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学习英语二三事

作者:邹振环

中国历史上自觉愿意学习西方语言的皇帝似乎并不多， 1688年康熙皇帝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找到俄语人才，只能任用懂得拉丁语的耶稣会士———法人张诚和葡人徐日升充当翻译。康熙深感培养双语人才的重要性，曾经推动过俄语人才和拉丁文人才的培养工作。清代第二位热情学习过外语的皇帝是光绪。

一、光绪皇帝学英语的时间

光绪皇帝筹划学习英语的确切时间应该在哪一年，学界说法不一。《万国公报》光绪十八年正月(1892年2月)曾刊有李提摩太所撰《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据美国《纽约时报》1892年2月4日的报道，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时间似乎在1891年12月底，该报道称:“中国上海， (1891年)12月28日讯:今年20岁的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应为同文馆，译者误译—引者)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这里的人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对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据此似可判断，光绪学习英语的时间，不会晚于1891年底。目前所知最早关于光绪筹划学习英语的时间见之《翁同日记》。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廿五日(11月26日)翁同记述:“闻欲通泰西字义，此何意也”。即光绪向他表示想学习外语，对李鸿章“推许西士竟同圣贤”的翁同表示很难理解。十一月初一(12月1)又记:“上在勤政[殿]，命奕带同文馆教习进见讲洋文。”而且后来光绪对于学习英语一事非常用心，十一月初五(12月5日)翁同写道:“上于西文极用意也。”十一月初七记有:“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尽管翁同并不反对光绪读西书，但光绪如此热衷学习英语，让翁同感到不可理解并非常伤感。因此，有认为翁同曾经专门让奕代同文馆教习洋人为光绪进讲英文，令出国使臣张德彝进讲西文和西国近事。显然不确。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判定，光绪皇帝开始筹划学习英语的时间可以基本确定在1891年11月26日前不久，正式学习是从12月1日开始的。

光绪皇帝为什么会在自己20岁那年筹划学习英语呢？这位在内争外患中成长起来的小皇帝，时时感受到“时事多变”，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风云变幻的国势危机，深深促动着光绪的心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京师被迫成立了学习洋文的同文馆外，租界英语热的报道都给这位年轻的皇帝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英语在通商口岸已经成为获取高额报酬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尽管有来自各种反对势力阻止他学习英语的声音，但1884至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等等，都给予他强烈的刺激，显然他希望通过学习英语来表明自己一种冲破保守势力的态度和信念。

二、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

谁充当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呢?据留美归来的著名学者颜永京的外孙女曹舒丽安《我的外祖父颜永京牧师》一文中称:光绪十七年(1891)，清廷曾经酝酿征召颜永京充任皇帝英文师傅，上海道方面传出这一信息后，被颜永京婉言谢却，据说他只是淡淡地对传送口风的人说:“不敢当”，就立刻把话题支开去了。他对家人说:“每天教书，要我向学生跪拜磕头，我如何能做得到呢?”不过后来他因病卧床时，从报纸上获悉光绪皇帝颇有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番的决心，却也不无惋惜地对家人说“假如光绪早下决心变法维新，我也许会去北京。可108是，当时瓜分势蹙，我怎么能给一个亡国的君主做老师!”

《翁同日记》光绪十七年十一初一(1891年12月1日)所记的由奕带给光绪的“同文馆教习进见讲洋文”者，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为光绪送来的张德彝与沈铎。张德彝(1847—1919)，原名德明，号在初，汉军镶黄旗人，是京师同文馆初创时最早入学的10名学生之一。他1862年6月11日入学，1865年经总理衙门大考，被奏保为八品官。1866年19岁的张德彝被选派出洋游历，是最初被选择随赫德赴欧洲游历的三位同文馆学生之一。此行访问欧洲九国，历时九个月而归，是近代中国派员出外考察的创举。同治六年底，原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中国率团前往各国办理交涉，携带同文馆学生六人同行见习，张德彝再度获选。同治九年他三度出国，与庆常等人随崇厚为天津教案赴法道歉。虽然三次遣使活动中，张德彝并非在正式场合担任翻译，但历练了外语能力，增广了外交知识。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张德彝被正式选派为翻译官，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张德彝先后担任崇厚使俄的翻译官、洪钧使德参赞、罗丰禄使英参赞、那桐专使日本参赞等。1890年回国后他出任总署英文正翻译官。1901至1906年间充出使英国大臣，兼充出使意大利、比利时大臣等。

