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胡骑：两汉的外族骑兵

来源: 芝兰学社

一、 胡骑的来源

所谓“胡骑”，指的是北方游牧民族所组成的骑兵军队，使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作战，在先秦就已有之，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为一例，战国时代，游牧民族“楼烦”游牧于今山西西北部河套地区一带。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楼烦为赵武灵王所破，赵武灵王战胜楼烦国后并没有攻杀他们的人马，而是采用了“致其兵”的策略，把楼烦骑兵收容改编，继续为赵国所用，秦末天下大乱，楼烦骑兵散落各地，见于北方各诸侯国的军队之中。到了汉代建立，“楼烦骑兵”仍然活跃于楚汉战争的战场，如《史记•樊郦滕灌传》载：“击破柘公王武军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于假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史记•高祖功臣杨都敬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平定侯，受以骁骑都尉。”《史记•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等等。

西汉帝国早期就曾考虑使用归义胡骑，来抵御匈奴侵边。汉初，匈奴频繁骚扰边境，杀掠边民，不仅是汉人，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也深受匈奴之患。如楼烦，义渠等游牧民族受匈奴压迫，纷纷南下内迁。进入汉朝境内，面对这些前来依附的少数民族，名臣晁错建议将他们征募为军队。晁错建议授以甲兵，将其组建成一支胡骑，同时选派将帅统领。而在具体使用上，他又建议与轻车（车兵）、材官（步兵）等郡国兵配合使用。险阻用胡骑，平地用轻车材官，“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这些游牧民族被安置于边境，称为“保塞胡骑”，与当地郡国兵并行作战，保卫汉朝的边疆。

二、 汉武帝时代的“属国胡骑”

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进入高潮，胡骑的使用也比以往规模更大。无论，在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队，都有许多的“胡骑”参与作战，汉代的中央直辖军可以分为南军，北军，南军主要驻扎在长安城的未央宫区域，因未央宫位于长安城南，故而得名，北军主要驻扎长安的北部，武帝时期，南军北军合计兵力六万五千人。除极少数情况外，例如周亚夫曾统一指挥南北军，南北军在多数情况下各自独立，互不相属，甚至互相牵制。北军是守卫京师的常驻部队，由中尉统领，中尉就是后来的执金吾，地位很高，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就曾将当上执金吾作为自己的理想，北军因其营垒多在长安城北部而得名。兵员较多，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超过南军。平时负责京师长安及三辅地区的警卫，每月３次徼行宫外，与南军相为表里，战时往往部分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北军的士兵征调自京师附近的三辅地区的正卒，服役期为１年。这是西汉皇帝亲自掌握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武帝时，北军得到进一步扩充，除北军原有兵力外，增建屯骑（巡管骑兵）、步兵（巡管步兵）、越骑（巡管汉人精锐骑兵 一说是南方百越骑兵）、长水（巡管投降匈奴骑兵）、胡骑（同左）、射声（巡管弓弩手）、虎贲（巡管车兵）７部兵，每部１０００人左右，各以校尉统领，加上中垒校尉。合称“八校尉”，新增７部兵，除长水、胡骑多为降汉的匈奴兵外，其余多为汉人，仍以募自三辅地区居多，他们终身为伍，不轮番服役，具有世兵性质。在北军中，胡骑，长水两校尉均由归附的少数民族组成。胡骑校尉是皇帝的亲兵，负责保卫皇帝的安全，后来也有出征之事，掌兵七百余人。这 些胡骑兵的来源大部分是归降的匈奴人和义渠出身的胡 人。如曾跟随卫青出塞作战的公孙贺，公孙敖等人均出自义渠故地，很有可能为汉化的义渠人。长水校尉掌长水及宣曲胡骑。” 颜师古注曰：“长水，胡名也。宣 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兵员数与胡骑大致相当，值得一提的是“越骑校尉”，也有认为是由南方百越系民族所组成的骑兵。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但是否为越人所组成，史学界尚存在争议。

