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全斗焕:(一)

作者: 马浩宇    来源: 坐井谭天

一:朴正熙的宠臣
1979年10月27日凌晨,随着“朴正熙刺杀案”的混乱逐渐告一段落,新上任的戒严司令官郑升和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任命保安司令官全斗焕为联合搜查本部部长,负责调查“朴正熙刺杀案”。几天后,随着全斗焕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案情,许多国民也第一次通过电视或报纸见到了这位神神秘秘的保安司令官。当时还没有人能够想到,仅仅一个半个月后,全斗焕就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戒严司令官郑升和,架空了崔圭夏总统,自己在幕后掌握了整个国家。在半年后,全斗焕更是图穷匕见,强行通过了“5.17紧急戒严”,彻底大权独揽,随后修改宪法,让自己成为了总统,开启了黑暗的“第五共和国”时代。
在成功当上总统后,全斗焕的统治与朴正熙如出一辙:在政治上维持高压统治,经济上维持高速发展。可是,与朴正熙总体比较正面的评价不同,全斗焕这位朴正熙的精神继承者却只有国民的唾弃与痛恨。

就在不久前,89岁的全斗焕因“损害死者荣誉”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实现了“二进宫”
励志少年
1931年3月6日,全斗焕出生在了朝鲜半岛庆尚南道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全斗焕一家人丁兴旺,在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后来还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总共十个孩子。所幸全斗焕的父亲全祥佑有点文化,懂一些医学知识,还当上了村长,家里的正常生活不成问题,但还是没钱供全斗焕上小学。就在全斗焕慢慢成长时,意外却悄然而至。

全斗焕的家乡庆尚南道
当时日本已经开始了全面侵华,在朝鲜半岛同样残酷的掠夺战争物资。根据全斗焕本人回忆,他父亲全祥佑作为村长,由于不愿意帮助日本占领者搜刮民脂民膏,被当地的日本警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常找他的麻烦。在一天下午,日本警察突然不由分说的要逮捕全祥佑,在一怒之下,全祥佑把欺负他的日本警察推下了悬崖。可是,这个日本警察并没有摔死,还一直骚扰全斗焕一家。这下子全斗焕一家都面临着被捕的风险,就这样他们在1939年冬天踏上了逃亡之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并扶持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推崇所谓的“五族协和”,欢迎来自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全斗焕一家便借机逃难来到了吉林磐石市呼兰镇。在那里,全斗焕一家凭借自己的勤劳,成功盖上了新房,全斗焕也得以去附近的小学上学。可是,就在生活刚有起色时,他家所在的村子却不幸遭遇了火灾。尽管全斗焕一家很幸运的没有受伤,但仅有的积蓄也在这场大火中烧了个精光。在大火后,他们又迎来了东北严酷的冬天,全家人忍饥挨饿,母亲甚至因营养不良而暂时双目失明。等到来年开春,全斗焕一家凑齐路费,在1941年初回到了朝鲜半岛。
实际上,如果没有遭遇这场大火,全斗焕一家应该会在中国东北继续生活,成为中国的朝鲜族居民。这样的话,全斗焕长大后,有可能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日后成为志愿军战士,再度踏上朝鲜半岛的土地。在回到朝鲜半岛后,全斗焕一家惧怕返回家乡会遭到日本警察报复,便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大邱市定居下来。
在大邱,全斗焕继续接受了小学教育,成绩十分优异。因此,在小学毕业后,13岁的全斗焕成功考上了大邱工业高等学校。大邱工业高等学校离全斗焕家很远,他需要徒步近二十公里上下学。在学校里,全斗焕对体育很感兴趣,常和朋友们一起踢足球。此外,他还迷上了拳击,上下学时都戴着拳击手套。

全斗焕和他的同学们

1945年8月,全斗焕中学二年级时,日本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却并没有迎来独立,而是被美苏分别占领。在三年后,韩国和朝鲜相继宣布建国,半岛陷入南北对峙的局面。1950年2月,全斗焕高中毕业,但他却立刻陷入了对未来的迷茫之中。由于家中十分贫穷,不可能供他前往大学继续学习。全斗焕把眼光投向了不收学费,并且毕业后就业有绝对保障的军校。然而,他在首次报考中名落孙山,在第二年才勉强考上了陆军士官学校,成为了陆士11期的学生。

全斗焕入学时的照片
有意思的是,全斗焕报考军校的决定恰恰让他躲过了残酷的朝鲜战争。在他中学毕业仅仅四个月后,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全斗焕作为适龄青年,如果不报考军校,就几乎肯定会被征召入伍,作为炮灰投入到战争的第一线中。在军校中,全斗焕的学习成绩并不出众,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不过,他的人缘却出奇的好,在同级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名望。全斗焕这一届开始,韩国陆军士官学校改为四年制,因此他在1955年3月才从军校毕业。
全斗焕很快发现,军旅之路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坦荡。在军队里,他因为表现出色,先是被选中前往美国绿色贝雷帽部队学习心理战和特种作战,随后又前往游骑兵学校接受了十分严苛的游骑兵训练。此时朝鲜战争已经停战,军队中的晋升机会寥寥无几,全斗焕的军衔仅仅从少尉升为了上尉。在1960年,他从美国短期学习归来后不久,便接受了“学生军事教育团”的任命,淡出了一线部队,来到汉城国立大学教授军事课程。不出意外的话,全斗焕未来很可能会获得一系列闲职,最后毫不起眼的从军队中退役。

全斗焕1959年的照片
不过,全斗焕的人生轨迹很快就将被永久的改变了。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了“5.16军事政变”,推翻了短命的张勉政府,组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看到朴正熙政变成功,成功组建军政府后,全斗焕一方面为朴正熙大胆的举动暗自叫好,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无缘参加这场军事政变而懊恼。为此,全斗焕直接找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质问为什么不在政变前就告知他。凑巧的是,此时韩国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姜泰成极力反对“5.16军事政变”,朴正熙正在为无法获得来自军校的支持所发愁。而全斗焕与军校联系紧密,因此朴正熙拜托他联络学生与教官支持自己。
全斗焕果然不负朴正熙的重望,很快就把反对政变的校长姜泰成逮捕,并率领军校学生进行了支持“5.16军事政变”的游行示威。就这样,全斗焕不仅在军政府中担任公职,还获得了朴正熙的信任,从此踏上了晋升的快车道。
朴正熙的庇护
在成功搭上“5.16军事政变”的便车后,全斗焕便开始总结朴正熙的成功经验。在他看来,朴正熙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凭借着他在多所军校就读所积攒的人脉。全斗焕知道,如果自己也能有这么宽广的人脉,那为自己和朋友谋求军队中的职务与晋升绝对不是难事。就这样,全斗焕想起了自己的同学们。实际上,全斗焕的陆士11期同学们在毕业后组建了“七星会”。“七星”是指北斗七星,比喻同学们的关系像北斗七星一样团结一致,永不变动。当然,这时的“七星会”还只是一个同学联谊会,并不是什么秘密组织。全斗焕认为,如果利用得当,“七星会”与他的同期同学们将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于是,全斗焕联系上了志同道合的同学卢泰愚,把“七星会”的组织架构变得更加严密。

全斗焕的好友卢泰愚
这时朴正熙也找到了全斗焕。军事政变成功后不久,朴正熙便秘密派人组党,为日后的总统选举铺路。但他很快发现,组党的人手完全不够,便动员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去参加组党工作,扩大自己在国会中的势力。就这样,朴正熙几次找到全斗焕,问他愿不愿意退出军队,去参选国会议员。实际上,对很多军官来说,此时退出军队加入政坛是一条终南捷径,能够很快身居高位。不过,全斗焕反复权衡后,觉得自己不懂政治,还是留在军队中为好,因此多次婉拒了朴正熙的请求。他对朴正熙说:“难道您不需要有人在军队中为您尽忠吗?”听到这句话后,朴正熙便同意全斗焕留在军队为自己效力。

朴正熙当时的照片
然而,此时“七星会”却突然面临着一项重大考验。随着金钟泌组党工作的不断推进,需要的政治资金越来越多。由于不可能从正规渠道获得足够的经费,韩国中央情报部便采取了一系列违法手段牟取暴利。可是纸里包不住火,随着中央情报部的非法行径被报纸揭露,国民认清了朴正熙军政府的真面目。全斗焕和“七星会”在看到这一切后,同样也是十分失望。在经过讨论后,这些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们很快撰写了抗议书,交给了军政府。
军政府在拿到这份抗议书后,立刻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得到了一份所谓的情报:“七星会”勾结了军队与政界许多要员,势力庞大,并且计划在不久之后的7月6日发动反政变。于是,军政府把“七星会”的成员一网打尽,全部投入了监狱。幸运的是,朴正熙亲自过问,认为这件事完全是子虚乌有。仔细琢磨后,朴正熙相信全斗焕和“七星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威胁。相反,“七星会”成员大多出身岭南地区,和自己是同乡,这样的组织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掌握军队。就这样,朴正熙要求把全斗焕等人全部释放。全斗焕成功经受住了所谓的“7.6反政变”的风浪。
这场风波过后,“七星会”借着朴正熙的庇护,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64年,“七星会”改名为“一心会”,象征成员们对朴正熙总统与国家的绝对忠诚。同时,“一心会”的许多规则也最终确定了下来。“一心会”每年会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中吸纳大约十名新成员,这些成员大多成绩优秀,来自岭南地区(庆尚道),经“一心会”的已有成员推荐方可加入。在加入“一心会”时,这些人需要发誓服从前辈的命令,成员彼此之间不进行竞争,如有违反,甘愿接受惩罚。作为回报,“一心会”要么会从社会上层或大财团中勒索金钱,给成员牟取暴利,要么进行幕后运作,保证成员能够快速晋升。

“12.12军事政变”后,“一心会”成员的合影
随着“一心会”的悄然扩张,全斗焕的职务也一升再升,在几年时间内从中尉升到了中校。1968年“青瓦台事件”发生时,全斗焕正在首都警卫司令部任职。在他的指挥下,军队与朝鲜突击队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成功阻止了他们袭击青瓦台,还活捉了一名队员。因此,全斗焕得到了朴正熙的赏识。不久之后,全斗焕被提拔为上校,距离将军只有一步之遥。他的晋升速度是同级同学中最快的,不免让众人十分眼红。

全斗焕与朴正熙及其夫人的合影
不久之后,全斗焕便迎来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此时韩国已经积极的参与到了越南战争之中,派出了“青龙”、“猛虎”和“白马”三支部队前去参战。在朴正熙的如意算盘中,出兵越南不仅能挣到巨额外汇,还能磨练军官和士兵的战斗经验。于是,不断有军官和士兵被派往越南战场接受战火的洗礼,全斗焕也不例外。1970年末,全斗焕被任命为大名鼎鼎的第9步兵师“白马部队”第29团团长。实际上,全斗焕在越南战场上表现的还算不错,在他的指挥下,“白马部队”未尝败绩,附近的越共游击队也几乎被全部肃清。因此,在1971年回国时,他已经获得了三枚勋章,一时间风头无两。

