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金在益的这一系列经济改革，却始终无法消灭韩国经济的另一大难题：官商勾结的腐败体系。实际上，早在朴正熙时代，这一问题就十分严重。由于政府几乎把持了经济的方方面面，企业如果想不靠贿赂官员或是私人关系而发展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在全斗焕掌权后，这一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任何个人或企业只要向他效忠，就能很轻易的获得一系列特权。同时，为了犒劳“一心会”的成员，全斗焕对他们用各种方式捞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眼，甚至积极的提供帮助。
政经勾结、官商联合的腐败体系，导致“经济自由化”名不副实。尽管在明面上，政府大幅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但在暗地里，各种扶持与限制反而有增无减。任何一个商人只要失去政府的支持，他的银行贷款就会中断，税务调查就随即而至，要不了一年就会破产；相反，一文不名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几年之内就会成为商业巨头。
面对这样的现实，金在益也曾试图做出改变，他拿出的解决方案便是金融实名制与信息化。金融实名制意味着开户、存款与交易都需要提供身份证件，这就让贪污腐败、洗钱与非法避税几乎无可遁形。而信息化不仅可以让追查腐败案件更加简单，还能促进韩国电子工业的发展。
才华横溢的金在益
可是，面对金在益的提议，全斗焕却显得十分犹豫。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金在益的理念实在过于超前，以8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信息化很难实现，实行金融实名化的国家也很少。另一方面，全斗焕本人正是这种腐败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在掌握实权后，全斗焕借机为自己牟取了天文数字般的不义之财，他的家人也一同鸡犬升天，在各个机构与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全斗焕政府也通过这种方式积累政治资金，奖赏或贿赂政治人物或手下的官员。可以说，第五共和国离开了腐败就无法运作。因此，全斗焕自然对肃清腐败的体系并没有兴趣，金在益的提议就被搁置了下来，他和政府高层继续毫无顾忌的享受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他们的财富。不过，这样肆无忌惮的腐败的恶果即将展现出来。
1982年4月，汉城检察院接到韩国共荣土建公司的报案，声称一位名叫张玲子的女士伪造了他们公司的期票。起初，检察院以为这并不算什么大案，毕竟当时银行系统都没有联网，伪造期票难度并不大，这种案子还是相当常见。并且，报案公司甚至指名道姓的指认张玲子就是罪犯。只要检察院简单的搜集一下作案证据，就可以直接将她逮捕了。然而，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涉案名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与银行，涉案金额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天文数字。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诈骗案就这样悄悄浮出水面。
张玲子被捕时的照片
时间回到1980年初夏，那时全斗焕的家中迎来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客人，她就是张玲子。张玲子是全斗焕夫人李顺子的远亲，举止高雅，能说会道，处处流露着上层气息。这时全斗焕还没有正式掌权，李顺子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将军夫人，对张玲子很有好感，因此两人很快便成为了好朋友。据说，在张玲子的推荐下，李顺子到处投资房产，还都稳赚不赔。就这样，张玲子成功取得了全斗焕一家的信任，成为家中常客。
有意思的是，此时保安司令部也注意到了这位张玲子。这倒不是因为她与全斗焕一家的私人关系，而是因为她似乎对韩军某部队在佛教寺庙中举办的宗教活动情有独钟，几乎是每场必到，出手阔绰，动辄捐出数百万元的现金。保安司令部自然注意到了张玲子的异常行为，便悄悄对她开展了调查。很快，保安司令部排除了间谍嫌疑，但是发现她手上的资金并不算充裕，并且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一掷千金就十分奇怪。因此，保安司令部还是给韩军各个单位发送密报，让他们注意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张玲子的丈夫是国会议员、中央情报部原副部长李哲熙。她此前离过两次婚，拿了笔数额不小的抚养费。于是，她便以这笔抚养费为资本，进军金融市场。不过，合法的交易总是来钱太慢，于是她便开始通过四处撒钱的方式，拉拢关系。结果，她凑巧找到了最有权势的全斗焕一家。于是，这个女人走上了别具创意的金融诈骗之路。
李哲熙被捕时的照片
张玲子首先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到哪些企业急需资金。随后她便接近这些企业，表示愿意以极其优惠的方式提供巨额贷款。她搬出自己丈夫的身份，以及自己与总统一家的私人关系，骗取企业的信任。随后，她便要求这些企业开出远大于借款金额的期票作为抵押（期票就是到期时必须无条件偿还的票据，到期前可以随意转让）。到这一步时，如果企业同意了她的要求，那就落入了张玲子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在拿到期票后，张玲子会立刻抛下承诺，直接在市场上抛售这些期票，从中获得暴利。而当这些期票到期时，这些企业自然无力兑现，会立刻陷入破产的边缘。这时张玲子便会再次找到企业，告诉他们自己可以帮忙偿还这些期票，不过必须要以更多的期票作为偿还。而这些企业如果不想就此破产，就只能饮鸠止渴，任由张玲子摆布。
而许多企业在张玲子愿意借款时，并不愿意给她开出几倍多的期票。这时张玲子便会退而求其次，让企业开出银行期票。银行期票与普通期票不同，到期时银行直接从企业账户中兑现，因此比普通期票保险的多。既然有着银行的担保，期票只能与借款金额相同，似乎这件事万无一失，张玲子也没有任何欺诈的手段。不过，在第五共和国时代，尽管各大银行都实现了“民营化”，但实际上都严重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性。在给企业借款后，张玲子会要求银行暗中给她开具数倍于借款金额的期票。碍于她与总统一家的密切关系，银行基本都是乖乖就范。而张玲子随后便会找到小型商业银行，把手上的期票贴现。当期票到期时，由于企业账户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存款，银行往往会选择大事化小，将期票当作坏账处理。类似张玲子这样讹诈银行的行为，让银行在全斗焕统治时期的坏账率高得出奇，甚至高达30%-40%。
凭借反复逼迫企业和银行开具巨额期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张玲子和他丈夫携手攫取了天文数字般的赃款。仅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额，就有7.1万亿韩元，相当于韩国1982年GDP的1.4%，政府预算的10%！在拿到这么巨额的钱款后，张玲子和丈夫李哲熙把一部分拿来进行投资，一部分用来兑换外汇，准备跑路，剩下的部分则大肆挥霍。因此，他们的生活穷奢极侈，豪宅豪车不尽其数，珠宝首饰如同粪土。根据检察院公布的数据，张玲子一家曾在15个月内，花掉了49亿韩元，相当于每天就要花掉一千多万韩元。要知道，当时韩国中产阶级的月薪不过二十多万韩元，汉城黄金地段的一间六十多平米的公寓也就一千多万韩元。这相当于张玲子每天要花的钱，都足够购置一套房子。
张玲子这样一本万利、稳赚不赔的“生意”终将会迎来尽头。韩国共荣土建公司在这样滚雪球般的敲诈勒索下忍无可忍，选择了报案，张玲子这才东窗事发。然而，调查过程可并不是一帆风顺。尽管张玲子和李哲熙在1982年5月就被批捕，但检察院给出的罪名竟然是可笑的“违反外汇管制法”。这明显是司法机关迫于青瓦台的压力，准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全斗焕之所以对这件事直接施压，主要是担心这件丑闻牵连自己，影响他一直极力营造的清廉形象。