在边境地区，“保塞胡骑”仍然被广泛使用。同时，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属国”与“属国胡骑”，所谓“属国”，来源于秦代的“属邦”汉代属国制度的直接来源是继承了秦朝 的属邦制。王宗维先生认 为：“春秋战国时期，邦、国互用，而秦国则较多的称少数民族政权为邦，属 邦就是指归属于秦国的少数民族中较大的部落政权。”孙言城先生认为：“秦 有属邦，汉代避高祖刘邦讳，才把属邦改为属国，就和改相邦为相国一样。”“属邦”顾名思义，可以确定为依附于秦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从出土云梦睡虎秦简简文判断，“属邦”有自己的生产机构与军队，西汉改“邦”为“国”，称“属国”或“典属国”继承了秦国的属邦制，关于属国制度的设置，通常认为在汉武帝时代，但也有学者认为在文帝时代即已出现，如《汉书·贾谊列传》“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 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即出现“属国”一词，证明汉文帝时代可能就存在“属国”这样的行政机构或至少是设想。武帝时期，属国开始大规模设置。据《汉书》记载，武帝元狩二年匈奴 昆邪王杀修屠王，将其众四万人降汉，汉即“置五属国以处 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颜师古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号而隶汉朝，故曰属国”，可见是西汉政府保留内附各族或部 落原有的官职，名号和组织，保持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习俗，并由原来各族的王、长等继续管理本民族事物所设置的行政机构。但他 们要隶属于西汉政府，并且汉政府在属国设属国都尉，负责 保卫属国的安全。属国都尉是中央管理归属少数民族事务的 助手，用以协调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为安置少数民族降众所设立的属国有北地 属国、天水属国、上郡属国、西河属国以及五原属国。均位于今甘肃，陕西，山西各省北部等地区，属国兵力约为各2000人左右，人口各万余人，安置在五属国的少数民 族以匈奴族居多，这些匈奴人以来自河西的昆邪王降众为 主，其它地区的匈奴降人、俘虏也大批安置在属国。这些属国 周围土地空旷，并都有胡人组成的骑兵部队。这些属国骑兵 以族兵为主，他们以居住在诸属国境内的匈奴、羌、月氏、氐、 夷、鲜卑等各族人众组成，其大都英勇善战，武艺超群。据《汉 书》记载：“天子悼去病之卒，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 陵。”这些“属国胡骑”在汉匈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出击匈奴，取得大功，汉武帝下诏嘉奖“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诏书中所提到的“荤粥之士”，就是霍去病军中的匈奴、楼烦和义渠人。在战后的封赏名单里，“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这两个人属于之前投降汉朝的匈奴小王；在此之前的河西走廊之战中，追随霍去病封侯建功的将领名单里，其手下的校尉多因为战功被封为侯爵，而从姓名看，这几人都属于典型的匈奴人。卫青，霍去病去世后，李广利成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主要将领。这些“属国胡骑”也跟随李广利作战，武帝太初元年，武帝 派大将李广利征大宛，发天下编民恶少年十万左右，属国骑 六千，结果斩大宛王首，得善马三千，丧师十之八九。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率军远征匈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在这一战中，“属国胡骑”为汉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只可惜，随着李广利投降匈奴，其麾下的“属国胡骑”，很有可能也随之投降匈奴。除这些“属国胡骑”，西域乌孙，楼兰，月氏，东北乌桓等均有作为骑兵或仆从军在汉军中作战的记载，但留下的史料不多。

三、 两汉之际的“胡骑”与“突骑”

到了西汉末年，胡骑及其他少数民族骑兵仍然活跃于汉军之中，在西汉末混战中，属国胡骑也成为了各地军阀们交战或者自保的利器，我们可以在西北和东北（幽州）战场看到胡骑活跃的身影。例如卢芳，卢芳，字君期，安定郡三水县（今宁夏同心）人。王莽时期，假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来迷惑百姓。王莽末年，与三水的属国羌胡共同起兵，曾接受更始帝所授官职。公元25年（更始三年），更始帝刘玄被杀，三水的豪杰共同拥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割据一方。卢芳这种既无显赫出身也无大仁大德的小人物可以割据立国，正是因为他得到了匈奴的支持还有他麾下的“属国胡骑”如《资治通鉴·卷四十》载：“更始败，三水豪桀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以为：“汉氏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如呼韩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兄弟入匈奴，立芳为汉帝，以芳弟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但在汉军的打击下，卢芳最终无法抵挡，亡命匈奴，死于塞外。另一位割据河西地区的窦融，也是依靠“羌胡骑兵”得以立足河西，窦融出身外戚窦氏，曾在王莽手下为官，后投降更始帝，窦融认为“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因而贿赂大司马赵萌，请求更始帝将其派往河西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得以掌控“属国精兵万骑”，从而纵横河西，后窦融率部投降东汉光武帝，留下“窦融归汉”的美谈。

