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商帮兴衰宿命 在权力夹缝中变迁

      晋徽商人：危险的生意 

      无论是徽州盐商还是山西票商，他们都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盐业政策的国退民进是盐商创富缘起的必要条件，但在创富过程中，盐商日益滑向了对官权的依赖。对官僚千丝万缕的勾搭让中国商人不具有建构独立人格的机会，他们乐于在官权的滥用中谋求利益，进而无力摆脱为人鱼肉的历史宿命。尽管他们在商场上长袖善舞，但不能独善其身，也让他们在对自身累积财富的保护方面无能为力。

     盐商的来历

      中国商人历史上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晋商较早地拉开了中国商帮史大幕，其延绵500多年的辉煌由盐商开启。作为最早的晋商主体，山西盐商发家于边区屯军的国防政策和率先在山西开展的开中纳粮的盐业政策。

      大同是作为开中制最早试点之地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明朝在北关沿长城一字排开，由九个关口组成绵延千里的防线。这条防线让朱元璋动用了100万人以防御蒙古铁骑。北京北部之防御以大同关和宣府关为基础，其与山西关一道，成为明初北关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高的三关。

      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危险地段的角色。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要有源源不断的供给车辆进入这一人烟稀少的区域，这也是明朝盐政率先在这里执行的迫切性所在。

      1370年6月，太原人杨宪向朱元璋建议在大同实行“开中制”。初衷是这样的，大同的粮储供应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今天的山西马邑，路远费烦，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相当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可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200斤)盐，这些盐被允许到指定的区域贩卖。在这个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

      开中制是一个有关盐政的制度。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地位，决定了盐成为国家撬动和润滑对国防投入的介质。在维系边疆安危与解决边区庞大驻军生计之间，宋、元、明三朝面临着共同的话语背景，以及边区、财政政策的选择。在政府财力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商民愿意将粮食运往边疆，政府将发给其盐引，准许其到相应的盐场领取一定量的盐，并在指定区域销售，这实际上是给予了商民一个辛苦挣钱的机会。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来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运转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粮储交由老百姓运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运输费用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将达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是运输周期长，如果民运粮任务过重，则影响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官办而征民运和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最后决定由具有一定财资的商人转运。很快这一做法在山西、河南、陕西实施，并于1371年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除了实行开中制外，还与迁徙军人、商民，甚至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到边区屯田有关。

      无地少地的贫民，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就近解决粮食生产及运输不便的问题。最初明政府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两地就被征调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之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大同商屯，让晋商佣人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也减轻了长途运粮的负担。

      就这样，一批盐商在此间悄然萌生。

      而徽州盐商在盐业政策的变化中，近水楼台先得月，扮演了超越者山西盐商的角色，进而在盐业领域独领风骚。1492年，当户部尚书叶淇在徽商建言下发动了一场盐法变革时，中国的商帮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次变法，无意间拉开了晋徽盐商上百年历史命运演变的序幕。

      叶淇变法的主要意思就是，用纳银换取盐引的政策取代到边区纳粮换取盐引。1506年，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以至于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这样，山西盐商曾经崛起的两大支柱先后瓦解。

      叶淇变法的背后，实际上暗合了白银上升为中国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州盐商兴起，那么1617年纲盐制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人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纲盐制则掀起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纲盐化就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等于每个盐纲是一个管理团队，需要担负一定盐引的销售任务。为数不少的徽商举家迁往两淮盐区，就等于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较之山陕商人，徽州距离两淮近，

      举家或举族迁徙，不仅便利，而且徽州最讲究宗族联系。结族成纲，用族法宗规来凝聚和节制纲法，成为徽州盐商后来居上超越捷足先登的山陕商人的杀手锏。

      来自徽州歙县的江氏家族，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他放弃晚明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盐业。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位置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江演碰上了实行纲盐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江演成为江氏家族的第一位总商，任职34年。之后，他的三子江承喻由30总商成为四大总商，干了28年。江承喻的儿子江春(1721～1789)又继承父业，成为总商之首，一干又是52年。

      江演家族所掌握的盐引数占两淮盐引总数的1/10。他的老家歙县江村外村，居住在扬州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刨去江演家所经营的盐引量，也占到两淮盐引总量的1/10。从江国茂到江春这一代，堂兄弟10人为盐商。江承喻的族兄承炳、承丰、瑞茜都是扬州大盐商。瑞茜之子江进又为两淮四大总商之下的12总商之 一。

      像江氏这样的盐业家族，在康乾盛世还有黄氏、汪氏、鲍氏等。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盐务总商，分别为徽州人黄源德、江广达、洪箴远、鲍有恒和黄瀛泰等人。入清以后，尤其是在康乾时代，两淮徽州盐商盛极一时，并超越晋商而执盐商之牛耳。就以歙县的盐商而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从而，徽商以两淮盐商为主体而崛起，并把在盐业领域的领袖地位捍卫得固若金汤，“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街”，一时成为民间谚语，以至于陈去病(1874～1933)认为，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甚至认为，扬州就是“徽商殖民地也”。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对于接驾、赈灾、朝廷用兵，徽商都很舍得花钱。乾隆、嘉庆两朝用兵，淮商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了540万两，但这些费用都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而获得。最终徽商遭到清政府的整肃，包括江春在内的一批大盐商家族都被抄家，乃至批捕。尽管江春被赦免入狱，但生活困难到由乾隆帝从库银中借支30万两生息以做生计，直到1789年病死。