可是，此时关于“张玲子事件”的传闻已经传遍全国。在民众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检察院被迫公布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调查结果，尽管其中许多细节都无法解释，但已经相对接近真相。在看到“张玲子——李哲熙金融诈骗案”的规模后，整个韩国都为此感到震惊，民众简直无法相信张玲子夫妇是如何做到每天挥霍一千多万韩元的。在了解到张玲子与总统一家的私人关系后，国民们的愤怒逐渐转向全斗焕本人，他反复宣布的“正义社会”也成为了一句笑话。
尽管全斗焕本人一直希望“张玲子事件”能够低调解决，但他也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弃卒保车的时候了。于是，在案发一个月后，总理刘彰顺宣布承担该事件的道德责任，率领内阁全体辞职。与此同时，涉案人员也接连被捕，总共有十五人之多，其中许多都是张玲子的亲戚。最终，张玲子和她的丈夫李哲熙被判15年有期徒刑，并处以巨额罚金。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诈骗案才算告一段落。但是，此案导致韩国第二大制钢企业破产，其他侥幸没有破产的也岌岌可危。
报纸对于“张玲子——李哲熙金融诈骗案”的报道
实际上，在“张玲子——李哲熙金融诈骗案”事发后，金在益又找到全斗焕，苦口婆心的劝他尽早实施金融实名化。全斗焕自然明白，如果真的实施了金融实名化，那无疑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官商勾结的危害。可是，金融实名化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无疑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并且，第五共和国离开了腐败就无法生存，甚至就是腐败本身，而全斗焕本人也在这样的腐败系统中受益颇多，即使是经历了这样的惊天大案，他也无法下定决心根除腐败。于是，全斗焕再度将金在益的提议搁置起来，并将“张玲子事件”的经验教训白白浪费了。然而，一个张玲子东窗事发了，背后还会有几百个“张玲子”在暗中行动，这种腐败案件只会越来越多，直到这个政权彻底覆灭。
十：国内形势在变化
在1981年初，全斗焕就与美国总统里根达成政治交易，取消了金大中的死刑判决，随后又将他的刑期减为20年，但海内外却对此仍不满意，继续对全斗焕政府施加压力。最开始全斗焕不为所动，但金大中的命运很快便会再度迎来转变。
11982年4月，“张玲子事件”东窗事发，不仅成为了全斗焕本人莫大的丑闻，也严重损害了韩国政府的形象。为了转移视线，在1982年12月，全斗焕通过各种方式和牢狱之中的金大中沟通，称愿意让他前往美国“治病”，但条件是不得回国，并且必须要写下保证书，承诺在海外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全斗焕认为，金大中流亡海外后肯定闹不出什么名堂，国际社会对自己施加的压力还会立刻减少很多，有百利而无一害。
金大中在1971年总统选举惜败后，遭遇了一场离奇的车祸，髋关节受损，行动不便，长期的牢狱生活更是让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于是，金大中被迫写下了保证书，保证在美期间“不参与一切政治活动，不进行威胁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行为”。在1982年圣诞节前夕，金大中和家人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再次开始了流亡生活。与金大中同时释放的，还有47名所谓的“光州事件”主谋。在金大中走后，全斗焕立刻宣传起了自己“伟大的人道主义行为”，还拿出金大中写的保证书大肆宣传。不过，金大中愈挫愈勇，在海外仍然为促进韩国的民主化而到处奔走。
1983年5月18日，这一天是“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三周年纪念日，也是反对党领袖金泳三失去自由的三周年。为了纪念三年前在光州市中被全斗焕无情屠戮的同胞，软禁在家的金泳三毅然进行绝食抗议。这场绝食斗争标志着，全斗焕就任总统以来在野民主力量进行的首次反抗，注定拥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尽管全斗焕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封锁消息，并立刻强行将金泳三送进医院密切监视，但海外媒体很快对金泳三的绝食斗争进行了广泛报道，金大中也发表文章，赞扬金泳三的勇气。韩国民众也很快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金泳三的壮举。金泳三的生命安全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他真的因绝食而死，很可能会让局势彻底失控。
为了尽快平息此事，全斗焕多次派人恳请金泳三尽快停止绝食，甚至准备亲自探望，但都被金泳三拒绝了。不过，金泳三最终因为健康原因，在家人与朋友的劝说下，停止了为期23天的绝食斗争。但这件事也迫使全斗焕减少对金泳三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压制活动。
1983年10月8日，为了感谢东南亚和大洋洲国家对韩国申奥工作的支持，也为了拓展海外市场，全斗焕带领二十多名政府官员，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出访之行。全斗焕计划访问五个国家，不过他出访的第一站并没有选择那些传统上的友邦，而是选择了“不结盟国家”的缅甸。当时缅甸的实际统治者是奈温，他推行所谓的“缅甸式社会主义”，明显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阵营。全斗焕之所以选择首先访问缅甸，就是希望拉近与缅甸的关系，确保它到时候能够如期参加奥运会。为了向缅甸示好，全斗焕计划在抵达后的第二天就参拜缅甸国父昂山的墓地。
10月9日上午，韩国副总理徐锡俊和其他官员首先赶到了仰光郊区的昂山之墓，开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全斗焕原定在上午十点半到达现场，不过由于交通拥堵，至少还要迟到半个小时。这时韩国驻缅甸大使李启哲赶来，他的长相与全斗焕十分神似，乘坐的汽车上还挂着韩国国旗。韩国官员决定先进行彩排，还奏响了韩国国歌。然而，就在国歌播放完后，十点二十八分，昂山墓地顶部突然爆炸，十几人当场死亡，数十人身受重伤，现场惨不忍睹。全斗焕侥幸逃过一劫。
制造这场“仰光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韩国的死敌朝鲜。实际上，全斗焕一直希望缓和与朝鲜的关系，甚至在上台时就立刻提出了“民族和平民主统一方案”，希望双方能够一起制订宪法，组织公投，最终达成和平统一。可是，金日成却认为与全斗焕这个“杀人魔王”没有任何谈判的可能，一口回绝了提议，随后还宣布抵制1988年汉城奥运会。
在全斗焕宣布出访计划后，朝鲜方面大喜过望，认为这是除掉他的最佳时机。这时的缅甸与朝鲜和韩国都有外交关系，通过多种渠道打探消息，朝鲜方面掌握了全斗焕参拜昂山之墓的细节。于是，朝鲜特工在昂山墓地顶部悄悄安放了遥控炸弹。当韩国大使赶到后，凑巧奏响了韩国国歌，远处观察的朝鲜特工误认为大使就是全斗焕本人，便在国歌结束后按下了引爆按钮，酿成了震惊世界的“仰光爆炸事件”。
发生爆炸后，全斗焕当即取消了出访计划，返回韩国，并宣布这是“朝鲜入侵的前奏”，朝鲜半岛的局势瞬间变得剑拔弩张。起初朝鲜方面对于韩国的指控矢口否认，甚至倒打一耙，指责这场爆炸案是全斗焕精心策划的苦肉计。结果，缅甸方面很快就活捉了两名朝鲜特工。缅甸对朝鲜炸毁自己国父陵墓的行为感到极其愤怒，立刻宣布驱逐朝鲜大使馆，并与朝鲜断交。“仰光爆炸事件”后，朝鲜重新审视与韩国的关系，两国之间的局势将迎来些许转机。
在“仰光爆炸事件”长长的遇难者名单中，最让人遗憾的便是总统秘书室经济部长金在益了。此前介绍过，年仅45岁的金在益才华横溢，成功操刀了韩国的经济改革，创下了极其辉煌的成绩。痛失金在益后，全斗焕将凭借着自己对经济学的认识，继续推进韩国的经济改革。
