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木忆老友徐景贤

（一）

门外还有人三三两两走来，仅约二十来平米的告别厅里已插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哀乐幽幽地、缓缓地荡漾着。我随着人紧贴着人的、沉重而无声的队伍，半步半步地向前移着，走向笼罩在玻璃器具里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向这个生活了74年的世界挥一挥手，走了，没有热闹喧嚣的媒体报道，没有花团锦簇的灵堂装饰。你走了，犹如一片乘风归去的白云。你一生俭朴，从未想到过要为子女留点什么遗产，甚至也没有留下一句话，连遗体也捐献给了社会。记得那次当我对你捐献遗体的决定提出疑问时，你微微一笑朗朗说道：萧木啊，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了，那么你最后一次看到的我就不属于我了，那是属于国家的、医学单位用于科研的一个标本。你细细想想，那不是很有哲学意味吗？

可是老徐啊，此刻，当我凝视这个你所说的“标本”时，却还是抑制不住泪水的涌流。我知道，那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遗体捐献申请表上有几个栏目须由捐献者在“是”或“否”下打个勾。“要保留部分遗体吗？”你勾了“否”。“要保留骨灰吗？”你勾了“否”。“遗体捐献要保密吗？”你还是勾了“否”。最后一栏：“要保留遗发留作纪念吗？”你犹豫了一下，终于勾了“是”。

我一过五十就“尘满面，鬓如霜”；看到你满头乌发，自然不胜羡慕。你解释说，这大概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吧？我父亲要到七十过后，鬓角才初见微霜。其实头发的黑白并不代表年龄。

我懂了。你在打最后那个勾时，一定想到了你一直深深怀念着的父亲、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想到了你还有一双女儿和两个小外孙，你要让他们能永远看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倘若不仔细看还称得上满头黑发的父亲和外公。

不过老徐，你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印象，远比现在要年轻得多，头发也要黑亮得多。那时你理着当时流行的“一边倒”的发型，头发从前额覆盖下来，差点盖到眉尖，黑亮、黑亮。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第一次见面，时间该是在1961年春夏。

那时老徐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则供职于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为向他约一篇评论稿，我去市委办公机构所在地延安西路33号找他。门房一个电话，他从海格大楼电梯口走出来，硕长的身躯，白皙、清秀的面容，还有那额前显眼的黑发。他远远就伸出手，笑盈盈地向我迎来：“你就是萧木同志吧？让你久等啦！”……

我说明来意，他一口答应。接着在电梯口的小房间里，连白开水也没有一杯，就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问题，进行了如沐春风般的长时间畅谈。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观察力，温和斯文的谈吐，给了我极好的印象。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把评论稿写好了，而且是自己送到党刊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来的。他骑着自行车回头一挥手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当时我们都只有二十几岁。老徐是我那时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书卷气，同时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个；只是他的激情是内在的，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一种，只有相处久了才会感受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中，可以游刃有余、从容自如。而我则生性拘谨，幼稚而又不善交游，因而非常钦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羡慕他的轻盈和从容。尽管后来知道他其实与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视为“同年大哥”：也许在行事、为人都力求温文尔雅，不张扬、不夸饰这一点上与我有同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总是像兄长那样关怀着我，且数十年如一日。

大约1962年夏秋，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探索》的小说，起初颇得好评，后来听说在作协一个学习班上《探索》受到了集中批判，认为作者是在给大跃进抹黑，还说要公开发表批判会纪要。那时我实在是想歌颂大跃进的，并视之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只是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想不到竟被认为“抹黑”，一时既感到委屈，又十分紧张，以至连作协通知我开会也不敢再去。过了一两个月，同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评《探索》的长文，虽也指出了一些缺点，但它从总体上、特别是从政治上对《探索》作了热情的赞扬和肯定，使我激动不已。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徐景贤。

