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之子周幼海的坎坷人生

作者:沈立行

大汉奸周佛海有一个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儿子周幼海。周幼海是汉奸家庭的叛逆者,但家庭背景却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数十年来遭遇坎坷、几经沉浮。当最后真相大白、彻底平反,他已步入晚年。

汪伪政权一、二、三号大汉奸,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香港,陈公博的儿子陈干在美国,唯有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转了一百八十度的相反方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91年《上海滩》杂志第九期刊有叶永烈写的《周佛海和周幼海》一文,对幼海的情况,已经作了介绍。现在就我知道的,再作一点补充叙述。

周幼海1946年在苏北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后,他改名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即以后的政保处)二室当副科长。我那时也在社会处,所以认识他。不过,他是掌握机密的干部,我则是个“小八拉子”。

周幼海是周佛海最钟爱的儿子。周佛海共有两男三女。他在湖南前妻所生的儿子叫周少海,女儿为周淑海。周妻杨淑慧生一子一女,即周幼海和周慧海(至今在美国)。日伪时期,周佛海在日本又和金田幸子生了一个女儿,但一直没有公开。

1946年,周幼海24岁时在上海和施丹萍相恋,结为夫妻。施丹萍是有名的交际花,和我是同乡,常州人,年轻时即相识。她自从和周幼海结合后,就尽洗铅华,一心跟着闹革命。解放初期,施丹萍穿了一身土布解放军制服,当公安局托儿所主任。

1951年春节公安局在市府大礼堂开联欢会时,我还曾和她一起演出过节目。施丹萍后来受周幼海的株连,吃了三年官司,出狱后,因周幼海前途未卜即告离婚。不过,他们的感情仍然是很好的。周幼海在1983年彻底平反后,施丹萍还经常去看他。前几年施到日本去,金田幸子还把她当媳妇看待。施丹萍现仍健在,她和周幼海同年。

周幼海平反后,市公安局在漕河泾习勤路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发给他几万元补贴,并专门装了电话,以便市局可以随时向他咨询。市局还派了一位同志,专门服侍照顾他,因他在北京秦城监狱已中风两次,下肢完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1983年,我和前市局老干部高汉一起去看幼海,当时他年届花甲,已经两鬓似霜了。我从朋友处借了一台电疗机,想使他的双腿功能有所恢复。我去给他做了几次,终因中风时间过长,下肢肌肉严重萎缩,电疗无效,只得作罢。

我在周幼海处,曾遇到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周淑海。她和幼海的关系很好,也是幼海唯一的亲人,是专门从成都赶来照顾他的。抗战后,周佛海和前妻所生的周少海、周淑海失散。1945年春,由当时任汪伪政府军事顾问的川本芳太郎专门派人到湖南找到后,送来上海。川本是日本陆军高级特务,和周佛海的关系极好。

周淑海到上海周家后,杨淑慧对她很冷淡,只有周幼海对她十分照顾,所以,姐弟的关系十分融洽。有一次,周淑海悄悄对我说,能不能替幼海再介绍一位夫人,可以贴身照料。但幼海下肢完全瘫痪,到哪里去找个女人呢?我托了好多人,终未有结果。

当时,周幼海每天起床后,即由护理同志将他抱到沙发上,他就用左手写回忆资料。我见他脾气急躁,心情不好,对护理人员时常呵斥,似乎身上仍有一股大家公子的气味。据施丹萍说,幼海脾气不好,也是他们离婚原因之一。

周幼海后因心力衰竭,于1985年7月24日逝世,享年仅63岁。

周幼海讲过他的身世。

幼海于1922年在日本出生。1927年,宁汉分裂,周佛海从汉口到了上海,差一点被枪毙。后来终于投靠了蒋介石,当过国民党的政训处处长、江苏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代理部长,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为止。这段时期,周幼海和周慧海兄妹,一直在上海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周幼海15岁,刚好初中毕业。那时,周家住在南京西流湾8号。为了逃避日机轰炸,周佛海将妻子和幼海兄妹,送往湖南老家。

也就在这个时期,周佛海和抗日唱反调,就形成了所谓“低调俱乐部”。1938年汉口沦陷前,周佛海又将妻儿送到香港。周幼海就在岭南中学读书,他的同学张朝杰、姚祖彦、肖孟能等,对他日后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9年5月,周佛海跟汪精卫来上海投敌,幼海也跟着一起来了。1939年9月,周幼海去日本读书,由于幼海是大汉奸的儿子,故由侵华头子伊藤芳男陪同前往。1940年1月,汪精卫集团内部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出走去港的事件,闹得满城风雨。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周幼海到日本读书是去当人质的。