为了安抚韩国，美国总统里根在“仰光爆炸事件”后不久便宣布要出访韩国。然而，就像以往一样，韩国的民众与民主主义者在多地进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对全斗焕的支持。尽管如此，里根仍然在1983年11月12日如约访问韩国。这次访韩主要想解决韩国的核开发问题。从七十年代开始，随着韩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朴正熙便有了开发核武器，彻底实现国防自主化的打算。尤其是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威胁撤出驻韩美军，更是给了他充分的借口。于是，朴正熙与法国签署了协议，开始了核开发计划。而在全斗焕上台后，尽管韩国放弃了远程导弹的开发，但核计划却没有就此停止，据说几年之内就能制造出实弹。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全斗焕在里根来访时就爽快的放弃了核武器开发，并将浓缩铀全部移交给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这样，韩国的核计划如同黄粱一梦般彻底终结了，但这也未必不是它最好的选择。
随着时间来到了又一年的“5.18”，在野民主力量开始有所动作。在经历了收效不大的绝食抗议后，金泳三认识到仅仅依赖舆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采取实际行动。于是，在1984年5月18日，“民主化推进协议会”（简称“民推协”）突然宣布成立了，这是一个由金泳三派与金大中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的类似政党的组织。尽管金泳三此时还未被解除软禁，金大中也还在海外流亡，但该组织仍然深受他们影响，接受他们的指挥。“民推协”的突然成立无疑打了全斗焕一个措手不及，也极大的提振了民主人士的士气，但民主化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
1984年夏天，韩国各地遭遇了规模空前的暴雨袭击，多地损失惨重，近二十万人因灾情无家可归。在失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朝鲜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既是能缓和南北关系，也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还能展现“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于是向韩国伸出了橄榄枝。朝鲜红十字会慷慨的向南方灾民提供了大米、水泥、药品等大量物资。这是朝鲜战争停战以来，“三八线”两侧的第一次物资流动，成功缓解了对峙状态和紧张气氛，也促成了许多事情。
第二年五月，双方红十字会在汉城举行会谈。尽管双方还是各执一词，但距离上次会谈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能够再次坐在一起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九月，双方还实现了南北离散家庭成员的第一次互访聚会，各由151人组成的故乡访问团、艺术演出团分别通过板门店到了对方首都，这也是停战以来的第一次。十月，全斗焕还派出特使访问平壤，直接和金日成商谈和平统一事业。然而，由于朝鲜方面摇摆不定的对南政策，这些善意举动不过是无果之花。
韩国宪法规定，国会议员任期为4年，因此在1985年初就要举行国会议员选举。由于金泳三等在野民主人士不断斗争，1984年底全斗焕被迫宣布解除政治限制规定。“民主化推进协议会”立刻加紧动作，准备转型成为正式政党，参加国会选举。八名国会议员也当即宣布脱离“花瓶反对党”，加入“民推协”阵营。这样一来，“民推协”便势不可挡，建党工作也进行的十分顺利。全斗焕立刻如临大敌，宣布国会议员选举将提前到1985年2月12日进行，希望能打在野党个措手不及。
1985年1月18日，“新韩民主党”正式宣告成立，它高举着“鲜明在野党”旗帜，成为了韩国政界的一股清流。实际上，“新韩民主党”这一名字就是继承了朴正熙时代最大的在野党“新民党”，甚至简称同样是“新民党”，这无疑体现了它坚定的决心。尽管为了能够成立，新韩民主党还是做出了部分妥协，让公认的政府傀儡李敏雨担任总裁。但在实际上，新韩民主党接受金大中与金泳三的领导。并且，它制定的“修改宪法、总统直选制、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等政纲，无不处处戳中全斗焕的痛处，广受国民们的好评。由于此时距离国会议员选举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韩民主党一经成立，便立刻投入到激烈的选战之中。
远在美国的金大中也准备回国。听到这一消息后，全斗焕政府威胁金大中，如果这时回国，将会被再次逮捕，执行剩下的刑期。然而，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让全斗焕只得再度屈服，同意保障金大中的人身安全，除软禁外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就这样，金大中在国会选举前夕，“暴风般的回国”了。虽然他一下飞机就遭到软禁，但他回国极大的鼓舞了新韩民主党的士气。
2月12日，备受瞩目的第十二次国会议员选举开始了。尽管新韩民主党刚刚诞生不到一个月，却在选举中发挥惊人，赢得了67个席位，得票率接近30%。那些“花瓶反对党”则大败而归，原先最大的在野党“韩国民主党”丢了超过一半的席位，其他的小党全都丢盔弃甲，完全不值一提。而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得票率仍然只有35%。它完全是凭借不合理的选举制度，才勉强保住了自己的半数席位。在选举之后，许多“花瓶反对党”议员纷纷宣布脱党，加入新韩民主党，让它一举成为拥有103个席位的巨大在野党。就这样，新韩民主党一经诞生，便成为了韩国政界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
1985年韩国国会选举结果，蓝色为民主正义党，黑色为新韩民主党，浅蓝色为韩国民主党
据说，在国会议员选举进行时，全斗焕对选举结果十分紧张，生怕新韩民主党直接获得过半席位。为此，他甚至做好了进行“自我政变”，再来一次“5.17紧急戒严”的准备。幸好到最后自己的民主正义党席位仍然过半，这场全斗焕版的“十月维新”才胎死腹中。
国会议员选举刚刚尘埃落定后，汉城的市中心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汉城美国文化中心被大学生们占领了。5月23日中午，来自汉城各个大学的七十多名大学生突然闯入美国文化中心，占领了位于二层的图书馆。他们高喊着“对光州事件负责，美国向公众道歉”的口号，分发着《我们为什么要进入美国文化中心》的小册子，谴责美国对“光州事件”视而不见。看到学生们竟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闹事，全斗焕顿时气急败坏，甚至准备出动军警强攻美国文化中心。但是，美国顾及舆论压力，并不希望暴力解决，拒绝了全斗焕的提议。在美国文化中心坚守四天后，这些学生终于选择了自行离开。
占领汉城美国文化中心的学生
学生离开后便遭到逮捕
汉城美国文化中心遭到占领并不是历史上的孤例。由于美国政府对韩国的独裁政权一直采取默许的态度，渴望民主化的民众一直都对美国不满。尤其是在“光州事件”发生后，民众们普遍相信美国政府批准了全斗焕的血腥镇压，反美情绪逐渐增长。1980年12月9日，部分民众在光州美国文化中心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最后还点起了大火。这把大火是韩国民间一系列反美事件的开端，1982年，釜山、光州两地的美国文化中心又遭遇纵火；1983年，大邱美国文化中心发生爆炸，数人身受重伤。不过，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十分清醒，韩国的民主化还需要依赖美国的帮助。因此，如何处理好民众的反美情绪，不仅是全斗焕面临的棘手问题，同样也是反对党的一大挑战。