在两汉之际的战争中，由生活于东北的少数民族乌桓，鲜卑等东胡系民族加上当地汉人边民组成的“幽州突骑”异军突起，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早在西汉时期，乌桓，鲜卑等东胡系民族就曾加入汉军，成为边境地区的“屯骑”，在西汉末年的大战中，这些东胡系民族加入以河北为根据地的刘秀麾下，成为赫赫有名的“幽州突骑”，“幽州突骑”的主要组建者是吴汉（刘秀同乡 但王莽时浪迹于渔阳一带，以贩马为业）与耿弇（父亲曾担任上谷郡太守），他们在上谷，渔阳两郡“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投奔刘秀，成为刘秀麾下的精锐部队“幽州突骑”，在刘秀攻打河北王朗的战争中，《后汉书》载“时上使（吴）汉等将突骑，扬兵戏马，立骑驰环邯郸城，乃围之”威慑当地守军，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在刘秀与更始帝决裂后，依靠“幽州突骑”，刘秀招降更始帝大将马武，“吾得上谷，渔阳突骑，欲令将军将之 何如？”。在刘秀麾下的战役中，“幽州突骑

”在许多战役中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与河北的农民军铜马军作战中，“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这一断粮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在刘秀与王朗的战争中，《后汉书》曰：“（汉将）景丹从击王郎将倪宏等於南蛮，郎兵迎战，汉军退却，(《续汉书》曰：南蛮贼迎击上营，得上鼓车、辎重数乘。）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馀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刘秀）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耶！”遂从征河北。”吴汉本人也“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阵”幽州突骑直接冲击步兵，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战术（因为东汉初年尚未发明马镫，骑兵冲击步兵较为危险），足以震慑敌军，击垮敌军。在刘秀与西部群雄的战斗中，幽州突骑也表现出色，如在攻打陇西隗嚣的战争中，马武，耿弇初战不利，“（马）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隗嚣兵乃退”攻打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政权时，汉军与公孙军在成都城下决战，“（两军交战）自旦至日中，（公孙述军）饥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后，述兵败。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怅然还城。吏民穷急，即夜开门出降。”突骑阵斩公孙述，取得了扫平公孙述的辉煌战绩。不得不说，东汉扫平群雄，统一天下，幽州突骑居功甚伟。

东汉王朝建立后，出于政治与经济需要，改革军队，建武六年（公元30年），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同时废都试法”、“七年（公元31年），又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悉还民伍，而更 赋如故”、“二十三年（公元47年），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种种改革措施均为削弱，裁撤边防军队，无论其改革利弊与否，但边防军队的削弱，预示者更多的外族以各种身份加入汉军，充当汉朝守卫边境的力量。东汉王朝的“幽州突骑”走向全国，东汉王朝模仿“幽州突骑”，组建所谓“颍川突骑”，安抚南阳勋贵集团。在禁军方面，相比西汉中央禁军由郎卫、南军、北军、 城门兵、八校尉等编制所组成的结构，东汉中央禁军的编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其主要“由光禄勋领导的郎卫，卫尉统领的卫士，北军中候统领的北军五校 兵，执金吾统领的京师消防、警察部队和城门校尉统领的城门兵组成”，对于八校尉，东汉仅仅保留“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射声校尉、长水校尉”五校尉，撤销胡骑校尉，仅仅保留长水校尉番号，而将其兵源全部改为比较值得东汉王朝信任、 受控制较为严密、并曾在幽州突骑旗号下为东汉中兴立下赫赫战功的乌桓突骑（而非西汉时期主要为西北少数民族的“长水胡”），而屯骑校尉早在西汉就主要由善于骑兵作战的幽州汉人边民组成，东汉延续这一惯例，由幽州边民组成屯骑校尉，这样，屯骑校尉与长水（胡）校尉所部成为东汉所最为仰仗最为精锐的近卫部队，甚至充当皇帝卫队。如《后汉书 刘般传》载“十年，征般行执金吾事，从至南阳，还为朝侯。明年，兼屯骑校尉。每行幸郡国，般常将长水胡骑从。”这些胡骑也充当诸侯王的卫队，如《后汉书·中山简王焉》载“凡诸侯出境，必备左右，故夹谷之会，司马以从。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娖前行，皆北军胡骑，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眥。夫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重蕃职也。王其勿辞。”不仅如此，在东汉首都洛阳北方的战略要冲——黎阳，还驻扎着拥有幽州突 骑血统的第三支禁军突骑部队（或亦可按照其原本身为屯驻营兵，将其称为营兵 突骑），即黎阳营。。然而，进入东汉中期，随着承平日久，主要以父死子继的世兵制度的“突骑”在进入内地后，不可避免走向“费拉”，乃至彻底失去战斗力（与许多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腐化堕落如出一辙），如后代曹魏时期的大臣王朗王司徒，曾经上书批评东汉中后期北军五校战斗力逐渐 孱弱，称其士卒“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 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支少数民族骑兵——羌胡骑兵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四、 羌乱与羌胡骑兵