越南战场上的“白马部队”
不过,在赫赫战功的背后,全斗焕也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此前他在国内的工作岗位大多都设施齐全,离城市很近,并没有吃太多的苦,因此他并不适应越南战场艰苦的环境。“白马部队”的驻地地处偏僻,有时士兵们的饮用水都无法供应。然而,在普通士兵喝不上水时,全斗焕却偷偷的在营地里洗澡,惹得下级十分不满。此外,在前线激烈交战时,他还悠哉悠哉的打网球。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全斗焕还从军火商那里购买了许多武器,然后宣称这些是在战场上缴获的,以此冒功。为此,上级坚决反对给他颁发勋章,甚至还拒绝将他晋升。为此,全斗焕在回国后,尽管升任为第一空降旅旅长,并没有被提拔为准将,这在韩国军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在朴正熙的庇护下,全斗焕的升迁之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挠。1973年,全斗焕升任准将,成功了实现了“同级生中第一个当上将军”的梦想。据说,为了表示祝贺,朴正熙总统还送给他一辆高档汽车,以及数额不小的现金,朴正熙对全斗焕的器重可见一斑。
可是,就在全斗焕顺风顺水的不断升迁时,他却突然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此前首都警卫司令官尹必镛因为资历最老、军衔最高,担任“一心会”领导。随着“一心会”的势力逐渐壮大,他也开始变得膨胀起来,甚至在酒席上对韩国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说:“朴正熙总统已经老了,你得考虑接班了。”尽管这句话很可能只是无心之语,但很明显朴正熙不这么认为。在打探到尹必镛所说的这句话后,朴正熙勃然大怒,认为尹必镛是有意谋反,便命令保安司令部彻查此事。于是,在1973年4月,尹必镛、全斗焕及其他“一心会”成员突然被以“涉嫌策划政变”的罪名逮捕,关押在保安司令部中。
对全斗焕来说,被捕后的日子并不好受,国军保安司令部甚至想对他刑讯逼供,让他承认那些网罗出来的罪行。幸运的是,此时青瓦台警卫室长朴钟圭强烈建议朴正熙放全斗焕一马,全斗焕和一心会的少数成员就这样躲过了刑讯人员的折磨,不久之后便被无罪释放。可是,尹必镛及其他“一心会”上层成员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尽管早已得知他们并没有策划政变,但朴正熙认为,在不知不觉之间“一心会”的势力已经过于强大,必须要敲打一下了。于是,在军事法庭上,尹必镛被判处死刑,其他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当然,不久之后尹必镛的死刑就被取消,其他人也被释放出狱,但“尹必镛事件”仍然是对“一心会”很大的打击。在此之后,失去了主心骨的“一心会”停止了一切活动,近乎销声匿迹。
受审的尹必镛及其他“一心会”成员
随着“一心会”的失势,全斗焕也跌到了人生的低谷,似乎即将就此淡出军队。幸运的是,好运气再度眷顾了他。1974年8月15日,韩国第29个光复节那天,朴正熙遭到在日朝鲜人文世光的枪击,第一夫人陆英修不幸遇难。在“文世光事件”后,车智澈接任了青瓦台警卫室长的职务,随即便对青瓦台警卫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车智澈很快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得力干将。于是,在1976年,他找到了失势的全斗焕和卢泰愚,把他们再度拉到了舞台中央。全斗焕被任命为青瓦台警卫室作战次长补,卢泰愚则被任命为行政次长补。有意思的是,由于车智澈独断专行,权欲熏心,全斗焕对车智澈这个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的恩人并不十分感激,在之后更是对他百般猜疑。

朴正熙、车智澈和全斗焕等人的合影

在当上青瓦台警卫室作战次长补后,全斗焕再度博得了朴正熙总统的宠爱,回到了升迁的高速路上。1978年,全斗焕被任命为第一步兵师师长。第一步兵师绰号“前进部队”,是韩国陆军的一支王牌部队,是朝韩边境上的第一线部队。全斗焕是特种作战部队出身,并且服役过程中身负污点,正常来说不会成为该师师长,这无疑体现了朴正熙对他的偏爱。尽管全斗焕仅仅担任了不到一年的师长,但他成功发现了朝鲜方面挖掘的、延伸到三八线以南的第三条隧道,因此也算是立功一件,让朴正熙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1979年3月5日,全斗焕升任保安司令官,从此成功跻身韩国军队的中心位置。保安司令部诞生时只负责军队中的安保工作,在朴正熙政权末期也越来越积极的介入到国内民间事务之中。就在全斗焕上任不久后,国内局势就开始摇摇欲坠,一系列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了。在“釜马民主抗争”爆发时,全斗焕就鼓吹要对抗议者进行强力镇压,与朴正熙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谁也预料不到的是,很快宫井洞传来的几声枪响将会永远的改变全斗焕和整个韩国的命运。
二:一飞冲天的起点
一飞冲天的起点
实际上,全斗焕是最早得知朴正熙死讯的极少数人之一。在1979年10月26日深夜,全斗焕在青瓦台警卫室工作的弟弟突然告诉他,有大事发生。于是,全斗焕通过电话,找到了国军汉城地区医院院长,确认朴正熙已经身亡。他万万没有想到,无比爱戴的朴正熙总统居然会突然被人枪击身亡,不禁悲痛万分。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凶手,给朴正熙报仇。

全斗焕的弟弟全敬焕,当时他凭借着全斗焕的人脉,成功在青瓦台警卫室混了一官半职

于是,全斗焕动身前往国防部。在那里,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上将刚刚得知,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就是杀害朴正熙的凶手。郑升和见到全斗焕,当机立断,让他逮捕并审讯金载圭。郑升和还和全斗焕约定,在宣布戒严后立刻任命他为联合搜查本部部长,全权负责调查“朴正熙刺杀案”。全斗焕派人去找金载圭,假称“郑升和总长有急事要见你”,把他骗上了汽车,拉到了保安司令部。

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上将
在金载圭被逮捕后,崔圭夏总理依照宪法被推举为临时总统,随即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任命郑升和为戒严司令官。郑升和也如约将全斗焕任命为联合搜查本部部长,全权负责调查“朴正熙刺杀案”。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全斗焕的这一任命,将会成为他未来一飞冲天的起点。
而在保安司令部里,对金载圭的审讯也立即开始了。起初金载圭还负隅顽抗,拒不供述。但在严刑拷打下,他很快便没有了威风,老老实实的供述起了自己的罪行。有意思的是,金载圭在升任中央情报部长前,也当过保安司令官,他被关押审讯的地点西冰库分部,正是在他任上修建起来的。西冰库分部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的用酷刑招待民间与军中的异己分子,折磨人的花样层出不穷。而现在创始人金载圭却亲自“享受”到了西冰库分部的“特殊服务”,可谓是自作自受,讽刺无比了。

保安司令部西冰库分部
很快,全斗焕便拿到了金载圭的供词,感到十分惊讶。在全斗焕的想象中,金载圭作为中央情报部长,在刺杀朴正熙前肯定早已做好了无比周密的计划,在军队和政府中找到了支持者,甚至可能获得了美国方面的支持。可现实却是金载圭刺杀朴正熙完全是临时起意,既没有军队中的内应,对善后事宜也没有认真计划。正是金载圭的鲁莽与缺乏计划,他才不可避免的落得了失败的下场。
随着次日的朝阳升起,国民陆续得知了朴正熙总统的死讯,整个韩国也不由得为之所震动。爱戴也好,仇恨也罢,统治了十八年的朴正熙已经永远的离韩国而去了,但韩国并不会就此迎来和平与稳定。尽管就个人而言,全斗焕为朴正熙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但他的个人情感并没有干扰到他的工作。10月27日一早,全斗焕在仔细研究《戒严法》后,发现联合搜查本部有权指挥韩国一切情治系统,便立刻叫来了检察院、治安本部和中央情报部的高官,要求他们无条件协助自己的一切调查,还要他们每天早晚都要亲自给他汇报。由于全斗焕是联合搜查本部部长,这些往日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们不得不向他低下了头,完全听命于他。这样一来,全斗焕不仅仅手握自己的保安司令部,还完全控制了中央情报部、检察院和警察,掌控了韩国所有的情治系统。朴正熙后期苦心经营的中央情报部、保安司令部及青瓦台警卫室相互制衡的体系彻底崩坏了,全斗焕和保安司令部一家独大的恶果即将体现。
不过,眼下来看全斗焕和保安司令部的确效率颇高。朴正熙遇难的两天后,即10月28日,全斗焕便召开记者发布会,介绍“朴正熙刺杀案”的案情。这场记者发布会全程现场直播,大部分韩国国民都是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神秘的保安司令官。在无数聚光灯面前,全斗焕镇定自若,平淡又毫无感情的详细讲述了金载圭是怎样把朴正熙总统残忍杀害的,因此给国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从此步入了公众的视线之中。

全斗焕公布调查结果
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金载圭逐渐招供出越来越多的信息。全斗焕这才知道,金载圭在行凶前,就把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此外,全斗焕的上司,戒严司令官郑升和竟然在案发时也在宫井洞,还在案发后与金载圭乘坐同一辆车前往陆军本部。听到了这惊人的供述后,全斗焕不禁陷入了沉思:郑升和到底在金载圭的计划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他是金载圭的同伙,那为什么会命令自己逮捕金载圭?不过,郑升和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不方便直接进行调查。于是,全斗焕便决定先只逮捕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但悄悄的继续调查郑升和。
在被捕后,老实巴交的金桂元很快就如实招来。实际上,金桂元还是相当冤枉的。尽管在晚宴开始前,金载圭确实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金桂元,但由于金载圭语焉不详,金桂元以为他说的只是气话,并没有太过当真。在金载圭行刺后,金桂元也并没有怎么帮助金载圭,最后也正是他把金载圭是凶手的真相公之于众。但一心为朴正熙报仇的全斗焕可顾不了这么。从他的角度看,金桂元没有被金载圭一同击毙,就证明了他也有责任,是金载圭的同谋。于是,全斗焕计划给他安上“内乱协助罪”的帽子,把他和金载圭一同处死。

在“朴正熙刺杀案”案发时,金桂元担任总统秘书室长
除了逮捕金桂元外,全斗焕还对金载圭的中央情报部进行了大清洗。全斗焕不光是逮捕了那些与“朴正熙刺杀案”有关的人员,还强行抓走了一大批与该案毫无关联的官员。诚然,韩国中央情报部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大力镇压国内的知识分子与进步人士,被捕的那些官员难称完全无辜,但全斗焕的行为不过是在假公济私,借着给中央情报部大清洗的功夫,让自己的保安司令部一家独大。全斗焕肆意妄为的行为自然招致政府与军队内许多人的不满,可他毕竟是联合搜查本部部长,没人敢大声的发表异议。
不过,海外的媒体却敏锐的捕捉到了全斗焕的异动。11月1日,日本报纸《每日新闻》刊登社论,非常正确的指出全斗焕作为保安司令官和联合搜查本部部长,已经把持住了所有的情治系统,并且他军校的同期同学也都担任了前线部队指挥官,所以全斗焕已经掌握了韩国的实权。事后来看,《每日新闻》的预言可谓是一语中的,已经幕后掌握了实权的全斗焕肯定不会满足于此,他即将在早已混乱不堪的韩国国内掀起更大的波涛。

