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 | 纪念黄万里先生

文 | 杨建邺编著

来源| 《共和国科技脊梁》

求婚受阻

1937年春天，黄万里在美国学成水利专业后回国。他乘的船从美国起锚，途经日本，在横滨停留两天。在横滨停留期间，一位文静漂亮的女学生上了船，黄万里一见这位女学生就十分倾心，主动上去与她攀谈。在交谈中黄万里得知这位女学生叫丁玉隽，系辛亥革命著名元老丁惟汾先生的掌上明珠，当时在日本东京女子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念二年级，正与同学结伴回国度假。黄万里向丁玉隽家在哪里，她告诉他在南京。黄万里说他回国后要找工作，一定会去南京的，因此希望能在南京再见到她。丁玉隽对黄万里也有好感，就把南京的住址写给了他。

黄万里去丁府拜访时，丁惟汾把女儿叫到一边问这个人是谁，女儿告诉父亲是归途中结识的朋友。父亲问是哪里的人，女儿说是上海人。丁惟汾是山东人，具有山东人那种刚直豪爽的性格，后来在上海搞革命工作时，发觉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因此对上海人印象很不好。听女儿这么一说，他马上说：“哎呀，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

说完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别看他平日不关心儿女的但是到关键时刻就会显出特有的精明。他得知儿子黄万里的大事受阻，就悄悄找到丁惟汾的秘书陈希豪先生，请他在丁惟汾面前疏通。陈希豪是丁惟汾最信任的人，与黄炎培先生也有深交，当然就满口应承下来。有一天，陈希豪领着黄万里去见了丁惟汾。丁惟汾与黄万里交谈之后，觉得这个人“挺老实”，才释然于心。

于是黄万里和丁玉隽六十多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婚姻就此开始。

1937年新春伊始的黄万里丁玉隽夫妇

1957年11月27日黄万里和丁玉隽结婚20周年

1979年，“摘帽”后和夫人在清华园荷花池畔，次年2月其“右派”方才获得改正

1997年钻石婚（60周年）纪念照

《新津落水记》

黄万里回国后，一个月内有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拜访和设宴款待，请他出任浙江大学水利系主任。但一生忧国忧民的黄万里的志向却在治河，到学校教书和到政府谋官，都不是他的志趣所在。他认为自己虽然学到一些理论，但是实践经验非常不足，因此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他以自己还年轻为由，婉拒了竺校长和其他两所大学的热情邀请。那时国内共有四个留学归国的水利博士，不是做了官就是进了大学，只有黄万里一个人自愿长期在野外从事水利测量和设计施工。

“专家下乡”在今天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留美博士成天扛着测杆、仪器，带着行囊、干粮，行走在崇山峻岭和蜿蜒陡峭的河谷里，吃冷饭、睡野地，与蛇蝎为伴、和蚊蝇共舞，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与在政府当官或者在大学当教授的舒适生活相差何止万里！

1935年黄万里在伊利诺伊大学

1938年的夏天，黄万里到四川雅安一带考察青衣江。这是黄万里五年野外作业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他晚年写的一篇《新津落水记》，记述了这次极为艰险的经历。

这年的夏天，黄万里奉命往四川天全县的始阳镇作水利勘察，因为吃东西时不注意竟得了痢疾，他担心这种病如果拖下去会十分危险，甚至有可能回不了成都。于是他留下五个人照常坚持工作，他自己则想办法尽快赶回成都。

有一天大雨倾盆，发生了险情。黄万里这样写道：

顺山边小路步行，沿途滑壁落石阻塞，勉力跳跃而得过。……左边防着山崩石落，右边看着溪水涨高。虽已腹泻三日，仍不得不奔向新津，到雅安时已力竭不能成行，而腹泻仍不止。

幸好他碰上一个银行的运钞票空车返回成都，黄万里才得以“以巨资获准搭闷厢车席地而坐。途中不时请求停车，泄泻，痛不堪言”。

车过岷江新津渡时要换船摆渡，旅客都得下车从一条船跳到另一条船上。这时已经精疲力竭的黄万里忍着剧烈的腹痛，拼力一跳想跳到另一条船上，但因为虚弱无力，一脚踏空掉到波涛汹涌的江水里。幸亏有一位好心的旅客把他拉上船来，才没有被汹涌的波涛卷走。