当中苏有关国际共运的论战在内部逐级传达以后，为了急于跟上形势，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而且往往是生吞活剥地恶补此前很难引起兴趣的马列理论。而老徐则听说已参加了由石西民领导的设于华山路上丁香花园内的写作班，“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他的“反修”文章。这段时间我们联系甚少，但《内刊》（《内部未定稿》简称，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文章我每篇必读，特别是署名“丁学雷”的，因为我知道那作者大多为老徐，或是经过他手的。此后便是《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和文革的兴起，老徐先是成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继而又做了曹荻秋市长写有关文革检讨的捉刀者。再后来，写作班以老徐为代表在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上喊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秀才们也造起了反，成立了一个组织。“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号称司令部，羞羞答答地叫做“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期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和热情主动接受文革洗礼，决心投入其中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由于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被打倒，我这个编委成了“候补当权派”。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做了当权派总是动辄得咎，难以应对，致使我一度不由自主地成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当一天晚上在余庆路机关食堂批斗当权派有可能动武时，我害怕了，改造自己的决心动摇了，伺机逃了出来。实在也没有想好要逃到哪里去，在街头仿徨了大半夜，稀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大的集中地静安公园。这里通宵灯火通明，进出人群如潮，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这时起，我萌发了要写一部正面反映这场当时称之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决心。闷头蜷缩在墙角枯叶堆里默默构思小说的大纲，令我如痴似醉，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大概也只这么熬了三两天吧，觉得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天又要下雪的样子，恰好在公园门口碰到了一个与我私交甚好的党刊造反派头头，就请他代我去找一下老徐，说我想到他那里去“避难”。得到回音后，当天夜里，我敲开了机关联络站所在地武康路2号那扇宽大老旧的绿漆大门，来到人来人往、又像正在争论着什么的大厅，见到了从人群中猛然回头、抽身、向我快速走来的老徐。就像多少年后他自已在《十年一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只是这回他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萧木啊，你怎么到现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过革命不分先后，能够起来造反就好！

在这一瞬间我对面前的老徐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陌生，赶紧小声说我是当了“候补当权派”来“避难”的。他这才反应过来，噢了一声，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拿来了热水瓶、搪瓷杯和十几个报夹，说你就放心地把自己“关”在这里吧，保证安全，管吃、管住，要看书也有的是！──这时的老徐又恢复了我印象中的“同年大哥”的模样。

当漫天飞舞的大雪将要送走1966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大乱。老徐风风火火、进进出出，日夜奔忙，我却一个人躲在小房间里悠闲地读书看报（几年后有人告诉我党刊某一派的人曾上门去捉过我，被老徐挡掉了，但当时我一无所知）。我既为自己落后于形势而深感到惭愧和焦虑，也为老徐能引领革命新潮流而感到钦佩和欣喜。但有时对这位原先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点不敢相信。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

原来老徐是在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的几次电话授意下才起来造反的，他也因此而一再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讥之为“奉命造反”。而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那篇后来在上海以至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造反声明》，则是写作班几个秀才嫌他初稿“造反精神不足”，轮番“炮轰”、多次修改的结果。

我无意为已经作古的老徐开脱，只想说出一段真实历史。要知道在当时“造反精神不足”是一种耻辱，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则都是出于好心，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帮助战友”。

（三）

被称之为“一月革命”的风暴轰轰烈烈掀起，联络站搬到了淮海路段620号党校大楼，一时俨然成了各路造反派的会聚中心。我向老徐提出随便分配我做点杂事，他知道我有写反映文革长篇的打算，就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用干，就管管收集传单和各种小报吧，可能对你将来写小说有点用处。我喜出望外，索性把铺盖也搬了来，白天利用各种机会去收集，晚上整理、登录，不到两个月，就装满了三大柜子传单、小报。市革会、新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先后参加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终生心仪的事，何况还有那么多书可以读，工作虽是常常没日没夜，内心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此后的老徐，尽管依然可以看到他在许多群众集会上发表激情飞扬的演说，看到他振臂一呼台下万众齐应的场面，但在我印象中却似乎并不快乐。

