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恋：盛关颐牵线宋霭龄，她写完《宋家三姐妹》，差点进战俘集中营

来源：民国风文艺范

1

1939年夏天，项美丽为了撰写《宋家三姐妹》一书，在邵洵美的陪同下，来到香港采访宋霭龄。邵洵美的一位姨妈盛关颐是宋霭龄的朋友，经由她的引见，宋霭龄说服了宋美龄和宋庆龄，同意由项美丽来写她们三人的合传：项美丽则向宋霭龄承诺，如果文字中有她们不能接受的地方，她不会执意发表。8月份与邵洵美一起回上海后，项美丽处理完自己的一些私事（尤其是托管她的两只猩猩）后，便于10月再赴香港。项美丽离别上海时的匆忙偶然，就像她四年前来到时一样，只是人生中的一场邂逅：当年她到上海时只准备呆两周后去非洲，谁知一住就是四年，还与邵洵美签下了结婚证书：此时她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离开上海竟是永别。

再次来到香港后，项美丽取得了宋霭龄的信任，从宋霭龄处得到了一大批宋家的文字资料和照片，同时又多次采访了宋霭龄。她试写了第一章《宋家三姐妹》后寄给邵洵美看，邵洵美说：“写这本传记你得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是平平的叙事。”于是项美丽从头再写。在香港完成收集材料后，宋霭龄又为她安排了去重庆采访宋美龄的事宜。那时已是12月底，项美丽坐一班从午夜起飞的班机，带着一项机密任务，在宋霭龄警卫的全程护送下，同时拿着朋友托带的行李前往重庆。

在重庆项美丽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而重庆经受了频繁的空袭轰炸和战时的物资短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项美丽依然靠着给《纽约客》杂志撰写国际采风专栏文章而谋取生存，同时凭着自己敏捷的新闻从业者的超快写作能力，向世界报道中国现实的冲动，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快速将她掌握的宋家资料融进了《宋家三姐妹》一书。值得一说的是，促成项美丽写《宋家三姐妹》一书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竟是她的同乡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斯诺的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畅销书，斯诺也成了一流记者。斯诺的采访对象在陕北的窑洞里，常人难以接近；项美丽的传主们则处于战时中国的权力顶端，同样也是为常人难以接近。

项美丽只花了十个月，便写完了《宋家三姐妹》，那时是1940年10月。项美丽把书稿寄往美国出版后，马上买了机票飞回香港，准备在香港搭船返回美国。很明显，与邵洵美分别一年后，项美丽在情感上已经摆脱了邵的迷惑，毕竟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国专业女子，她不可能长期做邵的情人。邵洵美是上海文化界的大亨，他的魔术师般迷惑力出了上海便失去了魔力。项美丽在重庆期间，邵洵美曾给项美丽写信，用中国人的男女之情语言说：在中国，当男女之间发生爱情时，我们会用“相思”来表达。处于战火之中的项美丽，仅仅用电报作为回复，更加关心的是她的大猩猩的健康！

英国记者格雷斯科（Greseoe）在2016年出版的《大上海》一书中写道：“项美丽和邵洵美相遇时是一对平等的个人，他们在充满幽默、相互尊重和真情的氛围下培育了因缘际遇。简单地说：他们堕落了爱河，而那就改變了一切。那种状况至少维持了一段时间。他们俩情关系的刀锋，也就是邵洵美已经结婚，并且是一个大家庭的户主这个现实，被鸦片的烟雾所隐蔽了。

项美丽从少年时期起便养成了一种习惯，把她的生活转变成传奇故事，将她情人生活中的复杂现实转化为一种神奇而畅销的迷人故事（这里指项美丽在《纽约客》上写专栏文章《潘汉文先生》，于1942年集成专书出版——译者）。当项美丽驱散他们的因缘借以诞生的‘大烟雾时，她把邵洵美丢在后面了。对她和其他人来说，十分明显的是，那个曾经滋生丰富文化交流，并让怪异之人发生恋情的上海已经注定灭亡了。这时，项美丽已经迈入了新领地，进入了她职业的新阶段。”这段话惟妙惟肖地总结了项美丽与邵洵美的恋情关系之独特土壤：鸦片烟曾经是邵洵美迷惑项美丽的一种武器，就像邵洵美在上海的深厚关系网是其重要资源一样。