张德彝一生著译不少，同治十年(1871)逗留巴黎期间，取常用中文七千字按序编号而成《电信新法》一书，为总理衙门采用作拍发中文电报之用。光绪初年与同文馆同学合作译出吴尔玺的《公法便览》。同治五年初次完成《航海述奇》，最后使英归来完成《八述奇》，估计全部在两百万字左右，这是百年来外交官中仅见的记载，其中除了七述奇稿佚外，其他七种已在光绪中刊印。○16也许当年是为了给光绪皇帝英语教学的需要，他曾编写有一部英文文法《英文话规》， 1895年完稿，这是近代由中国人编写的最早英文文法书之一。该书1909年由京华印书局出版，将英文分为九类，并依次分为九章详细进行分析。一指字(今译冠词)、二实字(今译名词)、三指实字(今译形容词)、四替实字(今译代名词)、五动字(今译动词)、六指动字(今译副词)、七接连词(今译前置词)、八承转字(今译连接词)、九发语字(今译感叹词)，书末还列有英文的十二种标点符号。张德彝在自序称:“尝思天下百工不以规矩工不能成。是循规蹈矩，其成工必精也。”英文自然也有其“成规”，“措置稍乖，义必相反”，因此在乙未年(1895)完成此书，“庶不负余之在馆(同文馆)三十有四年也。”

因为这项工作实在非常累人，张德彝和沈铎两人被获准分担教学任务，每隔一日轮流给皇帝上课。为了显示作为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的尊严，光绪允许他们在其面前坐着上课，而其他皇族和大臣还只能跪着。由于半小时的英语课程是在清晨四点钟左右开始，老师们必须在半夜刚过就起身入宫。有时候在上课前要等候好几个小时。他们两人不同的教学方法却给自己添加了麻烦。有一天其中一位教师就向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抱怨，另一位教师故意使他难堪，在皇帝面前纠正了他对一个词的发音。丁韪良因此不得不特别警告这两位皇帝的英语老师:“如果医生们对于治病的看法莫衷一是的话，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何况他们的学生还是皇上。”光绪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课都很准时，很少会缺一次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颖悟。但他的口语却糟糕透顶。丁韪良认为原因是皇帝作为外语学习者与教授者之间的身份较难把握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试想如果学生犯了错误，老师从不敢纠正，又哪能学得好呢?所有的对话练习都是预先写下来交我审定，然后再给皇上，让他再抄一遍。除了汉文之外，满清皇帝还得学满文和蒙文，因此，大臣对于皇帝学外语并不吃惊，只是觉得以皇帝之尊，去学习“夷”的鸟语，总觉得有失尊严。光绪皇帝首先在宫中学习英文，实在对传统是一种震撼。宫里也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王爷和大臣们一窝蜂地到处寻觅英文教科书与教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1894年12月6日)慈禧太后传令将“满功课及洋字均撤”，英文教师及语课程的学习大约是在1894年底因为西太后的干涉而停止。不过光绪后来可能也另外非正式的请过英文教师，因为据载戊戌变法前康109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曾在上书房教光绪皇帝英文。光绪的英语教师最后被禁止，可能是在戊戌政变后，恐怕并非因为他学习英语，更大的可能是慈禧太后害怕他通过英语教师过多的与外界联系。因此，对于光绪继续自己的英语学习，慈禧太后实在是眼开眼闭的，所以，这股在朝廷中掀起的英语热在戊戌政变之后似乎并没有降温。