从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室兼寝室都在康办大院西侧那幢楼房的三楼。大院住宅区草坪周围，停着几辆老字辈马天水、小字辈徐景贤等三、五个市委、市革会头头专用的黑色轿车。我从窗口可以清楚看到他们钻进车门出去，钻出车门回来。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在忙些什么。有时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先后与老徐权力角逐的传闻，由于一向对此不感兴趣，也从不去问个究竟。只是注意到一点：老徐越来越不像我心目中的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了，以至他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突然发胖，偏又常常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那种供值夜班用的蓝布棉大衣，越发显得臃肿、拖沓，背也微微隆起。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受到的压力。一次他偶尔来我们办公室，我问他身体、工作怎么样，他回答了八个字：“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使我忽而想起了他送给我的那本他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文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船民被封冻于湖心，可湖冰不能承受一个人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人为了给船民送食物，只好横挟一根竹竿，匍匐着一寸一尺向前爬行。其如履如临之状，与老徐此时的心境何其相似。我不由得升起了几丝悲哀。

看着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奢望，希望我的这位老友还能回到书生本色上来，回到文学岗位上来。我断断续续试写了一个反映文革的中篇《初春的早晨》，请他提提意见，趁这机会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能否由他向上面打个报告，上海办一个文学杂志。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都还没有恢复，我的建议可能属于“冒险”，他只回答了一句“这要好好想想”就不再说什么。第二个建议是向他本人提的，我说有些政务你能否脱开一点，抽出时间写点文章。在一旁的嫂子蕴芳大姐竭力赞成，插话说就是嘛，老不写、老不写，笔头子会生锈的！这时老徐感叹一声说：胡适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去也回不去喽！

这声感叹里自然也含有几分得意，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惆怅。

几天后他主动找了我，对我《初春》倒是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一再鼓励我要努力把那个反映文革的长篇写出来，他一定做第一个忠实读者。但对办文学杂志的事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正面回答。经我再三逼问，他显得有些窘，苦笑一声说，萧木啊，你政治上总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呀！当时我竟没有想到老徐毕竟已是一个不小的官，他说的是一句官场惯用语，他的不回答实际上就是回答：那意思是你们可以先斩后奏呀！后来我告诉朱永嘉，老朱一听就懂。在他的策划、组织下，文艺组陈冀德等同仁一起努力，自1973年初开始，相继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记忆中，大概是在1970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蕴芳大姐让她的女儿来叫我到她家去，说爸爸有事商量，特别关照一句：中饭不要到食堂去吃。我自幼吃素，又有偏食的坏习惯，每回作客总给主人家带来不少麻烦，因而赶紧到食堂去买了只馒头边走边啃，以为“吃过了”便有了辞谢午宴的理由。但是推不掉了。一桌虽也只是普通佐料、蕴芳大姐却有本事做得十分精细、可口的菜肴已经摆好，还有三只红得发亮的大闸蟹。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带进来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早已远远见过多次，陌生是面对面坐在一起还是第一回。他就是王洪文。

惯于字斟句酌的老徐是这样向王洪文介绍的：这是萧木同志，工人作家，曾做过铁路工人。

我听懂了老徐这样介绍的三层意思。第一，特意点出我曾做过工人，是为了使王洪文与我拉近距离，容易接受我。据此猜测，第二，很可能我将接受一项与王有关的不知什么任务。第三，这两位传闻中磨擦不断的市委、市革会头头，不知基于什么原因，双方似乎有了团结的愿望，而老徐首先伸出了和解的手。

最后一点使我高兴，前面两点却让我疑窦丛生，忐忑不安。

盛情难却，我只好再吃一顿中饭。不过那碗在当时颇为稀罕的赤豆晚米饭倒确是诱人，一嚼满口生香。老徐一边缓缓嚼着饭一边吹起了他的养身经：这吃米饭，就讲究个细嚼慢咽。嚼呀嚼，待到嚼出甜味来了，再慢慢咽下去，那样才容易吸收。王洪文点头称是，平时吃饭像救火的我更觉新奇。不料蕴芳大姐揭发说：你省省吧！早一顿、晏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都弄出胃病来了，还好意思说细嚼慢咽呢！王洪文侧起头颇感意外地问：你有胃病？老徐有些窘，笑笑说：有一点，还好。