      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再次改革盐政，将纲盐制变为票盐制，实则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特权，徽商风光不再，“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山西皇商

      与江春一样，山西八大皇商之中的范氏家族也是盛极而衰。

      山西八大皇商在清军入关时给予清军很多物质供应，当顺治帝进入北京紫禁城后，册封了以范永斗、王登库等为代表的八大晋商。他们成为清朝内务府第一代皇商，享有特权。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在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时，范氏家族积极主动地承担运粮任务，但因为不测之原因拖欠了户部很多钱财。清政府给范家一次抵欠价款将功补过的机会，那就是贩铜。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贩之铜，6/10上缴国家，4/10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从日进口的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馪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大致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只15只，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只。1766年以后，范家船只增加到7只，年贩铜140万斤，但最终亏欠并未被有效弥补，直到1783年范家被抄。

      特权是一种与普世道理相违背的权力组织方式。更早在明朝，对官的依附及政商袒护，让社会形成一个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特权阶层。尽管明政府禁止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本人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成化(1464～1487)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称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在1571年“隆庆议和”一事上，以盐商为代表的政商家族势力主张与蒙古结善而非用兵。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

      这种相对随后引发了一场官场地震，致使兵部尚书郭乾、内阁大学士首铺李春芳、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先后辞职；之后祖籍山西洪洞的新郑人高拱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四维家族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王崇古(1515～1588)，今山西运城永济县人；张四维(1526～1585)，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

      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还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当时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则是著名的陕商。

      有这样的家族背景存在，两家将政商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因姻亲而建立起来的大家族，在盐业领域游刃有余，无往不胜。王、张家族的联璧，堪称晋商史乃至中国政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晚明，东林党人曾提出罢税、严惩税棍、革除积弊、兴工商业等主张，他们不少是商人家庭出身。从籍贯上来看，晋陕籍51人，占东林党人的17%。当东林党人遭到阉党迫害时，商人也给予了同情。1626年3月，锦衣千户张应龙率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首领周顺昌时，在苏州的山西绛州籍大商人张国纪等，就曾联络众商人，准备贿赂缇骑，以免周顺昌受苦。但这时，商人力量已经被政治所浸染和分化，势力并不足以打破厚重的权势之门，以至于东林党人最后自身难保，这是中国商帮史上商人为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次尝 试。

     山西票商 

      在明清中国商帮前几百年中，山西商人灿若群星。1823年，山西人首创票号之功，又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民营金融领域。

      如果说晋徽盐商的次第崛起，缘于粮盐的物物交换到盐银的货币交换，那么银票之间的信用交易，则拉开了中国商帮史上伟大的又一幕，就是票号商人的出现。每一次围绕结款方式的变革都带来了财富革命。

      当时清政府对各省的财政收支，历来用京饷和协饷来进行宏观调控。上解朝廷的称京饷，是对各地承担的清政府的官吏俸禄、八旗军费、皇室费用等支出的总称：而由户部指定有盈余的省份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调拨给那些需要但入不敷出的省份，叫协饷。

      但是，无论京饷还是协饷，历来奉行的都是各地官府的解饷委员会装鞘运解，而不得假商人之手。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和上海的崛起，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1853年，广东对英国的通商贸易收入首次被上海赶超。

      1861年，各省应解京饷700万两，直到当年农历八月时，北京户部仅收到100多万两，应解未解之京饷尚有590多万两。这时，太平军与清政府进入决战阶段，战争阻塞了交通，清政府爆发严重的财政危机，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票号汇兑京饷。从此，票号与清政府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解禁令尚未传达到各省之前，江西巡抚沈葆祯在1863年4月首次交给新泰厚票号汇兑10万两京饷进京。之后，江西的先行和清政府的解禁，让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效仿。到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这年，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够凑拨，就向山西协成乾、志成信票号各借银5万两汇兑，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

      山西票号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对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票号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尤为重要的，在慈禧太后西逃时，山西票商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接近清朝最高层的机会。西逃的线路，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乔家大德通票号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什么时间到达山西和准备住在祁县，让他们做好准备。

      高钰就按东家吩咐，在慈禧路过太原时，让大德通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为代表，为慈禧孝敬往西安的路费30万两白银，但同时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

      到了祁县，慈禧太后的行宫就安排在乔家，乔家给了慈禧太后非常好的招待。从这以后，慈禧太后一改对晋商的印象。再回到北京时，慈禧太后做了一个决定，让辛丑条约的战争赔款，通过票号汇往外国指定银行。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山西票业获得跨越式发展。