项美丽在1940年10月第三次踏上香港，原本计划立即坐船回美国，但是一段新恋情却再次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项美丽飞机到达香港的当天晚上，便与一位名叫查尔斯•鲍克瑟（charles Boxer）的英国陆军军官共进晚餐。那时查尔斯已经是少校军衔，是大英帝国在香港的情报部门首领，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与项美丽的关系要追溯到1937年。

查尔斯偶尔给邵洵美与项美丽合办的双语杂志《天下》撰稿，《天下》的英文版杂志社设在香港。1937年查尔斯在《天下》杂志上看到项美丽的一篇文章颇为欣赏，便问杂志社的编辑此人是谁、住在哪里。编辑是邵洵美的朋友，给了他项美丽在上海的地址，并补充说“她可是与邵洵美在热恋之中”。查尔斯耸耸肩回复说，他不过是有点好奇罢了，他到上海去会找她喝茶。

同年查尔斯来到上海，找上了项美丽的住地，于是，项美丽与邵洵美与这位《天下》杂志作者一起在项美丽家里喝了茶，那时起他们便成了共同的朋友。1939年夏天邵洵美陪同项美丽第一次来香港时，查尔斯刚刚新婚，夫人是靓丽妩媚的厄休拉（Ursula）。那时查尔斯的军衔还是上尉，一次查尔斯请项美丽和邵洵美以及他们的随同人员，还有查尔斯的部下一起喝酒，查尔斯与两桌人中的每一位都“干杯”，最后喝得酩酊大醉，厄休拉当着项美丽的面坚定地说：“我来开车回家！”

项美丽第三次回到香港时可谓是两肩一身轻，写完《宋家三姐妹》告别烽火连天的陪都，踏上灯红酒绿的香港仿佛是进入一个天堂般的新世界。更为凑巧的是，此时查尔斯太太厄休拉正好去了新加坡。重逢后的项美丽与查尔斯像是经历了生死离别，查尔斯对项美丽的最初朦胧爱意重新萌发应是最自然不过了。到1940年12月，项美丽已经怀孕了。其间海明威与其第三任妻子葛尔虹也正好从陪都来到香港逗留，项美丽请海明威夫妇赴宴，由于此时朋友之间还在猜测项美丽孩子的父亲是谁，喜欢占便宜的海明威对项美丽开玩笑说：“如果你不便告诉大家孩子的父亲是谁，就说是我的好了。”

1941年10月，项美丽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周还没有动静，于是项美丽住入玛丽王后医院做了剖腹产，生下一个女孩，起名克罗拉（carola）。医院的负责人塞林一克拉克（selwyn-Clarke）是香港地区卫生部部长，他与夫人希尔达（Hilda）就住在项美丽的隔壁；项美丽与希尔达是好朋友。孩子生下后没多久便发生了“珍珠港事件”，英军的抵抗持续了两周多，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香港总督宣布投降。

查尔斯肩部中弹住入玛丽王后医院成为日军俘虏。日军接管香港后宣布，所有持英国和美国护照的公民都必须到“外国事务处”登记，随后将被关押到设在香港南面的“斯丹利”（stanley）集中营。

项美丽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借口剖腹产伤口感染再次入住玛丽王后医院，一是因为查尔斯在那里养伤，开始时日军管理战俘还不是很严，项美丽在医院可以每天去看望查尔斯：二是日军还没有正式接管医院。项美丽请查尔斯向日军军官说情，让她和孩子免于进集中营，她凭女性的敏感觉得克罗拉在集中营无法生存下来。毕竟查尔斯会说流利的日语，与广东的日本三十八军军官都有过长期交往。但查尔斯一口拒绝了，他认为项美丽应该与英国人共存亡。

1942年1月21日日军接管了医院，日军的临时负责人是一位医生军官。项美丽从各种消息渠道得知，日本法律规定，凡是与中国人结婚的外国女人在法律上都是中国人，从而可以不进集中营。

于是项美丽来到这位比较和蔼的日军医生面前说：“我有一位中国丈夫，他在上海。我可以到‘外国事务处证明我是一位法律上的中国人。”军官兴致盎然地仔细打量了项美丽一番，听到一位美国女人与东方人结婚，眼神立即温和了许多。他说：“哈，一位中国丈夫，几个孩子？”项美丽顺势说：“就一个。”军官笑笑说：“哈伊。”然后拿出一张他的名片，写上项美丽的名字，以及去“外国事务处”的理由，盖上了他的名字章和军用公章，注明有效期两天，然后交给了项美丽作为临时通行证。