羌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分为数十乃至上百部落，互不统属。游牧于西北地区，秦汉时，羌人已经发展成众多大小不一的部落，有先零、烧当、卑湳、卑禾、婼、参狼、钟等。在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汉阳（天水）、金城（兰州）、安定、北地、陇西五郡羌族人口达259990户、1001802人，并逐步内迁，成为西北最具影响的少数民族。进入东汉，随着匈奴势力衰弱，羌乱反而成了东汉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与西汉不同，东汉以来，羌族的内迁人数之多‚达到空前水平‚持续时间之久‚几乎与王朝的历史相始终‚而且内迁的地区己不限于沿边郡县‚深入至安定、北地、上郡‚甚至三辅地区和河东一带。由于王莽时代的暴政，许多边境少数民族纷纷叛乱，许多边境军阀也招徕羌人，充当雇佣军，或者拉拢羌族部落，使得羌人进入凉州地区，例如陇西地区的军阀隗嚣“招怀其（羌）豪酋，遂得为用”“与（羌）共结盟，以发其众”河西的窦融（后投降汉朝，封安丰侯）“怀缉羌虏”“甚得羌胡腹心”。东汉建国后，羌人特别是羌人中实力较强的烧当羌（古羌人一部。以无弋爰剑的十八世孙烧当为名 无戈爱剑是战国初期的羌族领袖，曾教导羌人耕种，修房）。的小规模叛乱不断发生。东汉军队与他们一样，也招徕了不少“羌胡骑兵”《后汉书》中，经常出现“羌骑”，数量甚至以万计，非常惊人。甚至连窦宪反击匈奴，麾下都有“义从羌胡八千骑”，对于羌人雇佣兵的使用非常惊人。

随着羌人的大规模迁入，胡汉杂处，进入东汉中后期，随着吏治腐败，地方豪强并起（豪强崛起是东汉社会的一大重要特征），羌人受到的压迫更为严重，“时诸降羌分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在这样的情况下，羌人就像火药桶，大规模叛乱随时都可能引爆。东汉中期，西北凉州边境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羌乱”，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成为东汉衰落的重要原因。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因不满东汉兵役，羌人揭竿而起，第一次大规模羌乱爆发，东汉政府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收买刺客刺杀起义首领，才将羌乱镇压下去，从公元140年（永和五年）开始，诸羌再次叛乱大规模侵犯关中三辅地区，这就是著名的“永和羌乱”曾数次大败羌人的征西将军马贤战死，汉军损失上万，关中地区哀鸿遍野。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凉州几乎全部被羌人所占，长安城周边地带大量居民内迁，西北的大量边郡也陆续迁徙关东，关西之地眼看即将沦陷。不得已，东汉朝廷只得大量征用凉州本地人士，镇压叛乱，这也标志者西州集团开始走向前台。