      但同时，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手中无财的慈禧政府也希望掌握金融主权，就邀请山西票商入资组建近代银行，但蜗居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等地的票商及总部大掌柜们，对国内金融业悄无声息的变局无动于衷，将送到眼前的机会一次次拱手让出。

      山西票商开始比较纯洁，进入发展快车道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官府财政捉襟见肘之时，正锐意进取的山西票商在不经意之间与官府搭上了肩背，其草根商人的底色里开始掺杂了一丝官商的色彩。当这种不经意愈日演变为一种行为惯性时，政商之间应有的界限被打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山西票商沉湎于被官府所倚重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甜蜜时光里，最终丧失进取的动力，进而在晚清民初被以浙江和江苏商人为代表的近代实业与金融业商人所取代。

      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昇昌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日昇昌一“破”涂地，但由日昇昌发轫的金融智慧和实践，让这片厚重的土地人才辈出。清朝第一家官办银行行长贾继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都来自山西。

     亡命海商：走私与开放的挣扎 

      整个明朝，绝大多数时候，海商是以非法的角色活跃在海外贸易中。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走私商人，甚至以武装的方式走私，最嚣张时公然对抗政府。从粤籍的陈祖义到闽籍的金子老、许光头；从徽籍的许栋、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郑芝龙，莫不如此。

      这些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结成了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并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但他们寄希望于海外贸易的开放而不得，最后一个个身首两端，书写了魔幻般的宿命人生。

     盘踞马六甲的中国海商 

      从1381～1397年，朱元璋至少6次下达与海禁有关的法令或命令：从禁止商民私通海外到不允许外来国家与明朝“交通”，从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海外产品到禁止商民下海通商，从废弃舟山群岛上的昌国县到责令舟山岛及其他46岛(山)居民内迁，一次比一次严厉。

      《大明律》甚至规定：擅造三桅以上大船，带违禁货物去海外交易者，正犯要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明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各国宣谕，让他们回国，但效果并不明显。

      当时维系明朝与国外贸易关系的是一个叫朝贡贸易的体系。有的华侨还见缝插针地作为外国使团成员，利用朝贡体系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陈祖义便是这样一个人。他来自广东潮州，明洪武(1368～1398)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生。曾在三佛齐(今印尼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王手下当大将，国王死后，他自立为王。他甚至想到永乐帝那里去进贡，可惜很多贡品都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来的。

      陈氏集团成员最多时超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尼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等太平洋[7.19 -2.71% 股吧 研报]地区，总计有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遭其掠夺，明朝有50多座沿海城镇被其攻陷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要陈祖义的首级。永乐年间，赏金更是高达750万两。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时，陈祖义已是盘踞在马六甲的中国海盗王。日本海盗隔三差五的骚扰，尽管扰乱了日本对中国的苏木贸易，但还不成气候；蒙古在明朝初年中兴之时，寻衅对抗尚不是时机，陈祖义的出现让大明已然发现了一个目标物。彼此似乎都早有准备，当陈祖义想对郑和船队动手脚时，直接导致了他的覆灭。

      马六甲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贸易继续兴盛。郑和七下西洋，至少5次停靠马六甲，并依托马六甲做中转站，在此设立仓库。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在马六甲兴起及其在维护亚太-印度洋贸易网中发挥了作用—如果马六甲不是向中国输诚纳贡，“暹罗和爪哇无疑会一口吞掉这个因地方政治的偶然机遇而诞生的小城市”。

      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间，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来华朝贡达15次之多。其中，国王更是5次亲自前来。作为马六甲香料最大的消费国，明朝以马六甲为中枢，保持与南洋、印度洋的畅通符合国家利益。

      当葡萄牙人击溃阿拉伯舰队，将手伸进印度洋时，中国的朝贡体系面临着微妙的变化。1510年，葡萄牙人强占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第二年攻陷马六甲，这标志着明朝朝贡贸易圈被外国势力第一次撕开了一道口子。

     在对抗与招抚之间 

      1522～1523年中国一南一北发生了两件事情，扭转了明朝对外贸易的方向。一件是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争贡事件”，一件是发生在广东新会(东莞)的“茜草湾之役”。

      朱元璋曾定下祖制，日本朝贡以10年为期，每次200人和两艘船。尽管日本使团多次交涉，明朝也没有松口。所谓“争贡事件”是说两个日本贸易使团争相来明朝贡，后来一方暗中行贿太监，得以先进港验货。

      在欢庆贸易团宴会上，双方因先来后到和席位安排，激起武斗。在此事件中，先来一方来使先后扮演了外交使者、商人和海盗的角色。在“争贡事件”发生时，明朝废除与日本的勘合贸易达17年，此时正值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6)，部分大名、土豪、寺院乃至部分失去藩主的日本浪人，实质不为将军和天皇控制，之后流落为倭寇。