光绪皇帝曾经计划在新年根据一篇英文稿用英语致辞，以显示自己学习英语的成效，无奈各国的公使不给面子，谢绝前去聆听，这可能使皇上感到很丢脸，但这位好学的君主学习英语的热情并未因此而低落。1903年清朝驻法大使裕庚回到北京，他的女儿德龄进入清宫为慈禧太后随侍做伴。后来她在1911年完成出版的《清宫两年记—清宫中的生活写照》一书中详细地谈到了光绪皇帝对英语的兴趣和学习英语的热情。1903年前后，光绪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德龄写道:“我每天早晨碰见光绪皇帝。他常常趁我空的时候，问我些英文字。我很惊奇他知道的字这样多。我觉得他非常有趣，两眼奕奕有神。他单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他会大笑，会开玩笑。但一见到太后，就变得严肃、忧郁。有时候甚至觉得他有些呆气。有许多在上朝时见过他的人，曾告诉我他是个迟钝的、话都不太会讲的人，我却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每天看到他。我在宫里这些时间，已经很能够了解他了，他，在中国实在是一个聪明又有见识的人，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人才，有极丰富的脑力，可惜没有机会让他发挥他的才能……他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无论何种乐器，一学就会。他极喜欢钢琴，常常叫我教他……我们常常谈到西方文明，我很惊异他的对于每一事物懂得那样透彻”。“夏天我比较空闲，每天能有一个钟点的时间替皇帝补习英文。他很聪明，记忆力又惊人的强，所以进步很快，然而他的发音却不很正确。不久他就能够阅读一般学校英文读本中的短篇故事了，而且能够默写得很好。他的英文字写得非常美丽，对于古字、美术字等尤为擅长。太后见皇帝这样学习，也很喜欢，说她也想学，想来不久也得学会，但是只上了二课，她便没有耐心再读下去了，以后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1905年德龄离开清宫陪父亲去上海就医，与皇帝皇后话别时，“皇帝只摇着头用英语祝我们幸福。”

三、光绪皇帝在宫廷中学习英语使用过的辞典和教材

学习英语总是需要辞典、教科书或参考读本，光绪使用过的英语读本有哪些呢?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 1888年来华，当时在北京任汇文书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文科和神学教习，他在《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称光绪皇帝在选拔英语教师时，他“正和其中一名教师的孙子互教中英文，故对他学业上的进步很了解。他匆匆忙忙地急于开始学习，等不及向英国或美国订书了，所以官员们访问了各个学校和宗教团体，以寻找适合学者使用的初级课本。他们来拜访我们时，我们彻底搜寻了一遍，最后马科思·L·塔夫塔博士发现了一本漂亮的绘图初级课本，是他为他小女儿弗兰西丝带到中国来的，就给光绪送去了。”

叶晓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光绪皇帝三十三年(1907)和三十四年(1908)内务府的“呈进书籍档”，其中有内务府按照光绪皇帝所要的购书单，大多是属于历史、地理和宪政方面的图书。其中不少都出自商务印书馆，显然与当时该馆的精神领袖，也曾经是戊戌维新运动重要的活动家张元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感兴趣的是以下几种英语读物。

1、《华英音韵字典集成》

该书为德人罗布存德著、企英译书馆增订的《(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书名为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Pronouncing Dictionary，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版， 1906年6版，收词10万，厚达2000页。该辞典是在罗布存德《英华辞典》的基础上增订的。罗布存德，又称罗存德(WihelmLobscheid， 1822—1893)， 1848年至香港传教，1853年成为香港的中国福音传道会(Chinese110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主要负责人。在港期间他编写过一些宗教杂志和教科书外，著有《英语文法小引》、《英华行箧便览》及汉语语法、粤方言词汇方面的手册。他在《英华辞典》编纂过程中不仅对先前字典中的汉译进行了筛选，还添加了各个学科分支的专门术语名词。该辞典在晚清有很大的影响，曾流传到日本，经日本思想家井上哲次郎校订，复印出版，被辜鸿铭认为“大有助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文化复兴”，而商务印书馆在增订罗存德的原书时也是“不吝惜人力物力，使其成为前所未有的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最赅备最可信赖的英汉辞典”。