吃过饭，老徐把王洪文和我领到内室，关上房门，两人表情严肃地向我大略传达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被说成“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斗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明白了王、徐能暂时相互紧紧握起手来的原因。很明显，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挥要揪的人，第一个便是张春桥，这不能不使王、徐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大敌当前”，于是二人便都有了捐弃前嫌、团结对外的意愿。接着老徐拿出文件，向我传达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大意，和闭幕会上向全党发出的“学一点马列”的号召，然后说，他们两人已商量好了，每天中午抽出两个小时来学马列，雷打不动：只是怕有些地方读不懂，所以要请我做他们的辅导老师。我自然知道，老徐完全可以自学，用不着什么辅导老师：尽管他从未向我说过．但我却不难猜想到，他是想拉住王洪文一起学，才用心良苦地作了这样一个安排。不过我还是乐意接受这项任务，目的只有一个：逼着自己多读点书。

后来这个学习倒的确“雷打不动”，一直坚持。先只有徐、王二人，不久就扩大到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读的是据说经毛主席圈定的马恩列斯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共三十本。在当时，老徐和我都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因我当了这个业余性的辅导老师，导致三年后我奉命上调进京。先是参加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改工作；十大闭幕，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据他说，毛主席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马列，他就以此为由将我留了下来。仍然是“雷打不动”每天两个小时辅导他，后来又增加了陈永贵、吴桂贤，继续读三十本书。其间也曾先后遵命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起草过一些简单的文件，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做一些他们交办的文字工作，又在《人民日报》兼了一点职。我不免陷入了苦恼。原因倒并非由于看出了王、张、江、姚有什么“篡党夺权”野心，而是“一仆多主”，很少再有时间自己写作。

同样，老徐也似乎并不怎么顺心，特别是发生于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让他愧疚了多年。我不想在这里细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性质（注：有关这一事件详见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所载陈冀德《“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只想说一句：它是文革大浪潮中一朵小浪花。虽是小浪花却下连基层上及中央，折射出知识分子在那种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游戏中的无奈和尴尬。

工人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抓住《朝霞》上由两位青年作者创作的两篇小说中的个别字句，无限上纲，先选择若干基层单位大肆挞伐，再上报市委要求发动全市大批判。报告送到康办，王秀珍、马天水已批了同意，就等着看徐景贤如何表态。

没有人知道老徐经历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终于还是画出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圈。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老徐是非常重友情的，这一点，从1968年秋专题写作组被迫撤销，他细心地为每个人作出尽可能有所照顾的安排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画下这个“O”，却使他与几个文友间多年相濡以沫的情谊沾了污点。因为照此办理，那么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便是他在1959年就结识的老友、《朝霞》具体负责人陈冀德，还有两位同样也与他相识并为他所热情支持的青年作者。

陈冀德和两位青年作者也果然陷入了四面楚歌，他们接连写信给我，诉说他们艰险的处境。

这一事件还牵涉到王洪文，因为很显然，他是支持王秀珍的。

我得公平地说，在北京钓鱼台那三年多时间里，王洪文对我不仅优遇有加，而且十分尊重，直到最后，他在秦城监狱弥留之际，还一再嘱咐去探视他的妻子向我转达他对我的问候，并希望我将来能实事求是地为他写点什么。但在《朝霞》事件中，我对他情绪激动得近乎失态。我说《朝霞》实际上是我负责的，那两篇小说发稿前我也看过的，要批就批我好了，怎么可以去批革命小将呢？他先一愣，继而笑笑说，那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你千万别在意，我叫他们不要批了就是。

这个事件前后也只闹了半个来月，后因张春桥出面干涉、斡旋，很快平息。

但老徐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在局外人看来似乎很简单：不就是为了一顶乌纱帽吗？而身在其中的老徐看到和感到的，却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舔他自己也不知怎么会划下的伤口。

同年五月间，我因事回上海，顺便去看望老徐。一见面，他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萧木啊，我犯了个大错误，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也对不起你。我说已经见过老朱、陈冀德了，他们都很理解你，谁也没有怪你呀！

