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杀人与被杀之间，他选择后者

1991年11月，一个巴士车队驶向塞尔维亚北部的小村庄斯塔切沃，车上载着几百名战俘。这些车来自邻国克罗地亚多瑙河畔的小城市武科瓦尔，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已经在那里激战数月。在这场血腥的民族冲突中，克罗地亚人在开战动机上较有优势：他们要争取独立，已于5月投票决定脱离南斯拉夫。但是塞尔维亚在武装力量上较有优势，它的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控制了南斯拉夫人民军，凭借它提供的军火，塞尔维亚军队从周围的山顶包围了武科瓦尔市。塞尔维亚人袭击了教堂、水塔、工厂、修道院和美丽的老城堡，最终，这座小城沦陷到了塞尔维亚人手里，剩下的东西都归他们。将近90天的肆意轰炸，把原本迷人的河口城市炸得像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到处都是被炸成灰的建筑和残留的炮弹壳。路上的瓦砾高高堆起，塑料布覆盖在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未掩埋的尸体上。

塞尔维亚人攻下武科瓦尔市后不久，就把城市里的男性聚集起来押上巴士，驱车跨过边境线进入塞尔维亚，把他们送到一系列匆忙准备好的（且非常隐蔽的）关押地点。其中最大的一处关押地点是斯塔切沃的一个废弃的牛棚。在把俘虏押入牛棚前，塞尔维亚士兵命令一些俘虏先通过士兵们的击打考验，他们在俘虏通过时挥动棍棒进行猛击。一位名叫佐兰·桑格特的克罗地亚人亲眼看到自己的一个朋友被活活打死。他自己也受了很多下猛打。塞尔维亚士兵没有流露出多少仁慈，只有一个制约因素发挥了作用，至少在一时是有效的。武科瓦尔市被攻下以前，多个民族在那里混居，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塞尔维亚人。许多塞尔维亚人在那年春天就逃离了这座小城，但并非所有人都成功地在开战前离开，战争爆发后逃离那里太危险了。因此，在牛棚里的这些俘虏中混着一些士兵们希望免于虐待的人——他们的塞尔维亚同胞。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所使用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长得也十分相像。因此，筛选出同胞需要专门的知识，然而那些施加惩罚的塞尔维亚士兵——他们并非来自武科瓦尔市——没有这样的知识。

战火中的武科瓦尔

后来这个难题解决了，或者说看上去解决了，因为一位军官在俘虏里认出了一张熟悉的脸，这名男子高大如熊，圆头圆脑。他名叫亚历山大·耶夫蒂奇，是塞尔维亚人。多年前，耶夫蒂奇和这名军官曾一起在南斯拉夫人民军中服役。他们热情地互相问好。然后这名军官托耶夫蒂奇完成一个精细而紧急的任务，即认出俘虏里的其他塞尔维亚人，然后他们会被带到别的房间里。

军官嘱咐道：“筛选得仔细些。”

耶夫蒂奇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在把牛棚挤得满满当当的俘虏群里游走，他们占据着水泥地的各个角落。有些俘虏瘫坐着，因为天冷而瑟瑟发抖。有些俘虏则安静地处理自己的伤口，希望不要引人注意到自己，因为警卫时不时地指定一个人，然后把他带出去审问——可想而知，这个人会受到更多的虐待。直到几周后国际红十字会到达并整理俘虏名单时，这种恐怖的气氛才减轻。然而那时，许多俘虏已深受折磨，不知道多少人已经丧命。在此期间，把能够免于关押和难逃虐待的人分离出来的任务落到了耶夫蒂奇身上，他开始指认他认识的塞尔维亚人。他踢一踢那些人的脚，叫出他们的名字，然后示意他们起身。“跟我来，科瓦切维奇。”他对一位被关押者说，这个人外表整洁，肌肉发达，有一双淡蓝色的眸子，他垂着头，手上拷着手铐。他闻声后警惕地抬头凝视，但身子没有动，因为他的名字不是科瓦切维奇，而是斯坦科——他是克罗地亚人，不是塞尔维亚人。

“跟我来。” 耶夫蒂奇重复道。

那位困惑的男子犹豫地站起身，他四周的克罗地亚俘虏交换了疑惑的眼神，不明白当下到底什么情况。耶夫蒂奇把另一位克罗地亚人叫上前，然后又叫了一位，又一位，他用传统的塞尔维亚名字称呼他们每一个，俘虏们终于看懂了情况，开始示意他选择自己。他们开始小声说：“求你，求你，带上我。”

耶夫蒂奇回头打量，确定没有警卫听到以后，答道：“好，过来，快。”

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给“塞尔维亚人”准备的房间再也塞不下人了，耶夫蒂奇才停止。