2、《英华大辞典》

颜惠庆在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与王佐廷一起合作订正了邝其照○31编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该书初版在1899年11月，收词2万，英文书名为CommercialPress English andChineseDictionary。修订版增加到4万，共400页。1904年商务印书馆广告称:“邝君其照曾辑《华英字典》，颇便学界，顾世人尚欠缺略，兹特增益二万余字。全书计四万言。释义详明。注词娴雅。并以文字连缀成句，以便选用。附录减笔字解各种记号。有志西文者不可不手一编也。”所谓“邝君其照曾辑《华英字典》”，系指他在美国“幼童出洋肄业局”任职时间所编的《华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Dictionary)， 1882年11月24日邝其照完成了对增订版《字典集成》的再修订，并将该字典改名为《华英字典集成》，收字约2万条，1887年同时在上海(Wah Cheng， 316 HonanRoad， Kelly&Walsh)、伦敦(Trubner&Co. 57，and59， Ludgate Hill)、香港(Kelly&Walsh)、美国旧金山(San Francisco: Wing Fung， 746，Sacrament Street)出版。1902年该辞典还由香港循环日报社印行。由于社会上英语辞书的需要量不断增加，商务印书馆邀请颜惠庆主编一本简明合用的字典。于是，颜惠庆邀约了十几位香港皇仁书院、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如严鹤龄、徐善祥、周贻春、曹庆五、俞凤宾、谢昌熙、徐铣等作为助手。以英人纳韬而氏字典(Nuttall s Dictionary)为蓝本，参以美国危伯司德(今译韦伯斯特)大字典，每解一字，条分缕析，附录减笔字，华英地名录等。采录韦氏词典里近千幅插图，分别加以中文注释。

3、《华英进阶全集》

商务印书馆在推出《华英初阶》后大受欢迎，一版再版。于是谢洪赉按计划译注《华英进阶》。1899年初版， 1901年商务印书馆《华英进阶》二集跋中写道:“自中外交涉之事紧而英文日益重，迄今上至朝廷，下逮草野，无不视西学为要图，未可以一日废。故即时局观之，若有人不谙西学，譬诸聋瞽，其何能为?然泰西文字实以英文为最，大抵有浅入深，亦端赖有善本以备揣摩，学者始能获益。爰前辑《华英初阶》一书，又续刊《华英进阶》初集，均经淹博中西名士编译精详，藉以嘉惠后进。”形式一仍其旧，“英文原本，又加华字译文句语号，稍涉宏深，注解则务期明确，诚欲使华人子弟精习英文得以步步入胜，用备国家梁栋之材。”《华英进阶》的内容较之《初阶》更为丰富，全书共五集。笔者所见为二、四、五集;二集共90课，四集108课;五集108课。选录内容有《伊索寓言》、西哲名言、名人传记、生活常识、花鸟虫鱼和遗闻逸事等，还注意介绍文法、会话、尺牍和应用文体裁等，并根据中国人的具体情况对书中内容进行删改调整。

上述三书，在清末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读物中无疑属于精品，可以判断，在选书方面，曾经被光绪皇帝接见过的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人物，也是其时商务印书馆灵魂的张元济一定做了精心的安排。

四、光绪皇帝学英语的影响

皇帝学英语，在天朝上国的中华是一件罕见的新鲜事。1891年底京师同文馆为光绪送来了教授英语的老师后，曾引起了朝廷内外的不同反应。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认为皇帝没有“通泰西字义”的必要，“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但李鸿章等称颂皇上圣明，《万国公报》刊登“天聪明”的大幅头条。

由于受到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影响，在清末的皇亲国戚中曾经有过一个学习英语小小的热潮，当时学习外语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据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的记述， 1902年前后，慈禧太后本人似乎也“正在学英语”，1902年3月慈禧接见康格夫人前，后者已经听说过此事，“见面时我一直在验证她努力的成果。”也许康格夫人还与慈禧进行过英语的简单会话，可惜康格夫人没有具体谈到她是如何进行“验证”的事实。在美国公使馆招待皇亲宫眷的宴会上，大公主的祝词则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翻译将它译成英语，举止优雅、华丽服饰的嫔妃、格格们在道别时都已经“学会清楚地说出‘Good-bye’”。