项美丽拿到日军医生军官给的临时通行证后喜出望外，马上来到查尔斯的病房报喜。查尔斯接过临时通行证看了，然后凝视了项美丽好一会，说：“我的天啊，你以为你能够蒙混过去吗？”项美丽则说：“如果我得逞了，那将是洵美对我做的最好的事情了！”一番长久的沉默后，查尔斯在一边冷冷地说：“你应该与你自己国家的人在一起。”项美丽回敬说：“英国人可不是我自己国家的人。我倒觉得与中国人在一起蛮融洽的。”查尔斯用手蒙上脸，再次感叹：“我的天啊！”

前香港卫生部长塞林一克拉克依然被日军指定为负责香港卫生，他夫人希尔达也有通行证。但是从医院到她们的住地，带着行李和小孩，要穿过战火刚熄的香港街区对两位女士来说根本不可能。于是项美丽在希尔达陪同下再次来找那名日军军官，向他申请用一辆军车把她们送回家。军官居然也同意了。日军司机喜欢白人女孩克罗拉，就让项美丽带着女儿坐在车前，让希尔达和佣人坐到卡车的后面。因为是军车，路边的众多岗哨一路放行。但项美丽坐在军车的副驾驶座上，目睹战火后香港满目疮痍的街景，心泪翻滚。

她在一篇题为《我们回家了》的《纽约客》杂志报道中，以一位记者的敏锐感受写道：“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黑压压一片衣衫破烂，形容枯槁，沉默无言的行人，死气沉沉地走得像蜗牛一样缓慢。仿佛他们都无处可去，无事可做，也没有希望可以寄托。他们的头都低垂着，两手缩在袖子里面，他们或者随流而行，或者踽踽独行，或者与家人同行，但无人说一句话。”七十多年后读到这样生动的战时现场描述，都让我忍不住心酸难受。

项美丽有几个星期没有回家，到家后则发现自己的公寓已经被一对欧亚混血的姐妹占据了，她们自己的公寓被战火摧毁了，两位丈夫都在抵抗战争中牺牲了，于是便带着父母、孩子和佣人们大小十多人自己搬进了项美丽空关着的公寓。项美丽走到门前时，出来开门的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姐姐艾琳（Irene Fincher）。项美丽只得谦卑地问：“这里还有地方让我们今晚也暂时住一下吗？”艾琳带着怨气回答说：“这是你的房子，你当然可以住了。我们是不是要搬出去？”项美丽说：“你们不用搬。我明天去‘外国事务处办身份，如果办不成就进集中营了。”于是项美丽带着克罗拉，以及厨师阿金和女佣阿梅将就着住下了。艾琳和妹妹菲丽斯（Phyllis）因为是欧亚混血人，不用担心进集中营。

第二天，项美丽由艾琳作陪来到“外国事务处”，排完长队后才得知外国人登记已经结束了，现在身份必须到领事馆去办。到了领事馆，出来见她的领事竟是木村（kimura），他在几周前还与项美丽和查尔斯一起喝过酒，是一位交往已久的朋友。木村轻声问：“查尔斯还好吗？”项美丽就把查尔斯受伤在押的情况说了。然后问：“我有一个中国丈夫，我是否要进集中营？”木村说：“外国人进集中营的条例都是我制定的。你有中国丈夫，在法律上就是中国人了，不可以进集中营的。不过你要在两天内到‘外国事务处出示结婚证书或是证人陈述证明你的婚姻。我再给你一个两天通行证。”于是项美丽拿着一个盖有各种公章的正规通行证走出了领事馆。

她告诉艾琳，她与邵洵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络了，在这战火弥漫的日子里，就连邵洵美在哪里的消息都没有，更不用说从他那里弄到结婚证书了。然后她豁然想起洵美有一个侄儿弗莱德（Freddy）在香港读大学，于是便朝着弗莱德读书的地方走去。

项美丽的运气真是好极了：在茫茫大海般的人群中，她居然在街道上找到了弗莱德，而且弗莱德也愿意到法庭给项阿姨做陈述作证，条件是她不能告诉日本人他曾经作为义务兵参加抵抗。次日项美丽由弗莱德陪同又来到了“外国事务处”。这次出来见项美丽的是处长本人小田多喜男，项美丽又惊又喜，原来他们也是以前就认识的朋友！弗莱德的证人陈述完全有效，项美丽当天就拿到了中国护照，回家的路上欣喜无比。