他说：他们越是原谅我，我越感到愧疚。多少年后，当我们几个人（徐、朱、陈和我等）各自历尽人世沉浮、尝遍人生百味又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有时也会偶尔提到这个《朝霞》事件，于是相视一笑，清风朗月依旧。但那一日，我走出老徐家，走在康办大院花坛小路上，心情却十分沉重。说不清对老徐是感到他窝囊还是对他同情。也许更多的还有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最好不要做官；一旦进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的官场，十有八九要演一场悲剧。

那时候我竟没有意识到，尽管我谈不上有什么才华，却同样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

（四）

文革一结束，我那部还只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春江潮》自然成了“篡党夺权”大毒草，难免要受到一场无情的革命大批判。我本人，则先后在炮兵、步兵隔离室和秦城监狱“游关”了一圈，时光已飞走了五年半，再回上海下放劳动八个月，突然升级，1982年11月逮捕法办，判刑9年，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门前有一条称之为“小阳台”的长而宽的过道，当年英国设计师可能出于通风的考虑，嵌了一方接一方的铁丝网，以至上下两层楼面可以透过铁丝网相互对望。一次“小放风”我走出监房偶尔往下望望，看到一个犯人伏着身子在吃饭的背影。奇怪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是放在盛有热水的面盆里的，每当调羹舀饭时，那饭碗就晃呀晃的，晃个不停。我忽而想起了什么。再看他戴的那顶哥萨克式的破皮帽又十分眼熟，立刻猜到那一定是老徐！我试着用力咳了一声，果然抬起了一张先一愣、随即惊喜莫名的脸。生离死别了多少年，猝然相逢又隔着一层纸。在这一瞬间这张纸被一下捅破了，他那种真挚、亲切的感情，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脸上布起夸张的表情，张得大大的嘴巴向我开合了两下。我立刻“听”懂了：他是在问我“好不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也向他张合了两下嘴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又用调羹敲敲面盆，向我送来了轻松、天真又故意带点滑稽的笑脸。我知道他这是在宽慰我，叫我不要为他的胃病担心，但我却还是禁不住泪水的夺眶而出。

那年春节后，大队部出于为一些爱好美术的年轻罪犯出去多少有点“一技之长”便于谋生的考虑，让我和两个原为中学美术教师的老年罪犯一起办了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从各个中队选拔。因除课堂讲授外还需个别辅导，我便获得了在各层楼面、各个监房自由活动的“特权”。以此为由，我与老徐就有了多次会面。记得第一次相见时，他在拆纱。拆纱是那时提篮桥普通在押犯都必须完成的一项劳役，每天有规定指标。对老徐则有所照顾，也可不拆。我说你怎么还拆纱呀？他说我多数时间是读书，拆纱只是调剂一下精神，好在也没有规定指标。我又问他胃病情况，他说不怎么严重，还可忍受。只是一顿饭得分几次吃，多吃就闷、胀。天热无所谓，天冷分几次吃就得用你看到过的那个土办法。分热水的劳役犯倒是对我“法外开恩”，每次多给一两勺热水让我温饭用，用这个办法吃饭就要舒服得多。又转而问我身体情况，说你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我说这里可比秦城好多了，只是夜里仍然睡不好．他说我听中队里你的那几个学员在背后叫你“小老头”，说你总是愁眉苦脸的。萧木，你一定要放开！彻底放开！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不是很好吗？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在提篮桥的老徐，倒真的要比他当头头的时候轻松得多。人自然老了好些，但清癯，轩朗，不再是臃肿、拖沓，一脸累乏的样子。

我即将刑满，与老徐又有过一次带有告别意思的见面。他刑期长达18年，当时还剩下一半多。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则仍是一副苦恼人的样子。我说我们曾一起热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却从未想到过实际生活的艰难。可笑的是，我出去将要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理想问题，而是生存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一家几口要吃饭，子女要上学，我拿什么去供养他们呢？