《每日新闻》的社论
野心悄悄升起
11月6日,全斗焕再度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公布“朴正熙刺杀案”中期调查结果。在无数镜头前,全斗焕宣布金载圭是单独作案,与军队没有任何关联。有意思的是,全斗焕还宣布,正是郑升和在案发后的及时行动,才让金载圭的企图彻底落空。
实际上,在10月26日晚,郑升和的确受到金载圭的邀请,来到案发地点宫井洞,但他完全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金载圭的计划。在得知金载圭才是凶手后,郑升和也是第一时间命令全斗焕将他逮捕。经过长期的调查,全斗焕早就掌握了这些事实经过,十分清楚郑升和非常清白,并没有任何嫌疑。
不过,全斗焕却从其中看到了机会。在他看来,现在的局势与“五一六军事政变”前的局势如出一辙:政界腐败透顶;崔圭夏像张勉一样犹豫不决,不能领导国家;而自己像朴正熙一样,在军队中拥有极其强大的人脉关系。发动军事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声称郑升和涉嫌参与“朴正熙刺杀案”,需要进行调查,自己就能名正言顺的发动军事政变,把郑升和从戒严司令官的位置上赶下去。就这样,嗅到机会的全斗焕悄悄的开始联络已经潜入地下,许久没有活动的“一心会”,暗自策划复制朴正熙的“五一六军事政变”。
实际上,全斗焕的军事政变要想成功,就必须要获得卢泰愚的支持。卢泰愚是全斗焕的同期同学,两人患难与共,关系十分紧密。他此前也担任过“一心会”会长,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另外,“一心会”成员大多在军中的特种作战或情报单位任职,没有一线作战的经验,但卢泰愚却是个例外,他一直负责指挥前线部队,还有过越南战争的作战经历,现在是大名鼎鼎的韩国第九步兵师“白马部队”的师长,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卢泰愚在与全斗焕多次电话交流后,认为军事政变确实可行,两人便开始联络“一心会”的其他成员,几十名军官悄悄的聚在一起,讨论怎样进行军事政变。

全斗焕的好友卢泰愚,日后他也将成为韩国总统
在全斗焕暗自策划军事政变的同时,韩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激烈的变动。朴正熙逝世后,崔圭夏总理根据宪法规定,当上了临时总统。起初人们都以为他不会转正,最后肯定要让位给“三金”之一。可他却在内阁成员的支持下,准备当选为正式总统。这样一来,本来准备作壁上观的民主主义者坐不住了,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崔圭夏尽快实行民主化。不久之后,这些人便准备集结起来,用行动阻止崔圭夏的总统大选。不过,此时由于已经实行戒严,他们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于是便想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好主意。
11月24日,一百多名知识分子与反对党政治家齐聚汉城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简称YWCA)教堂,在那里举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在所有人陆续到场后,新郎走上了台,却不见新娘的身影。原来这是一场假婚礼,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开当局的视线举行集会,这就是著名的“YWCA假婚礼事件”。不过,据当事人回忆,在人们入场时,一个军人不请自来的站在了门口,但没有引起注意。“婚礼”开始后,新郎大声宣读起了“国民宣言”,要求崔圭夏停止参选总统、立刻制订民主宪法,解散维新体制。现场立刻掌声雷动,人们也齐声高喊“打倒维新体制”、“反对崔圭夏参选总统”、“立刻进行民主选举”。
可就在此时,警察和保安司令部的士兵突然破门而入,把所有参会人员全部抓走,关押在附近的警察局里。到了晚上,全斗焕突然派出士兵,把许多民主人士带到了西冰库分部。实际上,全斗焕凭借掌控韩国所有情治系统的优势,早早的打探到了民主主义者的动向,设下圈套把他们一网打尽。有资料称,YWCA教堂外的那名军人就是全斗焕派去监视这场活动的。正因如此,警察和保安司令部的士兵才会这么迅速的赶到现场。在西冰库分部里,除了少数年事已高的老人外,保安司令部对被捕的民主人士毫不留情的严刑拷打,试图给他们网罗各种罪名。
在“YWCA事件”后,戒严司令官郑升和敏锐的察觉到了涌动在表面之下的暗流。郑升和十分厌恶军人干政,他曾在多次会议上提到:“韩国军队再也不能出现朴正熙那样的军人了。”实际上,此前全斗焕要求情治系统直接向他本人汇报,而不经过戒严司令部,就引起了郑升和的怀疑。他立刻叫来了全斗焕,严厉的斥责了他的行为,告诫他“你是军人,不是政治家”。另外,全斗焕在调查“朴正熙刺杀案”时,从金载圭那里搜出了九亿多韩元。这在可是一笔巨款,当时白领的平均工资不过是10万韩元。拿到这笔钱后,全斗焕并没有上交国家,而是给了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六亿韩元,然后又给了国防部长卢载铉五千万韩元贿赂。本来他还想给郑升和两亿韩元,但郑升和不仅没有接受贿赂,还为他的出格行为感到十分愤怒。

国防部长卢载铉
看到全斗焕肆无忌惮的插手国内事务,郑升和感到必须采取行动了。于是,他和国防部长卢载铉商量,要撤销全斗焕保安司令官和联合搜查本部部长的职务,让他担任东海岸警卫队司令官这一闲职,远离权力中心。不过,此时卢载铉还在为全斗焕给他的五千万韩元贿赂而沾沾自喜,就否决了郑升和的提议。不幸的是,全斗焕凭借着“一心会”的关系网,很快就得知了郑升和与国防部长卢载铉密谈的内容。全斗焕担心郑升和早晚会把他调离重要岗位,于是开足马力,密谋发动军事政变。
实际上,此时韩国政局也正在朝向不利于全斗焕的方向发展。1979年12月6日,崔圭夏在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总统选举中,成功当选韩国第十届总统。崔圭夏承诺在任期内修改宪法,实现民主选举与和平的政权交接。在当选总统后第二天,他就开始推行“解冻政策”,正式解除了“总统紧急措施”九号令。这样一来,此前反对崔圭夏的声音逐渐平静下来。在崔圭夏的计划中,他将在12月13日组建申铉碻为总理的新内阁,并在21日正式就职总统。从8月的“YH事件”开始就一直混乱不堪的韩国局势似乎就要稳定下来,长达7年的黑暗反动的“维新体制”即将迎来终结,美好的未来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了。然而,全斗焕即将发动的军事政变将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总统选举
三:意外百出的军事政变
全斗焕在听说了郑升和准备将他撤换后,连忙召集“一心会”成员,制定军事政变的最终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全斗焕等人最终敲定了政变的具体日期:12月12日。根据全斗焕本人的说法,他很喜欢在12月12日这样的月份与日期相同的日子发动行动,因为他相信这种日子会给他带来好运。不过,更合理的解释是,在12月13日崔圭夏政府就要正式组阁,随后会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更。如果政变拖到12月13日之后,全斗焕很可能会被解职,那样的话他就再也没有翻身的希望了。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2月12日,韩国历史上的又一场军事政变开始了。下午五点半,全斗焕前往总理官邸,以“郑升和涉嫌参与朴正熙刺杀案”为由,要求崔圭夏总统签署命令,将他逮捕。与此同时,保安司令部的士兵悄悄包围了郑升和的住处。为了防止担任要职的将军反对军事政变,全斗焕早早就邀请他们(首都警备司令官张泰玩少将、陆军特战司令官郑柄宙少将和陆军本部宪兵监金晋基准将)前往高级餐厅吃饭,以此调虎离山。这个政变计划看似十分完美,但意外即将接踵而至。
在总理官邸里的全斗焕首先遇到了麻烦。崔圭夏总统的态度十分坚决,要求必须首先取得国防部长的同意,自己才会批准逮捕郑升和。双方僵持了一个半小时,全斗焕也丝毫没能说服崔圭夏总统。另一方面,郑升和那里也发生了意外。全斗焕部下假称得到总统批准,要求郑升和配合调查,可他并没有上当,双方立刻发生了交火,局势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起来。很快,负责保卫郑升和的海军陆战队赶到了现场,成功压制住了保安司令部的士兵,还重新夺回了郑升和官邸。然而,这时全斗焕的部下已经强行把郑升和押上了汽车,扬长而去了。
郑升和的邻居国防部长卢载铉也听到了枪声,以为这是潜入的朝鲜突击队发动了袭击。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刻前往指挥部,也不是通过电话通知军队,而是带着自己的家人自顾自的逃跑了。这样一来,反政变方由于联系不到他,很难及时调动部队镇压政变,直接酿就了日后的恶果。不过,讽刺的是,卢载铉的出逃也会给政变的全斗焕一方造成同样大的麻烦。
郑升和遭到绑架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张泰玩等人的酒席上。几位将军立刻结束了酒席,赶回了自己的部队。总理官邸由宪兵负责保卫,而指挥官金晋基准将得知是全斗焕在背后策划了这一切,便果断下达逮捕命令。然而,此时全斗焕已经得到“一心会”的通风报信,提前一步溜出了总理府。反政变方错失了挫败军事政变的良机。随后,“一心会”立刻派出青瓦台警备力量,强行包围了总理官邸,将宪兵解除了武装,切断了电话线,彻底控制了崔圭夏总统。
在回到指挥部后,全斗焕马上和“一心会”成员开会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实际上,这时候他们可以选择直接推翻崔圭夏总统。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场军事政变将震惊国内外,很难获得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和全斗焕等人架空崔圭夏,自己在幕后掌握实权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一方面“一心会”成员准备让麾下的部队向汉城进军,一方面全斗焕挑选了几名心腹,准备再去一趟总理府,试图凭借人数优势,逼得崔圭夏乖乖就范。
在另一边,反政变方发现自己的处境也极其尴尬。首先,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能够掌握全局的领导。这时崔圭夏总统已经被全斗焕的叛军团团包围,根本联系不上,国防部长卢载铉也完全不知去处,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也被“一心会”强行绑架,反政变方只能各自为战。更要命的一点是,反政变方的主力,首都警备司令官张泰玩和陆军特战司令官郑柄宙都不约而同的发现,手下的军官不是玩起了失踪,就是已经加入了全斗焕的叛军,自己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但还是尽最大努力组织反击。