战火中的武科瓦尔

“想象你身处那个时代。”有一天，一位来自武科瓦尔市的克罗地亚人和我一起喝咖啡时这么说。他本名普雷德拉格·马蒂奇，真诚而温和，当时正用着美国化的名字弗雷德。他在分裂他故乡的那场战争中为克罗地亚而战，后来被押送至斯塔切沃，趴在牛棚的地上，四周围绕着其他克罗地亚的俘虏，直到亚历山大·耶夫蒂奇假装他是塞尔维亚人。弗雷德与耶夫蒂奇在同一街区长大，他们直接用名字称呼对方。即便如此，弗雷德还是对耶夫蒂奇的做法感到震惊，尤其是因为他明白耶夫蒂奇的计谋随时可能被拆穿，而且其后果是不可饶恕的。弗雷德告诉我：“没有塞尔维亚人名叫安特，他们也不会叫乌雷或者斯蒂佩。因此，说不定何时，军官可能会问‘好，你叫什么名字？’你回答说你叫‘安特·萨格罗’。那时候亚历山大·耶夫蒂奇身上会发生什么呢？”

弗雷德记得当他被关押在斯塔切沃的牛棚时，曾被问到他杀了多少塞尔维亚儿童，以及挖过多少塞尔维亚人的眼睛，当他表示自己没做过这些事时，就遭到殴打。守卫的士兵不叫他克罗地亚人，而是叫他“乌斯塔沙”，这是对“二战”期间杀死或迫害成千上万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纳粹分子的称呼。弗雷德记得有些俘虏被拖出去问话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他说一位他认为是他老友的塞尔维亚士兵来到他身旁，蹲下，摘下手套，给了他一巴掌。当弗雷德叙述这件事时，脸颊微微发红，就好像是正在重新经历故友的突然冷落。然而总的来说，他叙述的口吻冷静平和，带有宿命论的色彩——这毕竟是战争——直到他的话题转移到亚历山大·耶夫蒂奇身上，声音中开始流露出一丝怀疑，仿佛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所目睹的事情真实发生了。

一天，我在武科瓦尔市附近的一个火车站等耶夫蒂奇时，心里这么想象着他的样子。我告知他我乘坐的火车准点到达了，但是出站后没人在等我。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宝马X5发着尖锐的响声在站前停下，司机按了按喇叭，拉下了车窗。“对不起，”坐在方向盘前的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说道，他冲我微笑，露出了一口黄牙，“我跟警察发生了点小问题。”我预想中的这位清醒冷静的智者穿着白色的锐步T恤和深棕色的短裤，戴着墨镜。他的脖子和下巴长满了深色的胡茬，头发剃掉了，宽大的脸盘上星星点点地长了不少痣。他的体格和体重都与一个壮实的保镖相当，他光洁的新车上有张罚单。我坐进车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在来火车站的路上超速了。

我们坐车往武科瓦尔市驶去，不怎么担心会再次被警察拦下。后来我了解到，亚历山大·耶夫蒂奇喜欢开快车。他还喜欢晚睡，与朋友出去玩，还有看体育比赛。后来我去了他的公寓，看到他坐在客厅里一台巨大的平板电视前。我想象中堆满墙面的书籍根本无处可寻。耶夫蒂奇的昵称是“亚科”，是亚历山大的小名，他不太有读书的耐心，没有大学学历，甚至连高中都没念完。 他的父母在一家制鞋厂工作。在开车前往武科瓦尔市的路上，我们聊到了网球，他11岁的儿子奥格年非常擅长这项运动，他的水平在克罗地亚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里数一数二。亚科说：“我儿子喜欢（拉菲尔·）纳达尔。”他说的正是西班牙的网球巨星，刚刚赢得了法网公开赛冠军，正和罗杰·费德勒争夺世界第一的宝座。我问亚科他自己过去是否也十分擅长打网球。“没，没，没！”他拍着他的大肚皮放声大笑，表示他对网球的兴趣仅限于观赏。他说在酷暑天里扣球不是他的兴趣。他不过是喜欢看他儿子练球，还有在开空调的客厅里舒舒服服地看纳达尔对战费德勒罢了。

亚科很随和，很放松，看起来有些慵懒。我们到达武科瓦尔市以后，进了我下榻的酒店一楼的一间小房间里谈话，然后他说：“我很懒。”他这是在回答我问他的做什么工作挣钱的问题。显然，他把他在塞尔维亚小城诺维萨德买的一栋楼拆分成几套公寓，然后按套出租出去。“我什么工作都不干，就每月月初收房租。”亚科边回答，边搅动着玻璃杯里他自己倒在可乐里的冰块。他狡黠地一笑，一口气饮尽了可乐。

