碎的家庭。在凡尔赛，他看到整个村庄皆穴居洞中，附近的房屋仍有血迹清晰可见。在巴黎，他看到商人以高价向饥不择食的城市居民兜售马肉和狗肉。绅士穿着满是跳蚤的破烂衣服到处闲逛。女人也忽视了梳妆打扮，以至于看起来个个都像顶了一窝鸟巢。无人看管的孩子整天坐在泥泞和成堆的木炭中。在一个上流社会的晚宴中，话题之一居然是法军烹食鼠猫。如果早先的出使经验使张德彝确信，西方人与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欲望、情感和美德，那么如今饱受战争蹂躏的法国向他展示了他们也有着同样的弱点与不堪，人性的相通并不会受到文化或地理上的限制。在亲眼目睹法国贫民窟的惨状后，他哀叹道：“如是洋人之笑华人不洁者，其亦未之深思耶？”当一位可怜的法国妇女前来乞讨时，张德彝回忆起，就在数月前，他在北京还见过外国人大声怒叱中国乞丐，让其滚开之情景。于是他写道：“以是观之，贫富何得以地限哉？”当他们在巴黎的房东违反租房合同并向他们多收租金时，张德彝联想到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商业信用的印象，在法国本土人中皆有之。

在张德彝比较性的视角中，巴黎公社的起源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与马克思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将影响欧洲“下一场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有异曲同工之处。张德彝将法国革命者视为类似农民起义军的叛乱者， “其始无非迫胁之穷民”。用张的话说，这些谋反之人就是“乡勇”和“叛勇”，这些富有同情心的词汇与传教士们对巴黎公社的报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选择诸如“贼党”和“乱匪”等谴责性词语来指代他们。看到俘虏被游街，他写道，这些俘虏看起来都“无忧惧”且“气宇轩昂”。看到他们被囚禁拘押和慷慨赴刑的景象，张德彝不禁落泪。

张对反抗者的同情心理，来自他对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应被推翻的腐败政权的批判性观点。他解释说：“夫乡勇之叛，由于德法已和。盖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搬则穷无所归。表食何赖？困之铤而走险，弄兵潢池。”他对革命者奢侈铺张生活方式的描绘却与传统王朝谋反者的奢靡挥霍形象不谋而合：“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德彝关注报纸上每一件相关的新闻，他对冲突的描述却与巴黎公社成员采用的言语论调大相径庭，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法国革命者有着与中国天命观截然不同的思想意识。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简单的民众起义和王权的退位，近似一场荒诞的戏剧：“君后问众：‘可仍居巴黎否？’众云：‘不可！’遂携世子逃往比利时，寻又入英吉利。”在张德彝的解读中，巴黎公社就像是穿插于中国王朝更迭历史中开启新帝业的一次起义。

与崇厚一同回国后，张德彝立即整理《三述奇》的手稿，并约请朋友为其作序，他也为该日记作了一篇自序。这部日记为何没能在张德彝有生之年出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或许可以在1870年代初的政治氛围中发现一些端倪。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激起士人汹涌的反对浪潮。负责调查杀戮事件的总督曾国藩建议惩罚天津当事官员，并依法处决有罪的中国人，他被愤怒的士人精英谴责为卖国贼。而张德彝对巴黎公社的叙述，可能招致对天津教案交涉结果的更多批判。也可能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对张德彝进行了规劝，让他不要公开出版这部日记，以免惹出更大的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