首都警备司令官张泰玩少将,他是反政变方的主力
全斗焕把景福宫附近的第30警备团作为政变的指挥部,这支部队隶属于首都警备司令部,应当听从张泰玩的指挥。于是,张泰玩直接给那里打了个电话,要求立刻释放郑升和,最后冲电话那头大喊:“你们这些叛匪给我老实呆着,看我派坦克来把你们一个个都送上天!”说罢,张泰玩便调集坦克部队。很快,景福宫四周就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此时全斗焕刚刚率领几名心腹,再次前往总理官邸,剩下的党羽束手无策,只能静待自己死期的到来。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一心会”中的一个年轻成员金振永毅然站了出来。张泰玩调集的坦克部队,正是直接隶属于他。他冒着生命危险,拦在了坦克前面,阻挠他们前进。幸运的是,他的部下不忍碾压长官,最终还是调转车头,撤回了驻地。“12.12政变”中最惊险的一幕就这样不流血的结束了。
然而,在总理官邸里,全斗焕再度碰壁。崔圭夏总统态度十分坚决,无论全斗焕怎么说都拒绝批准逮捕令,双方一连僵持了几个小时,最终只能悻悻而归。既然崔圭夏总统这边的“合法”途径不可能实现,全斗焕便命令汉城附近的忠于自己的三支空降部队全部出动,分头进攻陆军本部、国防部和特战司令部。这一夜的军事政变即将迎来高潮。
实际上,空降部队都隶属于特战司令部。郑柄宙司令官得知自己的部队叛变后,仍然死守自己的岗位,副官金五郎也誓死保卫自己的长官。不过,在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叛军面前,金五郎很快便被射杀,郑柄宙也受伤被俘。悲剧的是,指挥叛军士兵的朴琮圭和金五郎在同一幢公寓里长大,情同手足,但他们却把枪口对准了彼此,这无疑是两人最大的悲哀。而特战司令官郑柄宙在全斗焕掌权后被迫退役,但一直致力于揭开“12.12军事政变”的真相。可是,他却在1988年失踪,在失踪半年后才被发现吊死在了一座小山上。根据当事人的回忆,郑柄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义不允许他自杀。因此,人们一直怀疑是当时的卢泰愚政府为了防止他讲出“12.12军事政变”的真相,而将他残忍杀害。

特战司令官郑柄宙少将,他的遭遇让人感到唏嘘不已
在特战司令部被占领后,忠于政府的第九空降旅尽管已经联系不上自己的长官,但还是决心出动平叛。如果一切顺利,它将比政变部队更快的到达汉城。军事政变的局势似乎再一次逆转了,反政变方最后的镇压叛乱的机会来临了。全斗焕得知第九空降旅的动向后,发现情况不对,便给反政变方打了个电话,承诺自己将撤回空降部队,要求对方也同样撤回。
实际上,电话那头的反政变方对局势同样十分苦恼。与孤注一掷,毫无顾忌的“一心会”不同,反政变方不仅仅要想法设法平定军事政变,还要时刻提防着来自北方邻居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大举入侵。于是,反政变方一口答应了这个“君子协定”,果真撤回了第九空降旅。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全斗焕根本没有遵守诺言的打算。反政变方最后的镇压军事政变的机会,就这样永远消失了。随后,事态开始急转直下。叛军部队并没有遵守“君子协定”,大摇大摆的向汉城继续进军。而通往汉城的必经之路,汉江上的幸州大桥也被他们迅速占领,通往汉城的大门已经完全洞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全斗焕了。
幸州大桥在一年前才刚刚开通,朴正熙还出席了建成仪式
不过,此时反政变方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丝反败为胜的希望。此前,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的国防部长卢载铉最终还是来到了陆军本部。在短暂的交流后,他决定前往美军那里搬救兵。实际上,美军在政变刚刚开始时,就察觉到了全斗焕等人的异动,随后更是为他们随意调动前线部队感到愤怒不已。然而,与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时,美军积极干预的态度不同,这次美国人对于调动前线部队镇压叛乱的请求却十分消极:一方面是因为美军已经有了上次“五一六军事政变”的教训,不愿再插手混乱的韩国政局;另一方面是美军与反政变方军官有着相同的顾忌,他们担心调集重兵清剿叛军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届时朝鲜方面很可能趁机大举入侵。于是,美军将领在权衡利弊后,仅仅给予了卢载铉道义上的支持。卢载铉只得回到自己的国防部,在那里迎接自己的最终结局。
12月13日凌晨一点半,叛军开始进攻陆军本部,短暂交火后便顺利攻占了那里;凌晨两点四十,叛军又开始进攻国防部,尽管这里的守军抵抗了一会儿,但还是被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空降部队压垮了,国防部长卢载铉也被叛军俘虏。既然抓住了国防部长,全斗焕的目的可谓是完全达到了。

国防部长卢载铉
可是,反政变方的力量并没有被完全摧毁。此前反政变方已经转移到了更加偏远的首都警备司令部,而首都警备司令官张泰玩在这样绝望的情况下,仍然希望做最后一搏。于是,他来到了坦克部队的驻地,准备亲自指挥坦克进城平叛。然而,这时“一心会”甚至都渗透到了这里,坦克的无线电里不断传着“对张泰玩一定击毙”的命令。张泰玩明白,自己无论怎么抵抗都已经无力回天,只能放弃了计划。没过多久,全斗焕又策反了首都警备司令部的宪兵部队,把反政变方将领全部逮捕。
在被捕后,国防部长卢载铉被迫在郑升和的逮捕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全斗焕便挟持着他来到了总理官邸,让他来劝说崔圭夏总统。最终,在12月13日凌晨5点10分,崔圭夏签字批准了逮捕令,全斗焕的“12.12军事政变”获得了完全胜利,韩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不过,尽管此时全斗焕的军事政变已经成功,但交火却还没有停止。在“12.12军事政变”的起点,戒严司令官郑升和的官邸的交火持续了一夜。由于现场十分混乱,与上级的通讯又极不通畅,保安司令部的士兵、海军陆战队、警察、宪兵和首都警备司令部的士兵根本不知道谁才是友军,谁又是敌军,只能各自为战,打作一团。一直到凌晨五点半,国防部才最终下达了全体停火的命令。这些早已筋疲力尽的士兵们总算可以休息了。
“12.12军事政变”就这样结束了,全斗焕和“一心会”成员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一来,全斗焕可谓是牢牢握住了“枪杆子”,彻底架空了政府,掌握了韩国的一切权力。在“12.12军事政变”后,全斗焕让本就混乱不堪的韩国政局彻底处于迷雾之中,而他还将通过狡诈的手段,一步步的登上总统的宝座。
四:虚假的“汉城之春”
实际上,一直到全斗焕政权末期,韩国国民都还不清楚1979年12月12日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即使作为“12.12军事政变”的间接经历者,汉城的市民们在看到被封锁的汉江大桥,街头巷尾荷枪实弹的士兵,听了一夜的枪声与坦克的轰鸣声后,也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能忐忑不安的暗自猜测可能有什么大事已经发生了。

12月12日夜,实行交通管制的汉江大桥,市民们焦急的等待回家

市民们的猜想很快就得到了部分证实。12月13日上午十点半,国防部长卢载铉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郑升和因涉嫌参与“朴正熙刺杀案”,已被解职并被逮捕。这条简短的宣言无疑让民众们感到更加困惑。毕竟不久之前,负责调查“朴正熙刺杀案”的全斗焕还信誓旦旦的说,郑升和并没有嫌疑,现在为什么会突然改口呢?如果只是逮捕郑升和,那晚上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呢?韩国上下不禁人心惶惶,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到处流传,谁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国防部长卢载铉发布记者会

12月13日的《东亚日报》

与此同时,韩国军队中也进行了极大规模的人事变更。在军事政变成功后,全斗焕将反政变方的军官要么逮捕,要么强行退役。而空出来的这些重要岗位自然就落到了“一心会”成员身上。因此,“一心会”后来也被称作“新军部”。
不过,尽管全斗焕已经掌握了韩国的实权,架空了崔圭夏政府,但他认为现在还不到自己直接当总统的时候,仍然需要静待时机。一方面,因为这时韩国上下早已形成“不能再来一场军事政变”的共识,如果全斗焕轻举妄动,无疑会招致民愤。另一方面,美国对全斗焕的肆意妄为大为恼火,认为他的行为不是能容忍的。实际上,美国在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大使就会见了全斗焕,警告说军队内部的分裂很可能导致朝鲜入侵。驻韩美军司令更是拒绝接见全斗焕,警告他不事先通知就随意调动一线部队是绝对不行的。为了让美国人安心,全斗焕不断保证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仍然支持崔圭夏政府,并且自己“将会在扫清腐败后重返军营。”因此,全斗焕继续躲在幕后,谨慎行事。
在外人看来,当时韩国政坛似乎一切都在正常运转:12月14日,以申铉碻为总理的新内阁完成组阁;21日,崔圭夏按照原定计划,正式宣誓就职总统。另外,一个月前的“YWCA事件”做出了最终宣判,被逮捕的民主主义者被判处轻微刑罚,草草了解了此案。

12月21日,崔圭夏正式就任总统,但他的总统之位注定有名无实

在“12.12军事政变”的余波逐渐沉寂后,全斗焕的黑手悄悄伸向了政界。为了确保没有人会反对他掌权,“新军部”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许多政治家,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在与政治家广泛接触的同时,全斗焕也在私底下不断宣扬“三金不可掌权论”。他大言不惭的告诉身边的人“金钟泌有污点而且轻率;金泳三还年轻,能力不足;金大中在思想上根本没法相信他。”实际上,人们都认为崔圭夏不过是一个过渡性人物,相信“三金”(金钟泌、金泳三和金大中)之一将会成为下一任总统。而全斗焕却不断宣扬“三金不可掌权”,这无疑暴露了他的野心。
1980年2月29日,崔圭夏总统宣布恢复金大中等687人的自由。这些人来自社会各界,有大学生、教授、牧师和国会议员,都是因为反对朴正熙的独裁统治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崔圭夏的“解冻措施”无疑让韩国迎来了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在反对朴正熙的民众看来,独裁专制的“维新体制”总算走向了尽头。而在那些西方媒体看来,韩国的民主化可能就要到来,“汉城之春”正式开始了。 
“汉城之春”的暖风首先吹进了韩国的工厂与校园之中。在朴正熙时代,政府就不断的忽视工人们的诉求,对他们的抗争一味的进行打压。现在,全国的工人们纷纷组建了民主工会,与资方进行斗争。1980年1-4月就发生劳资纠纷达719件,比1979年全年的还要多7倍。由于政府仍然选择袒护资方,许多地区的工人斗争甚至发展成大规模的罢工和暴动。而在校园里,学生们受到“汉城之春”的鼓舞,纷纷组建起了独立的学生会,争取校园民主化。工人们与学生们的抗争轰轰烈烈,势不可挡。