武科瓦尔市

这个让弗雷德·马蒂奇等在斯塔切沃的俘虏震惊的坚持原则的男子，在包容了许多外来人却鲜有人知道这一点的国家快乐地长大。亚科生于1966年，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总统领导的南斯拉夫长大。这位总统领导了一种相对开放的共产主义，但是尽管如此，他独掌了政治权力，而且果断地把一些少有的大胆直言的批评者扔进了监狱。亚科的父母不在其列。他告诉我：“我父母都是共产党人。我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生活得很好。也许共产主义体制有些问题，但是我小时候理解不了。”亚科说他在武科瓦尔市的成长经历如田园诗里的一样美好，特别是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铁托总统领导的南斯拉夫的官方标语是“手足情深，团结统一”，随着后来杀戮的爆发，这句标语似乎成了政权掩盖和镇压平静表面下即将沸腾的民族矛盾的空头口号。对亚科而言，这句标语真实反映了现实。因为那时没人会费心去问别人属于哪个民族。他父母工作的那个鞋厂是武科瓦尔市规模最大的工厂，雇的员工多达两万人，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多元性——匈牙利人、马其顿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亚科坚称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每个人都很容易融入集体。

这种和谐在1991年的春天结束了，因为弗拉尼奥·图季曼当选了克罗地亚新任总统，开始领导民族主义的政府，许多塞尔维亚人都对此感到沮丧。塞尔维亚人占克罗地亚共和国人口的12%，他们警觉地目睹着克罗地亚邻居开始在阳台上挂起了国旗，国旗中间有一个红白格纹的盾牌，是克罗地亚的国徽。这是乌斯塔沙在“二战”期间所使用的盾徽标志，当时克罗地亚是一个独立国家，与纳粹德国结盟，迫害和残杀了大量塞尔维亚人。住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阳台上几乎不挂这种国旗，这毫不奇怪。前共产党员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选了塞尔维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后，鼓励并帮助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武装起来。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所居住的地区还有别的计划，他企图在自己当权的时期兼并出一个“更大的塞尔维亚”（Greater Serbia）。这位塞尔维亚独裁者废除了科索沃和黑山这两个南斯拉夫的共和国的自治权以后，抓住时机向克拉伊纳和斯拉沃尼亚东部等地的塞尔维亚人输送武器，前者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克罗地亚境内成立的一个独立州，后者是民族矛盾滋生并最终爆发的地方。5月1日劳动节那天，克罗地亚警察闯入了一座名为博罗沃的塞尔维亚村庄，插上了一些印有那个盾徽的旗子。枪声打响了，两名克罗地亚人被俘。第二天，一队克罗地亚官员前去营救他们，他们的车开进了埋伏圈，最终导致12名克罗地亚人和5名塞尔维亚人死亡。

战火中的武科瓦尔

博罗沃村就在武科瓦尔市的北边，因此这一事件亚科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战争是从博罗沃村开始的。”从那时起，他很清楚“情况会变糟”。但是他不知道最终会变得多糟。“我仍以为局势会缓和下来，”他说道，“如果我那时认为它会演变为战争，我会逃走的，但是我当时认为不会，所以留下没走。”亚科在塞尔维亚有亲戚，他们催他离开克罗地亚。等他决定要离开时，已经为时过晚—对武科瓦尔市的轰炸已经开始，所有路都被堵住了。由于没有安全的出路，亚科只能不情愿地接受看似次优的选择：与他的女友温迪躲在一个公寓里等暴力袭击逐渐结束。

之后从1991年6月至9月的四个月里，亚科的关注点缩小为一个目标：活下去。他告诉我：“每天有三千枚手榴弹在武科瓦尔市爆炸。每个人都在躲。”他和温迪都足不出户。为了防止被狙击手射杀，他们睡在同住的公寓的地上，可以看到墙壁因为火炮和迫击炮的不断发射而摇动不停。武科瓦尔市里没一个人是安全的，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处境尤其危险，因为他们已经被敌人的防线包围了，武科瓦尔市里充满着与米洛舍维奇的军力拼死奋战的克罗地亚民兵。一旦一位处于适合参战年龄的塞尔维亚人正躲在他们之中的消息传出去，会有什么后果？亚科希望他不会知道这个后果。他告诉我：“大体上，我什么都不怕。但是如果一个人最好的朋友被塞尔维亚人的手榴弹给炸死了，然后他发现了一个塞尔维亚人”——他拿他的右手食指抵住太阳穴，然后用大拇指假装扣动扳机——“我就遇上大麻烦了。”

亚科在1991年清楚地认识到，“手足情深，团结统一”的精神已经被因为属于敌对的民族集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现实取代了。热衷于联系历史先例的观察者们似乎一直乐此不疲地寻找线索，他们发现，事实上，对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很多人来说，这一现实并不新鲜，原来亚科早在他的童年时期就体会到了。