众所周知，凉州陇西地区胡汉杂处，民风彪悍，许多当地豪强“好豪侠”“精骑射”，可以说是“武德充沛”，北朝隋唐的关陇集团也是发源于此。在不断的羌乱中，为了镇压羌乱，朝廷不得不启用熟悉当地情况的当地豪强，凉州陇西当地的豪强势力也在叛乱中不断发展壮大，形成集团，我们按照学者薛小林先生的定义，将其称为“西州集团”，后来发展为三国时代的西凉军，西州集团的早期代表人物为所谓“凉州三明”，“凉州三明”是指东汉末期同属古凉州人的三位杰出的军事将领：皇甫规、张奂与段颎（jiǒng）。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因为三人的表字都有个“明”字，都是凉州人，又都在治羌中立功扬名，故而在当时被称为“凉州三明”。 三人起家凉州，被朝廷任命为将帅，在平羌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身居高位，如延熹二年（159年）至建宁二年（169年）间，段颎担任护羌校尉，戍边征战十余年，与羌人作战先后达一百八十次，斩杀近四万人，最终平定西羌、击灭东羌。凭借功勋，受封新丰县侯。建宁三年（170年），入朝为官，历任侍中、执金吾、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职。皇甫规历任中郎将、度辽将军等职，官至护羌校尉，在凉州三明的指挥下，此次叛乱终于逐渐被镇压下去。例如，《后汉书》卷六五《段熲传》载：“永寿二年‚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司徒尹讼荐熲，乃拜为中郎将。击窦、举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载：“公车特征规‚拜太山太守。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贼悉平”。《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等胁同种复抄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在“三明”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大量羌人或投降，或被俘，或加入汉军，使得汉军特别是西凉军团的羌胡骑兵比例进一步上升，造成恶性循环（见下）不过三人并非铁板一块，其关系和做法有明显区别，三人中的皇甫规、张奂主张以安抚为主，而段颎采取种族屠杀和灭绝政策。在政治上，皇甫规、张奂对宦官嗤之以鼻，段颎依附宦官。因此，段颎为一派，皇甫规、张奂为一派，互相争斗甚至互相拆台。对于羌人，段颎曾扬言“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埶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汉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大搞“三光政策”，使得汉羌矛盾越来越尖锐。其本人也没有好下场，光和二年（179年），受累于权宦王甫案，坐罪下狱，饮鸩而死。由于凉州三明都忠心于朝廷，又彼此有矛盾。且在叛乱后不久就被调回朝廷，故而虽然在叛乱中获得了巨大的威望和实力，但并没有酿成什么不良后果，然而，此时，凉州集团的壮大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一旦为野心家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在凉州三明相继去世后不久，184年，著名的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无暇西顾，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凉州豪强开始蠢蠢欲动，184年，北地先零羌等外部反叛，遂立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冷征，185年3月，凉州豪强边章、韩遂等以诛宦官为名，联合羌胡，率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并火并北宫伯玉等部。灵帝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及中郎将董卓征之，不克，而边章、韩遂等大盛，骚动天下。这次叛乱与以往不同，其不是单纯的羌人叛乱，而由当地豪强领导的汉羌联合大叛乱，其影响极其恶劣。当地豪族与羌胡的联合，究其原因则是由于羌胡长期跟随凉州武将及汉族士兵在一起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双方的隔阂和对立，得以联合起事，并具有一定政治经验和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护羌校尉手下，就不少羌胡从骑，（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日‘义从胡”’。）不久，中平四年（187年）四月当时凉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导致汉阳人王国 ，以及氐、羌等民族造反。不久，耿鄙被部下李相如杀死，耿鄙部将西凉马腾（马超的爸爸）则联合韩遂等人，与汉阳人王国合兵，自号“合众将军”，共同推举王国为主帅，率领其部众，寇掠三辅。汉王朝称其为三辅作乱。不久，两人废王国，自任首领，屡次击败汉军，朝廷对此无可奈何。