      1511年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后，一直想在中国近海找到一个落脚点以开展贸易，“茜草湾之役”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结果，葡萄牙人对广东新会的入侵，被中国水师击败，托梅·皮里被俘，这是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史前期所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1523年，给事中夏言上奏“倭患起于市舶”，另一给事中张冲也有类似建言，直接导致1523年浙江、福建两市舶司被停罢。尽管广州市舶司保留开放到1566年，但伴随1524年托梅·皮里被明朝处死，葡萄牙人想在广州海域寻找贸易突破的努力，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之后，葡人销声匿迹于广海，出现在宁波双屿岛。

      葡萄牙人能在东亚和东南亚撕开朝贡体系的裂口，与明朝走私商人的外在推动也不无关系。1526年，越狱的福建人郑獠下海经商，鼓动葡萄牙商人来到双屿港，这成为葡萄牙商人到宁波经商的开始。

      1538年，福建海商金子老以番舶主身份，“据宁波之双屿”，这里渐成气候。金子老招来同乡李光头和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人共同经营双屿，并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双屿逐步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和中外私商、海寇最大的据点。

      1547年世代望族“余姚谢氏某者”因拖欠王直等走私商货款，遭到催逼，就恐吓对方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一不做二不休，就纠集一干人马和“番客”，夜攻谢家，杀人放火，并掠财而去。余姚县令一时不能查清缘由，就仓促上报，震惊朝野。

      这次事件直接成为嘉靖皇帝(1521～1566)决意抗倭的导火索，副都御史朱纨随后被派往抗倭。在九山洋之战中，许栋被擒杀，双屿港被以木石筑填，遂成废墟。

      残余私商逃往福建浯屿(即中左卫所，今厦门)，没有死心的葡萄牙人纠集大量中国海盗南下福建，进犯漳州、月港、招安、走马溪，浙江最早的军事长官卢镗与巡海副使林乔率领明朝官军迎击葡萄牙人的进犯。

      在走马溪之役中，明军生擒葡萄牙人16名，并便宜行事将96名明朝海盗就地问斩，拔除了倭寇在福建的侵略据点。朱纨在报捷奏折中写下了“全闽海防，千里肃清”八字，宣告福建抗倭斗争取得胜利；但在北京政坛，主张通番与反对通番上升为一场政治斗争。对于朱纨的擅杀，福建籍京官甚为不满，先后上奏弹劾，致使朱纨压力过大而自杀。

      在双屿战役后，王直率余部北上定海的烈表山。1549年因官方遣散剿杀双屿港的福清捕盗船时，不支粮饷，导致大半兵船投奔王直麾下，使王直集团成为舟山海域独一无二的大势力，名声大作，并逐步成为继李光头、许栋之后独霸江湖的走私商人集团首领。

      在实力最为鼎盛时，他拥众20万人，巨舰百余艘，自号“五峰船主”。海上船只只有插上“五峰旗”方能进退，并将船只让毛海峰、徐碧溪等分领，往来日本、暹罗诸国，自称徽王。

      尽管海上快意纵横，但王直始终没有放弃“开放海禁”的要求，以谋取“合法经商”的地位。在借力官方捕杀了陈思盼海盗集团之后，王直再次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但只是得到百石米的馈赠，互市之求被搁置一旁。

      1552年，王直公然在舟山开市贸易，遭到官方偷袭逃跑，之后他派部属回来报复，导致1553年“壬子之变”，史书称海寇“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在王直报复之时，他难以想到的是，同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四年后，葡萄牙人以租借澳门的方式，独享之后百余年间澳门作为广州外港的独特权利。在倭乱期间，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日本平户等港口直接贸易，是东海海域唯一不受海禁影响的航线。

      之后王直的母亲被押做人质。在明朝官员保证开放海禁的承诺之下，王直心怀侥幸，只身投诚，但终因事情有变，1559年被下诏斩首。

     最后的海商大佬 

      1566年，以大海盗吴平被闽、粤官军全歼为标志，中国沿海倭寇巢穴被全部荡平。同年，隆庆皇帝上任，并在次年，在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下，开放福建漳州月港为贸易港口，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开放是闽浙官僚、民众及到此地就任的父母官共同呼吁推动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海外白银的牵引。也是在此时，西属美洲和日本都发现了白银，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学者后智钢所认为的三个主要的白银输入渠道：以马尼拉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美洲白银的涌入；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与日本白银的入华；以澳门为中心的西洋贸易与外银的内流。

      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棉布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以致美国学者弗兰克得出结论说，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月港贸易激发了漳州人海外贸易的热忱，漳州海澄人在马尼拉中国人中，十居其八，但1603年发生的马尼拉大屠杀，让漳州商人元气大伤。马尼拉大屠杀，死亡数字版本较多，从15000到30000人不等。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李旦被西班牙人罚在一艘叫galeyen的船上做了多年苦役，在1607年逃走，后移居日本，并娶日本女为妻。