1980年4月爆发的“舍北事件”,矿工们不满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进行了暴力抗争
然而,与工人与学生的积极抗争不同,韩国韩国政界却是混乱不堪,最有影响力的“三金”内部矛盾重重。在金大中重获自由后,为了争夺新民党的控制权,他与同属于民主主义阵营的金泳三同室操戈,斗争十分激烈。由于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妥协,新民党处于分裂的边缘。而代表保守主义的金钟泌也是麻烦不断。在朴正熙去世后,金钟泌便当上了执政党民主共和党的总裁。但是,由于有着“维新政友会”的存在,民主共和党的执政党身份有名无实,成员离心离德。加上党内部分激进成员不断鼓吹要进行“整风运动”,民主共和党内乌烟瘴气,随时可能分崩离析。就这样,“三金”都忙着进行内斗,根本无暇顾及全斗焕的野心。

金大中与金泳三的内斗
在看到政界的混乱与内斗后,全斗焕不禁暗自窃喜,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局势。于是,他悄悄制定了“K行动计划”。在这项歹毒的计划里,全斗焕通过秘密控制媒体界,让他们全力报道工人和学生的“寻衅滋事”、政客之间的相互攻击,以期在社会中制造混乱,自己浑水摸鱼。另外,他也要求报纸把他塑造成“忠实的士兵”、“拥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包容性”、“民主主义的坚定信徒”,希望借此提升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1980年4月14日下午,韩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崔圭夏总统今天任命保安司令官全斗焕,为空缺中的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这条简短的消息却在韩国上下造成了空前的影响。尽管并不知道内情,但民众都或多或少发觉全斗焕已经悄悄掌握了实权。现在,他公然从幕后走向前台,民众们不禁担忧他将会把韩国带向何方。而一直密切关注韩国局势的日本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全斗焕已经铺好了总统之路,局势不容乐观。而韩国的学生们对全斗焕走向台前的消息最为愤怒。此前,韩国的学生们就为抵制强制军训,而与“新军部”针锋相对。而在全斗焕兼任中央情报部长后,学生们的诉求就从“校园民主化”转向为了“全斗焕下台”。到了五月初,不断有学生选择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举行抗议示威。他们的抗争很快得到了全国广大学生的一致赞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高喊着“全斗焕下台”的口号,局势愈演愈烈,即将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

1980年4月14日,全斗焕兼任中央情报部长,这在韩国上下引发了轩然大波
实际上,全斗焕这时必须要尽快行动。此前韩国政界已经达成共识,要在5月20日之前解除戒严,召开国会。到那时,韩国政治就要恢复正常,全斗焕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干预政治了。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中,全斗焕看到了机会。只要学生们的游行示威规模能够继续扩大,让社会局势更加动荡,这样自己就能堂而皇之的延长戒严令。全斗焕也与自己的心腹秘密制定了《时局处理方案》,准备在时机成熟时接管崔圭夏政府。
于是,他便一方面悄悄的对警察的镇压行动进行限制,撤掉了校园门口的防线,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走上街头,放任示威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全斗焕打出了屡试不爽的“朝鲜牌”,让媒体大肆渲染来自北方的威胁,甚至预言“朝鲜即将在5月中旬大举入侵韩国”。在全斗焕的如意算盘中,尽管学生们的游行规模会越来越大,但市民们会因惧怕朝鲜的入侵而不支持学生们的活动,甚至希望政治强人能够直接出马恢复秩序。这样的话,全斗焕就能名正言顺的出马,并最终登上总统的宝座。
不过,这个精心布置的诡计仍有着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美国政府会是什么态度。在“12.12军事政变”后,全斗焕与美国的交涉并不顺利。在朴正熙长达十八年的专制统治后,美国人深感韩国必须要进行民主化,因此对全斗焕完全没有一点好感。据说,美国甚至还制定了刺杀全斗焕的计划。幸运的是,全斗焕最终还是逃过一劫。此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1979年初,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11月4日美国大使馆被占领,所有美国工作人员都被扣为人质;几乎同一时间,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迅速推翻了阿明政府,却旋即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之中。这两件事震惊了整个世界,美国政府为此忙的焦头烂额,惧怕贸然介入韩国局势会引来更多的麻烦。因此,尽管美国政府早已看清全斗焕的歹毒计划,最终还是选择袖手旁观,对全斗焕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了。

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

1979年12月24日,苏军悍然入侵阿富汗,很快便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

1980年5月15日,游行示威达到了高潮。十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汉城街头举着太极旗和标语,高喊“全斗焕滚出去”、“崔圭夏下台”、“保障言论自由”的口号。他们突破了警察的封锁线,面前就是权力中枢中央厅和青瓦台了。如果汉城的市民们也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局势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时学生们却选择了退缩。全斗焕的宣传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市民们都惧怕来自朝鲜的入侵,不仅没有支援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反而认为他们不识大体。而政界中最为活跃的“三金”也轻信了“新军部”的鬼话,认为学生们为了国家安全,需要暂时克制自己的行动。在如此一致的社会舆论面前,学生们最终还是动摇了。5月15日深夜至次日凌晨,经过激烈的辩论,各个大学选择了停止示威,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决定被称为“汉城火车站回军”。

5月15日,汉城街头的游行示威达到了高潮

就这样,在5月16日早上,大学生们要么返回了校园正常上课,要么踏上了回乡的火车,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戛然而止,汉城的街头重回往日的令人窒息般的宁静。下午,警察突然一改往日的作风,选择主动出击,将少数准备继续抗议活动的学生抓走。“新军部”也开始紧锣密鼓的展开行动,准备实行《时局处理方案》。
5月17日中午,全斗焕找到崔圭夏总统,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扩大戒严范围;第二,解散国会,中止实行宪法;第三,成立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起初崔圭夏总统还想拒绝,可是全斗焕却拿出了军队指挥官的联名签字名单,声称全军都支持他的要求,如果不同意的话军队就会自己干。此外,全斗焕还威胁崔圭夏,如果他不乖乖就范,要调查他与“朴正熙刺杀案”的关系。在这样的要挟面前,崔圭夏最后选择了屈服。当天晚上9点,崔圭夏召开了他总统生涯中唯一一次国务会议,讨论是否决定扩大戒严范围。
全斗焕派出军队,把政府机关所在的中央厅一带围了个水泄不通。军队切断了电话线,禁止一切人员出入。会议室外的走廊里,每隔一米就有一名荷枪实弹的军人。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内阁成员最终同意了扩大戒严范围,在5月18日凌晨零点实施全国戒严。就这样,全斗焕成功攫取了全国最高权力。因为这时“12.12军事政变”已经过去了六个月之久,许多人把这段历史成为”历时最长的军事政变”。“汉城之春”如同昙花一现般结束了,而黑暗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就要到来了。
5月18日零时一过,“新军部”立刻发布公告,要求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媒体必须接受检査、大学停课、禁止罢工、禁止捏造和传播谣言。与此同时,全斗焕还派出军警,将金大中、金钟泌等会反对自己统治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连夜逮捕。韩国国民无比惊恐的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却发现自己面对“新军部”时无能为力,只能祈祷屠刀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可是,全斗焕很快便会发现,韩国还是会有勇敢的民众站出来反对军事独裁统治,让他的手上沾满鲜血。
五:血洗光州
当1980年5月18日的黎明到来时,整个韩国几乎都陷入了可悲的万马齐喑之中。昨天晚上,全斗焕强迫崔圭夏政府扩大戒严范围,突然逮捕了金大中、金钟泌等政治家,还派出大量军队布满汉城街头,国民们似乎失去了一切抗争的希望。尽管局势已经这样黯淡,有一个地方的反抗之火却没有熄灭,那里就是光州。
实际上,光州市民们渴望民主化的心情比任何地区都要迫切得多。光州位于韩国西南的全罗道地区,当时是全罗南道的省会。在历史上,朝鲜王国的统治者对全罗道一直十分歧视,甚至规定过全罗道人不得为官。朴正熙时代也把这种地域歧视有意无意的延续了下来,政府上层几乎没有全罗道出身的官员;电视剧和电影里的小偷与强盗几乎都是全罗道口音;而“五年计划”中更是毫不遮掩的忽视甚至压制全罗道的发展。正因如此,全罗道诞生了许多像金大中这样的呼吁民主与平等的政治家,全罗道和光州的民众都盼望着民主化能够早日到来,结束这一不公的现状。
光州市的位置
因此,在“5.17紧急戒严”前,光州的学生们就积极的投身到了游行示威当中。在抗议活动达到高潮的5月15日,光州的街头上聚集了三万多名大学生,规模是除汉城之外最大的。而在其他大学做出“汉城火车站回军”的决定后,光州的学生们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义无反顾的继续与全斗焕进行抗争。因此,光州成为了全斗焕的眼中钉肉中刺。
光州此前的游行示威
5月18日凌晨,“新军部”派出第七空降旅的少量部队前往光州,占领了游行示威最激烈的全南大学和朝鲜大学。尽管学生的力量与精锐的空降部队不成正比,但他们还是继续坚持抗争。“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开始了。5月18日上午,学生们与士兵们在大学门口爆发了激战,但散兵游勇的学生并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们的对手,屡屡败下阵来。可是,当地的指挥官却将学生们的小规模反抗小题大做,把第七空降旅的剩余部队全部投入光州。
其实在“12.12军事政变”后不久,全斗焕就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全国游行示威活动,开始对空降部队大幅增加“忠情训练”,即专门针对抗议活动的镇压训练。因为空降部队反应速度快、方便调动,而被寄予厚望。“忠情训练”十分艰苦,可空降部队的官兵们却因此形成了“因为有人给社会添乱,我们才这样受苦”的奇怪认知。当他们在5月18日下午抵达光州后,便开始了暴行。
在光州的大街小巷上,士兵们毫无区分的用棍棒和刺刀殴打目光范围内的所有人,丝毫不管他们有没有参加过游行抗议,甚至孕妇、儿童和老人也不例外。空降部队完全没有把光州市民看作人,而是当成猪狗,随意的进行虐待。在打到半死不活后,士兵便强行扒掉他们的衣服,扔上卡车,带到城外的监狱里继续严刑拷打。市民们谴责这些士兵简直“不是国军,而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空降部队的暴行

在不尽其数的受害者中,金敬喆的遭遇最为悲惨。金敬喆是一个聋哑人,但他积极乐观,凭借制鞋的手艺过上了幸福生活。5月18日女儿正好出生一百天,他和朋友吃完饭后正要回家,却遇上了杀红了眼的士兵们。士兵根本不管青红皂白,拿起棍棒和枪托一通乱打。可怜的金敬喆被打的昏迷不醒,直到几个小时后,才被送到医院,最终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金敬喆成为了空降部队暴行的第一个牺牲品,但他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金敬喆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