之前介绍过，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对于大学一直采取超高压的管理措施。可即使是这样，学生们居然还能组织起来占领美国文化中心，这无疑证明他们的力量不可阻挡。为了压制大学的反抗，1985年8月，全斗焕政府公布了《学园安定法》草案，规定警方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直接抓捕学生运动的领袖，并可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民众与新韩民主党强烈反对。尽管全斗焕起初态度坚决，但最终还是迫于压力，撤回了该法案。就这样，新韩民主党成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与此同时，韩国国民与新韩民主党要求修改宪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全斗焕迫不得已，与新韩民主党进行会谈，讨论修改宪法一事。新韩民主党与大部分韩国国民要求实现民主化，总统直接选举。如果总统直接选举，全斗焕就无从暗中运作。他假意赞同修改宪法，但要求改为内阁制，以此确保民主正义党的执政党地位。这是新韩民主党与民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双方短暂交流后便不欢而散。
面对越来越高的修宪呼声，在1986年1月16日，全斗焕发表国情咨文称：“关于总统选举方式的变更问题，应以和平进行政权交替为前提，应在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这一重大事件后，于1989年再做讨论。”显然，这是以奥运会为借口，希望与反对党达成政治休战。不过，新韩民主党却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全斗焕的提议。不久，新韩民主党召开建党一周年大会，宣布进行“改宪促进一千万署名运动”，目标是以1000万人的签名迫使全斗焕接受修改宪法，实行直选。新韩民主党的活动一呼百应，韩国各地相继创建了“改宪促进委员会”，民众纷纷踊跃参加。面对势不可挡的改宪呼声，全斗焕只得承诺，如果执政党和反对党能够达成协议，在他任期内可以修改宪法。
改宪斗争如火如荼，部分学生与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开始极端化。他们指责新韩民主党过于软弱，纷纷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学生会与工会。新韩民主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这一危险的征兆，反对少数学生的激进行为。可这一警告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新韩民主党原本计划于5月3日，在仁川建立“改宪促进委员会支会”。在听说新韩民主党的活动后，当地学生会与工会准备在同一天进行游行示威。那一天的仁川注定不会太平了。
当时间真的来到1986年5月3日，来自数十所大学的大学生、当地的工人与群众一齐走上仁川的街头。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组织，政治纲领也千差万别，但他们却几乎一致的喊出了反美、反全斗焕政府的口号。由于缺乏统一组织，抗议活动很快陷入混乱，民主正义党设在仁川的办公室被烧毁，学生也与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投石战。学生与民众的过激行为无疑给了全斗焕借口，于是他投入大量警察，进行强力镇压，当天便有三百多人遭到逮捕。新韩民主党的活动也受到牵连，被迫取消。在警方的强力攻势下，学生和群众的游行示威很快散去，这场“5.3仁川事件”就这样草草收尾了。然而，对被捕的学生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在看守所里，警察发扬了第五共和国的“暴力传统”，对学生们使用了各种酷刑。
“5.3仁川事件”
其中，权仁淑的故事最为悲惨。她是汉城国立大学的学生。尽管她并没有直接参与“5.3仁川事件”，但警察在之后的搜捕行动中，发现了她冒用他人身份的“罪行”，将她强行逮捕。在富川市的警察局里，她遭到警察多次强奸。这场“富川警察局强奸案”曝光后，立刻成为了整个韩国的焦点。全斗焕政府全力掩盖丑闻，抹黑权仁淑，说她是一个成绩差、思想左倾的问题学生，强奸案是她编造出来的。法院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宣布不予起诉。不过，权仁淑最终还是等来了属于她的正义。全斗焕下台后的1988年，强奸她的警察被捕入狱。后来，她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如今在文在寅政府中担任顾问。
让我们回到“5.3仁川事件”。尽管这件事的规模并不算太大，学生和民众喊出的反美口号却让美国无比紧张，毕竟它最不愿意看到韩国的民主化运动走向反美化。很快，美国国务卿亲自会见新韩民主党总裁，劝告他在修宪问题上与政府合作。经过美方的一系列工作，加上此时也临近亚运会，新韩民主党接受了美国的调停。执政党与反对党达成妥协，成立了“全国宪法修正特别委员会”（简称“修宪特委会”），专门负责修订宪法。金大中为了争取到韩国保守主义者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对民主运动约法三章，即反对暴力、反对亲共、反对反美主义。就这样，新韩民主党与全斗焕政府达成了某种政治休战，静待1986年汉城亚运会的到来。
十二：暴风雨前夜
然而，就在亚运会举办的一周前，汉城金浦国际机场却遭到了炸弹袭击。9月14日下午三点，机场中一台饮料自动售货机里暗藏的定时炸弹突然爆炸，5人当场丧生，还有38人身受重伤。经过调查，定时炸弹使用的炸药与“仰光爆炸事件”中的完全一致，可以判断是朝鲜所为。实际上，尽管朝韩关系此前已经有了些许缓和的迹象，但金日成对韩国的亚运会十分嫉妒，专门委托巴解组织帮忙制造了这场“金浦机场爆炸案”，目的就是扰乱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不过，全斗焕政府此时已经箭在弦上，严格控制媒体，将这场爆炸案轻轻掩盖过去。可是，在奥运会前夕，朝鲜将会再次制造恐怖袭击，并将有着更为惨痛的伤亡。
1986年9月20日，第十届亚洲运动会如期在汉城举办。这场亚运会可以视为1988年奥运会的预演，不仅与奥运会使用相同的场地，就连吉祥物也是与奥运会共用可爱的“太极虎”，甚至喊出的口号就是“将亚运会升华到奥运水平”。既然是“奥运水平”，韩国运动员在场上超常发挥，成功斩获93枚金牌，总奖牌数跃居第二名，创下了辉煌的成绩。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亚运会成功进行的同时，韩国政局却是暗流涌动，宛如暴风雨前夜。自从“修宪特委会”成立以来，执政党与反对党不仅在修订宪法的实质性问题上毫无推进，甚至在程序性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妥协，陷入了僵局。全斗焕明白自己实在是太过臭名昭著，并且距离卸任只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便开动宣传机器，全力宣传内阁制与继承人卢泰愚的个人形象，亚运会几乎成了卢泰愚的个人秀。另一方面，反对党也意识到政府在利用亚运会拖延时间，所以决定采取双轨政策，除“修宪特委会”的活动外，再一次回到国会外的大众斗争。
随着亚运会在10月5日顺利闭幕，原本暂时平息的学生集会再度开始升温。10月28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大学生齐聚汉城建国大学民主广场。在那里，他们还成立了“全国反外国势力、反独裁爱国学生联合”组织。当活动即将结束时，一千五百多名警察突然闯入校园，将学生们赶进了教学楼，把那里围了个水泄不通。无路可退的学生只得在那里静坐抗议，这就是“10.28建国大学事件”。为了让事态能够和平解决，校方与全斗焕政府进行了谈判，如果能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就让他们自行解散。
面对校方的合理要求，全斗焕的回应却是派出更多的警察，还将包围的建筑断水断电。凑巧的是，就在几天前警察逮捕了几十名左翼大学生，当局大肆宣传，声称这些学生要组建共产主义政党，因此被称为“ML党事件”（ML是马克思-列宁的缩写）。全斗焕政府将“10.28建国大学事件”与“ML党事件”强行联系起来，声称被包围的学生是“亲北的共产主义革命分子”。不过，肆意的污蔑很难让民众信服，也无助于转移视线。于是，全斗焕政府准备制造一个大新闻。