五、 东汉末年的外族骑兵

继“三明”之后，凉州（西州）集团的另一代言人是臭名昭著的董卓。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出身底层官吏，在凉州生长。属于西州集团的一员。史书记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董）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武艺高强，为人豪爽，立有军功，得到段颎的推举，后来又先后在张奂，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手下担任部将或副将。在镇压羌乱中虽无大功，但也没有犯错，累积了不少声名和实力，也拥有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然而，由于在平叛过程中与皇甫嵩不和，皇甫嵩上书朝廷请求剥夺其兵权，朝廷决定调离董卓，“玺书拜（董）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与出身凉州上层，接受了系统儒家教育的凉州三明不同，董卓由于出身下层官吏，与羌胡杂处，崇尚武勇，难以融入士大夫圈子，故而其本人行为乖张暴力，对朝廷和皇权的忠诚度极其有限。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十分激烈，出身外戚的大将军何进决议剿灭宦官，愚蠢地引外兵进京，招四方豪杰进京，不久事泄被杀，这个愚蠢的决定使得董卓得以发迹，董卓悍然带兵进京，“时（何）进弟车骑将军苗为进众所杀，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董卓又引诱吕布杀害执金吾丁原，吞并了吕布等并州人的军队，袁绍，曹操等不愿与董卓为伍，逃亡外地，其部众很有可能也被董卓吞并，如此董卓掌握了洛阳的所有军权。董卓悍然废帝，立献帝刘协为帝，卓为人残暴，手下又多是“羌胡士卒”。“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对洛阳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不久，董卓又迁都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其暴行令人发指，董卓之乱，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而董卓麾下久经战阵的凉州集团及羌胡骑兵强大的战斗力，面对承平日久的内地郡国军队，几乎是碾压性的，“关外诸侯，布视之，如草芥耳”凉州集团的强大战斗力又使得讨董大军，无功而返。讨董大军的四分五裂，互相攻打，使得东汉朝廷基本名存实亡。不久，在王允的离间计下，董卓被吕布杀死，部将李傕，郭汜在贾诩（贾诩也出自凉州，贾太尉实属带恶人）的劝说下引西凉兵攻打长安，王允被杀，吕布逃走，李郭把持朝政，不久又互相残杀。在此不做冗述。值得一提的是，董卓派人与韩遂，马腾等曾做过某种程度的联合，标志着凉州集团在董卓的领导下有合流的趋势。由于两者同属凉州，有共同语言，因此联合非常顺利，《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初，卓之入关，要韩遂、马腾共谋山东。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但两人尚未到达。董卓被杀，李傕，郭汜入长安，不久自相残杀。两人一开始也采取联合韩遂，马腾等人的行动，不久又因琐事攻击韩遂，马腾，，“腾、遂败走，还凉州。”，之后，凉州集团在不停的互相猜忌，自我残杀中走向衰落，最终于建安晚期被曹操尽数消灭，马腾，韩遂被杀，马腾之子马超率残部先后投奔张鲁，刘备。马超麾下的军队，继承许多西凉羌胡骑兵，骁勇善战，善于使用骑兵冲击与骑射战术，给与曹操，刘备以深刻印象。《魏书》载“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在马超与曹军作战时，马超经常率领麾下骑兵冲击，追击曹军，“（曹）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超将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三国志·许诸传》）给曹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而另一支在各种层面上继承了东汉“幽州突骑”的则是汉末军阀公孙瓒的部队。公孙瓒是汉末群雄之一，出身于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曾常年在幽州地区（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作战，因而麾下拥有大量精锐骑兵，本人也谙熟骑兵战术。公孙瓒麾下的精锐骑兵，有“幽州突骑”与“白马义从”，前者顾名思义，是冲击型骑兵。如前文所述，“幽州突骑”早在东汉初年就是刘秀麾下的精锐部队，刘秀赞扬幽州突骑“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后汉书·景丹传》），汉末名士蔡邕也说“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仰仗”。“幽州突骑”在公孙瓒麾下表现出色，《三国志》记载，公孙瓒曾率数十名“幽州突骑”与数百鲜卑骑兵对峙，“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显示出了”幽州突骑”强大的战斗力。另一支精锐骑兵则是白马义从，由公孙瓒精心挑选而出，是以骑射为主要战术，也担负一定冲击任务的精锐轻骑兵部队，《后汉书·公孙瓒列传》记载“瓒好白马，屡乘以破虏，虏呼为“白马将军”。故选精锐三千，尽乘白马，号“白马义从”，以实禁卫也”，在192年公孙瓒与袁绍的界桥之战中，“瓒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袁绍令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鞋带大盾，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他统领步兵数万在后。此战“白马义从”本可以发挥更好表现，但是由于公孙瓒指挥失误，“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以骑兵盲目冲击麹义所部，麹义的士兵则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白马义从射去。“临阵斩甲首千余级”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瓒军大败”，尽管此战公孙瓒主力并未受损，但是显赫一时的“白马义从”却全军覆没，再也没有恢复，七年之后，公孙瓒势力终于被袁绍消灭，本人落得个引火自焚的下场，可悲可叹。

公孙瓒灭亡后，其麾下的乌桓，鲜卑等“胡骑”据推测应当是被袁绍收编，如著名的陈琳讨曹操檄文中特意提到了“胡骑”“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袁绍本人也曾表示“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但可惜的是，袁绍本人似乎并不擅长骑兵作战，致使这些外族骑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袁绍尽管有大量骑兵，但是战绩乏善可陈，在官渡之战中，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攻打曹操，数量达万人的袁军骑兵却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甚至沦为曹操的“经验包”，如在白马之战中，袁军将领文丑，刘备率五六千骑追击曹操，曹操则只有不到六百骑兵，但是曹军采用诱敌之计，故意抛下辎重财物，乘袁军骑兵劫掠财物之时，突然上马发起冲击，袁军大乱，文丑战死，刘备逃走。同样在官渡之战中，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抄绝其南，则兵则自败矣”，袁绍也没有听从，只派出刘备迂回袭击许昌，刘备被曹军击败后很快逃走，往南投奔刘表。官渡之战，最后以袁绍的失败而告终。值得一提的是，刘备的麾下，可能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骑兵，“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田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这些外族骑兵，是否一路跟着刘备辗转徐州，荆州，益州，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