在空降部队的暴行面前,光州的市民和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彻底激起了他们的怒火。5月19日,数千名民众勇敢的站了出来,高喊着“取消戒严令”、“全斗焕下台”、“释放金大中”的口号,在市中心进行了游行示威。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加残暴的回击,而且第十一空降旅也被派来镇压民众。面对来势汹汹的士兵,市民们在街头垒起了路障,拿起了木棍和石头组织反击。但空降部队还是用野蛮的手段,压垮了他们的抵抗。市民只能像游击战一样,不断转移游行示威的地点。在两天时间里,总共有1213人被镇压部队逮捕。
5月20日早上,光州市民偶然发现了金敬喆被草草掩埋的尸体。他的惨死震惊了整个光州,当天下午,二十万名市民毅然走上街头,在市中心高喊着“救救我的孩子”、“让杀人凶手全斗焕下台”的口号,游行示威。士兵们用催泪弹、棍棒和刺刀进行残酷的镇压,而市民们则用沾水的毛巾捂住口鼻来抵御催泪弹,构筑起了多道防线,还有人负责运送给养。面对团结一心的市民,空降部队无计可施,只好一步步的向后撤退。
5月20日的游行示威
在光州的动荡局势愈演愈烈时,韩国的报纸和广播里却是一片安静祥和。因为严密的信息封锁,新闻界并不知道光州到底发生了什么,少部分消息灵通的记者也被勒令闭嘴。就这样,新闻界全都一片噤声。最让人愤怒的是,光州本地的部分报纸和广播站,非但不报道真相,还助纣为虐、倒打一耙,把上街的市民和学生全部说成是被煽动的“暴徒”,把镇压部队说成是秋毫无犯的“文明之师”。在看到这样颠倒黑白的报道后,光州人民愤怒的占领了光州MBC广播站,将那里付之一炬。
5月20日深夜,随着士兵的不断后撤,市民和学生占领了警察局、消防站和市政府,包围了全罗南道政府和光州火车站。第三空降旅的士兵们最终彻底撕破了脸,向市民开枪了。随着密集的枪声响起,四名市民当场牺牲,还有六人身负重伤。这是“五一八光州民主化事件”中,镇压部队第一次朝群众大规模开枪,但子弹无法逆转他们的颓势。5月21日凌晨时分,第三空降旅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市民们进入了光州火车站。民众给牺牲者的遗体盖上了太极旗,自发的给他们送行。这件事也极大的激化了抗议活动。

市民与士兵的紧张对峙

这时,镇压部队最后的据点就是全罗南道政府,数万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门前的广场上,距离空降部队的最后防线越来越近。在暴力抗争的同时,市民们也与戒严当局展开了谈判。市民们要求全罗南道省长立刻为流血事件道歉,释放被捕的市民和学生,空降部队在正午前撤离光州。尽管无法与军方达成共识,政府还是单方面同意了市民们的要求,用喇叭承诺军队很快就会撤离,呼吁市民们尽快回家,似乎“光州事件”就要这样和平的解决了。
5月21日正午,空降部队仍然没有任何撤离的迹象,广场上的市民们感觉自己被欺骗了,变得越来越愤怒。于是,他们又高喊起了“全斗焕下台”、“取消戒严令”、“空降部队撤离”的口号。下午一点整,光州市民便齐声唱起了国歌,正当唱到“愿我国家万岁”时,空降部队接到了开火的命令,屠杀开始了。在国歌的旋律下,士兵们朝着手无寸铁的群众肆意倾泻着子弹,数十名市民当场中弹身亡,还有不计其数的人身负重伤。霎那间,全罗南道政府前血流成河,国歌声、枪声、惨叫声混作一团,光州简直成为了人间地狱。许多市民和学生不顾自己的安危,勇敢的冲上前去,试图抢救伤者。然而,空降部队却派出了狙击手,封锁了整个街道,将胆敢上前的人直接射杀,残酷无情的让伤者流血而死。

市民们的遗体
空降部队朝市民开火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光州。民众们怎么也想不到,军队竟然会调转枪口,朝他们本应保护的人开枪,甚至还想把市民们赶尽杀绝。为了自卫,绝望的市民们开始搜集武器武装自己,希望抵挡住镇压部队疯狂的屠杀。得益于韩国的全民强制兵役制度,光州的成年男性都有过在军队服役的经历,知道该如何使用武器。市民们的效率很高,仅仅用了几个小时便从警察局和军火库搜集了几千把武器,并组织起了数支民兵部队,有数千人之众。可是,市民们搜集到的武器几乎都是朝鲜战争时期的老旧卡宾枪,弹药也严重匮乏。
不过,城内的镇压部队孤立无援,无法得到补给,戒严当局决定让他们先撤出,重整旗鼓。于是,在5月21日下午四点,空降部队开始陆续放弃阵地,向光州城外撤离。在撤退的路上,他们随意向街上的平民开火,甚至以此为乐,许多与游行示威毫无关系的市民就这样不幸遇难。与此同时,军队开始执行所谓的“光州外廓封锁作战”,完全封锁了光州外围的道路网,还切断了长途电话线,以此断绝光州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5月22日,军队撤离的第二天,光州市民们欢呼着走上街头,庆祝自己的胜利。随着军队一起撤离的还有政府和警察,让光州事实上处在了无政府状态。军方以为,光州肯定会立刻陷入混乱。可事实却证明了他们的大错特错:在大街小巷上,市民自发的将路障和烧毁的汽车移走,把血迹和烧痕打扫干净;在医院里,由于伤员太多,储存的血液严重不足,市民们排着长队给伤员们献血;由于报纸在几天前就被勒令停刊,市民们组织起来印发报纸,刊登光州的新闻。匆匆组织起的民兵并没有解散,而是自发的维护社会秩序,还组织巡逻,提防军队随时可能进行的反攻。民兵组织也得到了光州人民的拥护,街边的饭店免费为他们提供饮食,青年男性女性都踊跃报名加入民兵。就这样,在军队撤离后,迎来自由的光州秩序井然,竟没有发生一起抢劫或盗窃案件。

光州市民的庆祝活动
这时军队一直在和市民们打心理战。军队用直升机空投下了传单,承诺只要放下武器就既往不咎。因此,民兵组织上层开始出现分歧。经过激烈的辩论,主和派最终占据了上风,并开始逐渐收缴武器。市民代表也与军队展开了谈判,要求对戒严部队的过度镇压道歉,释放被捕的市民与学生,禁止进行报复行动,政府对伤者及死者家属进行补偿,广播和报纸进行真实报道,解除对光州的封锁等八项要求。实际上,这些要求都十分合理,但军队的指挥官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市民们的谈判。
尽管在军队撤离之后,光州城内已经不再有流血事件,但城外的杀戮与死亡并没有就此停止。许多光州市民预感到军队还会再次发起进攻,便驾车逃往外界。但军队禁止任何人进出光州,多名冒险出城的市民惨遭士兵杀害,还有许多被抓进了监狱。在5月24日,光州郊区的松岩洞,第十一空降旅的士兵在巡逻时遇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这群儿童最大的不过15岁,最小的才有10岁,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存在威胁。可是,冷血无情的空降部队却发疯般的朝他们扫射,甚至用车载重机枪和无后坐力炮朝他们射击。最后,他们甚至还用刺刀捅死了两名幸存的儿童。空降部队的残忍与疯狂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
在汉城,全斗焕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应该如何处理光州局势。许多尚有良知的军官在了解到“光州事件”的来龙去脉后,都认为空降部队的镇压实在是过火,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全斗焕却污蔑光州的市民都是暴徒,力主戒严部队应当把胆敢反抗的市民赶尽杀绝。为了掩盖屠杀的本质,全斗焕创造性的将空降部队向市民的随意开火称为“自卫权”。无论怎么说,在追求和平民主的市民面前,装备精良的士兵们竟然需要“自卫权”,这无疑是天大的讽刺。全斗焕还专门给指挥镇压部队的将军写下纸条:“请不要挫伤空降部队的士气。即使有所牺牲,也要尽早平息光州的事态。”就这样,军队最终敲定派出大量部队,不计代价的夺回光州。
5月26日凌晨,镇压部队推进到光州城下,随时准备向市内进军。听到消息后,市民代表拦在坦克的面前,悲壮的用血肉之躯阻挡钢铁巨兽的前进,并与军方展开了最后的谈判。由于戒严当局态度坚决,他们最终还是空手而归,但他们却为城内的市民和学生提供了宝贵的预警时间。上午,无数民众在光州街头高喊着“不能举手投降”、“不能归还武器”、“必须要战斗到底的口号”,举行了最后的抗议活动。可是,无论市民和学生勇气如何充沛,决心多么坚决,以他们手上老旧的武器,都绝对不可能对付的了军队的坦克与大炮。冷冰冰的事实就这样摆在那里,迫式所有人重新做出选择。最终,妇女和儿童全部回家避难,大部分人决定放下武器,少部分宁死不屈的民兵则留下继续进行抵抗。
5月27日凌晨两点,光州的最后一战开始了。为了拿下光州,军队总共出动了一个师和三个旅的庞大兵力,还有坦克的支援,而他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三百四十名民兵。抵抗到底的民兵很快战死,阵地只剩下全罗南道政府大楼。在这样绝望的时刻,民兵们开始了对市民们的广播:“亲爱的光州市民,戒严部队目前正在入侵。我们将保卫光州直到最后时刻,请不要忘记我们,我们将战斗到最后。”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攻坚战后,幸存的民兵向军队投降。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然而,在战斗平息下来后,镇压部队的暴行却并没有停息。士兵们在大街小巷上继续搜捕残余的民兵。在此过程中,两名市民不幸被打死。而那些投降的民兵也遭到了士兵们的毒打,甚至还被拉着游街示众,最后则被关进了监狱。实际上,那些早先就被抓进监狱的市民和学生尽管逃过了屠杀,但他们都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在被释放后,很快市民和学生都患上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一些人甚至不幸自杀身亡。
在“光州事件”告一段落后,政府抛下了“放下武器就既往不咎”的承诺,对市民抵抗的组织者进行了审判。对他们的审判是在军事法庭上进行的,也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最终,共计五人被判处死刑,剩下的则被判处五到二十年有期徒刑。不过,由于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广大国民的请愿抗议,死刑判决并没有执行,被逮捕的人也在两年后获释。
实际上,“光州事件”还有一批被几乎所有人忽视的受害者:执行镇压任务的士兵。诚然,正是这些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这些士兵同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在被灌输了“市民和学生都是暴徒”的思想后,在群体不理智的环境下犯下的过错。在尘埃落定之际,大部分人也醒悟过来,沉痛的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许多士兵因此也患上心理障碍,有些人甚至以死谢罪。
在韩国民主化后,根据官方统计,在这场“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中,总计165名市民和学生不幸遇难,三千多人严重受伤。不过,也有资料认为政府远远低估了遇难者的人数,至少有几百人被士兵杀害。另外,共计13名警察和士兵也不幸死亡。全斗焕用军队血洗了整个光州,似乎摆平了他上台执政的最后一个障碍。可是,“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薪火却永远不会熄灭,并将永世相传。
六:窃国大盗
在光州的局势愈演愈烈时,尽管韩国的其他地区还并不知情,但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与全斗焕进行着斗争。5月20日,国会原定召开的这一天,没有被“新军部”逮捕或软禁的议员都来到了国会大楼门前,表示强烈抗议。然而,他们面前的不是国会敞开的大门,而是士兵们黑洞洞的枪口和明亮的刺刀。国会议员们激动的高喊:“刀枪是不能消灭国会的!”“立刻召开国会!”可士兵们丝毫不为所动,把他们拦在了国会大楼外。
全斗焕的“紧急戒严”不仅赤裸裸的违反了宪法,还违反了他最为依仗的戒严法。因为《戒严法》规定,在戒严的地区和种类变更时,必须立刻召开国会予以追加承认。全斗焕将宪法和戒严法都置若罔闻,那当然也会继续践踏其他的法律。5月21日,震惊整个世界的“朴正熙刺杀案”迎来了终审判决:金载圭及其下属被全部判处死刑。诚然,金载圭被判处死刑十分正常,但他的那些单纯服从命令的下属被判处死刑,无疑是十分冤枉。而与案件本身毫无关系的金桂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更是难以理喻。尽管提出了复审的要求,但金载圭在仅仅三天后便被处死,这不仅是不正常的,更是对法治的蔑视。
法庭上的金载圭(左二)
不过,相比于区区几条法律条文,还有更多的事让全斗焕无比烦心。在“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后,全斗焕一直在极力压制媒体报道,假装光州那里无事发生。但是,反对党领袖金泳三却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发布记者会,强烈谴责暴力镇压。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媒体绕过新闻审查,旁敲侧击的报道光州发生的惨剧。就这样,国民也渐渐知道光州有什么大事已经发生了。
眼看自己的新闻封锁就要失效,全斗焕只能转变思路。他允许部分媒体报道“光州事件”,但统一口径,全力歪曲“光州事件”的事实真相。在报道中,光州街头的抗议者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并且受到了朝鲜方面的指使与暗中支援。而军队已经相当克制,只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迫不得已的开枪。不过,这样空虚的宣传还是难以服众,全斗焕认为必须要塑造一个“幕后黑手”。于是,他便想到了金大中。