10月30日，韩国报纸突然刊登了一个“爆炸性新闻”：朝鲜正在建设金刚山大坝。在媒体添油加醋的恐怖报道里，建成之后如果朝鲜开闸放水，汉城将会被洪水席卷，水位能达到几十米深，市中心会变成一片汪洋大海。听到如此震撼的消息后，民众们自然惶惶不可终日，不再关注建国大学的事态。趁此良机，全斗焕立刻在第二天出动三千多名警察，在直升机的支援下展开了强攻。在压倒性的力量优势下，一千五百多名学生被强行抓走，创造了单一事件中逮捕人数的世界纪录。
当时电视台对金刚山大坝的报道
不过，尽管全斗焕顺利瓦解了学生们的抵抗，但对于“金刚山大坝”民众们还需要一个说法。全斗焕政府宣布，为了应对朝鲜的“水攻威胁”，将建造“和平大坝”，继而开展了全国性的募捐活动。在电视台的镜头里，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牙牙学语的孩子，都“踊跃捐款”。然而，这个所谓的“金刚山大坝事件”不过是全斗焕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统治而精心编造的谎言。事后来看，这场“全国募捐活动”简直是一场的情景喜剧，只是当时民众都被蒙在鼓里。
利用“金刚山水坝事件”引发的社会紧张气氛，全斗焕政府大肆解散工会与政治组织，并对学生与反对党进行强力镇压。一时间，韩国政局变得高度紧张，部分民主人士甚至认为，全斗焕准备再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为了缓和紧张气氛，金大中提出只要全斗焕同意修改宪法，恢复总统直选，愿意放弃大选资格。然而，全斗焕政府却对此不屑一顾，继续维持高压政策。
1986年圣诞节的前一天，新韩民主党总裁李敏雨不经其他党员同意，突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面对无数镜头，他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提议：“李敏雨构想”。构想的核心意义便是，只要全斗焕政府同意进行民主化，反对党就可以同意全斗焕政府提倡的内阁制改宪。“李敏雨构想”不仅仅破坏了新韩民主党内部关于总统直选制改宪的共识，更彻底暴露了他不过是全斗焕的一个傀儡。全斗焕政府对“李敏雨构想”表示热烈欢迎，并动员媒体进行大力宣传，极力制造“内阁制改宪已经是既定事实”的舆论。然而，新韩民主党的核心人物金大中和金泳三当即对“李敏雨构想”表示拒绝，直截了当的指出，不实现总统直选，民主化就无从谈起。尽管新韩民主党内部支持李敏雨的只有极少数人，但他这一爆炸性的提议严重破坏了该党的团结。
李敏雨、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合影（从左到右）
于是，在全斗焕的高压统治与反对党内的政治背叛中，韩国悄然踏入了1987年。1月13日深夜，朴钟哲的狭小住所门口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此时时间已近午夜，照理说朋友不会在这时拜访他。抱着这样的疑虑，朴钟哲还是打开了房门。然而，等在门外的却是警察与手铐。时年22岁的朴钟哲不久前才刑满释放，他原本是汉城国立大学语言系的一名学生，一年前因为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捕入狱，并被大学开除。出狱后，他更加积极的参加学生运动，因此被警察盯上。
朴钟哲
警察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强行把朴钟哲带走，逼他说出学生运动领袖的行踪。可是，他对此一无所知，警察便开始了刑讯逼供，几乎毫不停歇的折磨了他一整天。1月14日下午，朴钟哲被警察活活拷打致死，此时距离他被强行逮捕还不到24小时。警察把他送去医院，发现人早已死亡。一名记者了解到了此事，悄悄进行调查。第二天早上，《中央日报》刊登了名为“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大学生意外死亡”的文章。朴钟哲的死立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民众纷纷质问事件真相。全斗焕政府很快就会明白，“朴钟哲拷打致死事件”将会成为连锁反应的起点，而这串多米诺骨牌的终点便是第五共和国的覆灭。
尸检结果很快证明，朴钟哲死于水刑造成的窒息，并且身上还有多处淤青，证明他死前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但当局却打算继续抵赖。1月16日，警方举行记者发布会，声称“朴钟哲在喝了几杯凉水后，突然怪叫一声，脑袋便撞上了桌子，警察见状赶紧把他带到医院，结果最终在医院去世了”。如此荒诞不经、驴唇不对马嘴的说辞彻底激怒了民众。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公布事实真相，并要求全斗焕本人亲自谢罪。在民众的压力下，警方终于承认朴钟哲确实死于刑讯逼供，并将涉事人员赶紧逮捕，内务部长也被迫辞职谢罪，同时朴钟哲的尸体被匆匆火化。这件“朴钟哲拷打致死事件”似乎得到了平息，但这件事很快便会波澜再次。
民众在1月17日举行的纪念活动
此时，新韩民主党的内部分裂日渐加深。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两金”（金大中和金泳三）与李敏雨的分歧越来越大。新韩民主党即将召开全党大会，李敏雨又坚决反对金泳三担任新任总裁。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任何共识，4月8日，金大中派和金泳三派的73名议员宣布脱党。这对新韩民主党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它一下子就从国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沦为一个微弱的边缘政党。而金大中与金泳三则开始密切筹划组建新党。
全斗焕逐渐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了威胁，他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上存在修改宪法的讨论。于是，全斗焕趁着反对党陷入分裂的时机，在1987年4月13日突然发表被称为“4.13护宪措施”的特别演讲，宣布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功举办前，暂停一切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他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措施只会更加激发民众的怒火。
同样在4月13日这天，金大中派和金泳三派联合推举金泳三为新党“统一民主党”的总裁，并决定在5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为了干扰反对派的活动，全斗焕甚至不惜找到黑社会，让他们进行破坏行动。接连数日，统一民主党在各地的办公室都遭到黑社会分子的打砸抢烧（这些黑社会的头子名叫金龙男，绰号“龙八”，因此被称作“龙八事件”）。最让人气愤的是，警察竟对破坏活动袖手旁观。尽管遭到这么严重的打击，统一民主党却仍然如期成立，这无疑是对全斗焕政府的又一大打击。
1987年5月18日，在“5.18光州民主化事件”七周年之际，汉城明洞教堂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弥撒活动，缅怀为民主化牺牲的烈士们。弥撒结束后，金胜勋神父走上台前，宣布政府隐瞒并捏造了“朴钟哲拷打致死事件”的真相。这一声明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朴钟哲拷打致死事件”再度成为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全斗焕政府被迫展开复查，把另外三名涉案的警察逮捕，甚至还对内阁进行了全面改组，将涉事的官员全部撤换。可民众的怒火可并不会这样轻易的平息。