当时,日本人对幼海说,读书要紧,寒暑假不要回国。幼海为此和伊藤芳男吵了一架,幼海说:“我真的是来当人质的吗?”日本人没法,只好让他在假期里回上海。1941年暑假,19岁的周幼海在同学姚祖彦的帮助下逃离上海,预备到大后方重庆去,但被发现,火车到杭州时就被日本宪兵和“76号”特工人员押解回来。

从此,周幼海对日本人再无好感,更痛恨汪伪特工。为了此事,幼海在上海被软禁了一年半之久。

1943年,幼海又被送到日本读书,直到1945年春才回国。此时的周幼海,思想已经逐步成熟,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基础。从幼海的经历来看,1944年以前,他虽然已有抗日思想,但基本上是一个大汉奸家的花花公子,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内,幼海几乎见过当时所有的日本要人,如近卫文麿、影佐祯昭、冈田酋次、川本芳太郎和犬养健等。重庆军统人员程克祥一直住在周家,和幼海也极熟。当时,周佛海看到日本败局已定,曾在国外存有美金10万元,预备让幼海到美国去留学。据幼海说,在抗战后期,周佛海拼命和重庆戴笠勾结,以留后路。

蒋介石曾有亲笔信给周抚慰,见到此信的,只有周自己、妻子杨淑慧和幼海三人。由此可见,周佛海对幼海是十分钟爱和信任的。这封信上,蒋介石没有写名字,只写了“知名不具”,幼海曾问父亲:“你怎么肯定是蒋介石亲笔写的呢?”周佛海说:“我认识他的笔迹。”此信胜利后即由杨淑慧放在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内。后来周佛海被判死刑,就由于此信的关系,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这些事都是幼海亲口说的。

周幼海后来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周幼海在日本读书时,就接触过《资本论》《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知道中国有个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当时日本虽是军国主义统治,对进步书籍一般不禁止,但对进步人士加以监视。单以东京来说,就有近三万名特高便衣人员,监视着有进步思想的人,因为在日本共产党是很多的,但幼海是大汉奸的儿子,自然没有问题。

从1941年周幼海想秘密去重庆后,周佛海有过两次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接触,幼海都是知道的,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第一件是杨宇久的事。杨是刘少奇同志的表外甥女。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曾派杨宇久到南京做过周佛海的工作。杨宇久是幼海外祖父杨自容最喜欢的女学生,也是幼海外祖母的干女儿,幼海一直叫她杨阿姨。周佛海是知道杨宇久和刘少奇的关系的,故伪政府成立后,即委派杨的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长,借此留条后路。1941年春,杨宇久亲自到南京,通过杨叔丹试探后,面见周佛海,传达刘少奇的话,希望周今后保持联系,戴罪立功。

后来,杨宇久还到上海,住在周的家里,周佛海当时同意和共产党保持联系。杨宇久回苏北解放区时,周曾礼送出境。但此后不知为什么断了联系,并未发展下去,而周佛海也专心一意和戴笠勾结,不想和共产党来往了。幼海从这件事知道,共产党在苏北有个新四军,和日伪政权对比,截然不同,故思想上所受影响很大。

第二件是冯少白代表共产党和周佛海接触的事。当时汪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是周的亲信,邵有个亲戚叫冯龙(即冯少白),是专做敌陷区策反工作的新四军重要干部。1943年冯少白从苏北来到上海,通过邵式军,在上海湖南路周家和周佛海谈话。双方都承认日本即将失败,冯希望周能立功自赎。

据幼海回忆说,周曾问冯:“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能谅解吗?”冯少白说:“只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都可以既往不咎,将功赎罪。”当即决定,今后通过邵式军联系一切工作。后来,冯返苏北,的确和邵式军一直来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接受军统戴笠的委任,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就死心塌地地跟着戴笠走,不提新四军的事了。据幼海回忆,当时冯少白曾叫一个名为章克的人,拿了冯的亲笔信,到南京去见周佛海,要周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周不见,也不看信。