      旅居日本的明朝侨民多达两三万人，主要集中在长崎和平户。李旦善于结交长崎、平户两地权贵，他是继王直之后又一位在日本的头号华人传奇人物。因为对日本平户～马尼拉、平户～澳门的贸易前景不太乐观，从1614年或1615年左右开始，李旦派人前往澎湖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在荷兰人占有台湾以前，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共同以日本的平户、长崎和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为基地，从事对日贸易和海上武装打劫活动。

      后来葡萄牙在日本边传教边贸易的方式，受到日本政府的极大警觉。教徒无处不在，让葡萄牙在日本的地位急转直下，同为教徒的李旦等也在无形中受到影响。由漳州人颜思齐出面组织的28人拜盟兄弟团，欲因此在日本起事，不幸事泄，遭到搜捕，就仓皇逃往台湾。郑芝龙奉李旦之命，搭乘荷兰船“好望号”由平户启程赴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1624年8月李旦也从日本平户抵达澎湖。1625年8月，李旦染病去世，其在台湾的产业基本被郑芝龙继承。

      从1604年短暂占据澎湖开始，到1622年占据澎湖，再到1624年占据台湾，荷兰人一直流离在明朝官方朝贡贸易之外。漳州双屿的盛极而衰，是福建人李光头以及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与葡萄牙人里应外合的结果。荷兰人的出现，又与层出不穷的刘香、李魁奇、杨六杨七、禇彩老等海盗集团，结成这种关系。

      不同的是，明末最具实力的李旦及之后的郑芝龙海商集团都选择了比月港更具优势的厦门，作为开展海外走私贸易的港口。厦门港逐渐取代明朝时的漳州月港，延续了汉唐时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泉州后渚所承载的福建海商的历史命脉。

      月港体制不允许外国人前往漳州贸易，荷兰人只能以台湾为基地，以福建商人为中介，采用预付资金、按样加工、期货贸易等方式开展贸易。崇祯皇帝上台后，福建巡抚熊文灿为对付荷兰人和其他海盗商人，与官方假手王直如出一辙，招抚海盗。为长远考虑，郑芝龙奉诏归附明朝，在大陆拥有牢固基地后，使其能集中精力对付荷兰舰队，并将中国南海上的海盗集团一一消灭。

      1640年后，郑芝龙集团确立海上霸主地位，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商船都有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郑芝龙成为明朝最巅峰时期亦商亦盗的海商代表。

      尽管17世纪荷兰人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但在郑芝龙海上集团面前，荷兰人不得不每年向郑芝龙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不过，郑氏家族之后命运多舛，郑芝龙先被软禁而后被杀，其子郑成功抗清收复台湾，到这个家族最终被清政府剿灭，让人唏嘘。当清朝再度开放国门时，郑氏家族时代的中国海上商人贸易航线，慢慢被荷兰、英国等东欧商人渗透、填补、控制，郑氏家族成为明清中国海商最后、最为辉煌的剪影。

      当西方商人及其代言人在议会里的声音逐渐上升为主流时，东西方商人的话语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者命运的走向，也在这种变化中慢慢定格。

       当陈祖义、王直、郑芝龙等亦盗亦商的角色被官方主流价值观所不容时，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第二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逐渐用开放的姿态，将中国海商纳入合法的平台之下。

      不过，这个平台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人不是广州本土商人，而是沿传了明末一百年来海商积淀和风云的福建商人。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来自泉州府同安县的潘启，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潘启到达广州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黎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还包括寄籍者)。虽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从数量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占据着中枢之位，十三行里的灵魂人物基本都来自福建。

      1757年大清帝国发生了三件相辅相成的大事：乾隆南巡、清廷以诏谕的形式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第二次远征准噶尔。广东远离中央政府心脏，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而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重地，清政府不希望西方商人逼近江南漕运财富中心乃至京师重地，所以南巡后确立广州一口通商，实也是为远征准噶尔而避免来自海路的不测。

      1760年，由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潘启成为复设的公行首任商总。以公行的再次成立为标志，广州十三行商人真正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之后，潘启成为广州首富，并成为与瑞典、英国等国丝绸贸易的最大客户。在广州一口通商的85年间，潘启及其家族出任总商的时间最长。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也是十三行里面唯一一个超过百年历史的商行。

      之后，公行时开时废，显示了来自清朝珠江和英国泰晤士河两股商业势力的较量。这场较量的一头连着清帝国的广州十三行，另一头连着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官方外贸垄断团体，构成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商业中枢。其间所发生的贸易纠纷，引发出世界上两个强大帝国间漫长的碰撞。

      伍秉鉴是十三行后起的福建商人，他将福建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他的父亲伍国莹曾在潘家做账房，1783年开设怡和洋行而成为行商。与潘启一样，伍家的祖籍来自福建泉州府，先祖在康熙初年进入广东，原在武夷山种茶为业。

      尽管潘家仍维持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宗订单地位，但英印公司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已经在走下坡路。伍家第二代跳出既有的贸易框架，主动出击，与广州口岸新兴的外商—美国的自由商人以及来自印度的港脚商人打成一片，这是伍家脱颖而出、超越潘家的关键所在。