随着国民的反抗情绪急剧高涨，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也即将一触即发，急需一个能够统一所有反抗力量的组织。于是，全国各大民主组织在5月27日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计划在6月10组织游行示威。这一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对运动组织就此诞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化运动也即将到来。为了应对集结起来的民主人士，全斗焕政府宣布，同样在6月10日，民主正义党将召开全党大会，确定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他试图以此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在游行示威开始前的6月9日，全国的大学校园里都进行了预演。延世大学的学生们准备走出校园，在汉城街头进行游行示威。警察却早已埋伏在了校园门口，肆无忌惮的发射催泪弹，阻挠学生们的步伐。照理来说，催泪弹是非致命弹药，正常使用的话相当安全。可警察无视安全守则，直接瞄准学生们的头部发射弹药。年仅20岁的学生李韩烈被催泪弹命中后脑，顿时血流如注，倒地不起。他的同学见状赶紧搀扶着他，把他送到医院进行紧急抢救。此时李韩烈已经脑死亡，无力回天。
这悲剧性的一幕凑巧被在场的摄影师捕捉下来，立刻发表在了海内外的各大报纸上。这张照片震惊了韩国，也震惊了世界。人们不禁想起27年前“4.19运动”前夕的悲壮一幕。同样身为学生的金朱烈也被警察的催泪弹击中后脑，不幸牺牲。历史仿佛在此时迎来了一个轮回，全斗焕也即将像李承晚一样，在学生与民众的愤怒中黯然下台。
尽管刚刚发生流血事件，民主正义党的全党大会仍然在6月10日正午如期举行。在选定卢泰愚为新的总统候选人后，全斗焕握着卢泰愚的手，向观众们频频致意。随即，乐队、知名歌星、喜剧演员和拉拉队轮番上阵，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人声鼎沸，天空中也撒下五颜六色的彩纸、花朵，把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宛如一场狂欢。
6月10日的民主正义党全党大会，卢泰愚被选为总统候选人
当天下午六点整，“六月民主抗争”爆发了。按照事先的约定，汉城所有的车辆纷纷鸣笛示意，这震耳欲聋的喇叭声既是对在民主化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纪念，也是对全斗焕政权独裁统治的抗议。与此同时，由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向着市中心进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对全斗焕十分不满，纷纷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领带部队”。讽刺的是，为了防止市民们参加游行，全斗焕政府还特别要求企业在这一天提前下班，让员工尽早回家。而这项措施无疑起到了反效果，许多白领打趣的说道：“提前下班不就是国家让我们参加游行示威的命令嘛。”就这样，游行示威的规模不断壮大，汉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打倒独裁”、“争取民主”的呐喊声。
面对势不可挡的民众，警察悉数出动，大肆使用棍棒与催泪弹，进行大规模抓捕，在短短一天内就逮捕了近四千名抗议者。全斗焕试图用通过残酷的镇压，压垮民众的抵抗精神，瓦解游行示威的队伍，但仍然收效甚微。为了防止游行示威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全斗焕禁止媒体对抗议活动进行详细报道，当晚的新闻节目也仅仅提了一句“汉城多地发生骚乱”。可是，纸里包不住火，游行示威很快扩散到了全国，至少有三十万人参加了各地的抗议活动。其中，在韩国西南的马山市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一场足球比赛在那里举行，韩国与埃及的球员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警察的催泪瓦斯却飘进来场馆中。埃及球员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立刻就被刺激的呼吸困难、泪流满面，而韩国球员早就习惯了催泪弹，面不改色的继续进行比赛，一直到裁判叫停才算罢休。
在汉城，部分抗议者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只得逃入明洞教堂，寻求庇护。明洞教堂与民主化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在朴正熙时代就成为了许多民主人士的活动据点。因此，主教毫不犹豫的收留了包括大学生、市民和工人在内，共计六百多名抗议者，并拒绝警察进去抓人。于是，警察与明洞教堂的紧张对峙开始了。
第二天一早，全斗焕政府就发表声明，宣布抗议者是“妄图颠覆体制”、“妨碍国家安定”，意图为更加强力的镇压活动造势，并准备对明洞教堂展开强攻。此时明洞教堂里的抗议者们退无可退，便在原地静坐抗议。民众对当局满口谎言的说辞感到极度厌恶，对明洞教堂展开了广泛支援，纷纷提供食物与饮水。明洞教堂的金寿焕主教也态度坚决，他说：“那些宵小之徒必须首先通过我这一关，只有打倒我才能见到神父们，打倒神父们才能见到修女们，打倒修女们才能见到学生们！”此外，国际社会也密切关注着韩国的抗议活动，如果全斗焕政府真的进攻教堂，那无疑会彻底激怒天主教国家，汉城奥运会将会大受影响。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政府最终选择了退让，十字架下没有发生暴行。
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逐渐把警方的士气消磨殆尽。最要命的是，催泪弹在肆无忌惮的使用后，库存很快告急，工厂的生产速度也远远跟不上警方的需求。警察被迫转变策略，从原来的积极镇压改为仅守卫政府部门等重要地点。如果事态继续发展，警方势必抵挡不住游行示威的队伍。全斗焕被迫开始为最坏的情况进行打算。不过，随后的两天（6月13日到14日）恰逢周末，游行示威陷入了停顿，汉城的街头重归平静。连续几天的提心吊胆后，全斗焕总算稍微重拾信心，认为游行示威也不过如此。于是，政府与明洞教堂内的抗议者展开了谈判，承诺只要走出教堂，就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6月15日，抗议者们高举着太极旗离开了教堂，警方也信守协议，没有逮捕他们，明洞教堂的对峙总算结束了。
然而，就在抗议者和平离开明洞教堂的同一天，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却卷土重来，规模越来越大。全斗焕本以为游行示威已经告一段落，却没想到它才刚刚开始。随后，在6月18日，抗议者又举办了“无催泪弹日”大游行，全国民众都踊跃参加，“六月民主抗争”迎来了又一个高潮。从汉城到釜山，韩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同时展开了游行示威，警察在各地都节节败退，事态已经濒临失控。
全斗焕明白，现在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立刻宣布戒严、出动军队，要么全盘接受民众的要求。实际上，全斗焕已经做好了宣布戒严的准备，甚至一度下达了军事动员准备令，即将出动军队进行直接镇压。但这无疑会让士兵与民众发生直接冲突，很有可能酿就流血事件，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重演“光州事件”，让韩国血流成河。尽管全斗焕在七年前能够痛下杀手，血洗光州，但今非昔比，现在已经有太多的因素束缚着他，让他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首先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全斗焕本来是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提高个人与国家的国际形象，因此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如果真的出动军队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奥运会肯定无法顺利举办，他个人和韩国的国际形象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在“光州事件”时，全斗焕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毕竟他还没有直接掌权，但现在他身为总统，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第二，美国反对全斗焕出兵镇压。美国政府和民众都十分希望韩国能早日实现民主化，因此一直密切关注着韩国局势。当美国政府听说全斗焕准备调集军队时，严厉要求他和平解决问题。美国是韩国最重要的盟友，韩国不仅在经济上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在军事上更是高度依赖美国，甚至调集前线兵力都需要事先通知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如果全斗焕贸然出兵镇压，那么不仅会失去美国在政治方面的支持，韩美的军事同盟更是有破裂的风险。这无疑是全斗焕万万不能接受的。