后来,周佛海在回上海的火车上,看了冯的信,看后撕得粉碎,扔到窗外去了。周对幼海说:“事到如今,已不能三心二意,只有跟着戴笠走下去了。”这件事对幼海的思想触动也很大。此事的中间人邵式军,因为早和新四军有联系,胜利时就去了苏北,后来得以善终。

除以上两件事外,促使周幼海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戴笠和毛人凤无缘无故将幼海关押在重庆达七个月之久。扣押周佛海,完全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软禁周幼海呢?据幼海自己说,始终是个谜。

1945年9月底,戴笠说,蒋介石要见周佛海,将周骗到重庆去。这是因为周是大汉奸,仍留在上海不大方便,但戴笠又要包庇周,才想出这个骗局。周佛海去重庆后的第三天,戴笠来到上海周家,说周心脏病复发,已送医院抢救,叫周妻杨淑慧速去照顾。

奇怪的是戴笠要周幼海也一起去。幼海当即拒绝,引起戴笠发火说:“你要是不去,今天晚上就跟我走!”一时形成僵局。结果,幼海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不和周佛海等大汉奸住在一起;第二,行动要有自由。戴笠当即答应,但也向幼海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不准用周幼海这个名字;第二,不准和周佛海在重庆的朋友及部下接触。条件谈妥后,戴笠即写了一封给军统局秘书长毛人凤的信,命毛妥善安排周幼海的生活。第二天,幼海就和母亲一起乘飞机到重庆去了。周佛海的确在生病,住在三间病房独用的医院里,条件很好,但一见幼海就皱眉说:“谁叫你来的?我又没有要你来!”到重庆的第三天,周幼海在军统磁器口的杨家山见到了毛人凤。

毛说:“戴先生为何要你来,我也不知道,只叫我好好安排你的生活,一切由戴先生自己来重庆处理。”周幼海从此就到白公馆去了,当然不是坐牢,生活很优裕,每餐八菜一汤,但从此失去自由。幼海不能外出,连写信也要经过军统特务的检查。幼海实在不懂究竟为了什么。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死亡。戴笠的死,使关在白公馆的一批大汉奸失掉了庇护(和周佛海一起关着的还有丁默邨、罗君强等人)。

不久,毛人凤当了局长,周佛海等人就被移交司法机关审判。周佛海当即向毛人凤提出,释放杨淑慧和周幼海。但毛人凤说,幼海不准回上海,只能去成都。幼海马上同意了。据幼海回忆,当晚他和周佛海作了一次长谈。周要幼海到美国,但幼海的回答却是:“我自己的事由我自己决定。”

就这样,周幼海被莫名其妙关了七个月。这件事对幼海的刺激很大,触动很深,对国民党就更深恶痛绝了。后来,幼海来到成都,经从前岭南中学同学萧孟能的帮助,秘密回到了上海。当时军统正在抄周佛海的家,幼海就匿居在一所公寓里。此时,他和施丹萍结识,不久就结婚。

周幼海参加革命,是由同学张朝杰的妹夫田云樵介绍的。1946年夏,幼海到了苏北淮阴,接待他的正是社会部副部长扬帆同志。幼海当即入党,两年后转正为党员。之后,幼海被派回上海,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党的经济和策反工作,直至解放。

施丹萍(右三)周幼海(右二)

上海解放后,扬帆任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周幼海改名周之友,就一直在扬帆手下从事绝密的对敌斗争工作。1955年潘汉年、扬帆案件发生,幼海在5月中旬被捕,一直关押在北京公安部看守所。查来查去,也查不出问题,在1965年被判管制三年。此时,幼海已中风一次,年仅43岁。

他被安排在上海一家化工厂,名义上是管制,实际上是以最低的生活条件养起来。此时,幼海的母亲杨淑慧早已病故,妻子施丹萍也与他离婚,妹妹慧海又远在美国,幼海孑然一身,境况凄凉。不久,由于上述杨宇久的事,幼海又受到刘少奇案的株连,再度在北京入狱,直到1975年才放回上海那家化工厂,但他已经第二次中风,下肢完全瘫痪了。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潘扬案件”得到纠正,周幼海才彻底平反,政府发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让他在漕河泾习勤路的房间内养病,直到病故。

在习勤路这几年里,周幼海孜孜不倦地写回忆录,提供了大量史料。在他的全力帮助下,出版了《周佛海日记》,还写了《周佛海末日记》《周佛海浮沉录》等长文,为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