“你知道亚塞诺瓦茨是什么吗？”亚科在我下榻的酒店的房间里与我谈话时这么问我。

“不知道，告诉我吧。”我回答。

“亚塞诺瓦茨是‘二战’时期的一个集中营，是一个乌斯塔沙的大型集中营。”他说，“我母亲小时候就在里边。”

“她幸存了下来。”他说，但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亚科的外公、外婆——却没有。“她的父母死在了集中营里。”亚科继续说，“我母亲是她姨妈带大的。‘二战’结束两年后，也就是1947年，我母亲作为一个战时孤儿来到了博罗沃。她在那里上学，然后遇到了我父亲，与他结了婚。”

亚科说着的时候，我想起来实际上我听说过亚塞诺瓦茨，更确切地说是读到过它，那本书叫《血缘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是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靠近萨瓦河，是“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纳粹分子的臭名昭著、极端残酷的大型集中营，它存在的时间是1941年至1945年，即克罗地亚作为独立国家的短暂的那几年。听了亚科的故事后不久，我重新查阅了这本书，其中有一段是作者叶礼庭寻访那个集中营旧址，他辛苦地爬过杂草丛生、瓦砾遍地的一座山，来到了被洗劫一空的博物馆和集中营遗址前。克罗地亚高级教士与纳粹党卫军军官握手的照片和集中营俘虏的文件被撕得粉碎——叶礼庭推测，1992年克罗地亚军队急于抹去其人类历史上不光彩的一章，所以对这个集中营遗址进行了破坏。塞尔维亚人声称，“二战”期间，乌斯塔沙在这个集中营里杀害了70万人，而且把他们的尸体直接扔到河里。克罗地亚人公布的死亡人数远低于这个数字，只有4万。无论真实数据是多少，这场杀戮的规模——以及它播种的仇恨——是巨大的。正因为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这类地方的存在，一些观察者把破坏南斯拉夫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古老的民族仇恨：长期以来，每隔几代就会同室操戈，使国家难以逃脱血雨腥风的分崩离析。

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古老且看似命中注定，尽管该地区的各个民族在当权者的高压统治体系中成功地和谐共处了50年，但是像很多原始的理论一样，它包含着真相的核心。90年代的动荡期间，关于过去民族间互相冒犯的记忆被化为了巨大而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民族主义者抓住一切机会提醒人们他们的先辈所受过的苦难，用这种方法来煽动民族仇恨。在塞尔维亚政客的演讲里、塞尔维亚的新闻频道里、一大波图书里、小册子上和大量为促生战争的气氛而举行的请愿活动里不停强调的信息是，像亚科一样生活在克罗地亚等地的塞尔维亚人如果不团结起来携手抗争，就注定会重复他们的先辈所受的羞辱。他们难道不知道一旦乌斯塔沙让克罗地亚再次独立成国会发生什么？他们难道忘了亚塞诺瓦茨吗？从1389年拉扎尔王子在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被土耳其人打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遭遇和苦难的叙述难道不是言犹在耳吗？“只有团结才能拯救塞尔维亚人”这句口号呼应了塞尔维亚国旗上围绕十字架的4个古南斯拉夫字母“S”的象征意义，在听闻了博罗沃村等地惨状的人们之中激起了深深的共鸣，让他们立即回想起1941年或1389年，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可能经常给他们讲述自己在乌斯塔沙横行的恐怖时期的亲身经历。

既然亚科的家族成员也有被克罗地亚人迫害的历史，那为什么这些故事没有扣动他的心弦从而让他认为斯拉沃尼亚东部的克罗地亚人恶劣残酷？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听母亲讲述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的时候，的确认为克罗地亚人非常坏。但是他母亲讲这些故事时，一直强调另一件事，即大多数克罗地亚人是好人，所以憎恨他们是不对的。亚科承认起初他难以接受这一点。“我问我母亲：‘你的父母都是在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是克罗地亚人杀了他们，可你却告诉我克罗地亚人是好人？那怎么可能呢？’我妈妈说，那些杀人的人不是克罗地亚人。他们是畜生，不是人。只有畜生才会杀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穆斯林都不会杀人。只有畜生做得出那种事，畜生没有民族，畜生就是畜生。”

最后，他说，这些话深深印刻在了他的心里。

亚科之所以给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问他，他是否认为自己具有反叛精神。“我不反叛，”他回答道，“我的行为是出自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他说，特别是他敬爱的父母的教育。“他们教育我爱别人，教育我尊重别人和自己。我父亲过去每天都跟我说，只有我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我。这是他的座右铭。”

以上内容节选自埃亚勒·普雷斯《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违抗集体”这一章节，这一章节的主体就是上文所述的这个塞尔维亚平民的抗命故事，全章有三万多字，作者夹叙夹议，颇为精彩，不仅进行实地采访，还援引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理论资源进行分析，并插入了许多抗命故事和心理学案例，上文只节录了六千多字，无法呈现全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