第三，卢泰愚反对使用强硬手段。在发生“朴钟哲拷打致死事件”后，全斗焕被迫改组内阁，将原先的强硬派换为与卢泰愚关系密切的温和派。作为全斗焕的接班人，卢泰愚自然不愿看到“六月民主抗争”迎来悲惨的结局。毕竟如果真的发生流血事件，所有的政治程序可能都会推倒重来，自己可能会像金钟泌一样被疏远乃至软禁。即使能够接班，那他上台后肯定也要承受民众的怒火与指责。因此，卢泰愚联合内阁中的温和派，反复向全斗焕建议“无论如何不可动员军队”。
最后，军队本身已经成为了最大的不可控因素。实际上，“光州事件”一直是韩国军队恶梦中的噩梦，这件事极大的损害了它的名誉，让它沦为了践踏民主化运动的镇压工具。军队高层十分惧怕如果再次出动军队，会酿就一场更大规模的“光州事件”，因此纷纷表示反对。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心会”对军队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全斗焕当选总统后，许多“一心会”成员也随之脱离军队投身政坛，剩下的也只是把持了高层岗位，对军队中下层的控制力很低。如果真的出动军队，中下层少壮派军官有不服从命令的可能性，甚至无法保证不会发生新的军事政变。
身为军人出身的总统，全斗焕深谙军队的不可控性，也明白贸然出动军队镇压的风险。因此，他也开始惧怕使用武力。早在“六月民主抗争”发生前，全斗焕就说过，“军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当上总统以后也惧怕军队……年轻军官的魄力很可怕。”而在准备妥协后，全斗焕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动员军队，总会有发生政变的风险。”因此，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全斗焕最终选择放弃出动军队，准备答应民众的要求。
6月21日，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召开紧急会议，开始认真考虑总统直选制改宪。三天后，全斗焕与金泳三见面，讨论局势，随后金大中也被解除软禁。这些都标志着全斗焕政权即将迎来一场重大的转变。不过，时间已经容不得他慢慢的进行转变。6月26日，爆发了“和平大游行”，全国一百多万人参与，成为了当时韩国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六月民主抗争”迎来了最高潮。随着游行队伍的不断壮大，警察的防线被逐一冲破，全斗焕政权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
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突然发表了一项轰动全国的宣言。这项宣言以向全斗焕建议的方式，提出了八点建议，包括实现总统直接选举、实现权力和平交接、促进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尽管民众和在野党都十分清楚，“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是一场“由全斗焕导演、卢泰愚做主角”的表演，目的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全斗焕政府，并提升卢泰愚的个人形象。但这些建议毕竟响应了国民的诉求，因此还是受到了国民和在野党的热烈欢迎。很快，全斗焕便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接受卢泰愚的“六二九民主化宣言”。就这样，韩国民众的“六月民主抗争”获得了全面胜利。
卢泰愚发表“六二九民主化宣言”
然而，在韩国迎来民主化的曙光时，在7月5日，用自己生命引爆“六月民主抗争”的李韩烈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在他昏迷的这26天里，韩国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李韩烈的葬礼在延世大学的校园里举行，无数的民众赶来悼念这位烈士。他的遗体被送往故乡光州，一路上，有上百万国民为他送行。这场载入史册的全民追悼大会成为了“六月民主抗争”最后的收尾。
全斗焕接受“六二九民主化宣言”后，执政党与在野党很快开始了改宪工作。与去年失败的“修宪特委会”不同，这次双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因此进展的相当顺利。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宪法第九号修正案就基本敲定。平心而论，这部宪法修正案充分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精神，理念相当先进：新宪法重建了宪法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取消了媒体审查制度，保障了新闻与出版自由；提高了劳动者待遇，保证劳动三权（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首次引入了地方自治制度，提高了地方的自主权；新宪法大幅改革了国会选举制度，取消了执政党必得的2/9席位，还取缔了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新宪法恢复了总统直接选举，并且为了限制总统权力，把任期缩短至5年，且不得连任。
不过，在全斗焕的坚持下，宪法修正案保留了第五共和国宪法中原有的“国家元老咨询会议”，职责是给总统提出建议。全斗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卸任后继续影响政局走向，成为下一任政府的“太上皇”。“国家元老咨询会议”成为了新宪法中的一大污点。
宪法第九号修正案一经提出，便广受韩国上下一致好评。1987年10月27日，韩国举行第六次全民公投，新宪法毫无悬念的以高达93.1%的赞成率顺利通过。新宪法计划在下一任总统宣誓就职时，即1988年2月25日正式生效。眼下，全斗焕仅剩的使命便是，依照新宪法选出下一任总统了。
宪法修正案以高达93.1%的赞成率顺利通过
对全斗焕来说，这场总统选举最好的结果，也是唯一能够接受的结果就是卢泰愚当选。因为除此之外，无论哪个竞争对手成功当选，都必定在上台后对全斗焕和其他“一心会”成员展开清算，到时候他可能都保不住自己的小命，更别说当太上皇了。
可是，卢泰愚成功当选的可能性又极其渺茫。尽管卢泰愚出面提出了“六二九民主化宣言”，全斗焕政府也尽力宣传他的个人形象，但他毕竟参与了“12.12军事政变”与“5.17紧急戒严”，名声不算太好。而卢泰愚面临的主要对手，便是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三金”。当然，保守主义的金钟泌与另外两金走的很远，不可能联合起来对抗卢泰愚。但代表民主主义的金大中与金泳三，从朴正熙时代开始就一起战斗，几个月前又一同创立了“统一民主党”。“两金”的支持率加起来甚至超过了50%，比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都高得多。面对如此强力的对手，卢泰愚似乎希望渺茫。
金大中与金泳三
随着时间一天天临近，选战也越来越激烈。然而，此时事态却悄然发生了转机。从8月开始，金大中与金泳三就在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争执不断，两人花了两个多月都无法达成一致。10月中旬，金大中更是从统一民主党中分裂了出去，另立“和平民主党”。金大中金泳三的决裂导致民主派的选票严重分散，卢泰愚赢得选举的可能性悄然增加。就这样，韩国政界形成了卢泰愚的民主正义党、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和金大中的平和民主党四足鼎立的局面。四个候选人各具优势，谁也预测不好选举的结果。