当时报纸对于“光州事件”的歪曲

实际上,早在5月17日深夜,金大中和他的家人与助手就被突然逮捕,关押在中央情报部的秘密基地中严刑拷打。全斗焕本来想给金大中扣上“煽动汉城学生游行示威”的帽子,结果“光州事件”很快就爆发了。不过,既然现在全斗焕希望把他和“光州事件”联系起来,转变刑讯逼供的重点自然十分方便。当然,金大中与“光州事件”并不存在关联,早就被捕入狱的他不可能穿越时空煽动市民和学生,但全斗焕可不在乎事实真相。
据说,在对金大中进行严刑拷打时,全斗焕还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临现场,津津有味的看着自己的对手被打得半死。经过长达六十天的残酷折磨,尽管金大中本人并没有屈服,但“犯罪事实”已经帮他编造好了:他里通朝鲜,从那里拿来了大批行动经费,试图搞乱韩国。他还发展了自己的下线,给他们提供了大批资金,制造了“光州事件”。为了歪曲“光州事件”的真相,全斗焕即将把无辜的金大中推向绞刑架。
与此同时,全斗焕也以“光州事件”的借口,快速推进着自己的掌权计划。实际上,在“5.17紧急戒严”前,全斗焕就想成立“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当然,最后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这项计划并没有落实。突然爆发的“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恰恰给了全斗焕一个绝佳的借口:正是因为内阁和国会效率低下,才会导致光州的“动乱”不断加剧。于是,在“光州事件”还未结束时,全斗焕就找到崔圭夏总统,要求成立“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为了安抚崔圭夏,全斗焕还假称这不过是一个“总统咨询机构”,不会干扰政府部门的正常运作。
崔圭夏总统自然明白全斗焕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是,此时崔圭夏几乎成为了光杆总统,只能同意全斗焕的要求。就这样,在5月31日,“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正式成立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保委”彻底架空了内阁和国会,掌握了行政和立法权。“国保委”总共有24名成员,包括10名文官和14名军官,崔圭夏总统担任名誉性的主席,全斗焕担任委员长,把持了整个机构,实际上也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距离总统之位只有半步之遥。
为了顺利的登上总统宝座,全斗焕决定对那些可能“闹事”的人采取“预防性措施”。于是,在1980年8月4日,臭名昭著的“三清教育队”正式成立了(“三清”取自道教的“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大神)。在“国保委”的宣传中,“三清教育队”将收容社会中的犯罪分子和生活作风不正的青年,通过在军营中四周的短期教育,让他们在劳动改造中重获新生。可是,事实上被抓进“三清教育队”的除了犯罪分子外,还有批评全斗焕反动统治的大学生和市民。此外,军警也被下达了严格的指标,要求必须在指定时间,把足够的人送进“三清教育队”。为此,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把留着长发或身上有纹身的,违反宵禁的,甚至残障或智障人士直接逮捕。即使是这样,人数有时还是不够,军警便在街头随意抓人,有时甚至还把中学学生直接抓走。据统计,“三清教育队”35.9%的“学员”都没有犯罪记录。
当这些人来到“三清教育队”后,噩梦便开始了。军营中的士兵随意虐待他们,看不顺眼就用木棍乱打一气,如果还不听话,就用各种酷刑“招待”。伙食和住宿条件也惨不忍睹,吃的东西简直连猪吃的泔水都不如,吃不完的会受到严酷的惩罚。训练强度也十分可怕,撑不下来的也会被士兵们肆意殴打。最恐怖的一点是,最开始所说的“四周短期培训”可并不能当真。四周结束之后,教官会根据个人的“改造情况”,决定是让他们离开,还是继续接受教育。如果不听话,四周的短期培训可能会变成无期徒刑。从建立之初到结束,在短短的五个多月里,“三清教育队”收容了近四万“学员”,共计54人因虐待或训练事故死亡,还有两千七百多人受伤。因为“三清教育队”的严酷条件,它被人形象的称为“韩国的古拉格”。
1980年8月1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金大中内乱阴谋案”正式开庭了。在一个多月前,“新军部”就杜撰好了“犯罪证据”,但毕竟金大中是韩国民主主义的代表,对他的审判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又额外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全斗焕面临着一个两难抉择:所谓的“内乱阴谋罪”最多只能判处无期徒刑,只有追究金大中在日本流亡期间的“罪行”,才能将他判处死刑。可是,在“金大中绑架案”后,韩国已经同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承诺不追究金大中在日期间的言行。如果全斗焕公然违反这项协议,不仅韩日关系会受到极大的伤害,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会一落千丈。
在苦思冥想之后,全斗焕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准备两份完全不同的公诉书。发给日本和其他国家大使馆的那份不对金大中在海外的“罪行”进行起诉,而真正的公诉书则完全不同。法庭上的公诉书极其冗长,开庭时总共念了6小时20分钟,前后换了六个检察官,创下了世界纪录。
就这样,在全斗焕一系列“创造性”的操作下,针对金大中的审判正式开始了。为了防止审判的过程走漏出去,也为了掩盖被告被严刑拷打的事实,法庭只允许几名记者前来旁听,严禁录音或拍照。而在法庭上,“新军部”实时监控并指挥着审判进程。常常有人神神秘秘的从后门送来纸条,随即法官便宣布休庭,法院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审判后,金大中毫不意外的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为了瞒过世人,“金大中内乱阴谋案”的判决书甚至被列为机密文件,不予公布。
“金大中内乱阴谋案”的审判现场,前排右二为金大中
金大中的死刑判决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海内外的民主人士严重抗议,并密切关注未来的二审结果。另外,全斗焕的小聪明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和美国从各种渠道获得了真正的公诉书,对全斗焕蔑视法律的行为感到勃然大怒。时任首相铃木善幸甚至发表讲话,威胁对韩国实施经济制裁。
在把金大中推向绞刑架的同时,全斗焕正在总统之位做一系列准备。1980年夏,韩国多地遭遇水灾,许多地区损失惨重。全斗焕摆出来一副领导人的架势,慰问了许多受灾群众。另外,全斗焕还让媒体把他报道成“天生的国家领导人”、“总统的不二人选”,借此给自己造势。最后,全斗焕还派多人去劝说崔圭夏总统主动辞职。起初崔圭夏无论怎么说都不肯辞职,但到7月末,他最终还是被迫同意。临走前,他还将全斗焕的军衔晋升为上将,圆了他的将军梦。在8月16日,崔圭夏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全斗焕升任上将

1980年8月16日,崔圭夏正式辞职
六天后,全斗焕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退役仪式,还领了象征军队最高荣誉的“太极武功勋章”。他总算是没有破坏“现役军人不能当选总统”这一最后的底线。随即,在8月27日,按照旧的“维新宪法”的规定,“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了总统选举。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全斗焕得票2524张,无一人投反对票,只有16人弃权或无效。全斗焕以99.37%的得票率,顺利当选韩国第十一任总统。
1980年9月1日,全斗焕在奖忠体育馆正式宣誓就职。从“12.12军事政变”那一夜以来,历时九个半月,全斗焕的努力终于“修成正果”。从此,全斗焕不管是在实际上,还是在名义上,都成为韩国的最高领导人,窃取了国家大权。

1980年9月1日,全斗焕正式就任韩国第十一任总统

七:走向第五共和国

在成功就任总统后,如何挽救摇摇欲坠的韩国经济成为了全斗焕的当务之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石油价格步步飙升,在全斗焕就职时到达了前所未见的高价。这对已经患上“石油依赖症”的韩国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198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恐怖的28.7%,从停战以来GDP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大批企业纷纷倒闭,劳资矛盾极其尖锐,饥肠辘辘的失业工人遍布全国。经济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大手术”,才能从彻底崩溃的边缘拯救韩国。

1980年时,韩国GDP从停战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幸运的是,全斗焕此时已经有了合适的主持经济改革的人选:经济企划院中的经济学家金在益。在“5.17紧急戒严”后,掌握实权的全斗焕开始与韩国的知名经济学家广为接触,希望跟从们学习经济学。由于全斗焕实在是太臭名昭著,与军队打交道也存在风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各种借口婉拒了他,只有金在益例外。

金在益
金在益出生于1938年,学习成绩十分优异,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因为他早早就表现出了经济学天赋,被人称为“韩国天才”,在极度重视太过看重资历与辈分的韩国社会中,金在益尽管天赋秉异,却始终未能大展才华。不过,全斗焕的悄然登场却让金在益看到了机会。尽管身边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趟浑水,但金在益还是愿意给全斗焕补习经济学知识。全斗焕比金在益还要大三岁,两人的地位也相差悬殊,但全斗焕却对他十分尊敬。金在益经济学基础十分扎实,他通过简单的例子与图表,将复杂难懂的经济讲得清晰透彻。全斗焕每天早晨都邀请他来自己家里教上两个小时,一连好几个月,直到1980年底。
正是因为这段私人关系,全斗焕在当选总统后,立刻邀请金在益担任总统秘书室经济部长,操刀韩国的经济改革。金在益在受到邀请时,告诉全斗焕:“如果您按照我的政策进行经济改革,那将面临很大的阻力。您真的要听我的吗?”全斗焕则答道:“没问题,经济方面你就是总统。”在全斗焕的信任和支持下,金在益将带来一场巨大的经济变革,把韩国带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金在益与全斗焕