20世纪40年代的新津渡口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的一些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程度可以说仅次于上战场。不仅在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处测量有危险，即使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常常暗藏着意想不到的杀机。黄万里和同事们在川江上勘测时，就有三人丧命，其中一个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李凤濒硕士。

“你不是搞政治的，赶快走吧！”

1948年3月下旬，在甘肃水利局工作的黄万里从广州来到香港，想见父亲，但他的父亲已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在香港黄万里见到潘汉年，当时潘汉年的身份是中共驻香港代表。潘汉年让黄万里回去动员郭寄峤在西北起义，郭寄峤那时除担任甘肃省主席外，还担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副主任。潘汉年同时还让黄万里劝他的岳父丁惟汾先生也不要走。见过潘汉年后，黄万里即从香港返穗，飞回兰州。

黄万里回兰州后，兰州的军事形势也开始紧张了。他按潘汉年的要求与郭寄峤单独见了面，说共产党希望他起义。郭寄峤听后笑了，说：“我与朱德等人以前相识。”接着又对黄万里说：

你怎么敢回来跟我说这种话？这罪可以杀头，我因此把你抓起来，你无话可说。你不是搞政治的，赶快走吧！……你父亲已经到北平了，你已经被监视，在这里再待下去很危险。你得走，是不是叫你的家属先走？

郭寄峤（1902-1998）

4月底，黄万里就让夫人带着五个孩子搭了一架货机，先到上海姐姐家住下，那时上海还没有解放。为什么选择到上海呢？因为黄万里估计上海要先于兰州解放，解放军已经到达上海外围了。又因为他父亲黄炎培已到北京，要避开嫌疑，就让家眷先到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

事后黄万里回想起来，他参与了这次策反活动，没有成功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居然安然无恙脱身，真是“天不灭曹”也！

1948年黄万里在甘肃给水利工程师讲课

中年黄万里

《花丛小语》和黄万里的厄运

1957年，在国家鼓励人们向党和政府工作提意见的时候，黄万里写了小品文《花丛小语》，这是一篇与黄万里后半生命运密切相关文章。这里摘要抄录如下，读者不仅可以看一看当年的是非曲直，也可以想一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黄万里所言是不是还有价值。

花丛小语

这还是3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写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蘖，

气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步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

……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激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了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大家渐渐地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地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吧。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

黄万里文章里的话讲得可能有一些刻薄，但是一来讲的是事实，二来用心非常善意，是希望一些领导“该睡醒了”。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看了他的这篇文章后，讲了几句让他非下地狱受磨难的话。黄万里后来回忆说：

那首词上、下两阕意思是转折的，稍稍懂一点诗词的人都可以看出，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理解的。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20世纪50年代黄万里在清华大学寓所

1963年，祖孙三代。左起：黄万里、黄炎培、黄观鸿

《花丛小语》是当年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右派文章，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特大毒草。《人民日报》在发表它时采用’什么话’这个标题，就是毛泽东在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后来这三个字就被沿用下来，成为《人民日报泄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而我的右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当然逃不了。”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用毛泽东的原话“什么话”为栏目，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朱正先生在他的著作《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对黄万里这篇小品文写道：“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这里说的“诗”，即前面所引的那首《贺新郎》。

“赤心依旧欲飞扬”

1958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职务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他人生始料未及的巨大磨难从此开始。

1959年，年已48岁的黄万里被下放到在密云水库劳动，这时黄万里虽是戴罪之身，但还是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参加劳动建设，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年轻时他常在野外作业，身体很好，但这些年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干这种体力活对他来说绝对是一种挑战。1959年2月他填过几首词，记述当时的劳动生涯。

河上曲 · 记潮白河坝工

望江南三首之三，己亥年二月

河上士，但见一夫狂。

举镭如云翻土速，装车若雨逞功强。天地共低昂。

知命际，坐斥进劳场。

白首竟然成护落，赤心依旧欲飞扬。花月莫平章。

前半阕说的是工地上的劳动场面，后半阕写自己因言获罪，进场劳改，在百花齐放的时节，欲护花而被打翻在地，虽赤心不改，但也无可奈何。

在劳动的同时，他还得随时听实习学生的吆喝，随时准备回答他们询问有关技术上的问题。

当时在清华水利系的赵文源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原本受人尊敬的黄先生，变成人人必须粗慢地直呼其名的黄万里，被打入另册，应该说，遭受的打击够大的。但据我观察，黄先生的内心是平静的，没有颓唐，没有唏嘘不欢。我感到他内心有股力量，’欲为圣明除弊政’，直言获罪，内心是坦然的，有古仁人志士荣辱不惊之风。我还感到，他要观察、探索，究竟是自己有什么错呢，还是所受处分是错的。自己有错可以改正，无错就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