皇亲国戚也办起了学校学习外语，如肃亲王在他的府中也为他的女眷办了一所学校，当时在北京汇文书院(The Methodist PekingUniversity)任文科和神学教习的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何德兰的太太为肃亲王福晋出诊时，就亲眼目睹了该学校的教学情况:学校占据着府第里的一个大院落，学校显然是专为教学设计的，南面完全开成窗户，糊上又白又薄的纸，使光线变得柔和、安详，把太阳刺眼的强光挡在了外面。地下铺着厚厚的席子，墙上挂着植物学、动物学的图片和其他图表。除了装备精良的教室里通常的家具之外，里面还有一个取暖的洋炉，装绣花和绘画材料的玻璃盒子，以及一架唱歌、跳舞、做健美操时用于伴奏的不错的美国风琴。这里的学生由肃亲王的侧福晋和女儿、肃亲王的儿媳，以及原本跟他住在一起而现在已经亡故的他的兄弟的妻妾和女儿组成。“她们每天学五门课，每星期学六天，星期天放假。每天先学算术，然后是日文、刺绣、音乐、健美操，再后来是中文、图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是用满文写成的，最难了。学生们一举一动的庄严、对她们教师的尊敬以及学习时的态度，看着都极为喜人。她们由此得到的自尊、学习能力以及自我约束能力比所学到的知识更有价值。”教师是一位不会说英语，汉语也很勉强的日本女性。“教算术时教师把例题写在黑板上，学生们在石板上演算，这之后一个个被叫起来解释，用的都是日语。课堂上正在朗诵时肃亲王走了近来，问我们是不是来做做健美操。他显然认为我对做操会比对算术更感兴趣。看着满族女士站在那里和着外国风琴演奏的活跃的进行曲扎扎实实地进行形体锻炼，真是有趣得很。

日本人是体育训练方面的大师，在我所参观过的学校当中，日本教师那种平静的端庄、潜在的力度和她们的亲切可爱使我很有好感。看到口令下达之后那种动作的准确与一致，我又是惊讶又是喜欢。这些学校一切都好，除掉一塌糊涂得令人苦恼的唱歌。中国人的嗓子生来清晰、甜美，有小调音色的倾向，若加以恰当的训练不无完美发育的空间，但日本教师却是带拖腔并用鼻音唱的，而学生们也就跟着她这么唱，显然以为西洋音乐就是这个样子。”肃亲王的五妹嫁给了并不过游牧生活的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她在北京参观了女子中学，并在离开北京时请来了一位日本女教师，回到蒙古后为那里的女孩子创办了一所学校，据查这位女教师就是1902年在上海务本女学堂担任日语教师的河原操之，因为教学效果很好， 1903年受蒙古喀喇沁王府之聘，在王府创办的女子初等教育机构—毓正学堂中继续担任日语和日文教师。○46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也有类似的记述，她称这位嫁给了蒙古王子的肃王府的格格，“为蒙古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创办了一所学校，她把其中的15个人带到北京来，作为对她们的一次实践教育，这位高贵的王妃不顾自己和一般百姓之间巨大的差别，把这些孩子带到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并给这些孩子打气、鼓劲。孩子们唱歌，她伴奏”。康格夫人说自己碰到当时许多名媛贵妇都曾对她说:“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学习英语，但我们的传统又不允许她们进学堂。我们能否通过您找一位老师在我们家里开一个班呢?能不能找一位美国传教士?”由于那些传教士都忙于传教，未能满足这些贵妇人的意愿。康格夫人称:“细心且准备充分的日本人接手了这份工作，给这些上层社会的中国人教授英语，介绍新兴的国外思想。但是，如果我们竭尽所能地完成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情况就会更好了。”

五、结语

中国历史上有学习与了解域外语言的传统，明朝和清朝都曾设立过“四夷馆”和“四译馆”，但对于域外语言的态度，朝野均秉承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即将域外语言视为蛮夷所用的“低俗语言”(low variety)，直至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很多著名的西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都没有认识到学习西方语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康熙时期虽然也曾设立过俄罗斯文馆，康熙本人也推动过拉丁语的学习，但均没有真正把外语视为可以和汉语和满语等量齐观的“高雅语言”(high variety)。而到了乾隆后期直至道光年间，学习外语被一律禁止，随着中外商贸的日益扩大，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语被列入用于正式和庄重场合的外交语言，甚至规定一旦中文与西文发生歧义时，竟要以西文为据。于是就形成了朝野对待西文，特别是英语的态度的急剧转变。

光绪作为一国之君，其英语学习实例，其实也是清末中国向西方学习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中，求学西方的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事例。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上行下效”。光绪皇帝个人学习英语的成效未必有多么大，但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的君主，在他的宫廷授读师傅还抱持着严夷夏之分的氛围下，能够放下架子，主动学习传统士大夫认为不屑学习的四裔之“鸟语”，成为努力学习西语的楷模，符合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他以其学习英语的热情，不仅带动了皇族群体中的外语学习热，而且改变了清朝以往不仅不允许外国人学习汉语，也不允许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规定，推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习外语和学习西学的热潮。