      1776年亚当·斯密(1723～1790)创立自由经济理论。当国外散商在自由经济理念的主导下，陆续肢解了本国的垄断贸易组织时，清朝十三行公行的垄断，一直存续到了鸦片战争，这是大清帝国与英帝国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命运迥异的一个原因。

      1786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条法令说，东印度公司的“监理委员会”，对于航行中国的、领有执照的港脚商人(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是指17世纪末到19 世纪中叶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中国等地的亚洲内部区间贸易。这种贸易原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到18世纪后期，逐渐转由公司以外的自由商人所经营，使得它成为亚洲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有充分的管辖权力，企图用政治力量对散商强加限制，但这种硬性规定阻挡不了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的散商的贸易活动。

      1787年，东印度公司勒令亨利·柯克斯于第二年春天离开中国。同年，他的两个合作伙伴约翰·里德和丹尼尔·比尔，分别以担任奥地利和普鲁士派驻广州的相关职务的方法留在了中国。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不受东印度公司的管束而自由地留在广州。

      大约从1817年起，港脚贸易就在广州提供了全部英国进口货的四分之三。也是在这一年，33岁的英国人渣地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具有拐点意义的决定，在东印度公司担任随船队医15年后，他自己经商，经常利用自己的身份误导人们贩卖和吸食鸦片。

      与此同时，很多十三行商人明知道外来商船装运的是鸦片，却仍然给予承保具结，伍秉鉴也不例外。1818年他因承保美国商船华巴士号(Wabash)运载鸦片，被罚16万两白银。伍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家族，一方面伍秉鉴带给这个家族19世纪世界首富之一的荣耀与光鲜，另一方面又带有串通外商、贩卖鸦片、私运白银的龌龊与灰暗；但伍秉鉴投资美国铁路、银行、保险等多个行业，俨然是一位跨国投资财阀的姿态，显示了其超前的眼光和视野。

      德国学者弗兰克认为，在1831～1833年间，近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为减少白银因鸦片贸易导致的大量外流，1833年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指出自铸五钱重的银元，用中国银元抵制外国银元，但遭到户部的坚决反对，币制改革遂搁置。

      而国外的港脚商们慢慢有能力策动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1827年，曼彻斯特商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分析公司垄断权的利弊，并在随后的年份中通过决议案要求废除公司的垄断权。

      其后，全国其他城市相继响应。甚至1829年5月15日，44名孟买巴斯商人给英国东印度公司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改变垄断的贸易制度。1830年英国国内召开会议，一致反对东印公司的垄断。这时的中英进出口贸易总值，已经在一半以上归入港脚商手中，港脚贸易构成了中英贸易的基石。

      1837年，鸦片集散地从珠江口外的伶仃洋扩展到整个东南沿海，仅虎门至广州花地的珠江沿岸，就有30多艘鸦片走私船只穿梭不停。美国商人既经营土耳其鸦片“金花土”，印度鸦片更占到他们总量的约95%。1800～1839年间，美国人向中国输入了一万箱鸦片，俄国则从中亚运来鸦片，贩毒走私达到空前猖獗的地步。

      1834年以前，伍秉鉴与英商、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此前后，伍秉鉴拥有资产高达2600万银元，不但是广州首富，美国商人更视他为世界级的富豪。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更是将伍秉鉴与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宦官刘瑾、和珅和宋子文一道，列为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之一。

      1839年3月，福建人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传讯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指斥他们包庇鸦片贸易，并为外国商人私通情报等行为不法，责令他们到商馆传谕外国鸦片贩在三天之内呈缴所有鸦片，并书面表示永不敢非法夹带鸦片，但洋人并不理会。

      之后，烟商们同意牺牲仓库中价值1200万美元的鸦片，伍秉鉴自己对他们进行赔偿，林则徐严词拒绝了这种妥协方案。年迈的伍秉鉴和卢茂官被套上枷锁，伍的儿子伍崇曜和卢茂官的兄弟也被投入大牢。林则徐也深知颠地垄断了大半的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就说，如果颠地不顺从，就将伍秉鉴处决。

      无奈之下，伍秉鉴颈套铁链出现在代理处，央求颠地前往，但是颠地拒绝前往。在颠地看来，“所有走私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直接往中国输入鸦片，但港脚商输入中国的鸦片都是东印度公司生产的。并且，港脚商在广州结款时要将资金存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账户上，从而得到一张可在伦敦或印度兑付的汇票。

      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曾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

      罗宾逊的建议立即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就往中国输入鸦片贸易之事，英国国内存在争议，但鸦片贸易并没有禁绝，反而愈演愈烈；罗宾逊也因为其立场而被免职，虽然后任者义律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但他暗中纵令颠地逃跑，又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被林则徐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伍崇曜等行商又暗中设法接济这些外商，帮助外商买进糖、油、供给用水等，并派人送去鸡、火腿、面包和饼干等食品。