在密云水库劳动的日子里，妻子丁玉隽曾去工地看过他。他跟民工一起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1959年，随着寒冷日子的临近，饥饿开始严酷地向人们逼近。在水库工地上，劳动的人群更是饥饿难熬。女儿黄无满回忆：

他在密云水库不只饿得要命，还累得要命，下了班天黑乎乎的，一痛一拐地向工棚挪去。我看到他那时给我妈写的信：’我真需要哪个儿子在身边，可以扶着我走回去。’他每次回家和我妈坐到天擦黑儿了也不愿意走，几乎每次都挨到最后一刻，才被家人搀扶着往火车站走去。这样的苦日子熬到1960年，许多人都浮肿了，不敢再折腾了，爸爸和一帮难友才从水库撤了回来。

此后，黄万里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观测站的测量，每周去一次。他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能教学，也不能发表文章，从一个受人尊重的教授变成了一个受人歧视的贱民。

晚年黄万里（1971年）

宿舍院里种南瓜

上世纪60年代的清华新林院，是教授们住的地方，一家一个小院，里面有一块空地，以前大都用来种花草欣赏，到了1960年，大家都备尝饥饿的滋味，许多人营养不良、身体浮肿，整个中国人民在承受着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恶果。于是这块小小的空地就成了救命的宝地，教授们都用来种一些可以吃的东西救急。黄万里一家同样如此。在1960-1961年的《耦耕词组》里，黄万里有一首《鹏鸠天·秋思》：

庚子腹饥，全家就在阶前三分地种玉米南瓜，好似红人，技限于此，然获温饱。

门外柔条弄袅姿，阶前细草舞金丝，

丁香欲恨西风早，瘦煞黄花强自支。

飞雁去，仰天思，长空清澈发晴曦。

星河渺渺行何处？天也无涯生有涯！

这组诗不仅抒写了小院农事、耕种乐趣，还隐晦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

1961年，黄万里夫妇在自己小院里种满瓜果

那时，黄万里一家种的瓜果不但补充自家的餐桌，还可以用来招待亲友。长子黄观鸿的同学就享用过他家的南瓜。黄万里家的亲戚筱白先生在回忆里这样写道：

到了1960年……就连我所住读的八旗子弟云集的北京101中学，学生也食不果腹，晚自习后更是饿得六神无主。有时我便骑自行车溜出校园，到临近的清华园新林院姑父家喝碗南瓜玉米面粥充饥。60年代京郊人烟稀少，101中学又建在圆明园废墟之上。月黑风高，阒无人迹，一块块坍塌的巨石和飒飒作响的高高的白杨树犹如鬼影憧憧，令人毛骨悚然。出101中学校门到清华园西门，路上唯我一人，好不恐惧。然而求食欲望战胜一切。到了清华大学西，还要登记入校，我便恶作剧地在来访簿上签上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之类名字。门房有时看也不看，只说：“小罗，你这么晚来干吗？”到黄家后我讲给姑父姑母听，万里先生笑得前仰后合，姑母则拨火煮粥，一派温馨。我至今想起那南瓜粥尚意犹未尽，而现在美国的黄家二公子二陶兄，一见南瓜就反胃。

放弃摘帽子的难得机会

当三门峡水库败象已经明显显露时，也许当局醒悟到1957年黄万里坚持三门峡水库不能上马的反对意见，实属难能可贵，因此决定给黄万里一次摘掉右派帽子的难得机会，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却利用这次机会继续向当局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

据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材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千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活。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想法怎么能改善黄万里的处境。黄万里不是傻子，他知道他不摘帽子的代价有多大。他的一家人，尤其是儿女因为他的右派帽子在上学和就业上受到很大影响，但是，为了真理，他就是不肯低下他那高傲的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真是少而又少的“稀有元素”啊！

2013年，西南交通大学举行黄万里先生塑像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