老徐说最低工资总还是有的吧？那就艰苦朴素好了。艰苦朴素是革命传统，全社会都视为光荣！

我说你错了！贫穷光荣是特定时期的道德概念。当一个社会“向钱看”成为主流意识时，贫穷在多数人心目中就将成为可耻！

老徐沉默了一会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你的话。

出狱后我又被强留于劳改工厂。为着养家糊口，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点滴业余时间，日夜忙碌。由于除了勉强会动动笔杆别无所长．而文稿和书稿尽管不断调换笔名，写的又都是些古代历史内容，还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直到老徐出狱，我依然没有走出困境。老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先是读书，后来就陆续写了一点回忆的文章，同样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但他的应对要比我从容潇洒得多。有时我们见面畅谈，总还是围绕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他极少提到那些不愉快的遭遇。看得出来，他的达观，他的恬淡，是历经沉浮荣辱、世事沧桑后正在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一次我有意挑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我说如今媒体提倡的是“能赚会花”，大款、大腕成了最时髦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争比谁家老爸最有钱，你难道还坚持“艰苦朴素”能被全社会视为光荣的观点吗？

老徐承认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继而轻松地笑笑说，那又怎么样呢？孔子有个得意门生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不是还可以学学这位被尊为“复圣”的颜回吗？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只顾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快乐！

他这样说时，又让我看到了当年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纵然廉颇已老，却多了几分通透和练达。

不过老徐也有不通透、不练达的时候，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道歉，有两次还是在公众场合。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长达十七年的监禁半监禁生活，是由于我去联络站“避难”他收留了我，继而又推荐我进写作组及辅导王洪文学马列导致的。听得多了，我就没有好气地说你烦不烦呀，再说我捂耳朵啦！

其实在我内心一直是非常感激老徐的，尤其是现在。第一，他当时收留、推荐我都是出于好心，人非神仙，谁知未来！第二，即使我后来的曲折和坎坷，对我感悟人生、观察历史也大有裨益，并非一定就是不幸。更何况人生本多彩，我后半生的经历也许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呢！我的“放不开”不在这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实际上剥夺了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才是我最感痛苦的。写作是我终生爱好，不能写作，我的残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10月间，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两位制片人来找我商谈，想要把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我马上想到了老徐。早在60年代，他就做过电影《年青的一代》的编剧，写电视剧本在他也该是驾轻就熟的事。跑去一商量，他果然一口答应。这使我非常高兴，马上与制片人签下了出让改编权的协议。小说所描写的“堕民”是江浙一带特有的被自由民视之为天生的“贱胎”，因而可以公然百般凌辱的一些单独聚集的群体。其来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以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说，是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古老的历史，该不会有什么禁忌。但为着避免麻烦，我与老徐还是小心翼翼地都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连续剧于第二年春夏在浙江横店开拍，投资四百万已拍到四分之三，忽然飞下一纸禁拍令，原因是由于按我与两位制片人签下的协议，片头将出现“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笔名，后来已经无人知晓。但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却已查出，“莫莠”就是“萧木”！

数百万投资将付诸东流，而尚蒙在鼓里的剧组一两百个演职人员还在横店冒着高温日夜奋战。一旦宣布禁拍令后果很难预料。两位制片人星夜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起向下禁令的有关部门苦苦恳求无效，两人又不得不来向我哀求，说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而“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久久，看着满头汗水、一脸惶恐的两位年轻人，只好说：对不起，是我害苦了你们！

据说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连续剧后来还是拍成的，但因我又签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所以它与我这个原作者已毫无关系。我不知道中国电视史上还有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案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徐，他起先也很吃惊，随后就作了一番自我调侃。他说在他们看来，我和你也都成了“堕民”，连次等公民也算不上。堕民就堕民吧。堕民不也还是“民”吗？有个“民”做做，照样可以活得很自在！

但再后来，老徐却实在已很难“自在”得起来。除了经济的窘迫，还有偏头痛、冠心病和老胃病等疾病的折磨。背也越来越佝偻，渐渐地，走路单用拐杖已不够，还得加上有人搀扶。前年秋、冬，内耳长了个胆脂瘤破坏了平衡功能，一站立就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开了两次刀。我因已搬到浦东居住，离他家颇远，只好在他每回手术前连夜用电话向他说上几句宽慰话。传来的总是他朗朗的回答声：放心吧！我在学做少先队员呢–时刻准备着；不过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是为自己健康，哈哈！