      之后，以颠地为首的特别代表团被派往伦敦，要求政府对大清朝收缴鸦片做出回应，并由大清国赔偿，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随后，广州十三行终结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贸垄断权。不完全统计显示，当时34家行商，20家破产，被抄家发往边疆充军者10家。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溘然长逝，终年74岁。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间的一个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广州十三行商馆被民众一把火烧为灰烬。这个灰色的、在鸦片贸易中有意或无意“独善其身”的群体，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商人大迁移，第一次发生在1492年叶淇变法，徽商、山陕商人大举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第二次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一北一南以1727年恰克图成为事实上的陆路一口通商口岸和1757年广州取得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为标志，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为晋商和福建、徽州商人大批迁移的地方。

      第三次发生在1843年11月开埠后的上海，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帮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此间，闽粤商人捷足先登，却因一场小刀会起义，命运发生了迥然的变化。当站在徽州人李鸿章肩膀上的江苏人盛宣怀，先后将以徐润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和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依次从历史的舞台退出之后，承接盛宣怀衣钵而起的宁波商人严信厚，开启了宁波时代的到来。

      但在那个时代，最为正统的商人还是来自江苏。以状元实业家张謇和取得面粉和纺织双料冠军的实业家荣氏兄弟为最高标杆，但一切个体创造财富的奇迹和努力，都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再次归零。与清初皇商给我们演绎的历史如出一辙，此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带着国家意识和标签的红色资本家。

     小刀会起义：闽粤商人的分水岭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还是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怡和、宝顺等8家英资洋行最先落户外滩。

      上海开埠前，广东人贩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也不少。伴随上海崛起，广东输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货物，而是一群叫“买办”的人。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苏人外，其它三人唐廷枢(19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1)都来自广东香山，成为粤商较早驰舞上海滩的最明显例证。

      葡萄牙依托澳门的200多年合法而较为稳定的垄断贸易，让广州府理应成为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群体的地区。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当时澳门归香山管辖，香山与澳门的这种联系，使香山成为中国最先沐浴欧风美雨的地方。

      1853年小刀会起义是闽粤商人在上海命运的转折点。

      因为有大量闽籍商民牵涉到小刀会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以使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但广州人延续了其在上海应有的影响，福建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福建人最早到上海，人数最多，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商业影响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像广潮帮那样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长期外贸经验。这让粤商在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为筹集军饷，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推出厘金制。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他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朝官方捐税十两，提出贰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

      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1857年全年广潮义捐为53万两，1858、1859年为140余万两，占同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给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标志着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从此，正如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30年。

      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买鸦片作为主业，所以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在上海开埠之初注定了其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也为人诟病。正如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所说，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学者章太炎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他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说的就是出身葡萄牙语的买办一职。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但当买办的身影出现在茶叶、丝业、航运、保险、房地产等领域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削减。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面临第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运动中最为惹眼，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当香山人在上海滩大展鸿图之时，福建商人在黯然神伤中，重拾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南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社会。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最为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之时，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隐忍不拔之势，在最近三四十年给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艳的发现。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台湾(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为代表)、印尼(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为多。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苏浙商人颠覆粤徽商人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苏浙移民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在上海公共租界中，1910年江苏、浙江籍人口分别为141855、109419人；1930年分别增加到500576、304544人。

      当山西、陕西盐商纵横驰骋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时，江苏商人以洞庭商人为先导，在中国商帮史上崭露头角。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江苏商人古有洞庭商帮，这是近代苏商的根脉所在。明代中叶，被称为“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山人纷纷外出经商，“王、翁、许、席”为其杰出代表。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经营布匹贸易为主；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在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让生灵荼炭，扬州、苏州等昔日繁荣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祖辈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一时迁移到江南地区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避乱。

      1857年，也就是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上海的前一年，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席正甫到上海投靠兄长。他从做跑街开始，用了十余年，在1874年当上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并且一坐就是30年。靠着给清政府政治贷款，以及汇丰银行扮演的外商银行和各钱庄“总清算”的地位，席氏祖孙三代在汇丰的上海历史中当了55年的买办，堪称“上海第一买办世家”。

       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其它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都没有以家族继承的方式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与席正甫一样，对于中国商帮史来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与席正甫不同，盛宣怀扮演了粤徽商人终结者的角色，而1883年年底中法战争的开打，成为唐廷枢、徐润以及徽州商人代表胡雪岩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胡雪岩是在囤丝大战中一败涂地的。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生丝生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在欧洲市场最为著名的生丝品牌就是湖丝，号称“软黄金”，但长期以来，生丝的对外贸易却被上海滩的外国洋行所把持。1882年，胡雪岩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发起了生丝大战。1883年，当法国军舰出现在上海吴淞口时，动荡的时局让丝价看跌。

      问题在于，胡雪岩曾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银子，定下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两笔款项都以各省协饷做担保，但其中80万两正赶上还期，虽是朝廷所借，但经办人是胡雪岩。

      往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这次，上海道台邵友濂，听从了被李鸿章授意的盛宣怀缓发20天之意。无奈，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行垫付。

      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80万两银行陆续离开阜康钱庄时，他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钱庄倒闭在即。