形同陌路的“两金”
就在选举前半个月，在11月29日，大韩航空858号航班发生爆炸，机上115人无一幸存。尽管空难震惊了韩国，但民众的注意力很快便转移到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上，这场空难造成的社会影响并不算大。不过，就在大选的前一天，制造这起爆炸案的朝鲜特工金贤姬被引渡到韩国。这件事无疑加重了部分民众对于朝鲜的恐慌情绪，支持南北和解的金大中与金泳三的支持率也受到些许影响。
1987年12月16日，韩国迎来了第13次总统大选。全斗焕和卢泰愚都紧张的盯着统计数字，生怕输掉这场至关重要的大选。最终，卢泰愚得票36.6%，金泳三得票28%，金大中得票27%，金钟泌得票8%，卢泰愚以微弱优势，赢得了总统选举。不得不说，这绝对“归功”于金大中与金泳三的分裂。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得票率就会超过50%，卢泰愚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尽管金大中与金泳三都指责全斗焕政府通过舞弊手段，篡改了选举结果，但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选举结果。
1988年2月24日，全斗焕遵循宪法，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总统任期。如约卸任的行为受到了国民的一致好评，也算部分挽回了全斗焕的名誉。次日，卢泰愚正式宣誓就任韩国第十三任总统，成为韩国民主化后第一个民选总统。新宪法也在同日正式生效，韩国正式迈向了“第六共和国”时代。
在卸任之初，全斗焕还做着当“太上皇”的美梦，试图通过“国家元老咨询会议”继续干预朝野大事。不过，宪法中对“国家元老咨询会议”的职责规定的模棱两可，卢泰愚便利用这一漏洞把这个机构完全架空，破灭了全斗焕的白日梦。他们两人的关系也因此跌入冰点。
不久，全斗焕的弟弟全敬焕被曝腐败。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全斗焕利用职务之便，把弟弟全敬焕安插到“新村运动”高层。全敬焕借此机会大肆敛财，收受了数百亿韩元的赃款，最终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随着全敬焕贪污案的曝光，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彻查第五共和国的腐败。
于是，在1988年末，卢泰愚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举行了“第五共和国听证会”，调查全斗焕政府的腐败案以及“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真相。这场听证会是韩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韩国国民都挤在电视机前，仔细收看检方与全斗焕激烈的辩论。听证会彻底揭露了第五共和国时期中肆无忌惮的腐败行为，全斗焕也被迫为自己的腐败公开道歉，退回了部分贪污的赃款与房地产，还辞去“国家元老咨询会议”的职务。为了躲开公众的视线，他和夫人李顺子前往地处偏僻的百潭寺，在那里过上了隐居生活。
尽管全斗焕被边缘化，但还是安全度过了卢泰愚的五年任期。随着金泳三在1993年就任韩国总统，要求清算全斗焕和“一心会”的民众呼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金泳三先是彻底肃清了军中残存的“一心会”势力，随后又在国会中通过特别立法，为审判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个前总统提供了法律依据。1995年末，全斗焕和卢泰愚相继被捕，准备审判他们在“12.12军事政变”、“5.17紧急戒严”中的责任。全斗焕指责这是金泳三的政治报复，甚至进行了绝食抗议。他在法庭上拒绝配合调查，坚称自己无罪。在一审判决中，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全斗焕死刑，并处以巨额罚款，还剥夺了他的所有荣誉。实际上，以全斗焕犯下的罪行，判他十次死刑都不为过。
不过，在韩国民间，尤其是在全斗焕的故乡庆尚道，部分民众还是比较认可他发展经济的功绩，要求对他宽大处理。考虑到舆论影响，在二审判决中法院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随后，幸运女神再度眷顾了全斗焕。此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爆发，韩国临近总统大选，许多总统候选人都呼吁特赦全斗焕，以其团结所有国民。1997年12月20日，在候任总统金大中的呼吁下，金泳三将全斗焕特赦。
重获自由后，全斗焕仍有相当一部分赃款没有归还国家。他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还时常打打高尔夫球。不过，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过也毫无忏悔之情。他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称为“骚乱”，大言不惭的说军队必须进行血腥镇压。这自然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不少人要求他对自己的言论道歉。可全斗焕仍不长记性，之后又想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先是因侮辱“光州事件”中的死者名誉被删减，随后他还被家属告上法庭。
面对“二进宫”的危险，全斗焕以“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为借口，拒绝出庭。可媒体很快便拍摄到他在家中悠闲自得的打高尔夫球的照片，戳破了他的谎言，他也被迫在2019年前往光州接受审判。最终，全斗焕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两年。截止到目前（2021年），全斗焕已经有90岁高龄。希望他能吸取这次的教训，老老实实的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不要再口出狂言激起民愤了。
虽未盖棺，但现在已经可以对全斗焕做一个总结了。很大程度上，在他掌权的七年时间里，全斗焕延续了朴正熙时代经济高速发展、对内高压政策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全斗焕成功让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甚至解决了通货膨胀与市场效率低下的顽疾。就像《华尔街日报》评价的那样，全斗焕同时抓住了高增长、低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三只兔子”，经济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尽管全斗焕上台后不断撇清与朴正熙的关系，但从他的实际行动来看，把他称为朴正熙的精神继承者一点也不为过。而在高压政策方面，全斗焕则更加变本加厉，将韩国改造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在他统治的七年间，遭逮捕的人数超过朴正熙政权统治十八年逮捕总数的十倍。虽然朴正熙也进行高压统治，但他任上从来没有发生“光州事件”这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手上没有这么多的血债。
相较于朴正熙时代，全斗焕上台时的韩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对民主化的渴望与日俱增。全斗焕一厢情愿的相信，只要隐瞒真相，通过经济发展收买人心，民众很快便会把“5.18光州民主化事件”抛诸脑后。可他没有想到，真相是隐瞒不住的，民众是愚弄不了的，韩国民众会牢牢铭记住他的罪行。全斗焕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