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相聚，2007年10月27日江湾湿地公园之游。

这次游园是朱永嘉发起的，他说他要尽点地主之谊，因为他的家就在离江湾不远的复旦大学宿舍。那天云淡风轻，空气里还残留着桂子幽香。都是白发老人了，漫步在花木葱笼的小径里，少不得指东点西说些湿地陈年掌故。有人提议去看看吴淞口，于是一步步沿石阶而上。这时由蕴芳大姐搀扶着、加上一支塑料拐杖的老徐就显出了艰难，另一边亦需有人搀扶。我说你原来那根有四只底脚的拐杖呢？用那一根走起来要稳当得多。他苦笑一声说，让小偷给顺手牵羊喽！众人奇怪：难道那小偷也是老人？老徐喘着气说，因为那根拐杖的杆子是金属的，多少能卖几个钱，换到一两只烧饼吧？想想也真是作孽！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沉默起来。

待登上江堤一望，只见天水相连，碧波万倾，激浪溅雪，一股天广地阔的宏大气势便迎面扑来。老徐依凭在水泥护墙前，兴奋地用拐杖指画着远处。那烟波浩淼、水光云影间，便是浦江、长江、东海“三水交汇”的奇观。同行有位退休老船长，在一旁为我们逐个评点正在水面“百舸争流”的大小船只，那充满着爱的亲切的语调，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成语：如数家珍。

老徐望着远处起落不停的波涛，缓缓吟出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接口说：“除却巫山不是云。”

老徐忽而转过头来说，大概是1972年春夏吧？你同我一起去北京开会，回来路过南京，许世友请我们暂留一宿，游览长江。在江上我向他们介绍说，你在50年代写过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印象己经很模糊。

老徐说萧木啊，我还是劝你放开些。你那篇小说的题目就出得好：“长江的主人”！当年你提出要做长江的主人，现在老了，做不得长江的主人，那就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吧！

是夜，我在灯下填了一阕小词，准备赠给老徐，以记此游–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奔集，天作合，胥涛竞立。极目望，李仙白帝。苏哲赤璧。金粉六朝随波去，辞赋百代风流客。正清秋，桂子送幽香，云戏鹬。

当年事，浑莫识；眼前酒，已斟溢。且散发弄棹，西斜红日。举杯酹江发浩歌，点评今古中流楫。唯休说。暮鸦绕乌台、伊人泣。

万万没有想到，词初成而人已去，公园之游竟成永别！

（五）

10月31日傍晚七时许，电话响了，是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走了！今天下午4时30分，可能是因劳累而心脏病突发。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不到半小时。

四天前，我们不是还一起游湿地公园吗？仅仅相隔96小时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啊，叫我怎么能相信、又怎么肯相信呢？

这些天来，为着排遣伤痛，我随意翻读着《列子》，其中有篇《天瑞》，说古人把死人称之为“归人”–

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人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

真的，人都有一死，就像人都应该回家一样，正常得很。我们生为“行人”，怎么能一直漂游在外有家不归呢？那不成了“狂荡之人”了吗？老徐从“行人”转化为“归人”仅仅用了不到30分钟时间，这对他自己，对家人，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这样边读边想，以安慰自己。

西谚云：一棵树倒了方可测量。老徐如今倒了，他不仅自愿接受人们的测量，而且还有足够的勇气，自愿接受医学工作者用无情的手术刀按照严格的科学要求解剖、切片，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检验。在生理肌体上，自然会检查出一些被病菌侵蚀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功能上．我敢说即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纵然能发现盲从，发现错失，但决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一类“心理因子”。对比时下的官场，我为我有这样一位老友感到骄傲！

其实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向国家捐献了他的有形的“生理遗体”，按照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定义，他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如果不是用情绪化以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而是用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他的“社会遗体”同样来作一番解剖、切片，分析、研究，那么我相信，一定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它既是整部大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观察整部大历史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