      胡雪岩派人向左宗棠发报，但电报被盛宣怀暗中叫人扣下，最后胡雪岩无奈将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但已经家资去半的他，因资金周转不灵，最终败在挤兑风潮之中，并于1885年忧愤而 死。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银根抽紧，为徐润提供贷款的22家钱庄一起找到他讨债。一向办事稳重机警的徐润乱了方寸，他找盛宣怀商讨对策，但没想到盛将此事抖出，检举徐润搬用招商局巨款炒股亏空之事，就这样，涉及其中的唐廷枢和徐润被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事业中扫地出门；从此，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盛宣怀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张，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场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了传奇。

      是他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争议最大的一个。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是他直接倡导、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以此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

      最让人莫名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铁路收归国有运动中，成为铁路国有政策最忠诚的执行者，并被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清史稿》中。

      在一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带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之丰富，是其它商帮难以企及的。他们当中有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来自南通、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来自无锡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

      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归于江苏管辖的上海，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甬商后来居上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愈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评论说，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宁波人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年代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数有朱葆三、虞洽卿、许春荣等。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石和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与香山买办借官方势力谋求转型不同，宁波买办在新兴工商业中的势力，主要通过民间商业力量而显现。

      早年宁波商人的领袖人物都是围绕两位江苏人在打转，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南通张謇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当张謇与浙江人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甬商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是会员。

      但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的目光由张謇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逐渐执掌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都是以甬商为班底而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

      作为嫁接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并成为宁波商人具有力量的表现。

      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是白银100万两。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的一大亮点是，吸引了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第一任会长也是严信厚。这一公所又先后改组成商务总会和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但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变化不大，商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至于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宁波商人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航运业，1926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考察得出结尾，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因此，宁波走出来两位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

     保卫社会：最后的辉煌 

      上世纪初20年代初，企业界试图肩负起保障社会秩序的责任。最突出的就是上海。

      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的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由上海道袁树勋照会郭怀珠、李厚祐、叶佳棠、姚文楠、莫锡纶等绅商集议筹办，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的开始。宁波人李平书为总工程局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葆三为办事总董。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就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开会。与体操会一样，消防队、体育会和商团是当时多元化的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淮军事组织。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这些带有商人背景的组织功不可没，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手上有枪。

      1911年初，上海商团成为反清主要的武装力量。同年4月，在虞的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到民国元年上海各业和商团共有20个，人数约有2500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后，其着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逐渐显现。当他陆续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国会(1913年12 月)及地方谘议局(1914年)后，那些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的绅商们，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1916年北洋政府对团练组织做出了严格规定。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商团与政府的冲突于1923年由共产国际牵头的联俄容共而起。这些商人本来大部分是孙文的支持者，现在因为联俄容共政策而分道扬镳。在他们心目中，共产总是和没收财产、共妻这些恐怖的字眼连在一起。虽然孙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人们对他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仍感到忧心忡忡。

      在广州这个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里，商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1924年2月，适逢旧历年关之期，各军催饷，急如星火。孙文再也无计可施，命令广州的善堂(注：慈善组织)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以捱过年关。未料，商民忍无可忍，一呼百应，相约拒用滇军、豫军的“军用手票”，演变成广州全市罢市的轩然大波。善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军用手票”。

      这时，政府与商民的关系已经出现种种不祥迹象。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而由购买军火所引起的商团与政府的冲撞，最终在广州民众国庆游行之时爆发。商团在混乱中开枪射击，当场击毙十几人。孙中山以商团叛形既露，令各地民团“协助防乱，毋为所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就这样商团叛乱被镇压。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工农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其意在改变商民以前“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但在国民党内部，大商人与小商人又形成针尖对麦芒的局面。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商民运动的决议案》，作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民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的商民协会得普遍于全国”的决定。

      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筱才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形，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 性”。

      1927年后，国民党人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1928年7月19日在国民党中常会157次会议中，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商人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改变了以商民协会取代旧商会的态度，要求各地商民协会与商会分立并存，并指出商会代表大商人利益，受国民政府监督、管理；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利益，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训练部指导。

      之后，国民党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六条原则，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商人再次回到传统中去，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大不如 前。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营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并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官营资本约占15%。“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民国政府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国家资本全面进入原来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挤压，让我们记住了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民营资本的话语权愈来愈式微。

      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无锡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离开了大陆。中国银行[2.96 0.34% 股吧 研报]界的陈光甫、宋汉章、周作民、钱新之、李铭等及实业界的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也都选择了离开。尽管有些商业领袖，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方面的邀请下又回到国内，但再也没能延续其在商业上的传奇。1952年底，荣德生谢世。同年2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家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视察行务，突发心脏病后去世，享年72岁。

      1956年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声中，中国私商的财富整体被归于零；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民间的商业传承才在断代了二十多年后接上地气。

      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商帮史时，反思中国商人是否仍会回到历史的窠臼之中，是一件轻松不起来的事情。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中国商人的利益和精神的传承，成为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