但是项美丽的磨难还没有结束。在香港南面斯丹利英美平民集中营负责管理伙食的是一个汉奸郑某，从那些落难之人中间榨取钱财是郑某的拿手好戏。几周之后，他发现项美丽是一个很好的榨取对象，于是便把她的情况密报给了宪兵队长野间（Noma）上校。随后，在一天上午郑某来到项美丽家里传话，说是木村领事下午三点要找她谈话。项美丽再次由艾琳陪同来到领事馆，见到木村后，木村说，他没有约她来；然后他想起了昨天宪兵队长野间曾向他问起过项的情况，于是，便吩咐她去原最高法院大楼宪兵总部。

项美丽得知宪兵队长找她已经吓得毛骨悚然，她知道很多人进了宪兵总部就再没有出来过，还有很多人出来后惨不忍睹。到了宪兵总部后，她们在大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出来的是一位粗壮的翻译官横山，板着脸先让她们出示身份证书，仔细查看后，吩咐艾琳在大厅里等，然后把项美丽带到野间上校的办公室。宪兵队找项美丽，主要是因为项是查尔斯的情人，他们想从项的口里盘问出查尔斯的情报线索。项美丽知道他们已经把查尔斯的佣人抓起来，用了刑拷问过了。想到此，她不寒而栗。

野间上校坐在一个巨大的写字桌后面，他用日语发问，由横山翻译。他们问了许多像是荒唐可笑的问题，诸如：什么时候来中国的，什么时候来的香港，现在香港靠什么生存，吃什么，用什么买牛奶，给克罗拉哺乳喂奶每次喂多长时间，给医院里的查尔斯带什么东西吃，等等。野间对项美丽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都一清二楚，并读过《宋家三姐妹》的日译本。项美丽逐渐发觉野间听得懂英语，有时没等横山翻译就接着发问了。最后野间问：“你说你有一个中国丈夫，为什么你却跑到香港来给查尔斯生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此时项美丽已经筋疲力尽，像是快要发疯了，又像是被电击了一下，她使出全身力气说：“因为我是一个坏女孩！”随后便瘫在了椅子上，接下來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沉默之后，想不到横山却和气地拍拍她的肩膀说：“你不是坏女孩。你是好女孩。回家去吧！”

再说在美国那边，项美丽的家人也在千方百计营救她。姐姐海伦给国务卿写信，说明了项美丽沦陷香港的处境。国务院回信说，项美丽作为著名的新闻记者，她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了战俘交换者的名单。在香港的项美丽则完全与美国的亲友断去了音信，美国的亲友根本无法给她汇钱，《纽约客》和《宋家三姐妹》的出版社也都无法将项美丽积累的稿费寄给她，而项美丽这边则只能变卖首饰，每天都为奶粉和其他食物发愁。项美丽过了宪兵队那一关之后，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放过她。

过了不久，宪兵队的两位军官中泽和吉田借口学英语，每天都到项美丽的家里吃饭谈话，其中夹杂着套问和监视。中泽是在西方留过学的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谈话也是给项美丽做战争宣传。不过日本人还算对项美丽特别优待，作为“教英语”的酬劳，他们给项美丽送来各种食物：大米、面粉和牛奶等应有尽有。时间长了，项美丽与中泽还萌生了一定的友谊：中泽被调往广东时，项美丽向他索要了一张照片，中泽上尉便给了一张自己穿军装、佩剑、戴白手套的英武形象相片，并在相片下面用日语写了一行颇见幽默的话：“赠予爱弥丽•哈恩，我在香港的女俘。1942年。”项美丽把相片装裱好了，放在屋子里最显眼的钢琴上面。有好几次，喝醉了酒的日本士兵冲进门要对项美丽非礼时，厨师阿金都会指着相片对士兵说，“女士是这位军官的人！”士兵马上知趣地走开了。

到1943年9月，日本人终于通知项美丽她可以回美国了。项美丽坐上第二艘美日交换遣返船，经南美洲回到了纽约。1945年8月，查尔斯也终于获释，回到纽约与项美丽团聚。1946年邵洵美来美国购买印刷设备，在纽约重新见到了项美丽和查尔斯。此时项美丽已经是他人之妻，想必她一定向邵洵美讲了因他这位中国丈夫而免进集中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