另外,韩国的政治改革也迫在眉睫。朴正熙的“维新体制”已经自行崩溃,民众期待民主化的心情十分强烈,现在却仍然在沿用旧的宪法与制度。尽管全斗焕对朴正熙有着很深的情感,但他十分清楚必须走出朴正熙的阴影。于是,在上台后的第一时间,全斗焕便取消了《国家安全法》中野蛮落后的连坐制度,暂时终止了历时35年的宵禁。不过,政治改革的重中之重还是修改“维新宪法”。实际上,在全斗焕当选总统前,他就已经秘密准备了宪法修正案。
全斗焕的部分心腹是美式民主自由的信奉者,希望总统选举能够效仿美国的间接选举,任期四年,政府也要效仿美式的“小政府”理念。而卢泰愚希望在全斗焕任期满后自己接班。如果总统任期太长,自己就希望渺茫了,因此特别希望总统任期尽可能短些。
全斗焕由于已经清除了政治对手,对赢得总统选举有着十足的把握,因此决定在宪法中恢复民主选举。在任期问题上,他深知国民对朴正熙的长期执政已经十分厌恶,未来总统只能是单任期制,所以一定要延长这一届任期,来保证自己的长期执政。最终,全斗焕决定:效仿美国进行间接选举,总统任期延长为七年,不得连任。为了安抚卢泰愚,全斗焕和他进行了密谈,承诺他“下一次就该轮到你了”,通过约定接班的方式让他安了心。
于是,在上台后不久,全斗焕便拿出了准备已久的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如果只看新宪法的皮毛,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部民主主义的宪法:新宪法与之前反动专制的“维新宪法”一刀两断,甚至删除了“5.16革命精神”这一词语,投票机器“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被彻底废除,国民也重新迎来了民主选举;总统选举的模式仿照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民众投给总统候选人后,选举人团根据各地区的选举结果,选出新总统;总统任期七年,不得连任。
可是,新宪法中民主主义的部分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首先,此时“三金”要么已经被捕,正在接受莫须有的审判,要么被迫宣布从政界隐退。所谓的“民主选举”,不过是全斗焕的个人表演罢了。而在总统权力方面,相对于此前的“维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力有增无减,不仅可以解散国会,甚至可以直接解散各个政党。臭名昭著的“总统紧急措施”也保留了下来,不过现在国会可以投票取消。而在国会方面,国会议员定员276人,其中2/3由选区直接选举,其余1/3由全国区选出,任期4年。可是,全国区的议员按比例代表制产生,第一大党可以直接获得全国区议席的2/3。这意味着虽然新宪法取消了畸形的“维新政友会”,全斗焕不能像朴正熙那样指定1/3的国会议员,但至少可以指定2/9的国会议员。总体来看,即使新宪法中有着比较民主的总统选举方式,但不过是全斗焕确保自己长期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已。
1980年10月22日,韩国举行了第五次全民公投,决定新宪法的命运。尽管此时仍处于戒严期间,这次全民公投的投票率高达95.5%,其中92.9%的民众支持新宪法。10月27日,临时召开的国会通过了表决,新宪法正式生效。在历史上,这部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第四次全面修改,从此韩国正式进入“第五共和国”。
随着全斗焕就任总统与新宪法正式生效,此前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就显得十分不伦不类。不过,全斗焕不愿让这一趁手工具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新宪法生效的第二天,“国保委”变戏法一般的改名为“国家保卫立法会议”,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1月5日,“国家保卫立法会议”绕过国会,通过了《政治风土刷新特别措置法》,规定此前涉嫌腐败或造成局势混乱的政治家不得参与一切政治活动,直至1988年6月。随后被禁止参政的政治家竟然有835人之多。显然,全斗焕是想利用禁止参政的手段,威胁政治家们乖乖就范。
不过,在颁布“第五共和国宪法”、改组“国保委”后,全斗焕的动作却慢了下来,并没有立刻组党、准备新的总统大选,因为此时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全斗焕需要根据选举结果制定下一步计划。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吉米·卡特与罗纳德·里根激烈的角逐着下一任美国总统。全斗焕十分讨厌卡特,担心卡特连任后会反对自己的上台计划。全斗焕认为,代表保守主义的里根在外交政策上会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因此翘首期盼着里根胜选。结果如其所愿,里根获得了胜利。全斗焕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下,随即加快速度,全力进行选举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首当其冲的就是“改革韩国媒体界”。原来韩国有几十家报纸和电视台,控制起来十分麻烦。为了更方便的操纵舆论,全斗焕政府威逼利诱,实行“言论统废合”,强制媒体合并。大型报纸仅有6家,地方媒体从10家减少到4家,通讯社只剩一个。此外,还有一千五百多名记者遭到解雇,其中还有人被抓进“三清教育队”受尽折磨。

“言论统废合”
另外,全斗焕也通过“国家保卫立法会议”,修改了一系列不利于自己的法律。修改后的《集会与示威法》规定,一切户外的抗议活动均属于违法行为;活动的组织者必须在两天前向警方报告,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游行;另外,只要警方认为抗议活动可能会导致违法行为,就可以直接驱散人群。这项修改无疑是与宪法中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背道而驰。《工会法》和《劳动法》也被大幅修改,彻底剥夺了工人的劳动三权(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另外,建立工会的标准也变得极其苛刻,还禁止“第三方势力”帮助工会活动。从此,韩国工人所处的地位更加不利,在面对资方的剥削时彻底失去了一切反抗的手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无人可动摇自己的统治,全斗焕开始对镇压机器进行大幅改造。全斗焕一改朴正熙时期主要依赖中央情报部和警察维护统治的模式,让军队和武装警察更加积极的介入镇压。嫡系保安司令部,不仅负责收集军队内部情报,还有权介入一切政府部门和行政事务,成为了全斗焕建立绝对统治的主要手段。而在1981年新年时,中央情报部正式改组为“国家安全企划部”,并分出部分权力给保安司令部,彻底跌下了神坛,只能和保安司令部相互竞争。

全斗焕对情治系统的这番改造相当有效,韩国将彻底变为警察国家。在各大媒体和政府部门里,都会有国家安全企划部和保安司令部的常驻要员。而每所大学里更是会有100~200名便衣警察混入学生之中,时刻监视他们的言行,每年会有多达30%的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而那些威胁到全斗焕统治的人,会被抓到国家安全企划部或保安司令部的秘密设施中严刑拷打,甚至悄无声息的就此“消失”。据统计,全斗焕统治的7年间,遭逮捕的人数超过朴正熙政权统治18年逮捕总数的10倍。

与此同时,全斗焕的组党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由于“三金”势力已经不复存在,加上全斗焕不断的威逼利诱,许多政客只得低下自己的头颅。许多军官也跟随全斗焕从军队中退役,投入到政界之中。1981年1月15日,“民主正义党”正式挂牌成立了,全斗焕当选为总裁。就在民主正义党成立的几天后,一系列名不见经传的新党,诸如“民主韩国党”、“韩国国民党”、“民权党”等等,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些小党暗地里都接受着“新军部”的资助,实则是“花瓶反对党”。在全斗焕的设想中,他的“民主正义党”将拥有最强大的实力,永远统治着政府与国会,而那些小反对党除了安抚民众的情绪外,不会发挥任何作用。这样一来,韩国未来不会像朴正熙时代那样一人独裁统治,而是进行“一党专政”。在自己的七年结束后,民主正义党将一个七年又一个七年的一直延续下去。

“民主正义党”成立仪式

这时金大中的二审也迎来了尾声。尽管海内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但全斗焕仍然不为所动。最终,法院驳回了上诉请求,维持了死刑的原判。金大中的生命陷入了倒计时中,随时都可能被全斗焕无情的处决。这个消息瞬间震惊了整个世界,正常人都知道全斗焕的审判不过是为自己挽回颜面的胡闹,却没有想到他真的想把金大中置于死地。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美国总统卡特等知名人物立刻发表声明,要求全斗焕立刻赦免金大中。
1981年1月20日,里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全斗焕随即开始积极的与美国方面接洽,争取里根总统的支持。1月24日,全斗焕正式取消戒严。从1979年10月18日开始的、长达440天的戒严状态总算迎来了终结。这一天,罪恶的“三清教育队”也被解散。1月28日,全斗焕出访美国,是里根上台后第二个访美的国家元首,这无疑表明了他迫切希望改善韩美关系的心情。

全斗焕和夫人李顺子准备出访美国
在白宫里,里根和全斗焕相处的还算融洽,但他们在许多地方还是有着不小的分歧。之前朴正熙总统为了能够实现自主国防,大力开发导弹与核武器,造成了韩美关系的急剧恶化。里根总统坚决反对韩国开发导弹和核武器。在政治方面,里根确实不像前任卡特那样强烈要求韩国实现民主化和改善人权问题,但他对金大中问题十分关注。双方很快达成了妥协,全斗焕承诺永久放弃开发远程导弹,将金大中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20年有期徒刑)。里根则完全放弃了卡特时期撤回驻韩美军的计划,并支持全斗焕担任韩国总统。

在白宫里,全斗焕和里根相处融洽

获得里根总统的支持后,全斗焕在回国后便立刻举行了总统选举。1981年2月11日,韩国第十二届总统选举开始了。根据法律规定,韩国被分成了1905个选区,选举人团共计5278人,民众们在自己的选区里投票,随后各个选区再统计自己选区的获胜者,总之过程十分复杂。在整场选举中,全斗焕并没有采取舞弊手段,但很明显的是,花瓶反对党在这场选举中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各个选区的结果很快揭晓,在全国范围内,全斗焕得票60.71%,而最大的竞争对手“民主韩国党”的柳致松得票率仅为11.67%。2月25日,选举人团根据各地区结果再次进行了投票,全斗焕得票率90.11%,毫无悬念的再度当选韩国总统。
1981年3月3日,距离上次宣誓就任仅仅过了六个月时间,全斗焕就再次宣誓就任总统。在奖忠体育馆里,面对着无数的观众与摄像机,全斗焕激动的宣布,自己将把韩国带入崭新的八十年代,建成民主正义的福利国家。韩国国民都十分清楚,八十年代早已在人民的鲜血与痛苦中开始了,对他冗长乏味的演讲无动于衷。全斗焕漫长的七年任期开始了,韩国也正式进入了血腥、黑暗,却又充满希望的八十年代。

全斗焕宣誓就任韩国第十二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